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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衣无痕，年月亦无痕 刘原
最近山东有个大叔欠了别人31万，他写下了借条，两天后，借条上的字迹全部消失，只剩下他摁的红色手印。据说这叫消字笔，墨水是特制的，快则15分钟，慢则两日，写嘛都烟消云散。我想起新闻里常说贪官给情妇们写欠条写保证书，他们正是这种新款产品的目标用户。不过万能的网友也给悲催的债主出了个金点子：反正纸上有他的手印，你干脆直接在上面打印一份欠条，金额就写310万。
我中学时的一个铁哥们，曾给本校的校花写过一封信，信里写啥我不知道，估计是讨教数理化之类学术问题罢。问题是校花的成绩并不好，我觉得这哥们真是不耻下问。校花大概是解不出他的疑难杂症，就把信交给了班主任请教。班主任大概也解不出这些难题觉得很丢脸，反正最后把这哥们拉去一通咆哮。倘若当年这种消字笔已经面世，他的信只能让校花看到，阅后不须即焚，即便班主任贴到黑板报上，亦不过一张无字天书而已。无痕好。所以姑娘们都喜欢无痕内衣。
目前去西安，看唐代彩陶，其实已无彩色，都溶解在了时光之中。前世匠人的呕心沥血，在后世眼中无非是素色泥坯。在寒冷的冬夜，我牵着流氓兔的手走在长安的灯火里，忽然心有唏嘘，这是我们老祖宗坐过龙庭的地方呵，可是我们重回这里，吃个羊肉泡馍要排队，看见俊俏的民女也不敢强抢，哪里还有半点老刘家的威仪。
旧时荣光都归于尘土。听的哥说，城郊有个农民随手拿锄头在地里一刨，刨出了个破罐，卖了5万。西安遍地是宝，你随便拌一跤，都可能是秦砖汉瓦。所以，我睡在长安的夜里，隐隐有些失眠，想着先人们的遗物都沉睡在地下，我们想睹物思人都做不到，实在心如刀割。
也有些印记，并未湮没在尘土中。我在曲江一带晃荡，偶然发现了王宝钏同志纪念馆，钻进去一望，竟有一孔据说是王宝钏当年住的寒窑。话说唐朝文物部门的同志真是尽职，知道她会流芳百世，把这孔窑洞保存得那么好。好吧，权且当这是王大妈故居。幼齿正要进那贞烈祠烧香，被我一把拖出。我斥道：给谁烧香之前须先想想那人是什么命运，就像有些人喜欢到妻离子散的名人雕像前搞集体婚礼，也不怕兆头不好：我若独自学那薛平贵出去浪荡多年倒也爽，你可愿学王宝钏独守窑洞18年；你看我多谨慎，见了矢公像不拜，怕影响酒量喝点就上头，见了郑和像更不拜，怕影响夫妻生活。
长安有霾，莫说汉唐，连现世的年月都已模糊。那天清晨，闻听我姨殁了，我走在朱雀路上流了些泪，下午出席一个盛典，疲劳而悲伤的我在喧闹中竟然沉睡过去，我姨却未托梦给我，想是岭南太远，她的魂魄来不了苦寒的西北。她和姨丈40多年前曾在长沙生活，我定居长沙后曾邀他们重游旧地，却未能成行。如今她应已喝过盂婆汤，再也不记得湘江的粼粼波光了。有亲人在，故乡便有痕迹，如今亲人越来越少，我要渐渐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了。
周末睡懒觉，忽听流氓兔喊：爸爸大保健，爸爸大保健。我惊醒过来，悲欣交集，悲的是四岁娃从哪学的破词，欣的是这娃也还算孝顺。睁眼一看，他舞着大宝剑冲了进来。想来皆因10多年前的杨箕生涯，那些巷角的霓虹大字给我的大脑皮层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而今夜，我想起自己即将和一段18年的缘分作出了断，那些苍黄的年月，流离的歧途，竟似统统都已想不起来，就像去年的月光照不到今年的雪夜。在浓雾和深霾中，我们是该彼此遗忘了。
湄公河不会水永远流淌悲凉 刘禹和
泰北之行还剩下三天的机动时间，大多数人都把白庙温泉金三角这样的景点逛完了。有三五个同行的家伙表示无聊，约了临时旅件去泰缅老交界的湄公河界上看赌船。我和女伴小音留在客栈喂猫狗，做马杀鸡，各自快活。
客栈老板是个美人儿，叫Rita。她雇了两个人经营着这家只有九间客房的小店，每天除了帮我们煮冬阴功汤，就是烘焙咖啡豆。Rita的中英文都很不错，在当地也有非常好的人缘，这是很多华人游客舍近求远来湄塞小城住客栈的原因，她家六十美金一晚的标间，真不算便宜。
听客栈的司机素攀讲，Rita的父母早逝，她还有个在上学的弟弟，开客栈的初衷就是想供弟弟上大学。我们看出小伙子素攀谈起Rita时那一脸骄傲又关切的神情，于是转向他：那我们劝Rita找个人嫁掉啊，有客栈当嫁妆，至少她就不要这样辛苦。素攀脸一黑，借口去捡芒果走开了。
晚上我们喝蜂蜜酒，唱卡拉OK，像好闺蜜一样八卦Rita：素攀今天捡的芒果，比我们中国产的醋还要酸。Rita扑闪着漆针一样的睫毛：“好姐姐你们放过我啦，这辈子我都不会嫁人的。”我们大笑不止，说Rita乱讲话，罚她喝酒。Rita为大家斟满酒，开口道：从前在这边过河去不远的老挝掸邦，有个特别穷的村子，一对夫妇靠制毒为生，唯一的儿子从小就会给大烟苗上肥。我们认真地听着，看来这很可能是她男朋友的故事。
