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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复杂的男女性爱关系的描写中有两组对照系:一组是贾宝玉同黛玉、宝钗姐妹及晴雯、平儿、香菱等人的情感交流;另一组是贾琏、薛蟠、贾珍不顾人伦廉耻的纵欲行为。前者是作为美的对象来表现的,后者是作为丑的对象来揭露的。两相对照,美的更美,丑的更丑。
宝玉在与黛玉的交往中,对她的尊重、关心、谦和、真诚、自制,自不别说,与自己房内丫头晴雯相处,态度的平等、怜惜、对其不幸命运的无限同情,书中也有淋漓尽致的描绘,这里不赘述……现在我们看看他对平儿和香菱的态度。
这两个女子,前者是他堂兄贾琏的妾,后者是他表兄薛蟠的妾。
在“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一章中,宝玉意外得到一个机会,在平儿受委屈后,为平儿尽了一番心:从亲自为她选胭脂口红,到亲自为她剪下一枝并蒂的秋蕙,亲手为她簪在鬓上。
见平儿破涕而笑,宝玉心下实在欣慰——以往,因平儿是贾琏的爱妾,故不得亲近,因不能尽心,也常为恨事……今日能略尽平生之心,觉得怡然自得,以为平生不意之乐。又转念贾琏只知淫乐,不知道作养脂粉……再想想平儿的命薄更甚黛玉,不觉躺在床上,独自潸然泪下……尔后,又起来,亲手为平儿熨烫衣裙,洗了忘在这里的手帕,晾手帕,又叠衣服和手帕……
再就是香菱,在“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一章里,香菱因和人争执得了夫妻蕙,被姐妹调笑推到污水里,石榴裙被污了。宝玉即匆匆回怡红院叫袭人送来一件一样的石榴红绫裙子,让其换上……为香菱也尽了一回心,“因又想起上日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
待香菱换了裙子,宝玉竟然把香菱的那朵夫妻蕙和自己的并蒂莲捆在一起,在地上挖了个坑并排埋在一起。后来,香菱觉得裙子一事不甚合适,于是,嘱托宝玉:“裙子的事,可别向你哥哥说才好。” 宝玉说:“可不是我疯了,往虎口探头儿去呢。”两人的心灵相通已尽在不言中了。
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贾宝玉最钟情的是黛玉,他同时对其他众多女孩都有缠缠绵绵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否道德?因为性爱的本性是排他的啊。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须对曹雪芹本人的性爱观作一个了解。
曹雪芹的性爱观如何,是由他创造的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来表达的。在阅读中,笔者意外地发现,曹雪芹的性爱观与二十世纪的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观点有惊人的一致之处。曹雪芹的性爱观可以从弗洛姆的《爱的艺术》中找到恰当的表述。
弗洛姆认为:性爱是一种排他性的意愿与承诺行为;性爱是对所爱对象的生命及其成长的积极关心,而绝不是不尊重对方的征服和强行占有;性爱的排他性仅仅应该表现在性行为这一点上,而如果有人把这扩展为双方的全部行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对爱人的尊重、关心、谦和、真诚、自制和责任感,也应该同样分给我的异性朋友,同时也应该允许我的爱人将此分给他的异性朋友。
从这样的观点看,宝玉除了爱黛玉(理想中未来的妻)、袭人(内定的妾)以外,也把尊重、温情与关心献给别的女孩就没有什么不道德了。曹雪芹对这种感情的描写是充分肯定和恰到好处的。而对于贾琏、贾珍、薛蟠的纵欲或乱伦行为则是否定和批判的。他通过焦大和柳湘莲的嘴做过直接的痛斥。第七回焦大酒后骂道:“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第六十六回柳湘莲对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在曹雪芹的笔下,贾宝玉的行为是文明人美好的性爱观的体现,而贾琏、贾珍、薛蟠的纵欲行径则是违背文明人修养的,是庸俗和丑陋的。但是,在荣宁两府那个声势显赫的“诗礼之家”,评价标准被颠倒了:纵欲的行为被认为是正常的,得到家族女家长公开的纵容。贾母对贾琏与鲍二老婆的偷情行为不是这么说的吗:“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可是对于青年男女恋爱自由的要求却认为是大逆不道和不能容忍的。