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上的名人很多，像老鬼那样在底层民间获得好评并有很多传闻的不多。走进老鬼的博客，深沉的马头琴，粗犷的蒙族民歌，他嬉笑怒骂皆文章，每篇文章后面都有众多跟帖，很多人既是他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的读者，也是他母亲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读者，大部分人与他素不相识，却一个个都像打了兴奋剂，支持、颂扬、反对、谩骂，热闹非凡，他自个儿倒默默待在一边，难得出来做个回复。可是，一旦有人亵渎了正义，他会毫不留情地跳出来投入战斗，颇像他用的网名：孤狼。这是他在草原上的另一个外号。
　　
　　 一
　　
　　2007年8月的一天，我和先生坐在老鬼家的客厅里，面前的老鬼身材魁梧健壮，说话时手势有力，标准的北京口音，憎爱分明的表达，汉子的坦荡跃跃然，言谈中透着大儒之气。面对这样一个老鬼，我不想录音，只想听他说，然后，用我的笔来写。
　　自己写血书闯到草原，抄牧主，赶大车，打架，挨整，坐牢，当反革命，劳改，打石头，上访，遭批判，逃跑被抓回，再继续上访，终于改变处理，离开草原，高考，做编辑，做记者，被开除，出国做访问学者，在国外打工，回国失业，经济拮据，却从不为挣钱而写御用文章。老鬼曲折的经历让我想到《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他们因在自己所经历的苦难中始终保持着坚定意志和责任感，而使自身的灵魂达到了新的境界。
　　从小尚武，喜欢摔跤、拳击，英雄梦贯穿了老鬼的整个青少年时代。早在“文革”初期，他就与几个热血青年历经千辛万苦扒货车去广西边境，顶着热带丛林的高温和毒虫叮咬偷越国境抗美援越；也曾揣着一颗手榴弹和一把斧子进藏，为的是看看偏僻的深山峡谷里还有没有叛匪，同时顺带给自己寻刀搞枪。1968年11月，老鬼怀着与苏修交锋的愿望，给校工宣队留了一份《告校工宣队书》，与几个同学徒步去了内蒙古。他的全部行装：一条被子，一套内外衣，一个书包，四件摔跤衣，四个拳套。辗转流离，他们终于在锡林格勒盟西乌旗高力罕牧场落户。在草原落户不久，牧场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管，改为部队建制，老鬼成了一名兵团战士，为此兴奋不已。可是因为摔跤得罪了班长，又因私下议论说江青像慈禧太后，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草原度过了五年劳改生活，后来由“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在锡盟草原这些年，从身体到精神，老鬼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摧残，英雄梦却从未停止（老鬼就是他改造时的外号）。八年草原生活，创巨痛深，积压在了他胸中，有无数话要说。但老鬼不善言辞，只好诉之于笔。“写呀写，都是真实的，只要写下来就行。”“写是寄托，写是抚平伤口的镇痛剂。”他所写的就是后来的《血色黄昏》。
　　《血色黄昏》因展示了真实得可怕的一段历史和一群栩栩如生的知青形象，以及主人翁刚直不阿、不屈不挠的男人魄力，其生命力经久不衰。而老鬼说：“它算不上小说，也不是传记。比起那些纤丽典雅的文学艺术品来说，它只算是荒郊野外的一块石头，粗糙、坚硬。”
　　石头，已成为老鬼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两个字。他与兵团战友为建设草原所打下的石头无法计算，他们狂热地劳作，相互比赛，打石头、托砖坯、建营房、修路，却把美丽的草原滥垦成一片沙化的荒地，从而成为千古罪人。那“一块块坚硬、沉重、粗糙的石头，印着血斑、茧纹、汗珠的石头，就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之歌。”我听见老鬼心中的哀叹。
　　 二
　　
