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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背后总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使得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各具不同的样态和趋势，这一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古代思想史把它叫做“势”。本文试着从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势”的探讨这一点入手，窥探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发展的问题的认识，以求对新发展观形成有所启发。
关键词：观势；顺势；乘势；造势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1-00-02
一、“势”的词源学分析
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包括社会的发展变化，背后总存在着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诸多力量的抗衡和作用使得事物发展方向具有某种客观强制性、不可避免性，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称为“势”。
从词源学的角度上看，“势”字从力从执，本义就是：用力执（握住），意即通过某种“力”来把握和左右事物的运动变化。《辞海》中对于“势”就有以下六种解释：（1）冲发或冲击的力；（2）权力；（3）形势、气势；（4）情势；（5）姿势；（6）物理学的名词，亦称‘位’，是描写场的一种量。如位势”。其中可以略见“势”的涵义即某种事物发展的客观样态或趋向力。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上看，“势”最常用于指权力。如《尚书·仲虺之诰》：“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其中的“势”是权势或权力的意思。权势因人用力，可以左右他人的意志和行为。对于权势持有者以外的人而言，权势无疑就具有了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强制性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中慎到非常“重势”。他认为“势位足恃，而贤智不足慕”，[1]他说：“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位势足以诎贤者也。”[2]贤智不起作用的地方，权势由于得助于众，却可以驱使不肖，教民，治世，为此它比贤智更值得去倚重和追求。权势由于得助于众，造成了权势者与其他人之间力量对比的不平衡，从而获得了左右他人行为的力量。
此后，韩非继承了这一观点，提出一套“法、术、势”并举的帝王的统御之术中，使得倚“势”治世的势治成为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政治主张，就是：君主要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势来实行他的统治。由于“势”具有左右人的行为，从而改变事物发展方向的功能，它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势是不可避免的，强制性的。因此随后“势”的概念逐渐丰富和发展，并逐渐过渡到用于表征由于促成事物发展变化的诸多力量之间对比的不平衡，造成的事物运动发展中的一种客观样态和趋向力上。
二、势：事物发展过程的客观样态和趋向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兵家最早用“势”表征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样态和趋向。《孙子·始计篇》中讲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就是说所谓的“势”，就是抓住有利条件，权衡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采取行动，使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
考察中国思想史，“势”有以下特征：
（一）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势即必然趋势。王夫之说：“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3]就是说，势的出现是不可逆转的，不得不如此。这也可见，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人力所不及的，是客观、外在的。
（二）势“非圣人之意”。唐代的柳宗元将“势”与“意”对举即把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的主观意思并举，他从主客体对立的角度明确阐述了“势”是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力量。其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封建论》中他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也，势不可也……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分封制并非圣人的主观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决定的。
（三）“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史书，其中既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也包含了许多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在《史记》中，司马迁就多处用到“势”。他说：“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4]也就是说事物发展的“客观样态”是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一种必然体现，它必然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对于这一点，人们无须惊讶。在这里“势”产生的根源在于事物自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事物发展之流，
（四）事物运动必然产生的某种态势，这种态势将推动新旧事物之间更替、转化。司马迁在对古代货币的产生、演化的分析中，认为：“禹夏之币……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正因此，他说：“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5]就是说，新事物的产生总受某种“势”的支配，事物的发展与势同时存在，势一出现就有新事物产生；相反，就不可能有新事物出现。这就是关于势的产生发展与势的转化的理论描述。
三、从“观势”、“顺势”、“乘势”到“造势”、“应势”：中国古代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和把握
既然“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样态；所谓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宋代思想家叶适在《治势》中提出：“夫势者，天下之至神也。”“欲治天下而不见其势，天下不可治已。”叶适认为势在社会发展史上，是很神圣的，居于支配地位。如果要治理天下，却不了解天下发展的趋势，天下是得不到治理的。为此认识并把握住发展的大“趋势”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通过对社会兴衰的历史研究，逐步总结出了从观势、顺势、乘势到造势、为势的一条积极有为的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
在早期中国古代的“兵家”思想当中，就有许多“观势”的论述。《孙子·始计》中就重点阐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即道、天、地、将、法；指出通过对这五个因素的对比研究，就可以把握住未来战争发展趋势，预测战争的胜负，即综合考察影响战争进程的各种因素来判断事物发展的趋势。
