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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水拍认识是在1950年7月，我调《人民日报》文艺组做编辑工作的时候，他是我的顶头领导，时任文艺组第二组长。第一组长是李亚群，李很快调离报社，水拍成为文艺组组长。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由4版扩为6版，后改为8版，文艺组改为文艺部，水拍任副主任、主任。我们一起共在报社工作10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初几年。那时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编每周一期的副刊《人民文艺》和编文艺评论文章发其他版面。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在王府井大街西侧的平房里，文艺组最初只有三四个人，最多时为五六个人，大家挤在一间座北朝南的屋子里办公。屋北有爿大玻璃窗，窗外有个杂草丛生的小院，时有鸟雀啾鸣。窗前有口废弃的枯井，井台上立有一个安辘轳的石头柱子。据说老北京的井水多为苦水，这眼井是甜水井，是旧时代王府的水井。王府井大街有街名的来历，是否与这眼井有关，不得而知。水拍的办公桌放在窗下，正对着这眼枯井。他有个习惯，有时思考问题或工间操休息时，总爱望着窗外枯井台上的石桩沉思，表情十分严肃，但不让人望而生畏。他有的诗歌就是这样构思成的，晚上再把想好的诗写下来。
胡乔木受党中央委托，那时主管报社的宣传工作。他对《人民文艺》抓得很紧，每期的选题计划，向哪些作家约稿，以及审查大样，都亲自过问。水拍尊重乔木意见，认真执行。每逢送审大样的夜晚，水拍总是骑着自行车早早来到办公室等候。乔木看审样有什么疑问，亲自拨电话问水拍。有时临时决定要抽掉某篇稿子，水拍也照办，马上换上已排好的备用小样。乔木审查大样，往往改动较多，有时删得苛刻了些，版面会出现一块空白。乔木便在电话里和水拍商量：“你是否马上写首小诗补上?”水拍说：“我试试看。”不要多长时间，诗便写成，在电话里念给乔木听。乔木说：“诗写得不错，排上版面吧，我不再看了。”当然这诗不用袁水拍的名字，临时想个名字写上。
当时我住在报社附近小甜水井胡同宿舍，要不了十分钟就可走到办公室。每周送审大样时，水拍一个人忙不过来，叫我也到办公室，帮助跑印刷倒版面，整理备用的小样，并加以必要的修改，计算好字数，或做些别的事务工作，有时也接接乔木的电话。据我所见所知，乔木对水拍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是很满意的，对水拍的诗文才华也很赞赏。乔木常来报社，开会或外出作大报告，常叫上水拍。一有空闲，也约水拍到他家里闲谈。他们相处很融洽。他们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可以倾心深谈的朋友关系。由于乔木的关心、帮助和水拍的努力，历时几载的《人民文艺》办得颇有特色，深受读者好评。
后来我才知道，水拍到《人民日报》工作，是乔木亲自安排的。那是1949年7月，水拍随南方第二代表团来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乔木叫水拍到国际新闻局工作。水拍回沪接家眷来京，到车站接他们的却是《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送到报社宿舍东四本司胡同41号住下。水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去问乔木，乔木说：“决定改变了嘛!去《人民日报》工作挺好啊!”水拍二话没说，当即到报社报到。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领导派水拍乘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第二天，他写诗一首《红色的战斗机群》在报上发表。这件事，当时在水拍朋友们中间传为佳话，说他是幸运者。
水拍在文艺部工作期间，对读者来稿很重视，注意发现新人新作。1953年8月，有一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名叫未央(好像是个志愿军文工团文艺兵，不知记得是否准确)，从朝鲜前线回国，写了一首诗《祖国，我回来了!》寄到报社。水拍在办公室翻阅读者来稿，发现这首诗，马上加以修改，很快见报。经修改后的诗，朗朗上口，见报后反晌强烈，深受读者欢迎。未央一举成名，调湖南省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再以后又写了不少诗，现已出了两本诗集。以后听说他是湖南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
诗人张永枚得知水拍1982年10月29日逝世的噩耗，于同年10月31日，在自己的小本上写下自己的沉痛悼念，以后当做唁函寄给了水拍的家属。其中写道：“水拍同志：您是我的良师，我的诗歌的最初评论者之一。1955年，在我困难的时候，是您的手拉了我一把。您响应共产党、毛泽东关于扶植新生力量的号召，给我——一个您从不认识的青年作者写信，并以《青年作者张永枚的诗》为题，在《人民日报》上介绍了我的萌芽之作。如果没有共产党员的您和乔木等老同志，我很可能成不了一个诗人。”