Rita用夹着英文单词的中文继续述说：村子位于金三角核心，13岁那年，男孩母亲病重，他跟随一个舅舅偷渡到曼谷挣钱。结果误入魔窟当上了雏妓。迫于生计男孩接待过各种各样的客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欧美人也有亚洲人。一个年龄和他相当的女生，做着相当于这行的中介，揽客人谈价格，因为喜欢他和他同居了。在一起之后他们拟定了一些人生规划，甚至商议两人重新都去念书，将来做旅游业谋出路。然而这时候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泰国规定17岁可以结婚，他们都不满16岁，加上男孩连身份也没有，结婚是行不通的。女孩子是个孤儿，叫Rita。
听到这我和小音对视一眼。Rita仿佛没觉察到我们的小动作，自顾自抿了一大口酒。男孩和Rita都不想放弃这个孩子，一个在家待产另一个继续接客挣钱，决定等孩子出生就离开曼谷找个小城定居。
我忍不住问：孩子和他的父亲呢，现在在哪里？Rita转过头微笑，我就是汶仁的父亲。借着月光，我第一次看清Rita没有完全消退的喉结轮廓。汶仁是“Rita弟弟”的名字。
当年Rita产后感染，男孩为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做手术成为一名Ladyboy，就是人妖。但熬了两年多，Rita还是去世了，男孩顶替了她的身份，带着儿子北上清莱——离自己家乡最近的地方。听掸邦出来的人讲，他父母也不在了，那么只要住在湄公河畔，哪里都可以是故瞰乡吧。 Rita说，人妖的寿命通常只有三四十岁，她希望好好抚养汶仁，让他多学一些知识和技能，将来如果她走了，汶仁自己也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好在汶仁永远不会走我和他妈妈那样的道路了，Rita笑着说。我和小音不发一言，轮流上去拥抱她。
我们离开那天还是由素攀送去机场，他磕磕巴巴说了两句中文，大意就是会陪伴汶仁成长。
湖南的孩子再也不会切腊肉了 艾明雅
有个在外漂泊的老家同学说，母亲要给他寄腊肉腊肠，他说腊肉不要了，不会切，寄香肠就好了。我才发现，原来对于湖南的孩子们来说，会切腊肉的永远是爸妈，我们只会吃。
切腊肉，是手艺活，是各家的秘密，是过年的气氛——这也许是乡愁。
对于外地人而言，看未洗净的湘西腊肉，都是一样的，黑乎乎一块。但寒冬腊月里，要如何把那一小块黑不溜秋坚硬如铁的肉，在温水里泡一个小时，等到表面烟尘化开，取一个钢丝清洁球慢慢刮，务必把表面的黑灰除去。待到肉露出白的肥红的瘦，是好大一项工程。
尤其在湘人的春节期间，因为宴席众多，不可能每次都要费时费事清洗腊肉，所以一般都会煮熟一些大块肉备在那里，要开饭时直接加工即可。
而这些熟肉，此时虽可直接食用，但是，讲究细腻饮食的南方人又怎会如此粗糙地品尝呢。连煮肉的水，都是不可以随便倒掉的，因为那点肉汤飘香四溢，随便丢点萝卜青菜下去，哪怕不搁一两肉，都能使人连吃三碗白饭。
对于我而言，做主妇之后，比起洗切腊肉，洗那熏制的猪蹄子，简直觉得两眼一抹黑。
小时候，看见父亲洗猪蹄，如同上前线打仗。那天已是腊月二十八，他糸上围裙，用一个小小的酒精炉、一把火钳，烧制猪蹄。因为缝隙里可能残存有很多杂毛，所以要用火燎掉。然后，放人大水盆，用小刀刮皮，将烧焦的表层清理干净——最考验的是如何剁，块儿剁大了，不容易熬熟，块儿剁小了，稍微一炖瘦肉尽散，上桌也是一锅“败仗”。
最难忘，是他把猪蹄横空放在一个台阶上，拿了一把锯木条用的小锯，一块一块地锯下来。
《舌尖上的中国》里说，中国厨师最伟大之处在于横竖就是一把菜刀，剔骨切片切丝剁全是一把刀。而我是第一次看我父亲使用菜刀以外的烹饪工具，敬仰犹如滔滔江水。那个潇洒的动作，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想到果然是“宴席如战场，气壮山河”。
在老家的房子里，十多年前，过年的前三天，瓦片屋檐下大肆开摆一条泥土小火灶，每个灶台上面一个土罐，众罐齐熬，打开任何一个罐子，里面炖的都是不同的东西。
那是我最早的关于“淘金”的威觉，那就是，打开任何一个罐子都会有惊喜。偷偷把肉夹出来吃，就会看到父母在厨房那头咧嘴对你笑。
没有哪一个湖南人没有腊肉情结，这个独特的味道，让你知道，当父母渐渐老去，年夜饭渐成一种形式，你终于失去了这种味道已是遗憾，如今居然更发现，连洗腊肉的手艺都要失传。
有妈妈的地方，才有人会切腊肉。
猪蹄羊肉是一坨一坨的，大蒜叶子炒腊牛肉是一片一片的。快过年了，想家的湖南人，恐怕是一摞一摞的。
害怕过年，算你一个吗 冯冰
天哪，又快要过年了！我在想，到底有多少年轻人想要过这个漫长的节呢。不对，我其实是在想，到底有多少年轻人害怕过年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害怕过年的。尽管吾日三省吾身，今天可曾虚度时光乎，某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乎，问心地愧乎，但过年却意味着由别人结算你的时候到了。尤其是当你打算特立独行却暂时还没有取得显而易见的成果时，一近年笑就不由得心寒胆颤——无颇过江东啊·江东父老都在饭桌着端着利嘴等着呢。
