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十年前，电视征婚节目在轰轰烈烈中赫然登场、以不了了之收场；十年后，新一轮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再度卷土重来，同样气势汹汹，却又在异常火爆中被勒令整改。这种恶性循环的症结究竟在哪里？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如何突破自身瓶颈？它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电视相亲交友节目 《非诚勿扰》 主流价值观 婚恋观
上世纪90年代末，在我国的电视荧屏上刮起了“电视征婚”节目的热潮，较早出现的是1998年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模仿台湾的《非常男女》），随后其他省级电视台也竞相推出各自的电视征婚节目，如北京电视台的《今晚我们相识》、河北电视台的《心心广场》、辽宁电视台的《一见倾心》、河南电视台的《谁让我心动》、福建有线电视台的《真情有约》、北京有线台的《浪漫久久》、重庆电视台的《缘分天空》、上海东方卫视的《相约星期六》等，在全国甚至一度达到30多个大同小异的电视征婚栏目。这些栏目不只是将原本适龄男女之间相对隐秘的“私事”公开化，还让电视充当了牵线搭桥的“红娘”角色，在当时曾经引起了极大的收视狂潮和轰动效应。
电视相亲交友节目：“挑战”的是社会主流价值观
当下，新一轮的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再度风起云涌，诸如安徽卫视的《周日我最大——缘来是你》、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等。与当年那些电视征婚栏目在同质化竞争中自生自灭、逐渐沉寂的状况相比，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的命运再次遭到质疑。在一段时间内异常火爆之后，在观众近乎“一边倒”的谴责和声讨中，国家广电总局接连下发两个文件勒令电视相亲交友节目进行整改，甚至个别栏目就此已经停播。
其实，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再度崛起，是适时又及时的。由于人们的工作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剩男剩女逐渐增多，为适婚男女青年搭建一个“面对面”交流的平台，提供更多相识和交往的机会，体现了电视媒体义不容辞的服务功能。德国国家媒体研究所专家克里普教授曾说，电视相亲节目近十年来在世界兴起，一方面这些节目可以制造一些社会氛围，比如人与人的接近、爱情的渴望等，这对遭遇“单身危机”的社会来说，是一种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这些节目过于娱乐化，反而让人们不相信真正的爱情。毕竟仅凭演播室现场的一面之缘、为数不多的交流对话以及视频短片，并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且与之牵手的。
这里，仅以《非诚勿扰》为例，它由最初的收视冠军到被点名、勒令整改，并非仅仅是嘉宾作假作秀惹起争议，更为深层的根本原因就是“扰乱”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挑战和颠覆了全民的伦理标准和道德底线。即在节目中一些嘉宾有意的言论“出位”、大胆、另类，公开亮出自己的“雷人”观点，致使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往往用票子、车子、房子等作为量化和考量嘉宾的标准，不只是触碰了社会规范的尺度和禁忌，放任了拜金主义、虚荣、涉性等不健康的婚恋观，也对观众的心理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暗示和情感冲击。比如，“不愿坐在你的单车后面Happy，宁愿坐在宝马里面哭”的“宝马女”、上台就说“在上海有三套房”的“三套房男”，而一位男嘉宾说自己曾谈过七八个女朋友，女嘉宾接着说“还没有我的零头多呢！”等，已经成为人们街头巷议的话题，加之节目中嘉宾刻意的尖刻、庸俗的提问、肆无忌惮的低级趣味等，已经完全搅乱了主流价值观念与社会公德，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人的传统婚恋观，致使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变相成了“炫富”、“拜金”的大舞台，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极尽表演之能事。