水拍在报社工作期间，经常参加文艺界的会议，除和许多作家广泛接触外，还和中宣部主管文艺的负责人周扬、林默涵有接触。他们有时叫他到中宣部谈报纸文艺宣传意见，有时叫他参加必要的会议。周扬看中水拍为人老实，挺听党的话，于1960年调他到中宣部任文艺处处长。“文革”期间，中宣部成为闻名于世的所谓“阎王殿”，周、林成为“闫王”，水拍成为“判官”，第一次成为“罪人”被批斗。因有人叫他回家自做“反党分子”牌子戴在胸前，第二天接受批斗，他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当夜愤而吞服安眠药自杀，幸发现及时，送北京医院抢救，因是“黑帮”医院拒收。还是新部长陶铸发话“留他当反面教员”，他不醒人事地在医院昏睡一周，经抢救活了下来。■
胡乔木受党中央委托，那时主管报社的宣传工作。他对《人民文艺》抓得很紧，每期的选题计划，向哪些作家约稿，以及审查大样，都亲自过问。水拍尊重乔木意见，认真执行。每逢送审大样的夜晚，水拍总是骑着自行车早早来到办公室等候。乔木看审样有什么疑问，亲自拨电话问水拍。有时临时决定要抽掉某篇稿子，水拍也照办，马上换上已排好的备用小样。乔木审查大样，往往改动较多，有时删得苛刻了些，版面会出现一块空白。乔木便在电话里和水拍商量：“你是否马上写首小诗补上?”水拍说：“我试试看。”不要多长时间，诗便写成，在电话里念给乔木听。乔木说：“诗写得不错，排上版面吧，我不再看了。”当然这诗不用袁水拍的名字，临时想个名字写上。
当时我住在报社附近小甜水井胡同宿舍，要不了十分钟就可走到办公室。每周送审大样时，水拍一个人忙不过来，叫我也到办公室，帮助跑印刷倒版面，整理备用的小样，并加以必要的修改，计算好字数，或做些别的事务工作，有时也接接乔木的电话。据我所见所知，乔木对水拍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是很满意的，对水拍的诗文才华也很赞赏。乔木常来报社，开会或外出作大报告，常叫上水拍。一有空闲，也约水拍到他家里闲谈。他们相处很融洽。他们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可以倾心深谈的朋友关系。由于乔木的关心、帮助和水拍的努力，历时几载的《人民文艺》办得颇有特色，深受读者好评。
后来我才知道，水拍到《人民日报》工作，是乔木亲自安排的。那是1949年7月，水拍随南方第二代表团来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乔木叫水拍到国际新闻局工作。水拍回沪接家眷来京，到车站接他们的却是《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送到报社宿舍东四本司胡同41号住下。水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去问乔木，乔木说：“决定改变了嘛!去《人民日报》工作挺好啊!”水拍二话没说，当即到报社报到。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领导派水拍乘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第二天，他写诗一首《红色的战斗机群》在报上发表。这件事，当时在水拍朋友们中间传为佳话，说他是幸运者。
水拍在文艺部工作期间，对读者来稿很重视，注意发现新人新作。1953年8月，有一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名叫未央(好像是个志愿军文工团文艺兵，不知记得是否准确)，从朝鲜前线回国，写了一首诗《祖国，我回来了!》寄到报社。水拍在办公室翻阅读者来稿，发现这首诗，马上加以修改，很快见报。经修改后的诗，朗朗上口，见报后反晌强烈，深受读者欢迎。未央一举成名，调湖南省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再以后又写了不少诗，现已出了两本诗集。以后听说他是湖南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
诗人张永枚得知水拍1982年10月29日逝世的噩耗，于同年10月31日，在自己的小本上写下自己的沉痛悼念，以后当做唁函寄给了水拍的家属。其中写道：“水拍同志：您是我的良师，我的诗歌的最初评论者之一。1955年，在我困难的时候，是您的手拉了我一把。您响应共产党、毛泽东关于扶植新生力量的号召，给我——一个您从不认识的青年作者写信，并以《青年作者张永枚的诗》为题，在《人民日报》上介绍了我的萌芽之作。如果没有共产党员的您和乔木等老同志，我很可能成不了一个诗人。”
水拍在报社工作期间，经常参加文艺界的会议，除和许多作家广泛接触外，还和中宣部主管文艺的负责人周扬、林默涵有接触。他们有时叫他到中宣部谈报纸文艺宣传意见，有时叫他参加必要的会议。周扬看中水拍为人老实，挺听党的话，于1960年调他到中宣部任文艺处处长。“文革”期间，中宣部成为闻名于世的所谓“阎王殿”，周、林成为“闫王”，水拍成为“判官”，第一次成为“罪人”被批斗。因有人叫他回家自做“反党分子”牌子戴在胸前，第二天接受批斗，他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当夜愤而吞服安眠药自杀，幸发现及时，送北京医院抢救，因是“黑帮”医院拒收。还是新部长陶铸发话“留他当反面教员”，他不醒人事地在医院昏睡一周，经抢救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