　　老鬼生于1947年，原名马清波，从小跟着姑姑在冀中革命根据地长大，那是一个给了他重要影响的地方，心中的英雄梦正是从那里展翅。6岁时，他被一直无暇顾及他的父母接回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的几所干部子弟小学。他性格孤僻、倔强，身体病弱，因而饱受同学欺负。这激起了他的“反弹”，玩儿命锻炼身体。自然灾害时正逢长身体，他饱尝了饥饿的滋味。他对艰苦岁月的美丽幻想被饥饿粉碎，但他读了很多书，凡能找到的中外名著都读了，其中最让他着迷的是书中那些英雄，董存瑞、保尔·柯察金、牛虻、方志敏……
　　“那时我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热衷于看英雄的书，贪婪地读反修的文章，满脑子革命，却又偷别人的水果吃。因为饿，又骗家里的钱。热爱打仗，想当英雄，上初中时，热衷练块儿。买了个大本子，专门摘抄英雄语录。家乡很多农民都是当年的八路军。为向这些土八路学习，我也用布带当裤腰带，不洗脸，不刷牙，不穿袜子，以土为美，以土为革命。看了数不清的有关八路军、解放军的书，每看一本都激动不已。……因为孤僻淘气，学习差，我连少先队也入不了，却渴望着成为方志敏那样的共产党员，觉得革命是我们青年人的唯一希望。”老鬼说。关于这段经历，在他的另一部作品《血与铁》里有着详实的记载。
　　 孩子的英雄梦如果被扼杀在荒诞的岁月里，这孩子便注定了要比那个年代一般孩子经历的多，因为他还要继续去寻找自己的梦。于是才有了他后来的一切。
　　上高中后，他在学校继续刻苦练块儿，到北京体院找老师学摔跤。为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进行准备……
　　 当他来到草原时已经练就一身功夫，经常与草原上的牧民摔跤，而且常常取得胜利。即便在最残酷的劳改生涯中，他也没完全停止过摔跤。渐渐地，他明白对武力的极端崇拜让他走了弯路。随着岁月流逝，自己的胳膊大腿不能总是最有劲，真正最有力量的是精神和理性。凭着这种精神上的力量，他才从那段可怕的日子里坚持了下来，成了那个时代的“幸存者”，也为我们树立起一个这样的知青形象：勇敢、狂热、偏狭，“半是天使，半是魔鬼”，不会团结人，嫉恶如仇，顽固不化，对待邪恶势力就像“恶狼”——想想他戴着拳套的样子吧。
　　 老鬼说，没有人性、没有头脑的英雄主义不值得提倡，但我们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主义。张志新这样的英雄就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学习。
　　 老鬼给中国当代文学长廊增添了一个十分独到的艺术形象，也为知青这个群体树立了一个真实坦诚的榜样。说他是中国知青中的代表并不过分。老鬼还让我想到四个字：百炼成钢。
　　
　　三
　　
　　邓小平主持工作后，老鬼的命运有了转机。1976年，老鬼终于在父亲老战友的帮助下，调到了山西大同当工人。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开始了。这一年，他30岁。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次高考，老鬼戏称自己是“人模狗样进考场”。那天，他坐在考场上，“昏昏然就如同一个土老帽儿坐在联合国安理会大皮椅子上一样激动万分”。高考的作文题是《知心话儿献给华主席》。“这太对我的感觉了！过去被专政多年，饱尝了各种辛酸和凌辱，现在，肮脏污臭的马车夫也上了考场，有望进大学校门，有多少知心话想跟人说说啊……这正给我一个机会说了！我先讲自己能参加高考非常激动，再交待原因，讲挨整经历，最后结尾：感谢党中央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在考场上，他边写边流泪，过去的伤疤又全撕开了。“一股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包围了我。我的右胳膊硬得像木头棒子，三个手指头紧紧攥着钢笔，如同攥一把大斧头，拼命地写，抡圆了砍。邪了门了，那钢笔尖竟受得了！”
　　他的高考作文把阅卷老师感动得热泪盈眶。1978年2月3日，老鬼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考上了！被录取到中文系新闻专业。