战国时期商鞅在《商君书·画策》也谈到“势”，他认为：“丽丽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圣人见本然之故，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泾制火。”就是说，势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本身的一种“必然之理”。观势就要见“本然之故”，即从事物本身的特征入手进行探究。
明末清初的理学家王夫之综合了前人的思想，将“时”“势”“理”三者联系在一起考察。他说：“势因乎时，理因乎势。”[6]在这里，“时”是当下之义，是指事物当下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势”凭其而得以表现和显露。没有事物在当下的变化发展就不会有势的出现，所以“势”是事物未来的发展的一种客观必然样态和趋向。势是“时”发展的必然结果。“理”是隐藏在“势”背后的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理”统领“时”、“势”，高于“时”、“势”，但“理”的得出则是来自于对势的把握、认识。王夫之还据史实说明秦废封建、建郡县，“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7]也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时”的条件下产生和表现出来，并被人们认识的。
“观势”仅仅就是观察事物发展趋向，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认识和把握这一发展趋向的真正目的在于：“顺势而为”，“乘势有为”，推动事物朝着有利于主体的方向发展。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经提出：“因时顺理乘势有为”[8]的治国方针。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应当凭借一定的时代条件，顺应天命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驾驭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有所作为。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势”和“乘势”呢？因为事物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自然流变。“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诸种力量对比的不平衡造成的事物的未来发展的样态和趋向，是理的外化和必然表现，因此“顺势而为”便要首先要“见理”，即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王夫之认为：“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9]既然如此那如何才能认识和把握理呢？观势，势是理所成，理所造就，所以我们就能“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即我们能在事物运动发展的趋势处，考察或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明代理学家王廷相通过纵观了各个封建朝代治乱更替，兴衰循环发展的历史趋向后，得出：“民苦思乱，乱久思治，治则思休，乃理势必至之期也”[10]的结论。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即由“苦”到“乱”到“治”，再到“休”的过程。王夫之进一步认为：“迨得其理，则自然成势”[11]说明：理与势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得其理”表明符合事物发展的某种规律。只要如此，那么事物发展的趋势就自然会表现出来。
王夫之还提出“势之清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12]。“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自然的意思。一个自然过程实际上是“势”与“理”相结合，并表现在外的过程。这实际是说事物发展规律的外在表现也就是事物发展的过程。所以王夫之说：“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13]即是说事物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自然流变。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国自古就有“天视自我民视”的传统观点，王夫之也说：“可以行千年而不易，人也，即天也。天视自我民视。”即是说社会的发展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因为符合民意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同时，他又认为，社会发展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曲折过程。他说：“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一合而一离，一治而一乱，于此可以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14]
作为社会的主体的人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除了相对较消极的“顺势而为”或“乘势而为”，即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外，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为势”，“造势”的重要思想。
作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处理人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思想，“为势”和“造势”的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治平理想的核心。叶适在《治势》中提出圣人治天下要“知其势而以一身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纵观中国历史，他认为从尧舜到唐宗宋祖，“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所以他说：“天下之事惟其所为，而莫或制其后。”就是说，认识和把握了历史发展趋势，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会自由，就能创造性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走到时代的前头。
四、小结
经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势”问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暗合。
关于社会发展的样态和动力问题，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在论述了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之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向和动力作了最集中最经典的阐述，恩格斯认为：
（一）社会历史发展是由社会各种矛盾的相互作用构成的合力推动的；（二）尽管人们都在进行着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常常既不是这些人所期待的，也不是那些人所希望的，而是“历史合力”运动的结果，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三）社会发展是决定性和选择性的统一，个人意志在历史进程中的实现程度最终是同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决定性的程度成正比。
可见，中国古代对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韩非子·难势篇.
[2]韩非子·难势篇.
[3]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4]史记·平准书第八.
[5]史记·平准书第八.
[6]读通鉴论卷十二.
[7]读通鉴论卷一.