那时，我的情况在世俗的眼光来看，真是全无一点好，好好的工作不做，辞了，好好的女朋友不谈了，分了。再加上接下来的两年，诸事不顺，收入吃紧，戚情空窗，每次回家过年就像刚被爆出负面新闻的明星一样，不敢见人。
后来局势扭转，日子有了改善，婚也结了，人生慢慢定格在不温不火的模式上，终难看到什么大的突破。所有的人似乎都对此感到满足了，也没人再来烦我，没人再来跟我探讨人生的意义。我以为终于不用再害怕过年了，可是一到年关，还是怕。而且有点像是无来由的怕。
也许我害怕的是时间的怪圈，一年一年周而复始。每到过年，时光似乎开始逆转，转回那一个时间点去一一同样的环境音，同样的氛围，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故事和情景。当然我是不再被疆问工作和结婚的事情，现在轮到比我稍小一些的表亲们遭罪了，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曾经自己年复一年地遭遇过的事情，现在又亲眼看着身边的人年复一年地遭遇，感觉还是没能走出时间的怪圈。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每年过年的重头戏又增添了一出，那就是外公的闹剧。这个事情说起来很复杂，比较简单的表述就是，反正每年年三十团年饭，外公都能找到理由，把脸一板，饭碗一放，起身就要拎包连夜“下去”。
“下去”就是指回乡下去。这个事情就像由谁写好了剧本一样，一定会在大年三十晚上照本演出。
外公一个人住在乡下，他的五个子女都在县城，每近年关，我们家以几位姨妈和舅舅就会打电话叫他来县城过年。子女们部算孝顺，照理外公也没什么好不满的。不过谁知道他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呢。就拿去年来说，年二十八晚上，大家一起在舅舅家吃饭，二姨说今年年夜饭就定在她家了，然后一桌人挨个叮嘱到时候早点去。点名还没点完，外公突然咣的一声把碗放下，起身找包要“下去”。原来是嫌二姨喊饭时没有第一个叫他，“不把我这个老子放在眼里”。
虽然已经是固定节目，也虽然“惹祸”的是二姨，但看得出来，大伙都挺扫兴的。从他们疲倦、无奈的眼神里，我终于明白，不光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就连外公的这些都已经年人五十的子女们，也挺害怕过年的。他们可能也在想：为什么每年都是这一出，时间的怪圈啊！
那么外公到底在想什么呢？是不是他也害怕过年呢，是不是他才是最最害怕过年的那个人呢？年关已近，也许无形的手又在为他写年三十晚上的剧本了吧。 2015年的几部独立纪录片 魏晓波
这几年我认识的大多数纪录片作者似乎都不像以前那样多产，甚至一度觉得国内的纪录片要走向衰落，像八十年代的诗歌那样经历一个辉煌的时期后迅速变成了某种回忆。前段时间的搞笑片《港囧》都在调侃人类学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了。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挣不到钱的纪录片和纪录片作者显得更加另类和尴尬。
每年其实还是会有出现一些让人拍案的纪录片。它们比大多数在院线上映的故事片要“好看”得多。当下现实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大多数编剧的想象力，一些成熟的纪录片作者也已经不再拘泥于对理想主义、宏大叙事、“底层”的描述。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叫《海石湾》的作品。它说的是兰州卫星城海石湾的“赵哥”的故事。“赵哥”几年前为别人背黑锅被工厂开除，开了一个基本没生意的酒吧，还成了当地的“黑社会”的头目，每天穿着一件黑色皮西服游走在那里颓败的工厂和歌厅之间，喝酒、唱歌、打架，其他晚上出来混的人都要给他面子。本来他是工厂里的生产能手，现在，“混”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但他又熟悉《第二十二条军规》、《尤利西斯》、垮掉的一代、萨特、朦胧诗，他家里摆满了这些书；他还听披头士、黑旗乐队，在那个工业小城和其他的工人完全没法沟通，没人能理解他的苦闷、孤独、分裂和绝望。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离开了这里，去外地打工。
他的父亲当年从大城市来到这里支援“三线建设”，但导演并没有沉迷于“三线建设”这一宏观背景，而是透过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的遭遇引发人们对社会变迁更真切的思考。
