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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迅猛发展，台湾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一个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居多数的社会）逐步形成。然而，就在人们渐渐已忘却穷日子的滋味时，贫穷又像台风裹挟下的暴雨洪水，没有预警地淹到台湾人的家门口。
又是岁末年初，虽然一年的经济统计数字尚未出炉，但台湾有关部门的预计和一系列的调查显示，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对贫穷的恐慌已蔓延至中产阶级。“明天会更好，只要努力就会富有”的话语已由信仰变为质疑——
穷人变多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原本已成长为一个低失业、高成长的社会，贫穷对于一个家庭而言，通常都是暂时的问题。然而现在，随着经济不景、失业问题严重，台湾低收入家庭数量逐年攀升，10年来累计已增加五成。2003年上半年，全岛低收入家庭达7．3万户，人数近十八万，创历史新高。
近3年来，台湾失业人口始终维持在五十多万。保守估计，经济困难的民众至少有一百五十万，民众的生活水准倒退了7年。
台湾大学社工系助理教授王云东认为，由于统计标准的局限，全岛贫穷家庭的数字远不止这些，“如果算上那些挤不进低收入标准的，全岛贫穷家庭还要增加5倍以上才符合现状。”
曾是台湾最大、最稳定阶层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慢慢变穷。若把台湾所有家庭依可支配所得高低分成5级，不仅最低收入家庭收入在减少，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全岛4／5家庭的所得都在倒退。除最富有的第五级家庭可支配所得正成长外，第二级的家庭所得退回到7年前的水准、第三级的倒退5年、第四级倒退4年。而所得最低的第一级家庭，更前所未有面临入不敷出的困顿局面。
根据台湾统计部门“主计处”调查，所得最低的第一级家庭，目前消费和可支配所得的比率是101．6％，也就是说，每100元可支配的所得必须面对101．6元的消费支出。
入不敷出导致这一阶层人群必须动用过去累积的储蓄。“他们没有什么改变未来的能力和契机。去年收入最低一级的家庭储蓄率是—1．6％。储蓄可以撑多久？估计最多两三年吧！以后怎么办？这将会是社会不安的来源。”台湾学者辛炳隆说。
在贫者愈贫的恐慌气氛中，衣食无虞的中产阶级也担心未来会变成新贫族。几位青壮年的公立大学教授都不约而同地担心，“等到我退休时，一定领不到公务员的月退俸，只能靠自己”。
分析穷人增多的原因，王云东说，主要原因是“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以上的高档，造成许多收入偏低、教育程度低、中高龄失业者的生活发生困难”，而如果当局不切实发展经济和有效增加就业，贫困问题恐怕还会继续恶化。
贫富差距拉大了
2万名劳工顶着37摄氏度的高温，上街头抗议健康保险涨价，而同时台北繁华的敦化南路上，一家英国精品店里挤得满满都是装扮入时的少妇；在有的民众为一件商品是99元台币还是109元而锱铢必较时，台北市高价位的大坪数豪宅仍然炙手可热；精品商品总消费萎缩了，但每年仍不乏大户花费数千万元至上亿元来购买精品。
对比的画面，反映出台湾面对的一个警讯——贫富差距扩大。
在台湾，有钱人就算面对连续几年的经济低迷，所得还是继续逆势成长。收入最高的前1／5家庭，每年可支配所得仍在稳定增长，也是台湾社会收入所得惟一成长的群体。
2002年，台湾收入最高群体的“可支配所得”近一百八十万元新台币，收入最低群体还不到三十万元，差距高达6．16倍。
有专家分析说，贫富差距急速拉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收入最低者的一群人，在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被残酷地淘汰了。中间的中产阶级则是慢慢变穷，只有最有钱的人不怕不景气，有本事钱滚钱不断成长，也让他们的财富占所有人财富的比例愈来愈大。
据统计，台湾所得最低1／10的人的全部所得，在1976年还占所有人所得的1．6％，到近两年只剩下0．5％。收入最高前1／10的人的全部所得，占所有人总所得比率则从1976年的25．9％，悄悄升到28．7％。这表示，台湾所有的财富，近乎有1／3都进了这1／10有钱人的口袋。
正因为此，在近两年台湾经济低迷的时候，许多金融机构还是针对有钱人推出专业投资理财顾问的“财富管理”新业务。而一家外商银行更花了上百万美元，全新装潢贵宾理财中心。在设计周到体面又有高度隐私的空间里，“每一张椅子都是针对东方人专门设计、独一无二。林阴大道最漂亮的街景留给我们的贵宾”，银行标榜。
新贫阶层成台湾最苦人群
与传统贫穷的主要组成面貌“老、残、病、童”截然不同，台湾的新贫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因为它牵涉到“抚养”，更牵涉到“就业”。目前，这群新贫族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族群就是：低薪的贫穷工作人口、有工作能力却失业的人口以及女性单亲家庭。
