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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是中国合唱音乐创作的民族化发展意义非凡。本文以20世纪中期的中国合唱作品为切入点，理顺的时期民族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从创作动机、创作思维等四个维度分析其作品创作的民族化，以期引发对20世纪中国合唱作品创作民族化更深层次的认识与思考，并为构建20世纪中国合唱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20世纪中国合唱作品创作民族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启蒙试验初期：20世纪前30年
20世纪初，西方文明开始传入我国，中华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因此产生了变化。少数有志之士为革新人民的素质和观念，提出了“发明一种新的道德”。在音乐文化领域，西方合唱这种普及性强、参与面广的集体演唱形式崭露头角。音乐家为保护我国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纷纷投身于西方多声部音乐的本土化进程中。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合唱音乐兴起，这时合唱音乐创作的关注点在于反对现实束缚，力求个性解放，音乐家“以西为师”来进行专业化的合唱音乐创作。李叔同的三声部合唱《春游》是借用西方作曲技法的第一部中国合唱作品，标志着中国合唱音乐多声立体性思维的确立。同期还有《春江花月夜》《海韵》等优秀作品问世。中国合唱创作初期的最大特点是对西方创作技法和多声思维经验的借鉴、模仿，还暂未形成可依赖的民族化创作手法。
（二）探索开拓中期：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末
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全民族爱国主义思潮高涨，像《黄河大合唱》之类的爱国类合唱作品应运而生，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激昂的斗志和爱国热情。作曲家在创作手法上放弃了选曲填词的方式，加强了创作技法运用的规范性和创新性，基本实现了对西方创作手法的掌握和完善，迈入了将中国传统民族语言融入其中的民族化探索道路。1949年至1960年，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加速了音乐教育事业的推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推行，专业音乐院校及合唱团的成立都为合唱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一时期延续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高度重视对民族音乐的开发，民歌改编合唱得到了极大发展，进入了民族风格建立、开拓的新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合唱作品的创作风格、题材、手法逐渐偏向多元化，诞生了《牧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祖国颂》等优秀作品。其后，相关文艺政策的改进，让合唱创作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以毛主席诗词为创作题材的大型合唱作品盛行。总的来说，20世纪中期，合唱创作的重大课题是民族化的探索、开拓，这对我国传统音乐语言和民族民间音乐的挖掘、创造具有重大意义。
（三）创新发展后期：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
20世纪80年代，合唱创作逐渐回归正轨。人才培养方面的体系化和制度化、理论研究的专业化和深度化，使得合唱创作质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合唱协会的成立，各种专业合唱比赛、合唱节的成功举办都为合唱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平台和条件。作曲家对西方创作技法的熟练运用，也让合唱创作更突出民族性、艺术性和多元性。中国本土音乐元素的进一步挖掘和中国传统乐理知识研究的深入，使中国合唱作品愈发能够体现本民族特色，在声音处理及舞台表演上也逐步展现出中国民族文化的品格。这一时期诞生的《诗经五首》《雨后彩虹》《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作品获得广泛好评。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发展，人民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解放，增强了合唱创作的接纳性和包容性，合唱作品有了更高的艺术性和欣赏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交融成为最大特征。作曲家积极采纳新的创作观念，努力将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融入现代化创作手法，合唱创作迎来了繁荣兴盛时期。《一窝雀》《八骏赞》《大漠之夜》等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提升了中国合唱音乐的国际威望，中国的合唱艺术在发展和凸显民族特征中不断壮大，对其后中国合唱创作民族化的进一步深化影响极为深远。
二、20世纪中期中国合唱作品创作的民族化
（一）动力来源——创作动机与创作思维的民族化
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合唱创作正处民族化的探索阶段。时代音乐思潮的兴起，歌咏活动的盛行，使得合唱成为重要的精神依托。作曲家的创作动机依势而改，紧扣时代脉搏，由20世纪初的“学习西乐改造国乐”，转变为“现实所迫切需要的是真实的呐喊”。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国立音专等专业音乐院校逐渐建立，专业化探索阶段开启。在结合实际社会需要和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创作思维以探寻西方复调思维与我国主调思维进一步融合为主，注重纵向立体思维与横向线性思维的互补，加以运用较复杂的和声进行及调性变化，不同的声部组合增强作品的艺术性，以时代性和群众性主导，并对民族性、专业性方向进行尝试。这时期趋向丰满、复杂的音响效果更符合大众审美和时代需求，有利于发出心中的怒吼，宣泄爱国热情，涌现出《旗正飘飘》《黄河大合唱》《满江红》等优秀作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民族共融性空前高涨，和平、幸福生活的到来让人民的社会心理结构产生了新变化，对合唱音乐也有了新的审美需求。作曲家响应“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创作动机在原有的基础上尝试将我国民族传统音乐语言与欧洲创作技法进一步融合，重视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开发，加强了对民族音调、民族元素等的运用。创作思维强调艺术性与时代性的紧密结合，弱化了合唱艺术的政治属性，不让其再承载过多启蒙民族的重任，开始回归艺术本身，在民族化基础上强调其音乐性、审美性和艺术性，进入对合唱作品创作民族化的开拓时期。
