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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欧洲中世纪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金融界和政府从来就是水乳不分的。没有中世纪的诸家大公司，许多国家就难以成形。
1929年华尔街股市坍塌，世界随即进入了大萧条。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后，世界经济也眼看进入了衰退。一直有论者在说，金融市场的动荡和经济萧条或者衰退不构成因果关系。这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两者携手发生的模式，已经在历史上不断重复。金融市场即使没有直接导致经济的兴衰，至少也是经济健康的表证。
人类的经济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以金钱为媒介的货币经济，和以金融市场为根基的信贷经济。这三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不同阶段之间更有重合。比如我们今天的经济，就既是货币经济，又是信贷经济。不过，这三个阶段的理论性划分，多少说明了人类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也为我们提供了反省今日经济问题的重要视角。
这次美国政府一上来就出手七千亿美元救市，主要救的是银行；接着，美联储又斥资八千亿，用于购买由房地产贷款所构成的债券和支持消费者信贷，实际上帮的也是银行。为什么银行成了政府救援的中心？因为整个经济都建立在借钱过日子的基础上。不仅企业没有贷款无法运营，就是普通消费者，也经常是没有贷款就买不了东西，特别是汽车、住房这样的大件。
这种信贷经济，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应该说是从十三四世纪前后的欧洲开始。当时整个欧洲经济的信贷中心，是以佛罗伦萨为核心的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富裕的城市国家。可以说，佛罗伦萨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华尔街。
那么，这一金融中心是如何形成的呢？按照比利时史学家Henri Pirenne的说法，欧洲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然维持着罗马帝国所建立的、以地中海贸易为中心的先进经济体系。只是到了八世纪时，阿拉伯人大举西进，几乎统治了地中海，把欧洲人逼回内陆；欧洲经济也蜕化成农业自然经济，不仅贸易大部分中断，连书写文字、货币等等也多在大众的生活中消失。到了1000年前后，欧洲经济逐渐恢复，人口增长，并对阿拉伯人展开了反攻，力图夺回对地中海的控制。从1095年到1272年，欧洲基督教世界对东方进行了九次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的经济意义非同小可。首先，欧洲人到了东方，见识了那里先进的经济和生活水准，回去后渴望东方货物，刺激了东西贸易。第二，欧洲几个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城市国家，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借机扩张其东方的贸易网络，实力大增。第三，十字军东征的主力是欧洲的封建诸侯、骑士。他们文化水准很低，不善经营，不晓地理；况且当时的“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架构尚未成熟。这些欧洲封建贵族进行东征，因为缺乏“国家”机构的支持，没有大规模物资动员之能力，也根本无法管理长距离的后勤供应。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么大规模的东征，自己不知道“粮草”在哪里可怎么办呢？他们只好求助于威尼斯等以贸易工商立国的城市及其精明的商人，并向之借贷，同时作为回报许诺给他们肥厚的商业利益，或以日后自己的封建供奉和税收作为偿还贷款的抵押。早期的信贷，也在这种关系中开始了。
到了十二世纪，欧洲人基本上控制了地中海，复兴了贸易，货币经济也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封建国王和诸侯们征伐兼并不断，力图扩大自己的权力，开始了所谓“国家建设”或者“国家形成”(state-making)的时期。现代国家的制度架构，也正是在此时成长的。在经济版图上，欧洲形成了两个制造业和商业的中心：一是意大利北部诸城市，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一是西北欧的佛兰德地区。不过，前者是作贸易起家，有着大量的资本积累，后者则是以手工业特别是毛纺织业为主，经常要仰仗前者的资本信贷来经营。
所谓“中世纪的华尔街”，也就是在这一政治经济架构中成长起来的。“国家形成”是以战争为手段，但战争消耗大量的经费。一个国王或诸侯统治下的农业经济，不可能一下子提供这么多资源。不得已，国王或诸侯就向意大利的商人们借钱，并把自己未来几年的供赋作为还债的抵押。这也就产生了所谓的“包税人”。这些人借给国王或诸侯一大笔钱后，就等于买断了在后者治下收税的权力。要知道，当时国家尚未最后形成。国王或诸侯们写在纸上的税收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真正的岁入。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复杂庞大的官僚机器去征收。“包税人”的功能，不仅仅是放贷而已。他们要收回贷款，就必须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组织，跑到向自己借了钱的国王或诸侯们的领地去评估和征收税金，这样才能把放出的贷款收回来。也就是说，他们借给国王或诸侯的不仅是钱而已，而且是在对方没有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借给了他们一整套税收管理的机器。