目前，台湾的贫穷率（低收入户人数占总人数比率）仅0．75％，与美国、欧洲平均15％至20％的贫穷率相比，台湾的贫穷线标准相对严苛。根据台湾社会救助法，这条贫穷线是以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费支出的六成为标准制订的，2003年度台北市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13313元台币（人民币与台币比约１：４），台湾省则为8426元。凡收入低于此标准者，则被列入低收入户，领有政府补助。
问题是，这条贫穷线（低收入户）的制订标准是以当局的社会福利预算考量，与实际状况有极大差距。曾经参与台湾贫穷线修订的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林万亿估计，台湾的新贫阶层的比率，早已超越5％，是绝对贫穷人口（低收入户）的6．6倍，但这群新贫却没有机会进入救助系统。
林万亿指出：“这群新贫阶层是台湾最苦、最穷的一群人。”因为，这群新贫阶级八成以上，被排除在社会救助体系的大门之外。
据悉，目前台湾约有八十六万人领有残障手册，但当中多数人不符合社会扶助的标准。而被归入新贫阶层的“单亲家庭”“外籍通婚家庭”则高达30万户之多，这些人长期以来面临就业以及抚养子女等很多问题。
而2002年，台湾登记离婚的有六万多对，平均每日有168对夫妻离婚；单亲家庭中，女性单亲家庭占60％，成为这一波新贫阶层中的主要成分。台湾未婚女性因失业而成为新贫阶层的比例也不断上升，以女性为主的年轻群体失业率高达8．77％。
除了标准过苛外，一个相当吊诡的逻辑是，在计算家庭是否符合低收入户标准时，只要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当局都以基本工资计入家庭收入，但其实，他们是没有收入的。如果你要寻找台湾的新贫面貌，无法在低收入家庭里发现他们。
其实，这群新贫阶层，过去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史上，他们都贡献了一己之力。然而，当全球化浪潮一波波袭来，劳动力、资本无疆界地快速流动时，一幕幕的淘汰赛不断上演，结构性的新贫现象迅速在台湾的各个角落出现。对这群新贫阶层而言，台湾社会学教授张世雄指出：失业与贫穷成为一种交互影响的恶果。
解决失业难题成当务之急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但若此差距扩大得过于快速，就可能引发相当多的社会问题。其中影响最为深切的问题之一，是低收入家庭孩童的教育问题。
低收入家庭如果长期处于贫穷，子女的就学可能受到影响，而且即使就学，可能因其拥有的资源较少，而处于竞争力较为低弱的劣势，进而对其日后的就业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如果社会产生“富者恒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化分野，此种现象将更为显著。
根据台有关部门推估，在高收入家庭中，18岁到23岁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59％，但是在低所得家庭中仅有3．7％。“假如受教育都被经济问题影响，阶级移动就会凝固，将造成更大的不安和骚动。”台湾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颜厥安这样分析道。
低收入的家庭，也因为经济拮据，无力投资在让自己未来有可能晋升中产阶级的工具上。譬如家户所得最低的一级，家用电脑的普及率和最高收入相比是12．8％比82％、订报比率是16．3％比60．1％。
正视贫富问题的同时，人们发现：就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台湾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所得较少，其重要原因之一为家庭中有收入的成员太少。数据显示，最贫的1／5家庭，平均一户4．4人中只有1．4人有实质收入；而最富的1／5家庭，平均一户2．7人中，则有1．8人有收入。
因此对低收入户家庭的所得而言，有无工作机会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失业率已节节攀高，未来如果持续，低收入户的就业人口比率势必无法增加，甚至可能再降低，如此对于贫富差距会有推波助澜之效。
面对目前的状况，有台湾学者呼吁当局：解决失业问题确为当务之急。目前，台湾的失业补助最多仅有6个月，但是失业者平均失业期间已超过30周。虽然补助期限愈久并非解决失业的有效途径，但专家建议，当局至少可以在6个月的失业补助后，对于失业超过6个月的失业者加发职业训练券，延长其职业训练时间。此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鼓励民间职业训练机构的设立及竞争，对于训练效果有利。