[8]壬午应诏封事,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9]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10]雅述上篇.
[11]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12]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13]宋论卷七.
[14]读通鉴论卷末.
关键词：观势；顺势；乘势；造势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1-00-02
一、“势”的词源学分析
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包括社会的发展变化，背后总存在着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诸多力量的抗衡和作用使得事物发展方向具有某种客观强制性、不可避免性，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称为“势”。
从词源学的角度上看，“势”字从力从执，本义就是：用力执（握住），意即通过某种“力”来把握和左右事物的运动变化。《辞海》中对于“势”就有以下六种解释：（1）冲发或冲击的力；（2）权力；（3）形势、气势；（4）情势；（5）姿势；（6）物理学的名词，亦称‘位’，是描写场的一种量。如位势”。其中可以略见“势”的涵义即某种事物发展的客观样态或趋向力。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上看，“势”最常用于指权力。如《尚书·仲虺之诰》：“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其中的“势”是权势或权力的意思。权势因人用力，可以左右他人的意志和行为。对于权势持有者以外的人而言，权势无疑就具有了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强制性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中慎到非常“重势”。他认为“势位足恃，而贤智不足慕”，[1]他说：“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位势足以诎贤者也。”[2]贤智不起作用的地方，权势由于得助于众，却可以驱使不肖，教民，治世，为此它比贤智更值得去倚重和追求。权势由于得助于众，造成了权势者与其他人之间力量对比的不平衡，从而获得了左右他人行为的力量。
此后，韩非继承了这一观点，提出一套“法、术、势”并举的帝王的统御之术中，使得倚“势”治世的势治成为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政治主张，就是：君主要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势来实行他的统治。由于“势”具有左右人的行为，从而改变事物发展方向的功能，它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势是不可避免的，强制性的。因此随后“势”的概念逐渐丰富和发展，并逐渐过渡到用于表征由于促成事物发展变化的诸多力量之间对比的不平衡，造成的事物运动发展中的一种客观样态和趋向力上。
二、势：事物发展过程的客观样态和趋向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兵家最早用“势”表征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样态和趋向。《孙子·始计篇》中讲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就是说所谓的“势”，就是抓住有利条件，权衡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采取行动，使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
考察中国思想史，“势”有以下特征：
（一）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势即必然趋势。王夫之说：“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3]就是说，势的出现是不可逆转的，不得不如此。这也可见，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人力所不及的，是客观、外在的。
（二）势“非圣人之意”。唐代的柳宗元将“势”与“意”对举即把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的主观意思并举，他从主客体对立的角度明确阐述了“势”是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力量。其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封建论》中他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也，势不可也……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分封制并非圣人的主观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决定的。
（三）“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史书，其中既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也包含了许多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在《史记》中，司马迁就多处用到“势”。他说：“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4]也就是说事物发展的“客观样态”是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一种必然体现，它必然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对于这一点，人们无须惊讶。在这里“势”产生的根源在于事物自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事物发展之流，
（四）事物运动必然产生的某种态势，这种态势将推动新旧事物之间更替、转化。司马迁在对古代货币的产生、演化的分析中，认为：“禹夏之币……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正因此，他说：“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5]就是说，新事物的产生总受某种“势”的支配，事物的发展与势同时存在，势一出现就有新事物产生；相反，就不可能有新事物出现。这就是关于势的产生发展与势的转化的理论描述。
三、从“观势”、“顺势”、“乘势”到“造势”、“应势”：中国古代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和把握
既然“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样态；所谓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宋代思想家叶适在《治势》中提出：“夫势者，天下之至神也。”“欲治天下而不见其势，天下不可治已。”叶适认为势在社会发展史上，是很神圣的，居于支配地位。如果要治理天下，却不了解天下发展的趋势，天下是得不到治理的。为此认识并把握住发展的大“趋势”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通过对社会兴衰的历史研究，逐步总结出了从观势、顺势、乘势到造势、为势的一条积极有为的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
在早期中国古代的“兵家”思想当中，就有许多“观势”的论述。《孙子·始计》中就重点阐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即道、天、地、将、法；指出通过对这五个因素的对比研究，就可以把握住未来战争发展趋势，预测战争的胜负，即综合考察影响战争进程的各种因素来判断事物发展的趋势。
战国时期商鞅在《商君书·画策》也谈到“势”，他认为：“丽丽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圣人见本然之故，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泾制火。”就是说，势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本身的一种“必然之理”。观势就要见“本然之故”，即从事物本身的特征入手进行探究。