　　“考上北京大学是人生中第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打胜的一大仗。从小父母就骂我：‘你不听大人话，没好下场！’这次考上北大，说明不听他们的话，照样会有好下场。听他们的话，循规蹈矩是当不了反革命，但也绝写不出感人泪下的作文。”老鬼不无自豪。
　　1982年，老鬼从北大毕业。先在文艺出版社工作了两年，觉得离生活太远，没劲头，于是调到法制日报，一干就是5年。老鬼当记者，不像很多人那样把报纸当作给自己捞好处的平台。由于坐过牢，挨过整，有过上访经历，他一心“想为老百姓说话”。但到了报社后才发现这并不容易，常常感到压抑和无奈。之后，他去美国布朗大学做了6年访问学者。在国外的几年，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拓宽了他的文学想象和哲学思考空间，丰富的阅历为他的人生宝库增添了更多财富，他也交了许多朋友。在美国，他完成了《血与铁》的初稿。他的母亲杨沫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美国的花花世界里，（他）仍然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写书，就是学英语。从他寄来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国内一样穿着皱兮兮的夹克衫，一脸的倔气，傻气。每天自己不做饭，吃点面包、三明治之类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难为了他……”
　　1995年12月，母亲杨沫病危，他急切地想回到祖国却不能成行。母亲给中央领导写信，经过当时的乔石委员长特批，老鬼终于赶回到母亲身边。但这时，母亲已不能说话了。办完母亲的丧事后住了一段，老鬼又回到美国，边打工边写作。2001年9.11事件之后，老鬼彻底回来了，居住在母亲住过的小红楼里，一直到今天。
　　回国后老鬼没有工资来源，靠写作为生。他甘于过清贫生活，不会为了生存什么都写。唱颂歌的应景之作他不写，更别说风花雪月的小品。要写就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哪怕一时不能问世。他的电脑里尚有五部作品找不到出版社敢出，但他不着急。他说：早晚会出来的，真实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
　　在母亲去世十周年之前，他写了《母亲杨沫》。在这部传记里，他从儿子的视角写了母亲真实的一生。他没有回避母亲的缺点，勇敢地将母亲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如实地袒露出来，“既写了母亲献身抗日救亡、写作《青春之歌》、晚年对世事人生的清醒与回归，也写了她成功背后的艰辛、曲折和内幕，让人看到她的苦恼、隐情和孤独，看到她的失败、矮小和世俗。”
　　在《母亲杨沫》这本书里，我看到老鬼对母亲有一个关于“三个亮点”的评价。他说：“母亲的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可不管有多少面，她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打不倒矣！”这种宽宏公正的评价尺度，值得今天的年轻人学习借鉴并掌握。
　　
　　四
　　
　　多年来，老鬼有空就回内蒙，对那块曾经给予他苦难的土地充满了感情。1988年夏天，他重返高力罕，是离开当地的知青中第一个回去看望的。原兵团四十三团四连的老龚头因为救火烧残，却连个残疾证都没有，老鬼闻讯立即四下托人为老龚头解决了残疾证。2001年内蒙古发生特大雪灾，老鬼把《血与铁》义卖的2000多块钱全部捐给了灾区。
　　1972年5月，内蒙古锡盟草原曾发生过有史以来最惨的一次救火事件，在扑灭大火的战斗中，有69名知青牺牲。老鬼亲眼目睹了那场大火，多年来一直忘不了。他决定为这69个烈士写一本书，于是自费采访烈士的家属，搜集烈士的资料。这部传记里69名牺牲的知青人人有小传,每章小传都配有老鬼为烈士所写的文章。我曾读过几首老鬼为烈士所写的诗，那些诗比小传本身更感人。老鬼的诗是由血与泪凝聚而成。
