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团结的力量是如何起源的这一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至今仍有很多争议。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曼瑟尔·奥尔森认为在集体行动中，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团结并没有解决阶级成员中的免费搭车问题。但是道格拉斯·诺斯却认为，社会变迁史，尤其是欧洲历史，已经证明了思想意识或者意识形态能促成阶级团结和集体行动这一马克思理论的有效性，免费搭车问题的影响在欧洲历史上弱到可以被忽视。
　　在与团结的起源这一问题的纠缠中，奥尔森的解释非常局限性地陷在免费搭车这一并不核心的影响条件里，并不是因为他的美国情景，而是因为他陷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陷阱，离开人类的历史经验太远。同样置身于美国情景的政治经济学者埃里克·欧林·赖特在讨论受雇佣阶级的力量来源时，从经验出发，事实上已触及了阶级团结的起源本身。赖特的特别在于，他在新马学派的政治经济学者中，旗帜鲜明地引入了对人力本身或者受雇佣者的供需因素来建立理论。赖特认为，受雇佣阶级的力量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结构性的力量，一个是结盟和团结的力量。而结构性的力量，就包括受雇佣者在雇佣市场或者劳动力市场上不能被其他人力供给替代掉的一种市场结构而形成的力量。
　　赖特陈述的很可能是微观层面的人力供需逻辑，比如不同的产业部门或者就业区域，而把它放大到宏观层面，如果可以替代的剩余人力总供给或者寻求就业的失业者数量庞大，那么受雇佣阶级的结构性力量根本也就不存在了。那么，受雇佣阶级的结构性力量因为过大的剩余人力供给或者失业者的大量存在而被摧毁时，受雇佣阶级的结盟和团结的力量会不受这种人力的供需结构影响而完好无损吗？经验证明，这种情况下，受雇佣者的结盟和阶级团结也会同样受到打击。即使在现代英国的撒切尔首相时代，受雇佣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很大原因也在于那时就业的困难导致的受雇佣阶级行动同盟和团结的瓦解。与撒切尔首相僵持时，虽然富有经验的工运组织者仍然在关键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公共厨房”，但由于雇佣合同对于受雇佣者而言已经比战后的黄金时代珍贵很多，失去一个受雇佣岗位后再就业的困难已十分明显，受雇佣阶级的团结盟信和集体行动只能在受雇佣阶级成员的就业竞争中自我瓦解。马克思学派话语中的“reserve army”，也就是待就业的闲置剩余劳动人口或闲置人力，对受雇佣阶级而言，其政治上的意义不可能是正面的，尽管其英文用了“army”这个字。
　　那么，如果现在假定受雇佣阶级的团结起源于一定的人力供需或劳动人口供需结构，某些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尚未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区域，则有着更深刻的悲哀：威胁阶级团结、破坏阶级力量的闲置人力是由劳动者自身不计后果的生育行为造成的。20岁的受雇佣竞争者让40多岁的受雇佣者失业，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在宏观总量上，40、50岁的劳动人口生育出了远远多于60岁的退休人口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