而这又恰恰是此前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世俗心理与人性本真的彻底迎合，让它成为观众借以感慨或唏嘘的平台，在不知不觉中，有一双无形之手在观众心目中按下了选择的按钮。要命的是，我们的选择和节目中人的选择大同小异，我们的喜欢与嘲讽也是如此类似”。①不能不说，这真是一种讽刺性的悖论——我们作为电视观众堂而皇之地嘲笑、鄙视和不屑80后、90后的马诺们，而我们的内在价值取向竟然在某些方面与之惊人的契合、相似。只不过，我们潜伏着的各种念头和想法没有马诺们大胆，没有勇气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说出来。从马诺们的表白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我们恐慌了、退缩了，不敢正视这个事实，便极力主张封杀电视相亲交友节目。马诺式的人物大有人在，包括部分70后甚至60后。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学专家王岩教授的话说：“因为马诺不仅仅是马诺，她已经成为某些错误思潮的代言人，她说出了一些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这绝对是一个令人惊悚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相亲交友节目被勒令整改，一个毋庸置疑的潜在因素，就是太过“真实”了、太逼近现实了，甚至赤裸裸、血淋淋地展示非主流的价值观念，无异于在揭大多数人不可示人的疮疤，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是始作俑者，同样也是被舆论嘲笑和批判的对象。
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真人的电视“秀”
当然，“除了批判，我们更需要社会中每一个人都真正静下心来反思一下这些社会‘病症’所产生的原因以及可能的改良途径。”②恩格斯曾将两性关系视为一种一对一的最严格、最个性化的选择，是“最个人的”，也是“最崇高的”人类之爱。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则“把一些活生生的个人的千差万别、微妙无比的观察、审视、探试、流露、回应的百分之百的属于隐私的过程，变成公之于世的展示，变成供人欣赏的视听产品，这本身就有悖于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文明的原则”。③特别是有些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只是把相亲当成幌子，虽然是真人（有时还不一定是真人，即“托儿”）、真事、真场景，但唯独缺乏真情。甚至有些男女嘉宾现场牵手成功，场下却再无任何联系。真人相亲的电视节目究竟如何定位？电视相亲交友节目旨在为婚恋服务，还是仅仅提供一个作秀的平台？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近些年通过电视相亲节目寻找婚姻归宿的人越来越少，一半以上的人只是为了“玩玩”：有的人是希望通过节目实现普通人上电视的梦想，有的是为了电视台以及赞助商的高额奖金，还有准备参加选举的政客也想通过参加节目提高知名度。以某期的《非诚勿扰》为例，一个各方面看起来都非常优秀、也被大多数女嘉宾看好的男嘉宾，在最后的男生权利时却放弃选择，狠狠地把现场女嘉宾耍了一把，他个人则借助电视这个平台“秀”了自己的优势。如此没有诚意，何来真情？网友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质疑：“此类节目只不过是一场浓缩虚伪感情、演绎个人隐私、编织精致谎言、崇拜金钱占有的游戏。”
当然，不能忽略和否认的是，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确实又不过是一档娱乐、游戏节目。当下我国的电视情感类栏目主要有速配类、谈话类、咨询类和真人秀类四种。况且几乎没有原创，基本上完全移植和照搬国外的节目，而类似的电视相亲节目在国外就是电视真人秀节目，“秀”就有表演的成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相亲。节目标准化的开场白、结束语、游戏规则以及道具设置等，都体现为一种仪式化的表达方式。参与者从形象到表情、动作、语言等也“秀”到极致。特别是编导充分利用视听语言的表现手段，很清楚观众想看什么，镜头给得很到位。比如，《非诚勿扰》中两个一直对男嘉宾亮灯的女孩，最后一起牵手走T型台，配上节奏轻快的音乐，就是有意造成“秀场”的视听效果。
此外，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的魅力还来自对现实生活同步取材的制作方式，而生活永远给人以惊奇和意外，并制造出种种刺激和感动。现实的不可捉摸性，造成了生活中的一切偶然变成了皆有可能。男嘉宾现场的即兴应答、视频短片的自述乃至其朋友的推介等，都有可能左右女嘉宾的选择，使现场情形甚或陡转急下，甚或峰回路转。也就是说，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的相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已无关紧要，更多的是对参与者性格的测试。观众也随之不由自主地认为参与了一场狂欢，获得了一种轻松、愉快的视听满足。
