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北大,像我一样旁听的人很多,有不少旁听生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
我在北大旁听,没有固定的导师。但我听钱理群教授和陈平原教授的课程最久,收获最大。
来到北大后,我选修了钱理群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在北大20年,我俨然成了一名钱理群迷,凡是有他的课程或学术讲座,我都去听。有一次在钱先生的周氏兄弟讨论课上,我向他提了个问题,请他谈谈曹聚仁。钱先生非常谦逊,说他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后来,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中心时,请他做学术顾问,每期《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我也会在他的信箱里塞一份。在校园里,我经常见到钱先生,他总是提着一个小布袋,走路兴冲冲的。碰面了我会郑重地问候一声:“钱教授,您好!”他总是一脸和气地点点头。
钱理群讲课非常有激情,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钱理群的导师、已故学者王瑶先生曾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王瑶先生有文字记载钱理群讲课的情形:“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
我曾经“偷听”陈平原教授的课程与学术讲座多年。1996年,我选修陈平原教授的“中国文学百年”的研究生专题课。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陈平原”这个名字。陈先生个子不高,戴着眼镜,非常斯文也很精神,有一股“名士风流”。他思维敏捷,记忆惊人。他的课,注重学理分析,喜欢以小见大,广征博引。最初听陈先生的课,一时很难真正领会。后来跟着陈先生在学术里“信马由缰”跑了一圈后,才渐渐有所领悟,这也为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与张岱年先生的结识纯属偶然。1996年初,我刚到北大。在三角地博实商场,我看见一位拄拐杖的长者,因所需文具售罄,准备打道回府,我主动上前对他说:“如果方便,您请留个地址,我帮您去校外购买。”张先生没有一点戒心,毫不犹豫给我留下家庭住址。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我到校外买到了先生需要的复写纸,按照地址给张老送去时,先生连声道谢。他的家人沏茶倒水,热情招待我。先生与我,边喝茶边攀谈起来。当我提及曹聚仁时,张岱年老先生十分激动,对我说,在特殊时期,曹聚仁在著作里,曾不止一次肯定过他。临走时,张岱年老先生执意要付钱给我,我连连摆手说:“一点小钱,不成敬意!我倒想求赠先生大著。”先生欣然应允,从书架上,找出一册厚厚的《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签名后送给了我。我如获至宝,珍藏至今。
我与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有过一段不解之缘。2004年,光华管理学院举办讲座,闻讯而来的听众挤满了楼道。讲座组织者以教室满员为由,把不少听课者拒之门外,我也在被拒之列。情急之下,我就去找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先生,看他能否帮助我们。我说:“教室过道与门口,仍有一些多余空间。站着听讲,也没关系。恳请厉院长开恩。”厉先生听完,就与我一起来到门口。他对组织者挥手示意让我们进去,于是我们鱼贯而入。光华管理学院的开放程度,不亚于北大中文系。一开学,光华管理学院就会在公告栏内张贴课程表,既方便了本校学生选课,也便利了校外人士旁听。
我与北大前校长许智宏的相识,更具戏剧性。当时,我正在旁听北大中文系孔庆东教授的课,一回头,看见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就坐在我的背后,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做笔记。我大胆和他攀谈起来,许智宏说,自从他当北大校长以来,无论再忙,在一年当中,都要抽出一定时间,亲自到教室,旁听北大教授的课程,不仅可以了解教学情况,而且也可给自己充电。许智宏的这番话,也令我深刻理解了北大精神。
我还记得,当时北大用餐难,餐卡一卡难求,北大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将这份“福利”让给了我;曾几何时,生活拮据,借钱无门,北大教授周文骏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一个人在京过年,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老乡蒋刚苗博士,邀我除夕夜去他那里吃年夜饭,共叙乡情……这些师长,如缕缕和煦的春风沐浴我成长,让我在艰苦的环境下奋发向上。我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提携与培养。
(编辑/张金余)
我在北大旁听,没有固定的导师。但我听钱理群教授和陈平原教授的课程最久,收获最大。
来到北大后,我选修了钱理群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在北大20年,我俨然成了一名钱理群迷,凡是有他的课程或学术讲座,我都去听。有一次在钱先生的周氏兄弟讨论课上,我向他提了个问题,请他谈谈曹聚仁。钱先生非常谦逊,说他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后来,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中心时,请他做学术顾问,每期《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我也会在他的信箱里塞一份。在校园里,我经常见到钱先生,他总是提着一个小布袋,走路兴冲冲的。碰面了我会郑重地问候一声:“钱教授,您好!”他总是一脸和气地点点头。
钱理群讲课非常有激情,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钱理群的导师、已故学者王瑶先生曾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王瑶先生有文字记载钱理群讲课的情形:“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
我曾经“偷听”陈平原教授的课程与学术讲座多年。1996年,我选修陈平原教授的“中国文学百年”的研究生专题课。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陈平原”这个名字。陈先生个子不高,戴着眼镜,非常斯文也很精神,有一股“名士风流”。他思维敏捷,记忆惊人。他的课,注重学理分析,喜欢以小见大,广征博引。最初听陈先生的课,一时很难真正领会。后来跟着陈先生在学术里“信马由缰”跑了一圈后,才渐渐有所领悟,这也为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与张岱年先生的结识纯属偶然。1996年初,我刚到北大。在三角地博实商场,我看见一位拄拐杖的长者,因所需文具售罄,准备打道回府,我主动上前对他说:“如果方便,您请留个地址,我帮您去校外购买。”张先生没有一点戒心,毫不犹豫给我留下家庭住址。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我到校外买到了先生需要的复写纸,按照地址给张老送去时,先生连声道谢。他的家人沏茶倒水,热情招待我。先生与我,边喝茶边攀谈起来。当我提及曹聚仁时,张岱年老先生十分激动,对我说,在特殊时期,曹聚仁在著作里,曾不止一次肯定过他。临走时,张岱年老先生执意要付钱给我,我连连摆手说:“一点小钱,不成敬意!我倒想求赠先生大著。”先生欣然应允,从书架上,找出一册厚厚的《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签名后送给了我。我如获至宝,珍藏至今。
我与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有过一段不解之缘。2004年,光华管理学院举办讲座,闻讯而来的听众挤满了楼道。讲座组织者以教室满员为由,把不少听课者拒之门外,我也在被拒之列。情急之下,我就去找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先生,看他能否帮助我们。我说:“教室过道与门口,仍有一些多余空间。站着听讲,也没关系。恳请厉院长开恩。”厉先生听完,就与我一起来到门口。他对组织者挥手示意让我们进去,于是我们鱼贯而入。光华管理学院的开放程度,不亚于北大中文系。一开学,光华管理学院就会在公告栏内张贴课程表,既方便了本校学生选课,也便利了校外人士旁听。
我与北大前校长许智宏的相识,更具戏剧性。当时,我正在旁听北大中文系孔庆东教授的课,一回头,看见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就坐在我的背后,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做笔记。我大胆和他攀谈起来,许智宏说,自从他当北大校长以来,无论再忙,在一年当中,都要抽出一定时间,亲自到教室,旁听北大教授的课程,不仅可以了解教学情况,而且也可给自己充电。许智宏的这番话,也令我深刻理解了北大精神。
我还记得,当时北大用餐难,餐卡一卡难求,北大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将这份“福利”让给了我;曾几何时,生活拮据,借钱无门,北大教授周文骏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一个人在京过年,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老乡蒋刚苗博士,邀我除夕夜去他那里吃年夜饭,共叙乡情……这些师长,如缕缕和煦的春风沐浴我成长,让我在艰苦的环境下奋发向上。我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提携与培养。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