贾母批评那些戏文中“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说,“想起她的‘终生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第九十七回当贾母知道黛玉的“心病”之后,竟背后斥责她:“……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她。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林丫头……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最后封建大家庭终于夺去了一个纯真少女的如花生命。至于奴婢丫头们的感情和生命,封建主子就简直不屑一顾了。金钏儿为同宝玉说一两句调笑话,被王夫人一个巴掌打过去,最后逼得投井自杀。晴雯就因为生得好看,眉眼有点“像林妹妹”,就被咬定是“狐狸精”,在重病中,被强拉下炕,赶出贾府,最后抱屈而亡——在这里,中国封建性道德的虚伪和残酷本性暴露无遗,作者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性道德的愤慨跃然纸上。
曹雪芹上述的性爱观带有明显的男女平等民主思想色彩,这种性爱观除了在“男一号”贾宝玉形象身上得到鲜明表现,而且在林黛玉这个被人认为“气量小”的“女一号”身上也不乏显露。
不错,黛玉与宝钗竞争宝玉的过程中是显得敏感和有妒意的,但她毕竟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贵族少女,绝非拈酸泼醋的世俗之辈。她虽爱宝玉,但并不排斥宝玉与别的女孩之间的感情交流。宝玉和晴雯的关系是带有明显的性爱色彩的,晴雯死后,宝玉杜撰了《芙蓉女儿诔》在月下吟诵,以奠祭亡灵,而黛玉就在花丛中偷听,听毕竟然“满面含笑”地出来与宝玉搭话,共同品评和修改诔文,显得落落大方。栊翠庵那个出身仕宦之家带发修行的少女妙玉,她在与宝玉接触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爱慕之情。在宝玉来访斟茶时特意将自己日常用的那只绿玉斗,用手绢擦了又擦递给宝玉。宝玉过生日她特意登门(却被丫环们忽略)递上一张粉红色贺笺,上书“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既是“槛外人”为何还要惹这个红尘送生日贺卡呢,而且还是粉红色的?)这种微妙的感情,黛玉早已觉察,而丝毫未流露嫌忌之意。“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宝玉诗句落第,诗友让他到栊翠庵向妙玉讨一枝红梅作罚。李纨命人好好跟着宝玉前去,黛玉忙拦住说:“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这表明她对妙玉的为人及其与宝玉的感情了然于胸却十分宽容。一个被史大姑娘(湘云)视为“爱使小性儿”的黛玉,在这里不仅显得通情达理,甚至可以说是豁达大度了。
黛玉在这些女孩子面前的大度,固然因为晴雯、妙玉的地位不可能成为婚姻上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因为黛玉内心认为宝玉对自己的尊重、关心、理解、温柔不是不可以分给其他女子的。从创作论的角度说,这是作者曹雪芹的性爱观在“女一号”身上的投射。
《爱的艺术》的作者弗洛姆是洞明世事的西方知识分子,而且对社会充满责任感。他痛感爱情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衰亡,毕生致力于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企图改善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精神的处境。他在《爱的艺术》中指出:爱情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是人对自己短暂生命的觉悟,人意识到身不由己和死的必然,知道自己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有些人想借性纵欲来克服由孤单而产生的恐惧感,其结果是越来越孤单,因为没有爱情的性只能在刹那间填补两人间的沟壑,过后还是孤独。
爱是一种艺术,想要掌握这门艺术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同时,爱还是一种能力,是人内心生长的东西。爱情是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爱情首先是“给”,而不是“得”。通过自己给,使对方也成为一个给的人,而双方都会因为唤醒了内心的生命力而充满快乐。内心没有生命力就没有创造爱情的能力,因为只能用火去点燃火,用心去发现心,即用爱去唤起爱,用信任换取信任。任何强求、索取在此都无济于事。