（二）集中表現——创作题材与创作手法的民族化
20世纪3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合唱作品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多为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泄心中的悲愤情绪而作。创作题材以发展现状为主线，以爱国类歌曲、群众性合唱为主要体裁，多为进行曲风格。创作手法体现在和弦结构为非三度的、平行进行，较多使用五声性旋律的音调，强调我国民族音乐中的五声性，旋律走向多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调。这时期的《目莲救母》是多声音乐民族化大胆尝试的成功案例，清唱剧《长恨歌》是合唱创作和声民族化的探索，《黄河大合唱》是欧洲复调技法与中国民族音调、声韵结合的不凡之作，《中国人》《垦春泥》等作品同样深入人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动力，合唱创作呈现多民族文化繁荣景象。创作题材前期更多地关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发展，广泛吸收各民族丰富的民歌素材和民族旋律音调，传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中后期多歌颂祖国建设、赞颂党和国家领导人，表达革命成功的喜悦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民歌合唱与颂歌类合唱得到了极大发展与繁荣。创作手法相对简单化，采用重复、模进、复调手法或给主旋律配以支声部手法。民歌类代表作有《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牧歌》等，古曲类有《阳关三叠》等，颂歌类有《祖国颂》等。20世纪60年代初，相关文艺政策的调整，使得合唱创作迎来了新的转折点，代表作有《英雄的诗篇》《我们走在大路上》等。
三、结语
20世纪中期是中国合唱作品创作民族化探索承前启后的关键期，从创作动机、创作思维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有利于整体把握这一时期合唱创作民族化的具体特征，更深层次地了解作品的创作意图，把握整体的创作思路与创作理念，为以后中国合唱创作的民族化提供有力的参考借鉴。合唱创作的民族化挑战仍在持续，中国的合唱艺术将在继承发扬民族传统音乐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兼收并蓄，踏上民族化的新征程。
（湖南科技大学）
作者简介：胡凌媚（1995-），女，湖南株洲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合唱指挥。
一、20世纪中国合唱作品创作民族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启蒙试验初期：20世纪前30年
20世纪初，西方文明开始传入我国，中华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因此产生了变化。少数有志之士为革新人民的素质和观念，提出了“发明一种新的道德”。在音乐文化领域，西方合唱这种普及性强、参与面广的集体演唱形式崭露头角。音乐家为保护我国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纷纷投身于西方多声部音乐的本土化进程中。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合唱音乐兴起，这时合唱音乐创作的关注点在于反对现实束缚，力求个性解放，音乐家“以西为师”来进行专业化的合唱音乐创作。李叔同的三声部合唱《春游》是借用西方作曲技法的第一部中国合唱作品，标志着中国合唱音乐多声立体性思维的确立。同期还有《春江花月夜》《海韵》等优秀作品问世。中国合唱创作初期的最大特点是对西方创作技法和多声思维经验的借鉴、模仿，还暂未形成可依赖的民族化创作手法。
（二）探索开拓中期：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末
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全民族爱国主义思潮高涨，像《黄河大合唱》之类的爱国类合唱作品应运而生，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激昂的斗志和爱国热情。作曲家在创作手法上放弃了选曲填词的方式，加强了创作技法运用的规范性和创新性，基本实现了对西方创作手法的掌握和完善，迈入了将中国传统民族语言融入其中的民族化探索道路。1949年至1960年，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加速了音乐教育事业的推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推行，专业音乐院校及合唱团的成立都为合唱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一时期延续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高度重视对民族音乐的开发，民歌改编合唱得到了极大发展，进入了民族风格建立、开拓的新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合唱作品的创作风格、题材、手法逐渐偏向多元化，诞生了《牧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祖国颂》等优秀作品。其后，相关文艺政策的改进，让合唱创作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以毛主席诗词为创作题材的大型合唱作品盛行。总的来说，20世纪中期，合唱创作的重大课题是民族化的探索、开拓，这对我国传统音乐语言和民族民间音乐的挖掘、创造具有重大意义。