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
然而，在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明令要求电视相亲交友节目整改之后，《缘来是你》、《为爱向前冲》已经停播，其他电视相亲节目的收视率也普遍降低。《非诚勿扰》的主要变化是“党校女教授来了，节目更主流了；‘毒舌’点评人乐嘉话少了，点评变温和了”。实际上，网友的这种评价不无嘲讽之意。“只是现在看来，没有了话题炒作，相亲节目倒也回归了真诚，但收视率却大幅下降，没有了那几个直白而又现实地直指问题所在的雷男雷女，表面上的一派和谐让思考再度不复存在，那么，相亲节目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还真的是个很大的博弈。”④
客观地说，类似《非诚勿扰》的电视相亲交友节目不只是产生了特定含义的“拜金女”、“丁克女”、“富二代”，还将房子、职业、收入、财产、外貌、试婚、同居等社会热点逐一融入，比较真切地揭示了困扰所有人的现实生存问题——身价、房价、婚姻和家庭关系等，具有超震撼的现实辐射力。而一档真正成功的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就是要让我们透过电视，看到身边某一热点社会现象的代表、某一个群体的婚恋观、价值观。他们代表的是各种不同的声音，通过他们让观众找到认同感或争议探讨点，最后达到向主流靠拢的传播价值，同时让整个社会更包容、更有人情味，激发更多的人性关怀，这是主流电视传媒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也是电视节目产生的社会意义和价值”。⑤况且电视相亲交友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有交锋就有回应，多元化的声音在所难免。
笔者非常不赞同在评判台上加入江苏党校的女嘉宾，似乎由她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来对现场的话题予以把关。这既是一种形同虚设的政治符号，更无异于掩耳盗铃式的“恶搞”。况且，她又没有表现出太多个人的真知灼见，并不能引导和把握现场话题的走向，反而不如乐嘉，虽然不免感性、乃至尖刻一些，但更真实、更人情化。换句话说，对于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出现的问题，不应该采取一味地“堵”的方式，而应该有意识地加以“疏导”。每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压制不了的，在节目中、舞台上可以暂时不说，不等于台下、现实生活中不那样做。“不用怕这种节目出现，但这种节目出现后就要允许人家来批评，批评不等于封杀，封杀并不是表示这种现象就不存在了，只是把它隐藏了起来。社会的谴责，其实可能比官方的禁止更有效。”⑥比如，《非诚勿扰》某期节目中，对于一个极其炫富的“富二代”，遭遇全体女嘉宾的现场灭灯，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即对于社会中隐匿而又客观存在的观念，我们不能躲避，封杀也绝对不是上策。我们可以引进大众批评，正面引导，索性针对话题公开辩论，可以意见相左，可以自圆其说，但最终自有公断。
综上所述，我们除了正视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的负面影响之外，还要主动出战、迎击。仅仅口诛笔伐是不够的，需要每个人自觉、自律，媒体更要发挥引导职能，在节目的宗旨、设计环节、话题引导上多下工夫。“如何凸显自己的文化内涵、价值理念，兼顾节目的娱乐性、戏剧性和社会性，对中国电视人是一种挑战。”⑦即真正确认、建立、提升主流价值观念，是整个社会、时代的一个大课题，电视相亲交友节目不可能也无力承担全部责任。恰如新华社的一篇文章所言，电视相亲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但不可成为非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地。（本文为2007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07ZYS001）
注 释：
①韩浩月：《电视交友节目为何这么火？一场真实的人性展览》，《新京报》，2010年4月1日。
②郑晋鸣、陆金玉：《不许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从〈非诚勿扰〉看传播者责任》，《光明日报》，2010年6月24日。
③沈敏特：《电视“相亲”的文明考量：有悖于人类的文明原则》，《解放日报》，2010年6月24日。
④《相亲节目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新快报》，2010年8月3日。
⑤《相亲是当下相亲节目的遮羞布》，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00603