大多数人认为爱情首先是自己能否被人爱,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爱,不知道如何去“给”。因此他们重视的是:我会被人爱吗?我如何才能值得被人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各种途径。男子通常采取的方法是在其社会地位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去获得名利和权力,女子则是通过保持身材和服饰打扮使自己富有魅力。而弗洛姆认为“从根本上来看爱情是意志的行为,是人把全部生命交付对方的决定。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也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诺言。”与博爱相比,性爱具有独一无二的、完全个性化的成分,爱情只涉及少数几个人,它是一种个人的体验,每个人只有通过自己并为自己得到这种体验。
弗洛姆告诫追求爱的人们,想要有一份丰盛满足的感情,爱的能力是前提,爱的能力并不来自外在物质,不来自车子房子名牌的交换,而是经由自我内在意志的坚持以及长时间与人互动修练得来。弗洛姆相信“爱是人与人之间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中包含四种元素,即关怀、责任、尊重和了解。
看了这些论述,联想《红楼梦》中的情节,宝玉与黛玉的爱情,宝玉对宝钗、对晴雯、对平儿、对香菱,乃至对金钏儿的态度,现在我们有了新的认知,这是不能用“见一个爱一个”、“做小认低”、“女儿腔”之类的皮相语言来概括的,这是一种崭新的人生态度和崭新的性爱观,而这正是曹雪芹性爱美学理想的体现。
曹雪芹(1715—1763)生活于18世纪中国的清王朝,弗洛姆(1900-1980)生活于20世纪西方。曹雪芹的性爱观与弗洛姆达到惊人的一致,表明曹雪芹是一个超越时代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尽管这种性爱观在当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给《红楼梦》带来了思想的光辉和艺术的魅力。《红楼梦》尽管内容极为丰富,人们对其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毋庸置疑的是,《红楼梦》之所以对人们具有永久的魅力,首先因为它是一部“悲金悼玉”的旷世爱情小说,而爱情是每个人心底的不死之鸟和最美之花。
《红楼梦》写了林黛玉爱情悲剧,薛宝钗婚姻悲剧(她是顶了黛玉的名与宝玉成婚的,宝玉后来又离家出走),其背景则是封建大家族荣宁两府由盛转衰的悲剧。
曹雪芹对封建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受损害、受压迫的命运,无论是贵族小姐,还是丫环使女,都充满了同情与悲悯。我们从他给贾氏四姊妹起的名字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正如有人指出的,“元迎探惜”,实际是谐音“原应叹息”!
如果与《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红楼梦》性爱观超拔于中国传统性文化之处就很明显。
《金瓶梅》的纵欲享乐追求完全压倒了男女之间心灵深处的情愫交流。尽管作者意在暴露当时社会亦商亦官的西门庆家族穷奢极欲的生活,但由于作者对纵欲、乱伦(乱伦如潘金莲与其女婿陈经济的苟且)的性行为持了几近欣赏的态度,进行露骨的描绘,又没有塑造体现作者性爱正面理想的形象,结果给读者精神上以猥亵丑陋感。尽管《红楼梦》在写作手法上,如以日常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来表现社会和人物,有继承《金瓶梅》的一面,但由于《金瓶梅》性爱观的庸俗低下,其艺术价值就难望《红楼梦》的项背了。
《三国演义》里刘备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补,手足断,不可续。”这是中国封建宗法的父权制下典型的性爱观。妻子是男子的私产,随时可以更换,一副绝对大男子主义的派头。在军阀的争斗战争中,情急时刘备三次撇下妻子自己逃走。第一次是吕布打小沛时,第二次是曹操打下徐州时,第三次是兵败当阳长板桥曹兵追到时,这三次分别是糜竺、关羽、赵云保护下皇嫂给送回来的。还有另一件事情:刘备被吕布打败,落荒而逃,逃到猎户刘安家。刘安为了招待他,把自己的妻子杀掉,然后把胳膊上的肉做成菜给刘备吃,说是狼肉。刘备次日得知真情,既伤感,又感激。在当时男人的眼里,妻子没有起码的人权,地位就如豢养的牲畜,可以生杀予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对这些持肯定态度。这与曹雪芹以男女平等和互爱为前提的性爱观相距何止千里!