明末清初的理学家王夫之综合了前人的思想，将“时”“势”“理”三者联系在一起考察。他说：“势因乎时，理因乎势。”[6]在这里，“时”是当下之义，是指事物当下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势”凭其而得以表现和显露。没有事物在当下的变化发展就不会有势的出现，所以“势”是事物未来的发展的一种客观必然样态和趋向。势是“时”发展的必然结果。“理”是隐藏在“势”背后的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理”统领“时”、“势”，高于“时”、“势”，但“理”的得出则是来自于对势的把握、认识。王夫之还据史实说明秦废封建、建郡县，“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7]也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时”的条件下产生和表现出来，并被人们认识的。
“观势”仅仅就是观察事物发展趋向，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认识和把握这一发展趋向的真正目的在于：“顺势而为”，“乘势有为”，推动事物朝着有利于主体的方向发展。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经提出：“因时顺理乘势有为”[8]的治国方针。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应当凭借一定的时代条件，顺应天命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驾驭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有所作为。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势”和“乘势”呢？因为事物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自然流变。“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诸种力量对比的不平衡造成的事物的未来发展的样态和趋向，是理的外化和必然表现，因此“顺势而为”便要首先要“见理”，即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王夫之认为：“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9]既然如此那如何才能认识和把握理呢？观势，势是理所成，理所造就，所以我们就能“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即我们能在事物运动发展的趋势处，考察或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明代理学家王廷相通过纵观了各个封建朝代治乱更替，兴衰循环发展的历史趋向后，得出：“民苦思乱，乱久思治，治则思休，乃理势必至之期也”[10]的结论。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即由“苦”到“乱”到“治”，再到“休”的过程。王夫之进一步认为：“迨得其理，则自然成势”[11]说明：理与势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得其理”表明符合事物发展的某种规律。只要如此，那么事物发展的趋势就自然会表现出来。
王夫之还提出“势之清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12]。“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自然的意思。一个自然过程实际上是“势”与“理”相结合，并表现在外的过程。这实际是说事物发展规律的外在表现也就是事物发展的过程。所以王夫之说：“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13]即是说事物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自然流变。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国自古就有“天视自我民视”的传统观点，王夫之也说：“可以行千年而不易，人也，即天也。天视自我民视。”即是说社会的发展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因为符合民意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同时，他又认为，社会发展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曲折过程。他说：“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一合而一离，一治而一乱，于此可以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14]
作为社会的主体的人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除了相对较消极的“顺势而为”或“乘势而为”，即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外，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为势”，“造势”的重要思想。
作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处理人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思想，“为势”和“造势”的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治平理想的核心。叶适在《治势》中提出圣人治天下要“知其势而以一身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纵观中国历史，他认为从尧舜到唐宗宋祖，“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所以他说：“天下之事惟其所为，而莫或制其后。”就是说，认识和把握了历史发展趋势，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会自由，就能创造性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走到时代的前头。
四、小结
经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势”问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暗合。
关于社会发展的样态和动力问题，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在论述了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之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向和动力作了最集中最经典的阐述，恩格斯认为：
（一）社会历史发展是由社会各种矛盾的相互作用构成的合力推动的；（二）尽管人们都在进行着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常常既不是这些人所期待的，也不是那些人所希望的，而是“历史合力”运动的结果，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三）社会发展是决定性和选择性的统一，个人意志在历史进程中的实现程度最终是同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决定性的程度成正比。
可见，中国古代对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韩非子·难势篇.
[2]韩非子·难势篇.
[3]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4]史记·平准书第八.
[5]史记·平准书第八.
[6]读通鉴论卷十二.
[7]读通鉴论卷一.
[8]壬午应诏封事,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9]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10]雅述上篇.
[11]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12]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13]宋论卷七.
[14]读通鉴论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