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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门罗的创作大都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很多故事都是自身经历的复现。本文拟以门罗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作家经历经验，考察其文本中蕴涵的女性身份以及女性写作的困境问题。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女性；女性写作
中图分类号：I71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07-01
艾丽丝·门罗是荣获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然女性身份的门罗写作之路步履维艰，现依据门罗的个人经历及其文本探讨女性以及女性写作的困境问题。
一、女性：符号化存在
人类世界是男女两性的世界，人类文明也本该由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然而，千百年来，男性却占据着人类社会的主宰权，理应与男性平等的女性群体，却被排斥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外，被束缚于男权社会的控制之中，大多数时间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附庸状态，被置于边缘化的“第二性”和“他者”的位置，沦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交易和生育。
因着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等原因而牺牲女人爱情婚姻的历史由来已久，甚至已内化为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门罗的第一次婚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交易的结果。她与丈夫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吉姆来自大多伦多地区的富人区奥克维尔市……吉姆的性格偏向保守，言谈举止从容得当。门罗则出身于贫穷的威汉姆小镇的劳动阶层，小镇口音明显，常为自己的出身困扰，平日喜欢穿招摇的衣服，个性比较矛盾。”但是，门罗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不尽快结婚，在为期两年的奖学金资格结束之后，她就只能回威汉姆小镇的家。因此，从本质意义上来说，门罗“不是结婚，而是被嫁了出去”。
而这桩悲剧性的婚姻对创作者门罗而言，无异于人生监禁。1951年的最后一天门罗完婚，紧跟着便开始了生育的历程。1953年，门罗22岁，大女儿雪拉出生；1955年，二女儿凯瑟琳出生却因先天不足夭折，门罗痛苦不堪；1957年，小女儿出生。孩子们的陆续出生，母亲的职责几乎占据了门罗全部的时间。门罗12岁就立下了作家梦，也为此一直锲而不舍地努力着，却不得不在事业的关键时期放弃写作，回归家庭。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指出生育是导致女性受奴役的首要因素。“母性毕竟是使女性成为奴隶的最技巧的方法……我们几乎不可能告诉女性洗盘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于是告诉她们养育孩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①生育把女性捆绑在家庭之中，失去了女性应有的创造可能性，无法拥有自由、拥有自我，这变相地否定了一个女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很显然，门罗无力抗拒社会对女性的种种无形压迫，困苦不堪的她在短篇小说《我母亲的梦》中对此进行了讥讽和反思。小说以刚出生的婴儿“我”为视角，讲述父母新婚不久，父亲死于战场，怀抱大提琴梦想的母亲想开始重新生活，拥抱事业，却被长辈无情扣上繁衍子嗣的任务，无力选择自己的人生。几近崩溃的母亲不得不放弃大提琴梦想，描绘下与“我”或者说“生育本身”矛盾的心情，“我们对彼此而言，都是怪物”。②
二、女性的写作困境
门罗不想按照社会约定俗成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女性自我，她选择写作来对抗这种符号化的存在，但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了，女性写作仅仅是一种孤独的抗争。