此外妇女的性爱乃至婚姻作为一种政治的工具被利用,也被作者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貂蝉作为女色被王允用来使吕布与董卓反目,孙权的亲妹妹孙尚香的婚姻,被周瑜和孙权用作困刘备于东吴温柔之乡的工具,甚至事先都不告知孙尚香本人。不过孙尚香本人则愿随刘备为夫人,不愿做工具。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男人的权力争夺高于一切,女人的性爱和婚姻的幸福,不值一钱。康德说:人是目的。在《三国演义》里,女人是工具。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作者观念上的落伍,导致了艺术上的多处败笔。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妇女观、性爱观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其中写了三个各有魅力的女性,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无一不是“淫荡”之人。结果潘金莲被武松挖出心肝五脏而亡,阎婆惜、潘巧云被自己的丈夫残酷杀害,方才解了作者的气。杀人还挖出心肝五脏,这样无人性的举动,即使对于武松也是形象的损害。
潘金莲最初是张大户的使女,张大户欲占有而金莲不从。出于报复,张大户倒贴妆奁将其嫁给矮小又性无能的武大郎。年轻貌美的潘金莲无限委屈,她曾想在小叔武松那儿得到补偿,但遭拒绝。后来她与西门庆的偷欢其实是落入了西门庆与王婆的“精心设局”。从她最初在王干娘看到时所表现出来的慌张,我们看出,她所追求的或许只是短暂的风流冒险,以满足一下自己对热烈性爱的“渴望”。谁知在王干娘的精心策划之下,这“短暂风流”后来变成了彻底的“出轨”和纵欲,以至一步步走上了残忍谋杀亲夫的不归路。小说极端的情节安排,透露出作者潜意识对潘金莲的贬低。
阎婆惜原是宋江花钱买的外室小妾,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婚姻。婚后宋江一心想的是他的江湖兄弟情义,完全不关心阎婆惜的情感需要。阎婆惜遂与年轻风流的张文远相好,两情甚得。宋江察觉了,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阎婆惜对他来说,不过是件摆设,是个玩物。但后来,阎婆惜发现了晁盖的信件,以此威胁宋江给她休书并听其嫁给张文远,宋江一怒之下竟然杀了阎婆惜。阎婆惜的悲剧宋江有很大责任。他忽视妻子不算,就算是为了兄弟情义,下手杀妻这种手段也未免过于残忍。书中的描写表明,作者赞颂宋江的江湖义气,而对阎婆惜之死毫无怜惜之意。
潘巧云为押狱小吏杨雄之妻,杨雄整天不着家,对妻子很冷漠。后潘巧云跟和尚裴如海私通,结果裴如海被杨雄的异姓兄弟、心存性嫉妒的石秀杀死。在石秀的设计下,杨雄骗得潘巧云上翠屏山,经逼问,潘巧云坦承“出轨”,杨雄即残酷将其杀害。早在得知裴如海被杀之时,潘巧云就对石秀说出了“你杀了我师兄,我也不想活了”的话,她对裴如海确是动了真情的,因为与善解风情的裴如海相比,杨雄简直粗糙得像块木头疙瘩。潘巧云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殉了这份不受任何保护的情感。
阎婆惜、潘巧云两案,原本就是一夫一妻制下常有的“红杏出墙”。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爱而发生的?”