　　近60岁的老鬼还是目不掺沙，言行一致，行胜于言的脾气。2006年，老鬼义务清理69名知青烈士陵园的事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他亲手砸了当地官员及亲属擅自埋在知青烈士陵园里的墓碑。关于老鬼砸墓，国内的媒体和网络都有过激烈的争论，支持的，破口大骂的，大有人在。老鬼不管，据理力争，奉陪到底，终于大获全胜。
　　老鬼说：“民政部有文件：烈士陵园里禁止埋任何不是烈士的人。而宝日格斯台那座烈士陵园却埋葬了四个不是烈士的当地官员及家属，影响极其恶劣。当我采访这69位烈士的家属时，获悉他们早在20多年前就联名给内蒙古民政厅写信反映此事。内蒙古民政厅也正式发函，要求该牧场领导在当年上冻前将这几户不是烈士的坟迁出烈士陵园，却没得到执行。这不是公然的玷污我们神圣的烈士陵园吗？我听后非常气愤。考虑到这件事已经拖了20多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又不愿意为这点事儿麻烦当地政府，所以就自己动手用大石头、大锤将那四个坟头和碑给砸了。从凌晨4点干的，干了四个小时，手磨出了两个血泡。我已是59岁的人了，是出于对攀附在我们烈士陵园沽名钓誉的行为痛恨之极，才涌出了这么大劲头、豁出老命干的。其中一户开始对我谩骂和上告。但2006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经过开会讨论，决定拨款50万元修缮这座陵园，并勒令那四户在2007年清明前将坟全部迁出。现在这座陵园已经恢复原貌，修缮得更加美丽，埋葬的全是为救火牺牲的69名战友。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因为我当年亲眼目睹了那场大火，这些献身的年轻人平均年龄19岁，太刻骨铭心了，写好他们，保护好他们的墓地是我的责任。”
　　这就是老鬼！不赶时髦，超然于世事之外，又分明对往事刻骨铭心，热血满腔，时不时有些常人不会有的举动。让我想到，坚持一条路走到底也是一种操守。在《血色黄昏》中曾被黑暗所谋杀的“阳光、时间、真诚、人格”早已冲破黑暗定格在他身上，与他成为一个整体，无论世事沧桑，无论年华老去，都无法离他而去了。
　　
　　 五
　　
　　在见老鬼之前，与他本人、与他的母亲杨沫、与他的姐姐徐然都有过文字上的交道。见到老鬼，感到他完全不像一个名人的孩子。他独立在这个家庭之外，更像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是“我们的同类”。
　　2008年5月，老鬼的30集电视连续剧《血色黄昏》的剧本完稿了。自1987年《血色黄昏》出版后，多年来不断有导演找他，吴天明、李新、于本正、谢小晶、韩刚、克明、张子扬、沈好放……他们都希望将《血色黄昏》改编成影视作品。一年来，老鬼一直在怀柔山区集中精力改编剧本，如果顺利，该剧有望于明后年与观众见面。
　　问到老鬼今后的打算，他提到电脑里的那五部作品，他还想把《血与铁》的电视剧也给搞出来。“这辈子能把这几部作品都搞出来，我就知足了。”
　　 “国家在一点点变化。我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老鬼的话语间透着宽容和真诚。
　　最后，我们谈到了英雄主义。老鬼说:“英雄主义我是坚持要的。我现在也没放弃。但这种英雄不像过去理解的那样仅仅武艺高强，无人可敌。真正的英雄是为民主正义事业献身。如果再有机会，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倒在大街上。我随时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这是最光荣的归宿。但我不是英雄。我骨子里还很怕死。”
　　一个真实的老鬼，一个令人尊敬的老鬼，一个宽容、也理应被宽容的老鬼。在他的身后，有众多的朋友，有无数的追随者、粉丝，老鬼不会寂寞。
　　
　　编辑/任 娟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