还有一部叫《阿弥陀佛》，拍于福建的一个小寺庙，透过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事件展示了当下很多寺庙都面临的问题。当地的商人想开发山上的寺庙为旅游区，收门票，他们扶植了一个小和尚。小和尚每天和有钱人交往，逐渐掌握了“权力”。但大和尚不想让寺庙商业化，信徒大多支持他。于是，世俗，信仰、商业、权力、政治这些不好调和的矛盾都在这个寺庙发酵、酝酿，等待一个结果。后来，大和尚终于夺回了话语权，但那些有钱人又开始和大和尚交往了。在这个时代想保持清净，真的有些难度。
曾在报社工作的周浩已经两届获得金马最佳纪录片，他是一位多产的导演。这次获奖的影片叫《大同》，拍摄的是大同市的市长，很少有纪录片能够直接拍到官员，周浩的纪录片拓宽了中国纪录片的可能性。靳市长上台后，面对的是一个污染严重、陈旧、经济发展缓慢的大同，他想改变这座城市，于是开始实行一项大胆的城市改造计划。百分之三十的大同居民需要重新安置，这个计划似乎过于激进，遇到了种种问题，最后随着市长的调任而终止。周浩以个人的视角拍下了市长的生活，工作和焦虑、困惑。市长在摄影机前更像是一个普通中年男人·影片快要结束拍摄时，周浩问市长这个影片能不能做出来，市长说自己都忘掉摄影机的存在了，可以做出来，做出来要给他看一看。
这样的题材以前只能出现在报纸上，几乎没有纪录爿能够介人，但髟像的魅力远远大于文字。像周浩这样能够以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游走在主流和边缘之间的导演太少了。在中国，除去在电视台拍摄专题片的导演，完成两部以上长片的独立纪录片作者可能不超过一百人，看过两部以上独立纪录片的观众可能不超过一千人。
天医圣手下人间 曾骞
有的病人治不好，天来治。除了桂生姨那例我治不好的拇指，后来被黄蜂治好了之外，后来还遇到一个脚背囊肿，不愿意在医院切割，最后还是天来治的病人。
他来找我看别的病，也顺便问我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脚背的问题。可是那个囊肿太大太硬了，我也没什么办法，带着一点遗憾，看着他穿了有点大不合身西服的背影，裤管上还有泥星呢。他就这样走了，有点一瘸一拐的，右脚背上有个葡萄那么大的囊肿，硬得有点像块小软骨。其实不是因为害怕痛不想割，而是割完需要很多天不能干活，耽误不少，他不愿意。我也没有办法呀。
有时遇到些长期穿高跟鞋的女孩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很严重，一般的多放几次血，再做一些固定挤压就会好了。但是这个老人的用一般的办法实在也解决不了。他有时还会有点痛。长期劳损了。
他走后我还会想，他会不会自己就处理了，新闻上不是有吗，自己做血透。只是觉得有时有些乡下的病人，情急下会自己用火星办法。比如我在随访一个膝关节的病人时·就听到她说了件丈夫的经历。真是人间百态啊。
大概二十多年前，她的丈夫在山间烧地，烧完后感到特别渴，路过溪涧时大口饮水，由于做法失妥，因此患上急性肺水肿。送医后院方表示无力诊治，劝他们回家等后事了。她的丈夫感到特别悲，也不想再拖累大家，偷偷服了两枚溴氰菊酯，就是农药敌杀死。喝完就晕厥大呕，全身大汗淋漓的，周身燥热，样子看起来很吓人。由于他全身冷热交替，家里人不时将他抬下地，一会又抬上床。始终都在不断呕吐，要用盆去接。吐了很多的黑血与污物。自然地人也虚弱不堪，形如死人。卧侍乎前啊，大家就在那里哭。但是不料他却逐渐抖擞起来，要饭蔬饮食。看起来像好转的样子，后来悉心调养慢慢好了。一直活到现在。这个事情真是有点怪啊。第一感觉并非溴氰菊酯之功，不然每个肺水肿的都喝下几瓶不都好了么。纯粹是在于她丈夫的命运。
所谓毒石奇功，喝农药反得救，这事虽然看起来违背常识，我们也无法去分析当时具体情况以及作成分效验，但已经那么多年了，当事人也仍健在，这不挺好的事吗。好好活着便是了。心里给以祝福。
也许不过生命本有机巧，有些轨迹的布局远非我们常人可揣摩。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还真是这样吧。总之这类事情知道多了，心胸反宽广起来，并不会用多沉重多阴霾的眼光去看待，天医圣手下人间，有善人逢了便是逢了，是难得的福气。
有福气的还是不少。后来脚背老人又遇到，来门诊要点咳嗽药。他高兴地告诉我，脚背上的囊肿已经消失了啊，你知道怎么消失的吗。哼哼，他故作神秘，说晚上梦见高人用手一抹就没了，等醒来发现真没了。我说少来，呵呵。感觉到他马上就会讲一个精彩经历，所以央求他快讲。
他说，是这样的，嗯，是这样没的，他边抽烟边讲，秋天时收红薯，挖到了个特别大的，还比划了一下，大概有个包菜那么太，他非常兴奋地叫老婆也来看看，结果老婆手滑没接住，红薯砸到了他脚上。哇，当时真是痛啊，就刚好是右脚，没有砸左脚噢，哈哈，就是正好落在那个一直纠结的脚背上。
