始于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终结了英国的战略收缩。新上台的军事独裁者克伦威尔手腕极硬，做到了“集中权力办大事”，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英国再度丧失崛起的机遇期。当英国人揉着惺忪睡眼放眼天下，惊讶地发现—四处揽事的西班牙雄风不再，一心求财的荷兰如日中天。
　　没错！正是那个荷兰—时隔40年，当初的吴下阿蒙，已到了必须刮目相看的地步—荷兰拥有1.6万余艘船只，占欧洲商船总吨位的3/4、世界运输船只的1/3;垄断了欧洲主要海上商路，武装商站更遍及亚非美三大洲。
　　只是，这个承蒙英国恩泽的新教兄弟，似乎不太懂得感恩，不仅垄断而排他，吃相还颇难看，甚至闯入英国海域捕鱼，然后将捕获物运到英国高价售卖！可以想见，有荷兰霸权在，英国就不会有出头之日。

统治吧！不列颠尼亚

　　在现实的重商主义者克伦威尔看来，既然左右是一场零和游戏，就应先下手为强。拜内战所赐，英国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陆军（新模范军），加上与西班牙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所磨砺出的强大海军，克伦威尔有向荷兰叫板的资本。
　　1651年，英国通过旨在加强殖民地与本土经济联系的《航海条例》，条款排他性极强，明显是针对搞转口物流中介贸易发家致富的荷兰。英国不仅拒绝了荷兰的异议，甚至还主动制造海上摩擦，挑起了第一次英荷战争。
　　英国蓄谋已久，以有备算无心;荷兰尽管海军素质优于英国，但精神与物质上都没做好战争准备，力量分散、行动迟滞，被封锁了本土的出海口，很快陷入被动，最后捏着鼻子认下《航海条例》，草草求和。
　　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于1665年，导火索是更严苛的新版《航海条例》。这一次，荷兰人做好了充分准备，而他们的对手不再是强悍好战的克伦威尔—克伦威尔病死后，留下满目疮痍，斯图亚特王朝顺势复辟，掌权的是志大才疏的查理国王和约克公爵。英国海军实力衰退，偏偏自我感覺良好，挑起了第二次英荷战争。
　　一开打，英国诸事不顺，又是鼠疫又是伦敦火灾，无力再战，主动求和。荷兰复仇心切，采取了极其大胆的斩首战术—荷兰舰队经泰晤士河口溯流而上，夜袭伦敦，将英海军基地一锅端，甚至俘获了英军旗舰。二次战争以荷兰胜利、英国乞和告终，但荷兰息事宁人，在缔结和约时作出了利益让步。
　　第三次英荷战争仍然发生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但英国扮演的角色只是给法国提供“助攻”的跟班配角。1672年，追求欧陆霸权的法国组织了针对荷兰的天主教包围圈，是为法荷战争。英国国王仇视新教，兼之法国利诱，于是背信攻击荷兰。
　　荷兰付出惨痛代价，虽击退了英法联军，终不免割地让利保平安，尽管仍不失海上商贸大国的气魄，但在政治和军事上已是无足轻重了。

海上争霸胜负手

　　二次和三次战争均由倒行逆施的斯图亚特王室发动，国王为此甚至与法国牵手，让英国国会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代表深感不安—说起来，荷兰人与他们的共性远比国王与他们的共性更多，英荷战争于他们而言更像是同室操戈。

　　荷兰舰队经泰晤士河口溯流而上，夜袭伦敦，将英海军基地一锅端。

　　是故，1688年发动光荣革命推翻国王后，国会盛邀长公主玛丽及其丈夫—荷兰执政（相当于荷兰国王）奥兰治亲王威廉来英任国王。英荷交恶近40载，如此收尾也算皆大欢喜了。
　　此后，英荷之间维持了百年和平。除去上层的感情因素，荷兰国力衰退，已不再对英国具备威胁，是得以保平安的主要原因。
　　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打响后，荷兰卷入其中，抗英援美，招来英国报复，是为第四次英荷战争。尽管英国最终丢失了北美殖民地，但通过对荷战争得到丰厚补偿，并一举取代荷兰，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至于荷兰，一蹶不振，为欧洲列强所轻视。
　　英荷战争再一次验证了“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合理性。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纯粹意义上的海上争霸，海军理论集大成者马汉的《海权论》里主张的“六大基本原则”均以英荷战争中的英国为蓝本，足见其示范意义。

