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金茂岳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从小信奉伊斯兰教。从泰安萃英中学毕业后，父亲考取了齐鲁大学医学院。这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创立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以及加拿大的多个基督教会联合开办。全盛时期的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并称“南齐北燕”，学费也是相当昂贵的。父亲为了获得减免学费的资格，在大学里加入了基督教会。在他看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源，学习前者的教义也能更好地理解后者。
　　毕业后，父亲被聘任到齐鲁医院妇产科工作。当时的妇产科主任是英国人，送了父亲一本《圣经》。后来，父亲就是带着这本《圣经》去延安的，但他的信仰乃至整个生命，都在延安彻底改变了。

“延安就是圣经上说的天堂”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父亲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认为中国人决不能当亡国奴。怀着一颗朴素的爱国之心，他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1938年1月3日，父亲所在的23医疗队被派到西安，要求到国民政府军医署所辖的伤病医院工作，却遭到拒绝。
　　当晚，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伍云甫来到医疗队慰问。在得知有21名正式队员、其中6名是医学博士等情况后，他说：“这里不要，你们是不是可以到延安去？延安有伤病员，还有群众，缺医少药，欢迎你们去。”两天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又亲自找医疗队成员谈话，鼓励大家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到延安去也是抗战。”
　　父亲之前亲眼见到、亲身体会了国统区军医院的混乱管理和派系斗争，于是拿定主意，几天后就跟随医疗队来到了延安。
　　当时的延安条件很艰苦，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更是宝贵。父亲他们一到延安城门外，就受到群众、机关和学校工作人员的夹道欢迎，敲锣打鼓地把医疗队接到住的地方。晚上又专门开了一个欢迎大会，不仅各单位代表都来了，就连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来了，亲切地跟大家握手、问候，欢迎大家到延安参加抗战。
　　父亲很受鼓舞。那时奔赴延安的人，绝大部分在去之前就接受过革命思想的教育，甚至已经是共产党员了，父亲却从未接触過这些，他最初的目的只是抗日救国。延安为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干部、群众是平等的，官兵一致，军民关系融洽，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父亲看来，这就是圣经上说的“天堂”。
　　抵达延安后，医疗队被派遣到甘谷驿二兵站医院。给八路军伤员做手术时，有时需要进行全身麻醉，在即将失去意识或即将恢复意识时，人的大脑中哪种思想最强烈往往就会表现出来，伤员们在这种时刻总是喊：“同志们冲啊！杀啊！” “消灭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父亲被深深触动，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军队，是真正抗日救国的。所有这些经历，都对他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刻影响。

结识白求恩大夫

　　父亲到延安后不久，1938年春天，白求恩大夫也来到了延安，因为工作关系与父亲很快熟悉起来。白求恩对病人极其认真负责，查房时把所有情况都详细地记在本子上，然后再诊断。在陪同他查房的过程中，父亲一边做翻译，一边学习他的临床经验。
　　一次，萧劲光司令员的孩子因扁桃腺肥大引起了关节炎，父亲检查后认为必须摘除扁桃腺，但考虑到自己不是耳鼻喉科大夫，医院里也没有相关器械，所以决定请白求恩来做手术，因为他是外科大夫，应该有专门的器械。
　　第二天，白求恩做手术时，父亲在场观摩。只见护士给孩子做了麻醉，白求恩用开口器把病人的嘴一撑，用纱布把舌头一拉，刀子两边一划，用手指把扁桃腺抠了出来。前后不过两三分钟。孩子清醒过来起身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
　　父亲说：“白大夫，我还以为你会带着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白求恩用手指着头说：“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大脑）和这个（手）就行了。有了这个（大脑）去想一想，去解决问题嘛！有了这个（手），还有比它们更好的器械吗？一个大夫只要想到病人，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就会费尽脑子去想办法。”
　　父亲深受启发，不仅按照白求恩的办法学会了做扁桃腺摘除术，还自己设计了摘除扁桃腺的小勺。白求恩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但他的思想一直激励着父亲：一切为病人着想，就会动脑筋去想办法。

中央医院的奇迹

　　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封锁，延安的物质条件极端艰苦，医疗设备短缺、药品极度匮乏，消炎药、输液设备、高压消毒锅等都没有。
　　当时陕北的生育率很高，每家都是七个、八个的生，但很多没能活下来，因为都是土办法接生：没有产房就到柴房里生，身子底下垫的是草木灰或沙子;剪脐带用农家剪刀，甚至用碎瓷片;产妇的营养也跟不上，只能喝点小米汤……各种问题导致婴儿死亡率达到60%以上，妇女感染、得病的也特别多。

　　在这种困境中，中央医院建立起来了。1939年11月7日，医院举办了成立仪式。医护人员把汽油桶打造成便盆;用沙漏当秒表用;用旧纱布做成垫子，使用完再清洗消毒;注射器针头用一次打磨一次，有的针头甚至被磨去了一半，实在不能用了才扔掉。
　　妇产科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检查床，父亲就设计了一个架子，做检查时，用架子把产妇的腿支起来。就连产床、手术台也是他们自己设计，请木工师傅做的。 　　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中央医院在延安接生了3800多个孩子。这是有据可查的数字，但不是全部。父亲说本来一共有6个接生登记本，撤离延安时只带出来4个。据此推算，那段时间在延安出生的孩子总数应该有四五千人。
　　当时中国的产妇死亡率是每千人死亡15人。中央医院妇产科在1940—1941年期间共收治产妇565人，死亡2人，死亡率0.36%;1942—1943年收治產妇893人，无一死亡。此外，中央医院产后染菌率是1.2%，同期北京协和医院是4.8%。以延安当时的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来说，可以说是医学奇迹。
　　延安的老百姓发现在中央医院生孩子，生一个活一个，于是来住院的产妇一年比一年多。有位老乡之前生了三胎都没保住孩子，生第四胎时来了中央医院，孩子活了。于是她所在的小山村之后相继来了5名产妇，每个人最后都笑嘻嘻地抱了一个胖娃娃回去。
　　在没有输液设备、没有抗菌素的条件下实施手术是要担风险的，所以父亲对消毒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医护人员把切割、止血、缝合、打结的基本功练好，使伤口一期愈合。父亲做阑尾手术时，小切口仅能伸进两个指头摸到阑尾，用止血钳把盲肠钩出来，切除阑尾后重新放入腹腔。他做剖腹产手术时的切口也很小。这都是从病人利益出发，为病人健康着想。
　　据统计，从1939年9月到1946年6月，中央医院共收治病人1.3876万人次、接生婴儿3814人、小儿科收治病人1704人次，治愈率达9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