最近山东有个大叔欠了别人31万，他写下了借条，两天后，借条上的字迹全部消失，只剩下他摁的红色手印。据说这叫消字笔，墨水是特制的，快则15分钟，慢则两日，写嘛都烟消云散。我想起新闻里常说贪官给情妇们写欠条写保证书，他们正是这种新款产品的目标用户。不过万能的网友也给悲催的债主出了个金点子：反正纸上有他的手印，你干脆直接在上面打印一份欠条，金额就写310万。
我中学时的一个铁哥们，曾给本校的校花写过一封信，信里写啥我不知道，估计是讨教数理化之类学术问题罢。问题是校花的成绩并不好，我觉得这哥们真是不耻下问。校花大概是解不出他的疑难杂症，就把信交给了班主任请教。班主任大概也解不出这些难题觉得很丢脸，反正最后把这哥们拉去一通咆哮。倘若当年这种消字笔已经面世，他的信只能让校花看到，阅后不须即焚，即便班主任贴到黑板报上，亦不过一张无字天书而已。无痕好。所以姑娘们都喜欢无痕内衣。
目前去西安，看唐代彩陶，其实已无彩色，都溶解在了时光之中。前世匠人的呕心沥血，在后世眼中无非是素色泥坯。在寒冷的冬夜，我牵着流氓兔的手走在长安的灯火里，忽然心有唏嘘，这是我们老祖宗坐过龙庭的地方呵，可是我们重回这里，吃个羊肉泡馍要排队，看见俊俏的民女也不敢强抢，哪里还有半点老刘家的威仪。
旧时荣光都归于尘土。听的哥说，城郊有个农民随手拿锄头在地里一刨，刨出了个破罐，卖了5万。西安遍地是宝，你随便拌一跤，都可能是秦砖汉瓦。所以，我睡在长安的夜里，隐隐有些失眠，想着先人们的遗物都沉睡在地下，我们想睹物思人都做不到，实在心如刀割。
也有些印记，并未湮没在尘土中。我在曲江一带晃荡，偶然发现了王宝钏同志纪念馆，钻进去一望，竟有一孔据说是王宝钏当年住的寒窑。话说唐朝文物部门的同志真是尽职，知道她会流芳百世，把这孔窑洞保存得那么好。好吧，权且当这是王大妈故居。幼齿正要进那贞烈祠烧香，被我一把拖出。我斥道：给谁烧香之前须先想想那人是什么命运，就像有些人喜欢到妻离子散的名人雕像前搞集体婚礼，也不怕兆头不好：我若独自学那薛平贵出去浪荡多年倒也爽，你可愿学王宝钏独守窑洞18年；你看我多谨慎，见了矢公像不拜，怕影响酒量喝点就上头，见了郑和像更不拜，怕影响夫妻生活。
长安有霾，莫说汉唐，连现世的年月都已模糊。那天清晨，闻听我姨殁了，我走在朱雀路上流了些泪，下午出席一个盛典，疲劳而悲伤的我在喧闹中竟然沉睡过去，我姨却未托梦给我，想是岭南太远，她的魂魄来不了苦寒的西北。她和姨丈40多年前曾在长沙生活，我定居长沙后曾邀他们重游旧地，却未能成行。如今她应已喝过盂婆汤，再也不记得湘江的粼粼波光了。有亲人在，故乡便有痕迹，如今亲人越来越少，我要渐渐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了。
周末睡懒觉，忽听流氓兔喊：爸爸大保健，爸爸大保健。我惊醒过来，悲欣交集，悲的是四岁娃从哪学的破词，欣的是这娃也还算孝顺。睁眼一看，他舞着大宝剑冲了进来。想来皆因10多年前的杨箕生涯，那些巷角的霓虹大字给我的大脑皮层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而今夜，我想起自己即将和一段18年的缘分作出了断，那些苍黄的年月，流离的歧途，竟似统统都已想不起来，就像去年的月光照不到今年的雪夜。在浓雾和深霾中，我们是该彼此遗忘了。
湄公河不会水永远流淌悲凉 刘禹和
泰北之行还剩下三天的机动时间，大多数人都把白庙温泉金三角这样的景点逛完了。有三五个同行的家伙表示无聊，约了临时旅件去泰缅老交界的湄公河界上看赌船。我和女伴小音留在客栈喂猫狗，做马杀鸡，各自快活。
客栈老板是个美人儿，叫Rita。她雇了两个人经营着这家只有九间客房的小店，每天除了帮我们煮冬阴功汤，就是烘焙咖啡豆。Rita的中英文都很不错，在当地也有非常好的人缘，这是很多华人游客舍近求远来湄塞小城住客栈的原因，她家六十美金一晚的标间，真不算便宜。
听客栈的司机素攀讲，Rita的父母早逝，她还有个在上学的弟弟，开客栈的初衷就是想供弟弟上大学。我们看出小伙子素攀谈起Rita时那一脸骄傲又关切的神情，于是转向他：那我们劝Rita找个人嫁掉啊，有客栈当嫁妆，至少她就不要这样辛苦。素攀脸一黑，借口去捡芒果走开了。
晚上我们喝蜂蜜酒，唱卡拉OK，像好闺蜜一样八卦Rita：素攀今天捡的芒果，比我们中国产的醋还要酸。Rita扑闪着漆针一样的睫毛：“好姐姐你们放过我啦，这辈子我都不会嫁人的。”我们大笑不止，说Rita乱讲话，罚她喝酒。Rita为大家斟满酒，开口道：从前在这边过河去不远的老挝掸邦，有个特别穷的村子，一对夫妇靠制毒为生，唯一的儿子从小就会给大烟苗上肥。我们认真地听着，看来这很可能是她男朋友的故事。