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体系之下，写作通常被视为是男性的特权。在男性作家看来，女人拿起笔杆进行写作是荒唐可笑的，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反叛行为。即便门罗成绩斐然，作为女性作家的她仍被戏称为“家庭主妇”，免不了蒙受羞辱，“（门罗）她故事写得不错，可不想与她上床”。这种情形就像亨利·詹姆斯回忆鲁斯波·梅里美与乔治·桑的关系时所描绘的那样，“一次，他睁开双眼，在湿冷的冬天的黎明看到他的伴侣身穿睡袍跪在壁炉前，蜡烛在她的身边闪烁。她头上围着红色的粗布，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无畏地拨弄着炉火，这将使她能准时坐下来满足如饥似渴的写作欲望。看到这一情景，他感到沮丧，审美得到一次检验；她的外表在他看来很不幸，她所做的不合逻辑，她的能力是一种谴责——这一切的结果，是满腔怒火和二人关系的破裂。”③这种男性对女性写作行为无法摆脱的不解与恐惧，使女性的写作之路步履维艰。
门罗在短篇小说《办公室》中就曾探讨女性的写作困境，女主人公“我”想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安心创作小说。可房东马利先生是传统男权价值体系的固守者，捍卫着男性的绝对权威。自“我”租用马利先生的房子后，就遭到他一连串处心积虑的破坏，“殷勤”——“窥视”——“刁难”——“嫁祸”，因为身为男性的马利先生自始至终认为女性就该待在家中，到外面租房写作的女人在他心目中是不检点的，“淫荡和写作，有一种暧昧的美妙关系”④，而他自己却有权讲猥琐的笑话，有权窥视她，有权中伤她。这充分体现了男人对女性写作的排斥与压迫。
女性深困在男权社会无形围栏的压力之中无力逃脱，在短篇小说《幸福过了头》中，门罗对女主人公索菲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同病相怜的感受。有着数学家、小说家身份的索菲娅荣获了匿名评审且没有性别歧视的国际数学竞赛一等奖，而赋予其荣誉的男性数学家却扬言宁愿雇佣一只“受过训练的猴子”，也不愿给索菲娅应得的教职。女性比不上一只猴子，她的价值仅在于性。以此来看，在男性的世界里，女性很难获得社会的真实权利与平等待遇，无论她如何努力，依然被认为是卑贱的。
门罗关注女性、关注女性写作，重新审视社会给女性扣上的种种枷锁，与此同时，她自身的女性意识也在不断成长。鲁迅曾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⑤门罗女性意识的觉醒、成长使她成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之一，但面对铜墙铁壁的社会枷锁，那仿如“就死的悲哀”一般沉重的疏离感，也便是门罗道不尽也说不完的“临终的苦楚”。
注解：
①章梅芳、刘兵编：《性别与科学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②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337页。
③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
④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81页。
⑤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9页。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女性；女性写作
中图分类号：I71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07-01
艾丽丝·门罗是荣获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然女性身份的门罗写作之路步履维艰，现依据门罗的个人经历及其文本探讨女性以及女性写作的困境问题。
一、女性：符号化存在
人类世界是男女两性的世界，人类文明也本该由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然而，千百年来，男性却占据着人类社会的主宰权，理应与男性平等的女性群体，却被排斥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外，被束缚于男权社会的控制之中，大多数时间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附庸状态，被置于边缘化的“第二性”和“他者”的位置，沦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交易和生育。
因着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等原因而牺牲女人爱情婚姻的历史由来已久，甚至已内化为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门罗的第一次婚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交易的结果。她与丈夫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吉姆来自大多伦多地区的富人区奥克维尔市……吉姆的性格偏向保守，言谈举止从容得当。门罗则出身于贫穷的威汉姆小镇的劳动阶层，小镇口音明显，常为自己的出身困扰，平日喜欢穿招摇的衣服，个性比较矛盾。”但是，门罗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不尽快结婚，在为期两年的奖学金资格结束之后，她就只能回威汉姆小镇的家。因此，从本质意义上来说，门罗“不是结婚，而是被嫁了出去”。