　　一是地缘状况影响海战结果。在海上贸易受航海条件所限、多为短线运作的年代，荷兰的地理位置比英国优越。但这仅限于经济层面，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荷兰更易被封锁出海口，陷入被动。尽管两国距离较近也有利于夜袭伦敦这样的非常规操作，但毕竟不是常态。荷兰本土缺乏战略纵深，不利久战，一旦本土被攻击，只能采取决堤放水的自伤战术，损害极大。

　　马汉的《海权论》里主张的“六大基本原则”均以英荷战争中的英国为蓝本。

　　二是海权之争仍需陆权助攻。英国较荷兰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寒带岛国，海洋和寒带气候是天然的屏障，距离欧陆不远不近，敌国能攻却难得手。用马汉的话说，“既无须被迫在陆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扩张领土”，英国可以全力建设海军，轻易封锁敌国出海口。反观荷兰，抗英之余，还要提防法、西，必须同时维持数量可观的陆海军，压力更大。

近世版布匿战争

　　如果将双方的国家体制因素计入，则给人似曾相识之感：这分明就是一场近世版的布匿战争。
　　首先，发展思路不同，造就不同的国家形态。荷兰一如当年的迦太基，走的仍是商业殖民的传统老路，转口中介贸易起家，加上金融创新，擅长赚快钱，整个国家弥漫着浓厚的投机主义色彩—经济泡沫的原始典故，就出自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繁荣”。

　　利字当头，英国亦曾心向往之，但因接连受挫于西班牙和荷兰，清醒认识到投机模式不可靠和难持久，继而改弦更张，将发展思路调整为“工商立国”，不仅富国强兵，击败荷兰，还厚积薄发，促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制造中心，跃居全球产业链的最上游。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
　　其次，国家结构稳固度不同，造成战争承受力不一。荷兰自古受汉萨同盟影响，有着悠久的地方城市自治传统。仅从经济角度看，该结构有利于发掘地方活力，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有涣散之弊。
　　事实上，荷兰立国之初就存在集权派和自治派两大内政路线之争，国父奥兰治亲王一族是坚定的集权派，但随着局势趋稳，终究还是利益各异的自治派占了上风，荷兰外交由此缺乏定力，易左右摇摆。反观英国，经内战的洗礼磨合，新崛起的权力集团利益指向高度一致，其外交决策能做到慎制定、强执行。
　　再次，社会结构不同，造成军事动员力差异。与迦太基一样，荷兰习惯金钱开道，而它所处的中欧德意志地区政治结构松散，加之人口稠密，有着长期雇佣兵的历史传统。
　　英国一度如此，但在原始积累之后，城镇化水平提升，产生大量的城市无产阶级，成为后备兵源。克伦威尔军事革新后，建立相当数量的以自耕农为主力的常备军，且职业化水平有升，犹如当年的古罗马。
　　最后，价值观影响战斗力。荷兰商业立国，商人习性浸淫到国家的每个角落，甚至于连最基本的国家观念都可以漠视，以至交战时荷军发现英军使用的武器里不乏荷兰制造，且荷兰每每占据上风时总会习惯性地对英国妥协，以图日后好相见。
　　当国家安全遭遇重大威胁时，荷兰精英阶层全无信心和决心，纷纷选择出逃国外避难，全不以家国安危为念，甚至移居敌国英国，将“资本无国界”演绎得淋漓尽致。反观英国，始终以一种积极昂扬的斗志和质朴刚健的姿态开展对荷战争。如此，胜负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