Rita用夹着英文单词的中文继续述说：村子位于金三角核心，13岁那年，男孩母亲病重，他跟随一个舅舅偷渡到曼谷挣钱。结果误入魔窟当上了雏妓。迫于生计男孩接待过各种各样的客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欧美人也有亚洲人。一个年龄和他相当的女生，做着相当于这行的中介，揽客人谈价格，因为喜欢他和他同居了。在一起之后他们拟定了一些人生规划，甚至商议两人重新都去念书，将来做旅游业谋出路。然而这时候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泰国规定17岁可以结婚，他们都不满16岁，加上男孩连身份也没有，结婚是行不通的。女孩子是个孤儿，叫Rita。
听到这我和小音对视一眼。Rita仿佛没觉察到我们的小动作，自顾自抿了一大口酒。男孩和Rita都不想放弃这个孩子，一个在家待产另一个继续接客挣钱，决定等孩子出生就离开曼谷找个小城定居。
我忍不住问：孩子和他的父亲呢，现在在哪里？Rita转过头微笑，我就是汶仁的父亲。借着月光，我第一次看清Rita没有完全消退的喉结轮廓。汶仁是“Rita弟弟”的名字。
当年Rita产后感染，男孩为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做手术成为一名Ladyboy，就是人妖。但熬了两年多，Rita还是去世了，男孩顶替了她的身份，带着儿子北上清莱——离自己家乡最近的地方。听掸邦出来的人讲，他父母也不在了，那么只要住在湄公河畔，哪里都可以是故瞰乡吧。 Rita说，人妖的寿命通常只有三四十岁，她希望好好抚养汶仁，让他多学一些知识和技能，将来如果她走了，汶仁自己也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好在汶仁永远不会走我和他妈妈那样的道路了，Rita笑着说。我和小音不发一言，轮流上去拥抱她。
我们离开那天还是由素攀送去机场，他磕磕巴巴说了两句中文，大意就是会陪伴汶仁成长。
湖南的孩子再也不会切腊肉了 艾明雅
有个在外漂泊的老家同学说，母亲要给他寄腊肉腊肠，他说腊肉不要了，不会切，寄香肠就好了。我才发现，原来对于湖南的孩子们来说，会切腊肉的永远是爸妈，我们只会吃。
切腊肉，是手艺活，是各家的秘密，是过年的气氛——这也许是乡愁。
对于外地人而言，看未洗净的湘西腊肉，都是一样的，黑乎乎一块。但寒冬腊月里，要如何把那一小块黑不溜秋坚硬如铁的肉，在温水里泡一个小时，等到表面烟尘化开，取一个钢丝清洁球慢慢刮，务必把表面的黑灰除去。待到肉露出白的肥红的瘦，是好大一项工程。
尤其在湘人的春节期间，因为宴席众多，不可能每次都要费时费事清洗腊肉，所以一般都会煮熟一些大块肉备在那里，要开饭时直接加工即可。
而这些熟肉，此时虽可直接食用，但是，讲究细腻饮食的南方人又怎会如此粗糙地品尝呢。连煮肉的水，都是不可以随便倒掉的，因为那点肉汤飘香四溢，随便丢点萝卜青菜下去，哪怕不搁一两肉，都能使人连吃三碗白饭。
对于我而言，做主妇之后，比起洗切腊肉，洗那熏制的猪蹄子，简直觉得两眼一抹黑。
小时候，看见父亲洗猪蹄，如同上前线打仗。那天已是腊月二十八，他糸上围裙，用一个小小的酒精炉、一把火钳，烧制猪蹄。因为缝隙里可能残存有很多杂毛，所以要用火燎掉。然后，放人大水盆，用小刀刮皮，将烧焦的表层清理干净——最考验的是如何剁，块儿剁大了，不容易熬熟，块儿剁小了，稍微一炖瘦肉尽散，上桌也是一锅“败仗”。
最难忘，是他把猪蹄横空放在一个台阶上，拿了一把锯木条用的小锯，一块一块地锯下来。
《舌尖上的中国》里说，中国厨师最伟大之处在于横竖就是一把菜刀，剔骨切片切丝剁全是一把刀。而我是第一次看我父亲使用菜刀以外的烹饪工具，敬仰犹如滔滔江水。那个潇洒的动作，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想到果然是“宴席如战场，气壮山河”。
在老家的房子里，十多年前，过年的前三天，瓦片屋檐下大肆开摆一条泥土小火灶，每个灶台上面一个土罐，众罐齐熬，打开任何一个罐子，里面炖的都是不同的东西。
那是我最早的关于“淘金”的威觉，那就是，打开任何一个罐子都会有惊喜。偷偷把肉夹出来吃，就会看到父母在厨房那头咧嘴对你笑。
没有哪一个湖南人没有腊肉情结，这个独特的味道，让你知道，当父母渐渐老去，年夜饭渐成一种形式，你终于失去了这种味道已是遗憾，如今居然更发现，连洗腊肉的手艺都要失传。
有妈妈的地方，才有人会切腊肉。
猪蹄羊肉是一坨一坨的，大蒜叶子炒腊牛肉是一片一片的。快过年了，想家的湖南人，恐怕是一摞一摞的。
害怕过年，算你一个吗 冯冰
天哪，又快要过年了！我在想，到底有多少年轻人想要过这个漫长的节呢。不对，我其实是在想，到底有多少年轻人害怕过年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害怕过年的。尽管吾日三省吾身，今天可曾虚度时光乎，某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乎，问心地愧乎，但过年却意味着由别人结算你的时候到了。尤其是当你打算特立独行却暂时还没有取得显而易见的成果时，一近年笑就不由得心寒胆颤——无颇过江东啊·江东父老都在饭桌着端着利嘴等着呢。