即使在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红杏出墙”之事,丈夫打骂一顿或“一纸休书”也就可以了结的,不料却以杀妻告终。问题在于,作者在这里对杀妻持肯定的态度,对妇女冒险追求真情性爱的要求非常蔑视,并予贬斥。这就不能不造成艺术上的严重局限。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同样是描写妇女的性爱要求及其“出轨”,由于作者的妇女观不同,艺术处理就大相径庭。试看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她的内心世界是何等丰富,对爱情追求是何等炽烈而符合人情。小说结局处理及其效果是:安娜在情人沃伦斯基对她冷淡之后,终于精神崩溃而卧轨自杀,从而使安娜这个艺术形象赢得了人们的极大同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艺术上的独领风骚,与作者性爱观上的进步并鹤立鸡群有重要关系。
宝玉在与黛玉的交往中,对她的尊重、关心、谦和、真诚、自制,自不别说,与自己房内丫头晴雯相处,态度的平等、怜惜、对其不幸命运的无限同情,书中也有淋漓尽致的描绘,这里不赘述……现在我们看看他对平儿和香菱的态度。
这两个女子,前者是他堂兄贾琏的妾,后者是他表兄薛蟠的妾。
在“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一章中,宝玉意外得到一个机会,在平儿受委屈后,为平儿尽了一番心:从亲自为她选胭脂口红,到亲自为她剪下一枝并蒂的秋蕙,亲手为她簪在鬓上。
见平儿破涕而笑,宝玉心下实在欣慰——以往,因平儿是贾琏的爱妾,故不得亲近,因不能尽心,也常为恨事……今日能略尽平生之心,觉得怡然自得,以为平生不意之乐。又转念贾琏只知淫乐,不知道作养脂粉……再想想平儿的命薄更甚黛玉,不觉躺在床上,独自潸然泪下……尔后,又起来,亲手为平儿熨烫衣裙,洗了忘在这里的手帕,晾手帕,又叠衣服和手帕……
再就是香菱,在“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一章里,香菱因和人争执得了夫妻蕙,被姐妹调笑推到污水里,石榴裙被污了。宝玉即匆匆回怡红院叫袭人送来一件一样的石榴红绫裙子,让其换上……为香菱也尽了一回心,“因又想起上日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
待香菱换了裙子,宝玉竟然把香菱的那朵夫妻蕙和自己的并蒂莲捆在一起,在地上挖了个坑并排埋在一起。后来,香菱觉得裙子一事不甚合适,于是,嘱托宝玉:“裙子的事,可别向你哥哥说才好。” 宝玉说:“可不是我疯了,往虎口探头儿去呢。”两人的心灵相通已尽在不言中了。
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贾宝玉最钟情的是黛玉,他同时对其他众多女孩都有缠缠绵绵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否道德?因为性爱的本性是排他的啊。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须对曹雪芹本人的性爱观作一个了解。
曹雪芹的性爱观如何,是由他创造的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来表达的。在阅读中,笔者意外地发现,曹雪芹的性爱观与二十世纪的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观点有惊人的一致之处。曹雪芹的性爱观可以从弗洛姆的《爱的艺术》中找到恰当的表述。
弗洛姆认为:性爱是一种排他性的意愿与承诺行为;性爱是对所爱对象的生命及其成长的积极关心,而绝不是不尊重对方的征服和强行占有;性爱的排他性仅仅应该表现在性行为这一点上,而如果有人把这扩展为双方的全部行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对爱人的尊重、关心、谦和、真诚、自制和责任感,也应该同样分给我的异性朋友,同时也应该允许我的爱人将此分给他的异性朋友。
从这样的观点看,宝玉除了爱黛玉(理想中未来的妻)、袭人(内定的妾)以外,也把尊重、温情与关心献给别的女孩就没有什么不道德了。曹雪芹对这种感情的描写是充分肯定和恰到好处的。而对于贾琏、贾珍、薛蟠的纵欲或乱伦行为则是否定和批判的。他通过焦大和柳湘莲的嘴做过直接的痛斥。第七回焦大酒后骂道:“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第六十六回柳湘莲对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在曹雪芹的笔下,贾宝玉的行为是文明人美好的性爱观的体现,而贾琏、贾珍、薛蟠的纵欲行径则是违背文明人修养的,是庸俗和丑陋的。但是,在荣宁两府那个声势显赫的“诗礼之家”,评价标准被颠倒了:纵欲的行为被认为是正常的,得到家族女家长公开的纵容。