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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重大战略判断。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基石，是我们党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深入理解其他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钥匙。党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判断、其主要依据是什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历史发展呼唤“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解决中华民族复兴如何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课题的迫切需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和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成功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以新的思想指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完善发展，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2010年，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快速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准备了必要条件。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作“一篇大文章”，宣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鲜明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前后两个“半程”，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走过了前半程，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认为“这项工程极为宏大”。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正是在党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文章”续篇，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在“下半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再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说明“新时代”的科学判断经历了一个演变进程，又说明实际上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起，我们党就已经着眼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开始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
党的十八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间跨度，是从党的十八大召开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间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梦想变为现实、由理论设计变为鲜活的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精彩的篇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鲜明标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英明领袖开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开辟的，其历史进程都是或将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推进发展的。如果按惯制以人名命名时代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深深打上习近平烙印，“新时代”就是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同志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和其他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以“我们这一代人”警醒其担负的历史使命。通常人们以10年为一代计算，这一“20世纪50年代人”，是新中国成立进入和平年代后出生成长的第一代人，这是经历火热岁月和曲折年代锻造、在改革开放时期不断成长起来的特殊一代人。
确立以习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党中央，是一个时代性的新老交替。创业难，守业更难。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希望寄托在三代领导人之后，其根本着眼点，就是期望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更新换代，特别是和平年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执掌政权后，能够改变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苏联共产党的转向并丢失执政地位，发生在戈尔巴乔夫这一在十月革命后出生的第一代领导人执掌政权期间，决非偶然。这样的情况同样考验着中国共产党。
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作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习近平同志，是在浓郁的革命氛围中、在苦难历史和曲折中、在长期实践中、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在重大国际斗争中、在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直面时代和实践发展所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改革创新，充分展示了大党大国领袖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强烈使命担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实践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是领一代风骚、铸一代基业、开一代新风、奠长治久安的一代人。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德隆望尊、功济宇内，而且敢于并善于立言明道。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同志以一系列创新观点，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且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科学内涵，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更加成熟、更加全面、更高境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性标志。
“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有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也。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西汉贾谊如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鲜明特色的思想成果，解决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系列问题，既拒绝封闭僵化的老路，又堵住了改旗易帜的邪路，指明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是立党立国、强国富民的“大道”“教本”， 构成了党和人民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新的思想基础。
时势造英雄，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但这并非见“物”不见人，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又影响时代。当历史呼唤英雄，英雄出现与否，直接决定着社会变革的促进与延缓。人生道路漫长，关键是走好几步路。同样，社会发展道路漫长，关键也在于走好几步路。英雄之为英雄，伟人之为伟人，其根本就在于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能够引导社会作出正确的选择，迈好关键的一步，甚至扭转乾坤，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关口上，中国出了个习近平，我们党有这样一个核心，我们的人民军队有这样一位统帅，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有这样一位领袖，是党之大幸，军队之大幸，国家和人民之大幸。
主要矛盾转化定基“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分析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
主要矛盾的理论是我们党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在复杂事物自身包含的多种矛盾中，其中必有一种矛盾与其他诸种矛盾相比较而言，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这种矛盾就叫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社会的性质，决定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每个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及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同当时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紧密相关。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对于确定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解决所处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党的八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八大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规范表述，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提法成为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规范表述。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等大幅提升，进入世界前列，人民群众的除了物质的、文化的需要以外，还有政治方面的需要，社会方面、生态方面的需要。无论从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社会生产还是居于矛盾次要方面的人民需要来看，都不能真实反映我国根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适时调整主要矛盾的表述，进而规定党的任务，水到渠成、势在必行。
早在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时，就设想在一定时候用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具体指出，要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突出解决发展不平衡及共同富裕这个问题。进入新世纪后，虽然党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改变，但不断强调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并在实际工作部署上不断强化解决这些突出问题的力度。特别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党提出了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科学发展观成为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的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施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重大战略，对解決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挥了很大作用。正是在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事物的“牛鼻子”， 在党的十九大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同时正式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新自觉。