在这一过程中崛起的最大的金融集团，要数佛罗伦萨的Bardi、 Peruzzi、Acciaiuoli三个超级公司。这三巨头网络遍及欧洲，而且无所不经营。不过，它们经营的几个核心，一是粮食，一是羊毛，一是银行业，而且这三者经常紧密相连。到十四世纪前半期，北意大利除了商业贸易外，手工业也迅速崛起。比如佛罗伦萨，一度三分之一的人口靠毛纺业吃饭。这些城市国家人口集中，并高度手工业化，粮食需要大量进口才能维持。而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则是重要的产粮地。那里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不勒斯的金雀花(Angevin)王朝，本属外来的征服者，连年征战不断，就向Peruzzi等大公司借贷，然后把输出本地粮食和向本地居民收税的权力抵押给这些金融巨头，同时还给予免税等等诸多优惠。这几大公司由此控制了西地中海大部地区的粮食供应。在英格兰，它们给英王提供贷款的交换，是英王把自己未来几年的羊毛收成，使几个意大利公司垄断了英格兰的羊毛出口。当时的纺织业主要是毛纺业，英格兰的羊毛又是首屈一指的俏货。有了英格兰的羊毛就掌握了中世纪这一最重要的制造业的命脉。三巨头把羊毛运到佛兰德，卖给当地的毛纺织作坊，并买断人家的成品，运到那不勒斯或东方牟取暴利，同时向这些作坊提供信贷。当然，它们还把最好的羊毛运到佛罗伦萨，使家乡的毛纺业后来居上。这样，它们对手工业从原料到市场都建立了垄断性的控制，形成了金融统治经济的格局。
Bardi、Peruzzi、Acciaiuoli这三巨头所代表的北意大利金融业，不仅是欧洲经济的神经系统，也是欧洲政治的供血中心。欧洲的王室、手工业作坊，乃至许多农户，都渐渐走上了靠借钱营生的信贷经济之路。不过，十四世纪上半期欧洲开始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三巨头的许多贷款收不回来，颇有些今日的次贷危机的味道。最后，三巨头全破了产。随即黑死病席卷欧洲，终结了世界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章节。不过，信贷经济却不会以黑死病而终结。荷兰渐渐继承了意大利金融体系的遗产。到了早期近代，这一金融体系又跨过了英吉利海峡，伦敦作为金融中心迅速崛起。工业革命后这一金融中心最终移至纽约，才有了今日华尔街之大戏。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金融界和政府从来就是水乳不分的。没有中世纪的大公司，许多国家就难以成形。没有今日的华尔街，华盛顿怕是也很难运行。
1929年华尔街股市坍塌，世界随即进入了大萧条。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后，世界经济也眼看进入了衰退。一直有论者在说，金融市场的动荡和经济萧条或者衰退不构成因果关系。这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两者携手发生的模式，已经在历史上不断重复。金融市场即使没有直接导致经济的兴衰，至少也是经济健康的表证。
人类的经济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以金钱为媒介的货币经济，和以金融市场为根基的信贷经济。这三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不同阶段之间更有重合。比如我们今天的经济，就既是货币经济，又是信贷经济。不过，这三个阶段的理论性划分，多少说明了人类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也为我们提供了反省今日经济问题的重要视角。
这次美国政府一上来就出手七千亿美元救市，主要救的是银行；接着，美联储又斥资八千亿，用于购买由房地产贷款所构成的债券和支持消费者信贷，实际上帮的也是银行。为什么银行成了政府救援的中心？因为整个经济都建立在借钱过日子的基础上。不仅企业没有贷款无法运营，就是普通消费者，也经常是没有贷款就买不了东西，特别是汽车、住房这样的大件。
这种信贷经济，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应该说是从十三四世纪前后的欧洲开始。当时整个欧洲经济的信贷中心，是以佛罗伦萨为核心的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富裕的城市国家。可以说，佛罗伦萨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华尔街。