⑥周黎明：《社会谴责可能比官方禁止更有效》,http://www.vipnk.com/viewnews-4815
⑦姜泓冰、刘阳：《西方相亲节目也不敢造次，娱乐至上必定走向歧途》，《人民日报》，2010年6月24日。
（作者单位：王艳玲，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汪芳、王锐，河北省乐亭县电视台新闻部）
编校：郑 艳
关键词：电视相亲交友节目 《非诚勿扰》 主流价值观 婚恋观
上世纪90年代末，在我国的电视荧屏上刮起了“电视征婚”节目的热潮，较早出现的是1998年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模仿台湾的《非常男女》），随后其他省级电视台也竞相推出各自的电视征婚节目，如北京电视台的《今晚我们相识》、河北电视台的《心心广场》、辽宁电视台的《一见倾心》、河南电视台的《谁让我心动》、福建有线电视台的《真情有约》、北京有线台的《浪漫久久》、重庆电视台的《缘分天空》、上海东方卫视的《相约星期六》等，在全国甚至一度达到30多个大同小异的电视征婚栏目。这些栏目不只是将原本适龄男女之间相对隐秘的“私事”公开化，还让电视充当了牵线搭桥的“红娘”角色，在当时曾经引起了极大的收视狂潮和轰动效应。
电视相亲交友节目：“挑战”的是社会主流价值观
当下，新一轮的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再度风起云涌，诸如安徽卫视的《周日我最大——缘来是你》、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等。与当年那些电视征婚栏目在同质化竞争中自生自灭、逐渐沉寂的状况相比，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的命运再次遭到质疑。在一段时间内异常火爆之后，在观众近乎“一边倒”的谴责和声讨中，国家广电总局接连下发两个文件勒令电视相亲交友节目进行整改，甚至个别栏目就此已经停播。
其实，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再度崛起，是适时又及时的。由于人们的工作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剩男剩女逐渐增多，为适婚男女青年搭建一个“面对面”交流的平台，提供更多相识和交往的机会，体现了电视媒体义不容辞的服务功能。德国国家媒体研究所专家克里普教授曾说，电视相亲节目近十年来在世界兴起，一方面这些节目可以制造一些社会氛围，比如人与人的接近、爱情的渴望等，这对遭遇“单身危机”的社会来说，是一种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这些节目过于娱乐化，反而让人们不相信真正的爱情。毕竟仅凭演播室现场的一面之缘、为数不多的交流对话以及视频短片，并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且与之牵手的。
这里，仅以《非诚勿扰》为例，它由最初的收视冠军到被点名、勒令整改，并非仅仅是嘉宾作假作秀惹起争议，更为深层的根本原因就是“扰乱”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挑战和颠覆了全民的伦理标准和道德底线。即在节目中一些嘉宾有意的言论“出位”、大胆、另类，公开亮出自己的“雷人”观点，致使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往往用票子、车子、房子等作为量化和考量嘉宾的标准，不只是触碰了社会规范的尺度和禁忌，放任了拜金主义、虚荣、涉性等不健康的婚恋观，也对观众的心理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暗示和情感冲击。比如，“不愿坐在你的单车后面Happy，宁愿坐在宝马里面哭”的“宝马女”、上台就说“在上海有三套房”的“三套房男”，而一位男嘉宾说自己曾谈过七八个女朋友，女嘉宾接着说“还没有我的零头多呢！”等，已经成为人们街头巷议的话题，加之节目中嘉宾刻意的尖刻、庸俗的提问、肆无忌惮的低级趣味等，已经完全搅乱了主流价值观念与社会公德，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人的传统婚恋观，致使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变相成了“炫富”、“拜金”的大舞台，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极尽表演之能事。