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本质及其效果上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台湾也有人讲，不应该只将“所得”和“财富”当成幸福的惟一指标。过去，多数台湾人眼里的价值只有“钱”，因此不择手段追逐财富，牺牲其他的价值。现在，虽然台湾贫富差距现象比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好得多，但是，当看到逐渐成为主流的新贫阶层慢慢变成中产阶级的同义词时，台湾社会各界的不安与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又是岁末年初，虽然一年的经济统计数字尚未出炉，但台湾有关部门的预计和一系列的调查显示，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对贫穷的恐慌已蔓延至中产阶级。“明天会更好，只要努力就会富有”的话语已由信仰变为质疑——
穷人变多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原本已成长为一个低失业、高成长的社会，贫穷对于一个家庭而言，通常都是暂时的问题。然而现在，随着经济不景、失业问题严重，台湾低收入家庭数量逐年攀升，10年来累计已增加五成。2003年上半年，全岛低收入家庭达7．3万户，人数近十八万，创历史新高。
近3年来，台湾失业人口始终维持在五十多万。保守估计，经济困难的民众至少有一百五十万，民众的生活水准倒退了7年。
台湾大学社工系助理教授王云东认为，由于统计标准的局限，全岛贫穷家庭的数字远不止这些，“如果算上那些挤不进低收入标准的，全岛贫穷家庭还要增加5倍以上才符合现状。”
曾是台湾最大、最稳定阶层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慢慢变穷。若把台湾所有家庭依可支配所得高低分成5级，不仅最低收入家庭收入在减少，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全岛4／5家庭的所得都在倒退。除最富有的第五级家庭可支配所得正成长外，第二级的家庭所得退回到7年前的水准、第三级的倒退5年、第四级倒退4年。而所得最低的第一级家庭，更前所未有面临入不敷出的困顿局面。
根据台湾统计部门“主计处”调查，所得最低的第一级家庭，目前消费和可支配所得的比率是101．6％，也就是说，每100元可支配的所得必须面对101．6元的消费支出。
入不敷出导致这一阶层人群必须动用过去累积的储蓄。“他们没有什么改变未来的能力和契机。去年收入最低一级的家庭储蓄率是—1．6％。储蓄可以撑多久？估计最多两三年吧！以后怎么办？这将会是社会不安的来源。”台湾学者辛炳隆说。
在贫者愈贫的恐慌气氛中，衣食无虞的中产阶级也担心未来会变成新贫族。几位青壮年的公立大学教授都不约而同地担心，“等到我退休时，一定领不到公务员的月退俸，只能靠自己”。
分析穷人增多的原因，王云东说，主要原因是“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以上的高档，造成许多收入偏低、教育程度低、中高龄失业者的生活发生困难”，而如果当局不切实发展经济和有效增加就业，贫困问题恐怕还会继续恶化。
贫富差距拉大了
2万名劳工顶着37摄氏度的高温，上街头抗议健康保险涨价，而同时台北繁华的敦化南路上，一家英国精品店里挤得满满都是装扮入时的少妇；在有的民众为一件商品是99元台币还是109元而锱铢必较时，台北市高价位的大坪数豪宅仍然炙手可热；精品商品总消费萎缩了，但每年仍不乏大户花费数千万元至上亿元来购买精品。
对比的画面，反映出台湾面对的一个警讯——贫富差距扩大。
在台湾，有钱人就算面对连续几年的经济低迷，所得还是继续逆势成长。收入最高的前1／5家庭，每年可支配所得仍在稳定增长，也是台湾社会收入所得惟一成长的群体。
2002年，台湾收入最高群体的“可支配所得”近一百八十万元新台币，收入最低群体还不到三十万元，差距高达6．16倍。
有专家分析说，贫富差距急速拉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收入最低者的一群人，在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被残酷地淘汰了。中间的中产阶级则是慢慢变穷，只有最有钱的人不怕不景气，有本事钱滚钱不断成长，也让他们的财富占所有人财富的比例愈来愈大。
据统计，台湾所得最低1／10的人的全部所得，在1976年还占所有人所得的1．6％，到近两年只剩下0．5％。收入最高前1／10的人的全部所得，占所有人总所得比率则从1976年的25．9％，悄悄升到28．7％。这表示，台湾所有的财富，近乎有1／3都进了这1／10有钱人的口袋。
正因为此，在近两年台湾经济低迷的时候，许多金融机构还是针对有钱人推出专业投资理财顾问的“财富管理”新业务。而一家外商银行更花了上百万美元，全新装潢贵宾理财中心。在设计周到体面又有高度隐私的空间里，“每一张椅子都是针对东方人专门设计、独一无二。林阴大道最漂亮的街景留给我们的贵宾”，银行标榜。
新贫阶层成台湾最苦人群
与传统贫穷的主要组成面貌“老、残、病、童”截然不同，台湾的新贫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因为它牵涉到“抚养”，更牵涉到“就业”。目前，这群新贫族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族群就是：低薪的贫穷工作人口、有工作能力却失业的人口以及女性单亲家庭。
目前，台湾的贫穷率（低收入户人数占总人数比率）仅0．75％，与美国、欧洲平均15％至20％的贫穷率相比，台湾的贫穷线标准相对严苛。根据台湾社会救助法，这条贫穷线是以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费支出的六成为标准制订的，2003年度台北市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13313元台币（人民币与台币比约１：４），台湾省则为8426元。凡收入低于此标准者，则被列入低收入户，领有政府补助。