而这桩悲剧性的婚姻对创作者门罗而言，无异于人生监禁。1951年的最后一天门罗完婚，紧跟着便开始了生育的历程。1953年，门罗22岁，大女儿雪拉出生；1955年，二女儿凯瑟琳出生却因先天不足夭折，门罗痛苦不堪；1957年，小女儿出生。孩子们的陆续出生，母亲的职责几乎占据了门罗全部的时间。门罗12岁就立下了作家梦，也为此一直锲而不舍地努力着，却不得不在事业的关键时期放弃写作，回归家庭。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指出生育是导致女性受奴役的首要因素。“母性毕竟是使女性成为奴隶的最技巧的方法……我们几乎不可能告诉女性洗盘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于是告诉她们养育孩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①生育把女性捆绑在家庭之中，失去了女性应有的创造可能性，无法拥有自由、拥有自我，这变相地否定了一个女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很显然，门罗无力抗拒社会对女性的种种无形压迫，困苦不堪的她在短篇小说《我母亲的梦》中对此进行了讥讽和反思。小说以刚出生的婴儿“我”为视角，讲述父母新婚不久，父亲死于战场，怀抱大提琴梦想的母亲想开始重新生活，拥抱事业，却被长辈无情扣上繁衍子嗣的任务，无力选择自己的人生。几近崩溃的母亲不得不放弃大提琴梦想，描绘下与“我”或者说“生育本身”矛盾的心情，“我们对彼此而言，都是怪物”。②
二、女性的写作困境
门罗不想按照社会约定俗成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女性自我，她选择写作来对抗这种符号化的存在，但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了，女性写作仅仅是一种孤独的抗争。
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体系之下，写作通常被视为是男性的特权。在男性作家看来，女人拿起笔杆进行写作是荒唐可笑的，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反叛行为。即便门罗成绩斐然，作为女性作家的她仍被戏称为“家庭主妇”，免不了蒙受羞辱，“（门罗）她故事写得不错，可不想与她上床”。这种情形就像亨利·詹姆斯回忆鲁斯波·梅里美与乔治·桑的关系时所描绘的那样，“一次，他睁开双眼，在湿冷的冬天的黎明看到他的伴侣身穿睡袍跪在壁炉前，蜡烛在她的身边闪烁。她头上围着红色的粗布，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无畏地拨弄着炉火，这将使她能准时坐下来满足如饥似渴的写作欲望。看到这一情景，他感到沮丧，审美得到一次检验；她的外表在他看来很不幸，她所做的不合逻辑，她的能力是一种谴责——这一切的结果，是满腔怒火和二人关系的破裂。”③这种男性对女性写作行为无法摆脱的不解与恐惧，使女性的写作之路步履维艰。
门罗在短篇小说《办公室》中就曾探讨女性的写作困境，女主人公“我”想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安心创作小说。可房东马利先生是传统男权价值体系的固守者，捍卫着男性的绝对权威。自“我”租用马利先生的房子后，就遭到他一连串处心积虑的破坏，“殷勤”——“窥视”——“刁难”——“嫁祸”，因为身为男性的马利先生自始至终认为女性就该待在家中，到外面租房写作的女人在他心目中是不检点的，“淫荡和写作，有一种暧昧的美妙关系”④，而他自己却有权讲猥琐的笑话，有权窥视她，有权中伤她。这充分体现了男人对女性写作的排斥与压迫。
女性深困在男权社会无形围栏的压力之中无力逃脱，在短篇小说《幸福过了头》中，门罗对女主人公索菲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同病相怜的感受。有着数学家、小说家身份的索菲娅荣获了匿名评审且没有性别歧视的国际数学竞赛一等奖，而赋予其荣誉的男性数学家却扬言宁愿雇佣一只“受过训练的猴子”，也不愿给索菲娅应得的教职。女性比不上一只猴子，她的价值仅在于性。以此来看，在男性的世界里，女性很难获得社会的真实权利与平等待遇，无论她如何努力，依然被认为是卑贱的。
门罗关注女性、关注女性写作，重新审视社会给女性扣上的种种枷锁，与此同时，她自身的女性意识也在不断成长。鲁迅曾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⑤门罗女性意识的觉醒、成长使她成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之一，但面对铜墙铁壁的社会枷锁，那仿如“就死的悲哀”一般沉重的疏离感，也便是门罗道不尽也说不完的“临终的苦楚”。
注解：
①章梅芳、刘兵编：《性别与科学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②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337页。
③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
④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81页。
⑤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