那时，我的情况在世俗的眼光来看，真是全无一点好，好好的工作不做，辞了，好好的女朋友不谈了，分了。再加上接下来的两年，诸事不顺，收入吃紧，戚情空窗，每次回家过年就像刚被爆出负面新闻的明星一样，不敢见人。
后来局势扭转，日子有了改善，婚也结了，人生慢慢定格在不温不火的模式上，终难看到什么大的突破。所有的人似乎都对此感到满足了，也没人再来烦我，没人再来跟我探讨人生的意义。我以为终于不用再害怕过年了，可是一到年关，还是怕。而且有点像是无来由的怕。
也许我害怕的是时间的怪圈，一年一年周而复始。每到过年，时光似乎开始逆转，转回那一个时间点去一一同样的环境音，同样的氛围，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故事和情景。当然我是不再被疆问工作和结婚的事情，现在轮到比我稍小一些的表亲们遭罪了，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曾经自己年复一年地遭遇过的事情，现在又亲眼看着身边的人年复一年地遭遇，感觉还是没能走出时间的怪圈。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每年过年的重头戏又增添了一出，那就是外公的闹剧。这个事情说起来很复杂，比较简单的表述就是，反正每年年三十团年饭，外公都能找到理由，把脸一板，饭碗一放，起身就要拎包连夜“下去”。
“下去”就是指回乡下去。这个事情就像由谁写好了剧本一样，一定会在大年三十晚上照本演出。
外公一个人住在乡下，他的五个子女都在县城，每近年关，我们家以几位姨妈和舅舅就会打电话叫他来县城过年。子女们部算孝顺，照理外公也没什么好不满的。不过谁知道他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呢。就拿去年来说，年二十八晚上，大家一起在舅舅家吃饭，二姨说今年年夜饭就定在她家了，然后一桌人挨个叮嘱到时候早点去。点名还没点完，外公突然咣的一声把碗放下，起身找包要“下去”。原来是嫌二姨喊饭时没有第一个叫他，“不把我这个老子放在眼里”。
虽然已经是固定节目，也虽然“惹祸”的是二姨，但看得出来，大伙都挺扫兴的。从他们疲倦、无奈的眼神里，我终于明白，不光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就连外公的这些都已经年人五十的子女们，也挺害怕过年的。他们可能也在想：为什么每年都是这一出，时间的怪圈啊！
那么外公到底在想什么呢？是不是他也害怕过年呢，是不是他才是最最害怕过年的那个人呢？年关已近，也许无形的手又在为他写年三十晚上的剧本了吧。 2015年的几部独立纪录片 魏晓波
这几年我认识的大多数纪录片作者似乎都不像以前那样多产，甚至一度觉得国内的纪录片要走向衰落，像八十年代的诗歌那样经历一个辉煌的时期后迅速变成了某种回忆。前段时间的搞笑片《港囧》都在调侃人类学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了。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挣不到钱的纪录片和纪录片作者显得更加另类和尴尬。
每年其实还是会有出现一些让人拍案的纪录片。它们比大多数在院线上映的故事片要“好看”得多。当下现实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大多数编剧的想象力，一些成熟的纪录片作者也已经不再拘泥于对理想主义、宏大叙事、“底层”的描述。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叫《海石湾》的作品。它说的是兰州卫星城海石湾的“赵哥”的故事。“赵哥”几年前为别人背黑锅被工厂开除，开了一个基本没生意的酒吧，还成了当地的“黑社会”的头目，每天穿着一件黑色皮西服游走在那里颓败的工厂和歌厅之间，喝酒、唱歌、打架，其他晚上出来混的人都要给他面子。本来他是工厂里的生产能手，现在，“混”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但他又熟悉《第二十二条军规》、《尤利西斯》、垮掉的一代、萨特、朦胧诗，他家里摆满了这些书；他还听披头士、黑旗乐队，在那个工业小城和其他的工人完全没法沟通，没人能理解他的苦闷、孤独、分裂和绝望。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离开了这里，去外地打工。
他的父亲当年从大城市来到这里支援“三线建设”，但导演并没有沉迷于“三线建设”这一宏观背景，而是透过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的遭遇引发人们对社会变迁更真切的思考。