贾母对贾琏与鲍二老婆的偷情行为不是这么说的吗:“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可是对于青年男女恋爱自由的要求却认为是大逆不道和不能容忍的。贾母批评那些戏文中“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说,“想起她的‘终生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第九十七回当贾母知道黛玉的“心病”之后,竟背后斥责她:“……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她。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林丫头……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最后封建大家庭终于夺去了一个纯真少女的如花生命。至于奴婢丫头们的感情和生命,封建主子就简直不屑一顾了。金钏儿为同宝玉说一两句调笑话,被王夫人一个巴掌打过去,最后逼得投井自杀。晴雯就因为生得好看,眉眼有点“像林妹妹”,就被咬定是“狐狸精”,在重病中,被强拉下炕,赶出贾府,最后抱屈而亡——在这里,中国封建性道德的虚伪和残酷本性暴露无遗,作者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性道德的愤慨跃然纸上。
曹雪芹上述的性爱观带有明显的男女平等民主思想色彩,这种性爱观除了在“男一号”贾宝玉形象身上得到鲜明表现,而且在林黛玉这个被人认为“气量小”的“女一号”身上也不乏显露。
不错,黛玉与宝钗竞争宝玉的过程中是显得敏感和有妒意的,但她毕竟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贵族少女,绝非拈酸泼醋的世俗之辈。她虽爱宝玉,但并不排斥宝玉与别的女孩之间的感情交流。宝玉和晴雯的关系是带有明显的性爱色彩的,晴雯死后,宝玉杜撰了《芙蓉女儿诔》在月下吟诵,以奠祭亡灵,而黛玉就在花丛中偷听,听毕竟然“满面含笑”地出来与宝玉搭话,共同品评和修改诔文,显得落落大方。栊翠庵那个出身仕宦之家带发修行的少女妙玉,她在与宝玉接触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爱慕之情。在宝玉来访斟茶时特意将自己日常用的那只绿玉斗,用手绢擦了又擦递给宝玉。宝玉过生日她特意登门(却被丫环们忽略)递上一张粉红色贺笺,上书“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既是“槛外人”为何还要惹这个红尘送生日贺卡呢,而且还是粉红色的?)这种微妙的感情,黛玉早已觉察,而丝毫未流露嫌忌之意。“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宝玉诗句落第,诗友让他到栊翠庵向妙玉讨一枝红梅作罚。李纨命人好好跟着宝玉前去,黛玉忙拦住说:“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这表明她对妙玉的为人及其与宝玉的感情了然于胸却十分宽容。一个被史大姑娘(湘云)视为“爱使小性儿”的黛玉,在这里不仅显得通情达理,甚至可以说是豁达大度了。
黛玉在这些女孩子面前的大度,固然因为晴雯、妙玉的地位不可能成为婚姻上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因为黛玉内心认为宝玉对自己的尊重、关心、理解、温柔不是不可以分给其他女子的。从创作论的角度说,这是作者曹雪芹的性爱观在“女一号”身上的投射。
《爱的艺术》的作者弗洛姆是洞明世事的西方知识分子,而且对社会充满责任感。他痛感爱情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衰亡,毕生致力于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企图改善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精神的处境。他在《爱的艺术》中指出:爱情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是人对自己短暂生命的觉悟,人意识到身不由己和死的必然,知道自己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有些人想借性纵欲来克服由孤单而产生的恐惧感,其结果是越来越孤单,因为没有爱情的性只能在刹那间填补两人间的沟壑,过后还是孤独。
爱是一种艺术,想要掌握这门艺术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同时,爱还是一种能力,是人内心生长的东西。爱情是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爱情首先是“给”,而不是“得”。通过自己给,使对方也成为一个给的人,而双方都会因为唤醒了内心的生命力而充满快乐。内心没有生命力就没有创造爱情的能力,因为只能用火去点燃火,用心去发现心,即用爱去唤起爱,用信任换取信任。任何强求、索取在此都无济于事。