这一主要矛盾转化的起始点应该确定在什么时间？历史从哪里开始，矛盾也是在哪里展开。我们在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起始点是党的十八大的同时，也就实际上确定了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节点。之所以于党的十九大宣布主要矛盾的转化，主要是因为对事物认识往往落后于事物变化，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与事物变化完全同步，在没有发生变化之前，我们很难预测出现这种变化，只有发生变化之后，我们才能确定这种变化。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党的工作指导重点实际上从党的十八大起就已经转向到了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把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主要追求目标，也都是瞄准和蕴含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这一主要矛盾和问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国家意志和国家政策出发点的转变。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奠定了30多年中国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这一次对主要矛盾判断的进一步转变，也必将给中国带来进一步的巨大变化，其时代意义将随历史延伸逐步呈现出来，并被人们所公认。我们决不能再以平均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主要矛盾所要解决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否则就可能会出现新的偏差，甚至重犯历史性错误。 辩证思维判断“新时代”
中國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其最直接的体现是对世情、国情、党情“变”与“不变”的科学分析和把握上。早在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新时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只有把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起来认识，对“变”与“不变”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察，才能进一步深入理解其深刻内涵和鲜明特点。
一是要从对基本世情“变”和“不变”的把握中科学认识“新时代”的世界大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开始就与党对世界所处时代条件的的判断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改变了过去把战争与革命作为世界两大主流的看法，而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时代主题，既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标志成果——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又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自党的十三大起，这一重大判断都在每次党代会的报告中重申和强调。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基本因素，是我们党制定正确经济、政治和外交决策的战略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根本改变，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之初或推进过程相比，其表现形式、具体条件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党的十九大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所说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主要是指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等变量的出现。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一些西方主要国家加紧对我进行围堵、干扰、遏制，这成为我国和整个世界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这一变化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面对这种变化的世情，习近平总书记不断重申，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党的十九大再次申明，“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事实证明，我们能够在和平发展的旗帜下处理好“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带来的各种挑战。
几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全方位外交，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正确义利观，阐明我国的发展观、合作观、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经济全球化观等，倡议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与此同时，我们党多次申明：“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我们党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开展钓鱼岛维权斗争，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实施常态化管控，强化对南海重点岛礁和海域管控，抓住时机推进南海岛礁扩建工程建设，取得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的历史性突破。这些重大成就提高了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高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使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所有这些，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世界形象。
在认识“新时代”和世界时代主题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决不能把中国的“新时代”与世界的时代条件混为一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自身发展的新方位，不能认为世界也由此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否则，我们很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过去那种“以我划线”、支援世界革命的老路上去，历史证明那是非常有害和危险的。要全面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世界意义，我们不能也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把自己的体制模式看作是“历史终结”的普世价值，不能也不会强行在世界上推广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对于世界上存在的不同文明，我们的态度始终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世界其他国家和文明学习借鉴，必须进一步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二是要从基本国情“变”与“不变”中全面把握“新时代”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九大在宣布主要矛盾转化的同时，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虽然变了，但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基本路线尽管表述上增加了新内容，但作为其核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没有变。按照理论逻辑要求，一般是主要矛盾变了，发展阶段也就随之变了，路线任务方针政策也就跟着变了。如何理解把握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使二者统一起来，是当前人们理解进入“新时代”的困惑性问题之一。这一难点不在实践，实践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变”的必然性，关键是如何在理论上理解这种“变”的科学性。
理解这一问题的节点，需要我们把研究视野再放开一些，深入思考主要矛盾是怎么来的。我们有必要引入另一个哲学基本概念，即基本矛盾，又称根本矛盾，这是指决定事物发展全过程的本质贯穿并支配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的矛盾。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对基本矛盾的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早在《矛盾论》中对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做过全面分析。他举例说，民主革命的根本矛盾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虽然整个民主革命过程的根本矛盾性质没有变化，但由于有些矛盾激化了，成为了主要矛盾，就使历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来。 2013年12月，習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讲话中，强调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指出只有“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社会主要矛盾“是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准确把握”。
这些科学论述和分析，为我们正确认识基本国情的“变”与“不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毫无疑义，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在这长达100年的历史进程中，受这一基本矛盾制约的其他一些矛盾不可能始终如一，有的得到解决，有的以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主要矛盾。过去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准确把握，现在对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同样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已经快速发展起来，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上层建筑中的不适应问题也不断产生。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这一对基本矛盾各要素的深入分析，实际上指明了为什么要转变主要矛盾的科学道理。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际反映了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长时间的基本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要求。因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既适合于过去我们主要矛盾判断的要求，又适合于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要求，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不变，是与基本矛盾、基本路线不变紧密相连的；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变，也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矛盾、基本路线决定的，二者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过程矛盾绝对性、普遍性和具体阶段矛盾相对性、特殊性的关系，必须统一起来认识，全面辩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要求。
三是要从基本党情“变”与“不变”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其9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随着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的转变，党的历史方位、基本党情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党的历史方位的概括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十九大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也实际上进一步指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与这种党的历史方位不断变化相适应，不同时期和阶段党的建设可以简称为革命党的建设、执政党的建设、新时代党的建设。但无论党的历史方位如何变化，党的性质宗旨及体现中国共产党鲜明特征的优良传统作风都不会变、也不能变，变了，党就要变质，就不是中国共产党。
随着建党及执政时间的延伸，党的历史方位的不断变化，党面临的多重考验和危险更加具有复杂性、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一段时期党内出现许多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党的建设必须把握对基本党情“变”与“不变”辩证统一，在继承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探索、新创造、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几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党的十九大向全党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并由此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色。