而这又恰恰是此前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世俗心理与人性本真的彻底迎合，让它成为观众借以感慨或唏嘘的平台，在不知不觉中，有一双无形之手在观众心目中按下了选择的按钮。要命的是，我们的选择和节目中人的选择大同小异，我们的喜欢与嘲讽也是如此类似”。①不能不说，这真是一种讽刺性的悖论——我们作为电视观众堂而皇之地嘲笑、鄙视和不屑80后、90后的马诺们，而我们的内在价值取向竟然在某些方面与之惊人的契合、相似。只不过，我们潜伏着的各种念头和想法没有马诺们大胆，没有勇气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说出来。从马诺们的表白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我们恐慌了、退缩了，不敢正视这个事实，便极力主张封杀电视相亲交友节目。马诺式的人物大有人在，包括部分70后甚至60后。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学专家王岩教授的话说：“因为马诺不仅仅是马诺，她已经成为某些错误思潮的代言人，她说出了一些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这绝对是一个令人惊悚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相亲交友节目被勒令整改，一个毋庸置疑的潜在因素，就是太过“真实”了、太逼近现实了，甚至赤裸裸、血淋淋地展示非主流的价值观念，无异于在揭大多数人不可示人的疮疤，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是始作俑者，同样也是被舆论嘲笑和批判的对象。
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真人的电视“秀”
当然，“除了批判，我们更需要社会中每一个人都真正静下心来反思一下这些社会‘病症’所产生的原因以及可能的改良途径。”②恩格斯曾将两性关系视为一种一对一的最严格、最个性化的选择，是“最个人的”，也是“最崇高的”人类之爱。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则“把一些活生生的个人的千差万别、微妙无比的观察、审视、探试、流露、回应的百分之百的属于隐私的过程，变成公之于世的展示，变成供人欣赏的视听产品，这本身就有悖于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文明的原则”。③特别是有些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只是把相亲当成幌子，虽然是真人（有时还不一定是真人，即“托儿”）、真事、真场景，但唯独缺乏真情。甚至有些男女嘉宾现场牵手成功，场下却再无任何联系。真人相亲的电视节目究竟如何定位？电视相亲交友节目旨在为婚恋服务，还是仅仅提供一个作秀的平台？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近些年通过电视相亲节目寻找婚姻归宿的人越来越少，一半以上的人只是为了“玩玩”：有的人是希望通过节目实现普通人上电视的梦想，有的是为了电视台以及赞助商的高额奖金，还有准备参加选举的政客也想通过参加节目提高知名度。以某期的《非诚勿扰》为例，一个各方面看起来都非常优秀、也被大多数女嘉宾看好的男嘉宾，在最后的男生权利时却放弃选择，狠狠地把现场女嘉宾耍了一把，他个人则借助电视这个平台“秀”了自己的优势。如此没有诚意，何来真情？网友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质疑：“此类节目只不过是一场浓缩虚伪感情、演绎个人隐私、编织精致谎言、崇拜金钱占有的游戏。”
当然，不能忽略和否认的是，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确实又不过是一档娱乐、游戏节目。当下我国的电视情感类栏目主要有速配类、谈话类、咨询类和真人秀类四种。况且几乎没有原创，基本上完全移植和照搬国外的节目，而类似的电视相亲节目在国外就是电视真人秀节目，“秀”就有表演的成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相亲。节目标准化的开场白、结束语、游戏规则以及道具设置等，都体现为一种仪式化的表达方式。参与者从形象到表情、动作、语言等也“秀”到极致。特别是编导充分利用视听语言的表现手段，很清楚观众想看什么，镜头给得很到位。比如，《非诚勿扰》中两个一直对男嘉宾亮灯的女孩，最后一起牵手走T型台，配上节奏轻快的音乐，就是有意造成“秀场”的视听效果。
此外，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的魅力还来自对现实生活同步取材的制作方式，而生活永远给人以惊奇和意外，并制造出种种刺激和感动。现实的不可捉摸性，造成了生活中的一切偶然变成了皆有可能。男嘉宾现场的即兴应答、视频短片的自述乃至其朋友的推介等，都有可能左右女嘉宾的选择，使现场情形甚或陡转急下，甚或峰回路转。也就是说，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的相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已无关紧要，更多的是对参与者性格的测试。观众也随之不由自主地认为参与了一场狂欢，获得了一种轻松、愉快的视听满足。
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
