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代价》
　　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与他们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由此诞生出全球一个新趋势——服务大众。
　　像很多同龄的业余经济学爱好者一样，笔者对经济学的认知是从《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开始的。种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科普书籍给了我们一个乐观的印象：只要把自由市场落实到底，整个社会就将欣欣向荣，包括最底层的人也会因为涓滴效应而获得福利的提升。眼看着自由市场在全球逐步深化，似乎“蜜蜂的寓言”（其核心即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即将成为现实了。
　　除了一件事：最底层的穷人们似乎没有如期望的那样获得福利的提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中指出，自由市场让社会的不平等变得更严重了。
　　自由市场的拥趸会争辩说，即便结果不平等，一个自由的市场给所有人公平的竞争机会，因此结果的不平等只是反映了不同人的天资以及——尤其是——后天努力程度的区别而已。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客气一点不说它是刻意歪曲事实，这种观点顶多也只是一种幼稚的想象。当贫困的人群无力负担医疗、教育甚至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所谓“公平的竞争”从何谈起？
　　硅谷常被视为科技时代“美国梦”的圆梦之地，可是硅谷的创业者绝大部分是名校毕业且家境优渥。那些上完大学就得为了还助学贷款拼命打工甚或根本上不起大学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的梦又要到何处去寻？
　　在所有冰冷的数据背后，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正义与善？单以经济而论，何者是最当被优先考虑的指标：平均收入（也即收入总量），收入中位数（也即普通的人收入），还是最贫困人群的收入？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议，只有当最贫困者、最苦难者的处境有所改善，一个制度才能称得上正义，即使认为这个定义太过严苛。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起，美国人均GDP与收入中位数是呈背离之态的，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只让一小部分富人获益，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反而降低。于是斯蒂格利茨的质问可以简化为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好的”制度，究竟应该站在少数既得利益者一边，还是站在大多数普通人一边？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这本书中表现出了一位专业知识工作者应有的人文关怀。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知识工作者尤其是科技工作者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无视自己工作对社会带来何种影响，纯以工作本身为目的。伴随着“工作目的”的失位而来的是知识工作者乃至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淡漠。电影《谍影重重4》中有两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白，专业技术工作者们用科技的、中立的、不带情感的术语来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好像它们就跟其他任何科技工作一样与善恶无关，尽管他们所做的是操作无人机杀人和研发控制思想的药物。而真实世界里的科技工作者们又比这个强了多少？
　　是以，尽管仍有层出不穷的数据与观点试图证明美国梦依然如旧，斯蒂格利茨是在危言耸听——例如两位美国的教授试图从数据中发现美国社会仍然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证据，另一位中国台湾的评论者则不无道理地指出，“不见得是‘因为’家境穷所以必然导致大学无法毕业或大学毕业后收入依然不高的‘结果’”。但这些批评都没有打到点上，因为看待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所能看到的结果，而一种高高在上的、远离现实苦难的、功利主义的视角本身就是斯蒂格利茨所要批评的经济学态度——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知识工作者。
　　因此，如果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不自在，这就是斯蒂格利茨想要的效果。贫困、不平等、阶级分化……这些在我们印象中已经渐渐远去的概念是否仍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合上书本，走近那些贫困者、被损害者、被忽视者，你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熊节，ThoughtWorks咨询师，致力于用IT技术塑造更加公正和美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