历史发展呼唤“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解决中华民族复兴如何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课题的迫切需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和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成功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以新的思想指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完善发展，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2010年，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快速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准备了必要条件。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作“一篇大文章”，宣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鲜明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前后两个“半程”，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走过了前半程，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认为“这项工程极为宏大”。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正是在党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文章”续篇，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在“下半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再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说明“新时代”的科学判断经历了一个演变进程，又说明实际上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起，我们党就已经着眼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开始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
党的十八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间跨度，是从党的十八大召开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间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梦想变为现实、由理论设计变为鲜活的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精彩的篇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鲜明标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英明领袖开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开辟的，其历史进程都是或将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推进发展的。如果按惯制以人名命名时代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深深打上习近平烙印，“新时代”就是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同志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和其他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以“我们这一代人”警醒其担负的历史使命。通常人们以10年为一代计算，这一“20世纪50年代人”，是新中国成立进入和平年代后出生成长的第一代人，这是经历火热岁月和曲折年代锻造、在改革开放时期不断成长起来的特殊一代人。
确立以习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党中央，是一个时代性的新老交替。创业难，守业更难。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希望寄托在三代领导人之后，其根本着眼点，就是期望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更新换代，特别是和平年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执掌政权后，能够改变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苏联共产党的转向并丢失执政地位，发生在戈尔巴乔夫这一在十月革命后出生的第一代领导人执掌政权期间，决非偶然。这样的情况同样考验着中国共产党。
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作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习近平同志，是在浓郁的革命氛围中、在苦难历史和曲折中、在长期实践中、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在重大国际斗争中、在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直面时代和实践发展所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改革创新，充分展示了大党大国领袖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强烈使命担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实践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是领一代风骚、铸一代基业、开一代新风、奠长治久安的一代人。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德隆望尊、功济宇内，而且敢于并善于立言明道。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同志以一系列创新观点，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且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科学内涵，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更加成熟、更加全面、更高境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性标志。
“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有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也。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西汉贾谊如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鲜明特色的思想成果，解决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系列问题，既拒绝封闭僵化的老路，又堵住了改旗易帜的邪路，指明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是立党立国、强国富民的“大道”“教本”， 构成了党和人民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新的思想基础。
时势造英雄，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但这并非见“物”不见人，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又影响时代。当历史呼唤英雄，英雄出现与否，直接决定着社会变革的促进与延缓。人生道路漫长，关键是走好几步路。同样，社会发展道路漫长，关键也在于走好几步路。英雄之为英雄，伟人之为伟人，其根本就在于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能够引导社会作出正确的选择，迈好关键的一步，甚至扭转乾坤，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关口上，中国出了个习近平，我们党有这样一个核心，我们的人民军队有这样一位统帅，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有这样一位领袖，是党之大幸，军队之大幸，国家和人民之大幸。
主要矛盾转化定基“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分析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
主要矛盾的理论是我们党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在复杂事物自身包含的多种矛盾中，其中必有一种矛盾与其他诸种矛盾相比较而言，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这种矛盾就叫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社会的性质，决定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每个发展阶段重大战略及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同当时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紧密相关。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对于确定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解决所处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党的八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八大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规范表述，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提法成为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规范表述。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等大幅提升，进入世界前列，人民群众的除了物质的、文化的需要以外，还有政治方面的需要，社会方面、生态方面的需要。无论从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社会生产还是居于矛盾次要方面的人民需要来看，都不能真实反映我国根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适时调整主要矛盾的表述，进而规定党的任务，水到渠成、势在必行。
早在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时，就设想在一定时候用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具体指出，要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突出解决发展不平衡及共同富裕这个问题。进入新世纪后，虽然党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改变，但不断强调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并在实际工作部署上不断强化解决这些突出问题的力度。特别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党提出了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科学发展观成为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的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施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重大战略，对解決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挥了很大作用。正是在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事物的“牛鼻子”， 在党的十九大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同时正式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新自觉。