大多数人认为爱情首先是自己能否被人爱,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爱,不知道如何去“给”。因此他们重视的是:我会被人爱吗?我如何才能值得被人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各种途径。男子通常采取的方法是在其社会地位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去获得名利和权力,女子则是通过保持身材和服饰打扮使自己富有魅力。而弗洛姆认为“从根本上来看爱情是意志的行为,是人把全部生命交付对方的决定。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也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诺言。”与博爱相比,性爱具有独一无二的、完全个性化的成分,爱情只涉及少数几个人,它是一种个人的体验,每个人只有通过自己并为自己得到这种体验。
弗洛姆告诫追求爱的人们,想要有一份丰盛满足的感情,爱的能力是前提,爱的能力并不来自外在物质,不来自车子房子名牌的交换,而是经由自我内在意志的坚持以及长时间与人互动修练得来。弗洛姆相信“爱是人与人之间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中包含四种元素,即关怀、责任、尊重和了解。
看了这些论述,联想《红楼梦》中的情节,宝玉与黛玉的爱情,宝玉对宝钗、对晴雯、对平儿、对香菱,乃至对金钏儿的态度,现在我们有了新的认知,这是不能用“见一个爱一个”、“做小认低”、“女儿腔”之类的皮相语言来概括的,这是一种崭新的人生态度和崭新的性爱观,而这正是曹雪芹性爱美学理想的体现。
曹雪芹(1715—1763)生活于18世纪中国的清王朝,弗洛姆(1900-1980)生活于20世纪西方。曹雪芹的性爱观与弗洛姆达到惊人的一致,表明曹雪芹是一个超越时代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尽管这种性爱观在当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给《红楼梦》带来了思想的光辉和艺术的魅力。《红楼梦》尽管内容极为丰富,人们对其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毋庸置疑的是,《红楼梦》之所以对人们具有永久的魅力,首先因为它是一部“悲金悼玉”的旷世爱情小说,而爱情是每个人心底的不死之鸟和最美之花。
《红楼梦》写了林黛玉爱情悲剧,薛宝钗婚姻悲剧(她是顶了黛玉的名与宝玉成婚的,宝玉后来又离家出走),其背景则是封建大家族荣宁两府由盛转衰的悲剧。
曹雪芹对封建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受损害、受压迫的命运,无论是贵族小姐,还是丫环使女,都充满了同情与悲悯。我们从他给贾氏四姊妹起的名字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正如有人指出的,“元迎探惜”,实际是谐音“原应叹息”!
如果与《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红楼梦》性爱观超拔于中国传统性文化之处就很明显。
《金瓶梅》的纵欲享乐追求完全压倒了男女之间心灵深处的情愫交流。尽管作者意在暴露当时社会亦商亦官的西门庆家族穷奢极欲的生活,但由于作者对纵欲、乱伦(乱伦如潘金莲与其女婿陈经济的苟且)的性行为持了几近欣赏的态度,进行露骨的描绘,又没有塑造体现作者性爱正面理想的形象,结果给读者精神上以猥亵丑陋感。尽管《红楼梦》在写作手法上,如以日常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来表现社会和人物,有继承《金瓶梅》的一面,但由于《金瓶梅》性爱观的庸俗低下,其艺术价值就难望《红楼梦》的项背了。
《三国演义》里刘备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补,手足断,不可续。”这是中国封建宗法的父权制下典型的性爱观。妻子是男子的私产,随时可以更换,一副绝对大男子主义的派头。在军阀的争斗战争中,情急时刘备三次撇下妻子自己逃走。第一次是吕布打小沛时,第二次是曹操打下徐州时,第三次是兵败当阳长板桥曹兵追到时,这三次分别是糜竺、关羽、赵云保护下皇嫂给送回来的。还有另一件事情:刘备被吕布打败,落荒而逃,逃到猎户刘安家。刘安为了招待他,把自己的妻子杀掉,然后把胳膊上的肉做成菜给刘备吃,说是狼肉。刘备次日得知真情,既伤感,又感激。在当时男人的眼里,妻子没有起码的人权,地位就如豢养的牲畜,可以生杀予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对这些持肯定态度。这与曹雪芹以男女平等和互爱为前提的性爱观相距何止千里!