问题是，这条贫穷线（低收入户）的制订标准是以当局的社会福利预算考量，与实际状况有极大差距。曾经参与台湾贫穷线修订的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林万亿估计，台湾的新贫阶层的比率，早已超越5％，是绝对贫穷人口（低收入户）的6．6倍，但这群新贫却没有机会进入救助系统。
林万亿指出：“这群新贫阶层是台湾最苦、最穷的一群人。”因为，这群新贫阶级八成以上，被排除在社会救助体系的大门之外。
据悉，目前台湾约有八十六万人领有残障手册，但当中多数人不符合社会扶助的标准。而被归入新贫阶层的“单亲家庭”“外籍通婚家庭”则高达30万户之多，这些人长期以来面临就业以及抚养子女等很多问题。
而2002年，台湾登记离婚的有六万多对，平均每日有168对夫妻离婚；单亲家庭中，女性单亲家庭占60％，成为这一波新贫阶层中的主要成分。台湾未婚女性因失业而成为新贫阶层的比例也不断上升，以女性为主的年轻群体失业率高达8．77％。
除了标准过苛外，一个相当吊诡的逻辑是，在计算家庭是否符合低收入户标准时，只要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当局都以基本工资计入家庭收入，但其实，他们是没有收入的。如果你要寻找台湾的新贫面貌，无法在低收入家庭里发现他们。
其实，这群新贫阶层，过去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史上，他们都贡献了一己之力。然而，当全球化浪潮一波波袭来，劳动力、资本无疆界地快速流动时，一幕幕的淘汰赛不断上演，结构性的新贫现象迅速在台湾的各个角落出现。对这群新贫阶层而言，台湾社会学教授张世雄指出：失业与贫穷成为一种交互影响的恶果。
解决失业难题成当务之急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但若此差距扩大得过于快速，就可能引发相当多的社会问题。其中影响最为深切的问题之一，是低收入家庭孩童的教育问题。
低收入家庭如果长期处于贫穷，子女的就学可能受到影响，而且即使就学，可能因其拥有的资源较少，而处于竞争力较为低弱的劣势，进而对其日后的就业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如果社会产生“富者恒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化分野，此种现象将更为显著。
根据台有关部门推估，在高收入家庭中，18岁到23岁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59％，但是在低所得家庭中仅有3．7％。“假如受教育都被经济问题影响，阶级移动就会凝固，将造成更大的不安和骚动。”台湾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颜厥安这样分析道。
低收入的家庭，也因为经济拮据，无力投资在让自己未来有可能晋升中产阶级的工具上。譬如家户所得最低的一级，家用电脑的普及率和最高收入相比是12．8％比82％、订报比率是16．3％比60．1％。
正视贫富问题的同时，人们发现：就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台湾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所得较少，其重要原因之一为家庭中有收入的成员太少。数据显示，最贫的1／5家庭，平均一户4．4人中只有1．4人有实质收入；而最富的1／5家庭，平均一户2．7人中，则有1．8人有收入。
因此对低收入户家庭的所得而言，有无工作机会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失业率已节节攀高，未来如果持续，低收入户的就业人口比率势必无法增加，甚至可能再降低，如此对于贫富差距会有推波助澜之效。
面对目前的状况，有台湾学者呼吁当局：解决失业问题确为当务之急。目前，台湾的失业补助最多仅有6个月，但是失业者平均失业期间已超过30周。虽然补助期限愈久并非解决失业的有效途径，但专家建议，当局至少可以在6个月的失业补助后，对于失业超过6个月的失业者加发职业训练券，延长其职业训练时间。此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鼓励民间职业训练机构的设立及竞争，对于训练效果有利。
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本质及其效果上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台湾也有人讲，不应该只将“所得”和“财富”当成幸福的惟一指标。过去，多数台湾人眼里的价值只有“钱”，因此不择手段追逐财富，牺牲其他的价值。现在，虽然台湾贫富差距现象比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好得多，但是，当看到逐渐成为主流的新贫阶层慢慢变成中产阶级的同义词时，台湾社会各界的不安与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