这一主要矛盾转化的起始点应该确定在什么时间？历史从哪里开始，矛盾也是在哪里展开。我们在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起始点是党的十八大的同时，也就实际上确定了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节点。之所以于党的十九大宣布主要矛盾的转化，主要是因为对事物认识往往落后于事物变化，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与事物变化完全同步，在没有发生变化之前，我们很难预测出现这种变化，只有发生变化之后，我们才能确定这种变化。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党的工作指导重点实际上从党的十八大起就已经转向到了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把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主要追求目标，也都是瞄准和蕴含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这一主要矛盾和问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国家意志和国家政策出发点的转变。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奠定了30多年中国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这一次对主要矛盾判断的进一步转变，也必将给中国带来进一步的巨大变化，其时代意义将随历史延伸逐步呈现出来，并被人们所公认。我们决不能再以平均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主要矛盾所要解决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否则就可能会出现新的偏差，甚至重犯历史性错误。 辩证思维判断“新时代”
中國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其最直接的体现是对世情、国情、党情“变”与“不变”的科学分析和把握上。早在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新时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只有把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起来认识，对“变”与“不变”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察，才能进一步深入理解其深刻内涵和鲜明特点。
一是要从对基本世情“变”和“不变”的把握中科学认识“新时代”的世界大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开始就与党对世界所处时代条件的的判断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改变了过去把战争与革命作为世界两大主流的看法，而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时代主题，既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标志成果——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又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自党的十三大起，这一重大判断都在每次党代会的报告中重申和强调。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基本因素，是我们党制定正确经济、政治和外交决策的战略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根本改变，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之初或推进过程相比，其表现形式、具体条件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党的十九大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所说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主要是指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等变量的出现。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一些西方主要国家加紧对我进行围堵、干扰、遏制，这成为我国和整个世界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这一变化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面对这种变化的世情，习近平总书记不断重申，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党的十九大再次申明，“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事实证明，我们能够在和平发展的旗帜下处理好“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带来的各种挑战。
几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全方位外交，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正确义利观，阐明我国的发展观、合作观、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经济全球化观等，倡议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与此同时，我们党多次申明：“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我们党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开展钓鱼岛维权斗争，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实施常态化管控，强化对南海重点岛礁和海域管控，抓住时机推进南海岛礁扩建工程建设，取得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的历史性突破。这些重大成就提高了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高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使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所有这些，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世界形象。
在认识“新时代”和世界时代主题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决不能把中国的“新时代”与世界的时代条件混为一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自身发展的新方位，不能认为世界也由此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否则，我们很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过去那种“以我划线”、支援世界革命的老路上去，历史证明那是非常有害和危险的。要全面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世界意义，我们不能也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把自己的体制模式看作是“历史终结”的普世价值，不能也不会强行在世界上推广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对于世界上存在的不同文明，我们的态度始终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世界其他国家和文明学习借鉴，必须进一步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二是要从基本国情“变”与“不变”中全面把握“新时代”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九大在宣布主要矛盾转化的同时，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虽然变了，但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基本路线尽管表述上增加了新内容，但作为其核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没有变。按照理论逻辑要求，一般是主要矛盾变了，发展阶段也就随之变了，路线任务方针政策也就跟着变了。如何理解把握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使二者统一起来，是当前人们理解进入“新时代”的困惑性问题之一。这一难点不在实践，实践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变”的必然性，关键是如何在理论上理解这种“变”的科学性。
理解这一问题的节点，需要我们把研究视野再放开一些，深入思考主要矛盾是怎么来的。我们有必要引入另一个哲学基本概念，即基本矛盾，又称根本矛盾，这是指决定事物发展全过程的本质贯穿并支配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的矛盾。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对基本矛盾的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早在《矛盾论》中对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做过全面分析。他举例说，民主革命的根本矛盾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虽然整个民主革命过程的根本矛盾性质没有变化，但由于有些矛盾激化了，成为了主要矛盾，就使历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来。 2013年12月，習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讲话中，强调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指出只有“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社会主要矛盾“是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准确把握”。
这些科学论述和分析，为我们正确认识基本国情的“变”与“不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毫无疑义，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在这长达100年的历史进程中，受这一基本矛盾制约的其他一些矛盾不可能始终如一，有的得到解决，有的以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主要矛盾。过去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准确把握，现在对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同样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已经快速发展起来，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上层建筑中的不适应问题也不断产生。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这一对基本矛盾各要素的深入分析，实际上指明了为什么要转变主要矛盾的科学道理。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际反映了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长时间的基本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要求。因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既适合于过去我们主要矛盾判断的要求，又适合于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要求，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不变，是与基本矛盾、基本路线不变紧密相连的；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变，也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矛盾、基本路线决定的，二者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过程矛盾绝对性、普遍性和具体阶段矛盾相对性、特殊性的关系，必须统一起来认识，全面辩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要求。
三是要从基本党情“变”与“不变”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其9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随着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的转变，党的历史方位、基本党情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党的历史方位的概括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十九大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也实际上进一步指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与这种党的历史方位不断变化相适应，不同时期和阶段党的建设可以简称为革命党的建设、执政党的建设、新时代党的建设。但无论党的历史方位如何变化，党的性质宗旨及体现中国共产党鲜明特征的优良传统作风都不会变、也不能变，变了，党就要变质，就不是中国共产党。
随着建党及执政时间的延伸，党的历史方位的不断变化，党面临的多重考验和危险更加具有复杂性、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一段时期党内出现许多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党的建设必须把握对基本党情“变”与“不变”辩证统一，在继承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探索、新创造、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几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党的十九大向全党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并由此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