然而，在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明令要求电视相亲交友节目整改之后，《缘来是你》、《为爱向前冲》已经停播，其他电视相亲节目的收视率也普遍降低。《非诚勿扰》的主要变化是“党校女教授来了，节目更主流了；‘毒舌’点评人乐嘉话少了，点评变温和了”。实际上，网友的这种评价不无嘲讽之意。“只是现在看来，没有了话题炒作，相亲节目倒也回归了真诚，但收视率却大幅下降，没有了那几个直白而又现实地直指问题所在的雷男雷女，表面上的一派和谐让思考再度不复存在，那么，相亲节目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还真的是个很大的博弈。”④
客观地说，类似《非诚勿扰》的电视相亲交友节目不只是产生了特定含义的“拜金女”、“丁克女”、“富二代”，还将房子、职业、收入、财产、外貌、试婚、同居等社会热点逐一融入，比较真切地揭示了困扰所有人的现实生存问题——身价、房价、婚姻和家庭关系等，具有超震撼的现实辐射力。而一档真正成功的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就是要让我们透过电视，看到身边某一热点社会现象的代表、某一个群体的婚恋观、价值观。他们代表的是各种不同的声音，通过他们让观众找到认同感或争议探讨点，最后达到向主流靠拢的传播价值，同时让整个社会更包容、更有人情味，激发更多的人性关怀，这是主流电视传媒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也是电视节目产生的社会意义和价值”。⑤况且电视相亲交友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有交锋就有回应，多元化的声音在所难免。
笔者非常不赞同在评判台上加入江苏党校的女嘉宾，似乎由她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来对现场的话题予以把关。这既是一种形同虚设的政治符号，更无异于掩耳盗铃式的“恶搞”。况且，她又没有表现出太多个人的真知灼见，并不能引导和把握现场话题的走向，反而不如乐嘉，虽然不免感性、乃至尖刻一些，但更真实、更人情化。换句话说，对于电视相亲交友节目出现的问题，不应该采取一味地“堵”的方式，而应该有意识地加以“疏导”。每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压制不了的，在节目中、舞台上可以暂时不说，不等于台下、现实生活中不那样做。“不用怕这种节目出现，但这种节目出现后就要允许人家来批评，批评不等于封杀，封杀并不是表示这种现象就不存在了，只是把它隐藏了起来。社会的谴责，其实可能比官方的禁止更有效。”⑥比如，《非诚勿扰》某期节目中，对于一个极其炫富的“富二代”，遭遇全体女嘉宾的现场灭灯，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即对于社会中隐匿而又客观存在的观念，我们不能躲避，封杀也绝对不是上策。我们可以引进大众批评，正面引导，索性针对话题公开辩论，可以意见相左，可以自圆其说，但最终自有公断。
综上所述，我们除了正视电视相亲交友节目的负面影响之外，还要主动出战、迎击。仅仅口诛笔伐是不够的，需要每个人自觉、自律，媒体更要发挥引导职能，在节目的宗旨、设计环节、话题引导上多下工夫。“如何凸显自己的文化内涵、价值理念，兼顾节目的娱乐性、戏剧性和社会性，对中国电视人是一种挑战。”⑦即真正确认、建立、提升主流价值观念，是整个社会、时代的一个大课题，电视相亲交友节目不可能也无力承担全部责任。恰如新华社的一篇文章所言，电视相亲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但不可成为非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地。（本文为2007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07ZYS001）
注 释：
①韩浩月：《电视交友节目为何这么火？一场真实的人性展览》，《新京报》，2010年4月1日。
②郑晋鸣、陆金玉：《不许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从〈非诚勿扰〉看传播者责任》，《光明日报》，2010年6月24日。
③沈敏特：《电视“相亲”的文明考量：有悖于人类的文明原则》，《解放日报》，2010年6月24日。
④《相亲节目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新快报》，2010年8月3日。
⑤《相亲是当下相亲节目的遮羞布》，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00603
⑥周黎明：《社会谴责可能比官方禁止更有效》,http://www.vipnk.com/viewnews-4815
⑦姜泓冰、刘阳：《西方相亲节目也不敢造次，娱乐至上必定走向歧途》，《人民日报》，2010年6月24日。
（作者单位：王艳玲，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汪芳、王锐，河北省乐亭县电视台新闻部）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