那么，这一金融中心是如何形成的呢？按照比利时史学家Henri Pirenne的说法，欧洲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然维持着罗马帝国所建立的、以地中海贸易为中心的先进经济体系。只是到了八世纪时，阿拉伯人大举西进，几乎统治了地中海，把欧洲人逼回内陆；欧洲经济也蜕化成农业自然经济，不仅贸易大部分中断，连书写文字、货币等等也多在大众的生活中消失。到了1000年前后，欧洲经济逐渐恢复，人口增长，并对阿拉伯人展开了反攻，力图夺回对地中海的控制。从1095年到1272年，欧洲基督教世界对东方进行了九次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的经济意义非同小可。首先，欧洲人到了东方，见识了那里先进的经济和生活水准，回去后渴望东方货物，刺激了东西贸易。第二，欧洲几个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城市国家，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借机扩张其东方的贸易网络，实力大增。第三，十字军东征的主力是欧洲的封建诸侯、骑士。他们文化水准很低，不善经营，不晓地理；况且当时的“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架构尚未成熟。这些欧洲封建贵族进行东征，因为缺乏“国家”机构的支持，没有大规模物资动员之能力，也根本无法管理长距离的后勤供应。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么大规模的东征，自己不知道“粮草”在哪里可怎么办呢？他们只好求助于威尼斯等以贸易工商立国的城市及其精明的商人，并向之借贷，同时作为回报许诺给他们肥厚的商业利益，或以日后自己的封建供奉和税收作为偿还贷款的抵押。早期的信贷，也在这种关系中开始了。
到了十二世纪，欧洲人基本上控制了地中海，复兴了贸易，货币经济也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封建国王和诸侯们征伐兼并不断，力图扩大自己的权力，开始了所谓“国家建设”或者“国家形成”(state-making)的时期。现代国家的制度架构，也正是在此时成长的。在经济版图上，欧洲形成了两个制造业和商业的中心：一是意大利北部诸城市，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一是西北欧的佛兰德地区。不过，前者是作贸易起家，有着大量的资本积累，后者则是以手工业特别是毛纺织业为主，经常要仰仗前者的资本信贷来经营。
所谓“中世纪的华尔街”，也就是在这一政治经济架构中成长起来的。“国家形成”是以战争为手段，但战争消耗大量的经费。一个国王或诸侯统治下的农业经济，不可能一下子提供这么多资源。不得已，国王或诸侯就向意大利的商人们借钱，并把自己未来几年的供赋作为还债的抵押。这也就产生了所谓的“包税人”。这些人借给国王或诸侯一大笔钱后，就等于买断了在后者治下收税的权力。要知道，当时国家尚未最后形成。国王或诸侯们写在纸上的税收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真正的岁入。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复杂庞大的官僚机器去征收。“包税人”的功能，不仅仅是放贷而已。他们要收回贷款，就必须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组织，跑到向自己借了钱的国王或诸侯们的领地去评估和征收税金，这样才能把放出的贷款收回来。也就是说，他们借给国王或诸侯的不仅是钱而已，而且是在对方没有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借给了他们一整套税收管理的机器。
在这一过程中崛起的最大的金融集团，要数佛罗伦萨的Bardi、 Peruzzi、Acciaiuoli三个超级公司。这三巨头网络遍及欧洲，而且无所不经营。不过，它们经营的几个核心，一是粮食，一是羊毛，一是银行业，而且这三者经常紧密相连。到十四世纪前半期，北意大利除了商业贸易外，手工业也迅速崛起。比如佛罗伦萨，一度三分之一的人口靠毛纺业吃饭。这些城市国家人口集中，并高度手工业化，粮食需要大量进口才能维持。而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则是重要的产粮地。那里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不勒斯的金雀花(Angevin)王朝，本属外来的征服者，连年征战不断，就向Peruzzi等大公司借贷，然后把输出本地粮食和向本地居民收税的权力抵押给这些金融巨头，同时还给予免税等等诸多优惠。这几大公司由此控制了西地中海大部地区的粮食供应。在英格兰，它们给英王提供贷款的交换，是英王把自己未来几年的羊毛收成，使几个意大利公司垄断了英格兰的羊毛出口。当时的纺织业主要是毛纺业，英格兰的羊毛又是首屈一指的俏货。有了英格兰的羊毛就掌握了中世纪这一最重要的制造业的命脉。三巨头把羊毛运到佛兰德，卖给当地的毛纺织作坊，并买断人家的成品，运到那不勒斯或东方牟取暴利，同时向这些作坊提供信贷。当然，它们还把最好的羊毛运到佛罗伦萨，使家乡的毛纺业后来居上。这样，它们对手工业从原料到市场都建立了垄断性的控制，形成了金融统治经济的格局。
Bardi、Peruzzi、Acciaiuoli这三巨头所代表的北意大利金融业，不仅是欧洲经济的神经系统，也是欧洲政治的供血中心。欧洲的王室、手工业作坊，乃至许多农户，都渐渐走上了靠借钱营生的信贷经济之路。不过，十四世纪上半期欧洲开始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三巨头的许多贷款收不回来，颇有些今日的次贷危机的味道。最后，三巨头全破了产。随即黑死病席卷欧洲，终结了世界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章节。不过，信贷经济却不会以黑死病而终结。荷兰渐渐继承了意大利金融体系的遗产。到了早期近代，这一金融体系又跨过了英吉利海峡，伦敦作为金融中心迅速崛起。工业革命后这一金融中心最终移至纽约，才有了今日华尔街之大戏。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金融界和政府从来就是水乳不分的。没有中世纪的大公司，许多国家就难以成形。没有今日的华尔街，华盛顿怕是也很难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