此外妇女的性爱乃至婚姻作为一种政治的工具被利用,也被作者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貂蝉作为女色被王允用来使吕布与董卓反目,孙权的亲妹妹孙尚香的婚姻,被周瑜和孙权用作困刘备于东吴温柔之乡的工具,甚至事先都不告知孙尚香本人。不过孙尚香本人则愿随刘备为夫人,不愿做工具。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男人的权力争夺高于一切,女人的性爱和婚姻的幸福,不值一钱。康德说:人是目的。在《三国演义》里,女人是工具。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作者观念上的落伍,导致了艺术上的多处败笔。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妇女观、性爱观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其中写了三个各有魅力的女性,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无一不是“淫荡”之人。结果潘金莲被武松挖出心肝五脏而亡,阎婆惜、潘巧云被自己的丈夫残酷杀害,方才解了作者的气。杀人还挖出心肝五脏,这样无人性的举动,即使对于武松也是形象的损害。
潘金莲最初是张大户的使女,张大户欲占有而金莲不从。出于报复,张大户倒贴妆奁将其嫁给矮小又性无能的武大郎。年轻貌美的潘金莲无限委屈,她曾想在小叔武松那儿得到补偿,但遭拒绝。后来她与西门庆的偷欢其实是落入了西门庆与王婆的“精心设局”。从她最初在王干娘看到时所表现出来的慌张,我们看出,她所追求的或许只是短暂的风流冒险,以满足一下自己对热烈性爱的“渴望”。谁知在王干娘的精心策划之下,这“短暂风流”后来变成了彻底的“出轨”和纵欲,以至一步步走上了残忍谋杀亲夫的不归路。小说极端的情节安排,透露出作者潜意识对潘金莲的贬低。
阎婆惜原是宋江花钱买的外室小妾,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婚姻。婚后宋江一心想的是他的江湖兄弟情义,完全不关心阎婆惜的情感需要。阎婆惜遂与年轻风流的张文远相好,两情甚得。宋江察觉了,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阎婆惜对他来说,不过是件摆设,是个玩物。但后来,阎婆惜发现了晁盖的信件,以此威胁宋江给她休书并听其嫁给张文远,宋江一怒之下竟然杀了阎婆惜。阎婆惜的悲剧宋江有很大责任。他忽视妻子不算,就算是为了兄弟情义,下手杀妻这种手段也未免过于残忍。书中的描写表明,作者赞颂宋江的江湖义气,而对阎婆惜之死毫无怜惜之意。
潘巧云为押狱小吏杨雄之妻,杨雄整天不着家,对妻子很冷漠。后潘巧云跟和尚裴如海私通,结果裴如海被杨雄的异姓兄弟、心存性嫉妒的石秀杀死。在石秀的设计下,杨雄骗得潘巧云上翠屏山,经逼问,潘巧云坦承“出轨”,杨雄即残酷将其杀害。早在得知裴如海被杀之时,潘巧云就对石秀说出了“你杀了我师兄,我也不想活了”的话,她对裴如海确是动了真情的,因为与善解风情的裴如海相比,杨雄简直粗糙得像块木头疙瘩。潘巧云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殉了这份不受任何保护的情感。
阎婆惜、潘巧云两案,原本就是一夫一妻制下常有的“红杏出墙”。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爱而发生的?”
即使在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红杏出墙”之事,丈夫打骂一顿或“一纸休书”也就可以了结的,不料却以杀妻告终。问题在于,作者在这里对杀妻持肯定的态度,对妇女冒险追求真情性爱的要求非常蔑视,并予贬斥。这就不能不造成艺术上的严重局限。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同样是描写妇女的性爱要求及其“出轨”,由于作者的妇女观不同,艺术处理就大相径庭。试看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她的内心世界是何等丰富,对爱情追求是何等炽烈而符合人情。小说结局处理及其效果是:安娜在情人沃伦斯基对她冷淡之后,终于精神崩溃而卧轨自杀,从而使安娜这个艺术形象赢得了人们的极大同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艺术上的独领风骚,与作者性爱观上的进步并鹤立鸡群有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