（三）创新发展后期：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
20世纪80年代，合唱创作逐渐回归正轨。人才培养方面的体系化和制度化、理论研究的专业化和深度化，使得合唱创作质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合唱协会的成立，各种专业合唱比赛、合唱节的成功举办都为合唱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平台和条件。作曲家对西方创作技法的熟练运用，也让合唱创作更突出民族性、艺术性和多元性。中国本土音乐元素的进一步挖掘和中国传统乐理知识研究的深入，使中国合唱作品愈发能够体现本民族特色，在声音处理及舞台表演上也逐步展现出中国民族文化的品格。这一时期诞生的《诗经五首》《雨后彩虹》《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作品获得广泛好评。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发展，人民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解放，增强了合唱创作的接纳性和包容性，合唱作品有了更高的艺术性和欣赏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交融成为最大特征。作曲家积极采纳新的创作观念，努力将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融入现代化创作手法，合唱创作迎来了繁荣兴盛时期。《一窝雀》《八骏赞》《大漠之夜》等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提升了中国合唱音乐的国际威望，中国的合唱艺术在发展和凸显民族特征中不断壮大，对其后中国合唱创作民族化的进一步深化影响极为深远。
二、20世纪中期中国合唱作品创作的民族化
（一）动力来源——创作动机与创作思维的民族化
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合唱创作正处民族化的探索阶段。时代音乐思潮的兴起，歌咏活动的盛行，使得合唱成为重要的精神依托。作曲家的创作动机依势而改，紧扣时代脉搏，由20世纪初的“学习西乐改造国乐”，转变为“现实所迫切需要的是真实的呐喊”。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国立音专等专业音乐院校逐渐建立，专业化探索阶段开启。在结合实际社会需要和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创作思维以探寻西方复调思维与我国主调思维进一步融合为主，注重纵向立体思维与横向线性思维的互补，加以运用较复杂的和声进行及调性变化，不同的声部组合增强作品的艺术性，以时代性和群众性主导，并对民族性、专业性方向进行尝试。这时期趋向丰满、复杂的音响效果更符合大众审美和时代需求，有利于发出心中的怒吼，宣泄爱国热情，涌现出《旗正飘飘》《黄河大合唱》《满江红》等优秀作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民族共融性空前高涨，和平、幸福生活的到来让人民的社会心理结构产生了新变化，对合唱音乐也有了新的审美需求。作曲家响应“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创作动机在原有的基础上尝试将我国民族传统音乐语言与欧洲创作技法进一步融合，重视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开发，加强了对民族音调、民族元素等的运用。创作思维强调艺术性与时代性的紧密结合，弱化了合唱艺术的政治属性，不让其再承载过多启蒙民族的重任，开始回归艺术本身，在民族化基础上强调其音乐性、审美性和艺术性，进入对合唱作品创作民族化的开拓时期。
（二）集中表現——创作题材与创作手法的民族化
20世纪3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合唱作品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多为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泄心中的悲愤情绪而作。创作题材以发展现状为主线，以爱国类歌曲、群众性合唱为主要体裁，多为进行曲风格。创作手法体现在和弦结构为非三度的、平行进行，较多使用五声性旋律的音调，强调我国民族音乐中的五声性，旋律走向多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调。这时期的《目莲救母》是多声音乐民族化大胆尝试的成功案例，清唱剧《长恨歌》是合唱创作和声民族化的探索，《黄河大合唱》是欧洲复调技法与中国民族音调、声韵结合的不凡之作，《中国人》《垦春泥》等作品同样深入人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动力，合唱创作呈现多民族文化繁荣景象。创作题材前期更多地关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发展，广泛吸收各民族丰富的民歌素材和民族旋律音调，传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中后期多歌颂祖国建设、赞颂党和国家领导人，表达革命成功的喜悦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民歌合唱与颂歌类合唱得到了极大发展与繁荣。创作手法相对简单化，采用重复、模进、复调手法或给主旋律配以支声部手法。民歌类代表作有《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牧歌》等，古曲类有《阳关三叠》等，颂歌类有《祖国颂》等。20世纪60年代初，相关文艺政策的调整，使得合唱创作迎来了新的转折点，代表作有《英雄的诗篇》《我们走在大路上》等。
三、结语
20世纪中期是中国合唱作品创作民族化探索承前启后的关键期，从创作动机、创作思维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有利于整体把握这一时期合唱创作民族化的具体特征，更深层次地了解作品的创作意图，把握整体的创作思路与创作理念，为以后中国合唱创作的民族化提供有力的参考借鉴。合唱创作的民族化挑战仍在持续，中国的合唱艺术将在继承发扬民族传统音乐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兼收并蓄，踏上民族化的新征程。
（湖南科技大学）
作者简介：胡凌媚（1995-），女，湖南株洲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合唱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