还有一部叫《阿弥陀佛》，拍于福建的一个小寺庙，透过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事件展示了当下很多寺庙都面临的问题。当地的商人想开发山上的寺庙为旅游区，收门票，他们扶植了一个小和尚。小和尚每天和有钱人交往，逐渐掌握了“权力”。但大和尚不想让寺庙商业化，信徒大多支持他。于是，世俗，信仰、商业、权力、政治这些不好调和的矛盾都在这个寺庙发酵、酝酿，等待一个结果。后来，大和尚终于夺回了话语权，但那些有钱人又开始和大和尚交往了。在这个时代想保持清净，真的有些难度。
曾在报社工作的周浩已经两届获得金马最佳纪录片，他是一位多产的导演。这次获奖的影片叫《大同》，拍摄的是大同市的市长，很少有纪录片能够直接拍到官员，周浩的纪录片拓宽了中国纪录片的可能性。靳市长上台后，面对的是一个污染严重、陈旧、经济发展缓慢的大同，他想改变这座城市，于是开始实行一项大胆的城市改造计划。百分之三十的大同居民需要重新安置，这个计划似乎过于激进，遇到了种种问题，最后随着市长的调任而终止。周浩以个人的视角拍下了市长的生活，工作和焦虑、困惑。市长在摄影机前更像是一个普通中年男人·影片快要结束拍摄时，周浩问市长这个影片能不能做出来，市长说自己都忘掉摄影机的存在了，可以做出来，做出来要给他看一看。
这样的题材以前只能出现在报纸上，几乎没有纪录爿能够介人，但髟像的魅力远远大于文字。像周浩这样能够以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游走在主流和边缘之间的导演太少了。在中国，除去在电视台拍摄专题片的导演，完成两部以上长片的独立纪录片作者可能不超过一百人，看过两部以上独立纪录片的观众可能不超过一千人。
天医圣手下人间 曾骞
有的病人治不好，天来治。除了桂生姨那例我治不好的拇指，后来被黄蜂治好了之外，后来还遇到一个脚背囊肿，不愿意在医院切割，最后还是天来治的病人。
他来找我看别的病，也顺便问我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脚背的问题。可是那个囊肿太大太硬了，我也没什么办法，带着一点遗憾，看着他穿了有点大不合身西服的背影，裤管上还有泥星呢。他就这样走了，有点一瘸一拐的，右脚背上有个葡萄那么大的囊肿，硬得有点像块小软骨。其实不是因为害怕痛不想割，而是割完需要很多天不能干活，耽误不少，他不愿意。我也没有办法呀。
有时遇到些长期穿高跟鞋的女孩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很严重，一般的多放几次血，再做一些固定挤压就会好了。但是这个老人的用一般的办法实在也解决不了。他有时还会有点痛。长期劳损了。
他走后我还会想，他会不会自己就处理了，新闻上不是有吗，自己做血透。只是觉得有时有些乡下的病人，情急下会自己用火星办法。比如我在随访一个膝关节的病人时·就听到她说了件丈夫的经历。真是人间百态啊。
大概二十多年前，她的丈夫在山间烧地，烧完后感到特别渴，路过溪涧时大口饮水，由于做法失妥，因此患上急性肺水肿。送医后院方表示无力诊治，劝他们回家等后事了。她的丈夫感到特别悲，也不想再拖累大家，偷偷服了两枚溴氰菊酯，就是农药敌杀死。喝完就晕厥大呕，全身大汗淋漓的，周身燥热，样子看起来很吓人。由于他全身冷热交替，家里人不时将他抬下地，一会又抬上床。始终都在不断呕吐，要用盆去接。吐了很多的黑血与污物。自然地人也虚弱不堪，形如死人。卧侍乎前啊，大家就在那里哭。但是不料他却逐渐抖擞起来，要饭蔬饮食。看起来像好转的样子，后来悉心调养慢慢好了。一直活到现在。这个事情真是有点怪啊。第一感觉并非溴氰菊酯之功，不然每个肺水肿的都喝下几瓶不都好了么。纯粹是在于她丈夫的命运。
所谓毒石奇功，喝农药反得救，这事虽然看起来违背常识，我们也无法去分析当时具体情况以及作成分效验，但已经那么多年了，当事人也仍健在，这不挺好的事吗。好好活着便是了。心里给以祝福。
也许不过生命本有机巧，有些轨迹的布局远非我们常人可揣摩。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还真是这样吧。总之这类事情知道多了，心胸反宽广起来，并不会用多沉重多阴霾的眼光去看待，天医圣手下人间，有善人逢了便是逢了，是难得的福气。
有福气的还是不少。后来脚背老人又遇到，来门诊要点咳嗽药。他高兴地告诉我，脚背上的囊肿已经消失了啊，你知道怎么消失的吗。哼哼，他故作神秘，说晚上梦见高人用手一抹就没了，等醒来发现真没了。我说少来，呵呵。感觉到他马上就会讲一个精彩经历，所以央求他快讲。
他说，是这样的，嗯，是这样没的，他边抽烟边讲，秋天时收红薯，挖到了个特别大的，还比划了一下，大概有个包菜那么太，他非常兴奋地叫老婆也来看看，结果老婆手滑没接住，红薯砸到了他脚上。哇，当时真是痛啊，就刚好是右脚，没有砸左脚噢，哈哈，就是正好落在那个一直纠结的脚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