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王伟平新近出版的作品集，其《自跋》就显示出独特来：与大多数作者自序中那些工整作文雕琢字句的一本正经不同，此篇显然是挥笔一蹴而就的。至于你问我怎么就知道人家是一蹴而就的——除了一气呵成的手写布局，言辞平实、毫无文饰之外，他在行文中一个不小心把“像样”二字笔误写成“样像”了。墨水落在纸上可没有delete键可以修正，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为了印刷成书的完美大抵是要撕了重写的，可是王伟平呢，他就“淡定”地在这个笔误旁标了个前后对调的校对符号，然后，就这么出版了——仿佛有点随意，然而细品之下却是骨子里的洒脱无羁，正暗合了他在书法中所展现的那种“平淡天真，浑然自在”，又显出了几分独具匠心。
　　王伟平是海上书坛最高实力的书法家之一，以擅长小楷和草书而蜚声中外，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有缘在少年时就师从著名书法篆刻家单孝天先生，于单先生耳提面命的悉心指导下刻苦钻研，在青年时期便在上海书坛初露头角。然而回顾自己的笔墨生涯，王伟平说，其实最早让自己拿起毛笔的人是自己的舅父。王伟平的舅父费席珍当时是法租界的巡捕房长官，家境殷实又喜好字画，还擅长昆曲，和吴湖帆、朱复戡、俞振飞等名家都是朋友。“舅父虽然自己不是书法家，但因为爱好而收藏了颇多古人的书画名迹，平日里常常展玩，于我也是颇有影响的。”在王伟平的童年回忆里，舅父家的孩子们都要习书法，所以当自己因为家里变故而暂住舅父家时，自然而然也就拿起了毛笔，从此开始了他的书法生涯：“他自己喜欢字画，所以都要求孩子们写，写得好的他还会圈出来给奖品，我还记得给的是那种手摇的德国卷笔刀——现在的孩子自然不当回事，可那时候对于我们可是稀罕的高级文具，所以我最初的书法基础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吧。”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扎实的基础和过人的领悟，六十年代初，王伟平由海上画坛前辈邓怀农推介师从单孝天先生门下。“这就是我的老师单孝天。”言及师尊，王伟平立刻翻开自己的作品册，收录的第一张黑白照片便是单先生的一张单人照，“说起来这真是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我跟着老师的时候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那时候物质条件有限，所以我们之间甚至都没有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还是老师去世以后师母赠送给我留念的。”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酒店阳光房下的咖啡座里，四周是满满的人间烟火，王伟平却俨然把目光穿过了这一切，停留在某一个虚无的时空里——有那么一小会，我觉得有点接不上话，心里却莫名浮出张枣那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来。
　　梅花与南山转瞬即逝，说起自己的老师，王伟平推崇备至：“老师师承书法大家邓散木，十分崇尚欧阳洵的名帖《九成宫醴泉铭》，所以也要求我们临摹此帖入门。事实证明，老师的选择是非常专业的，对我们的引导也是非常正确的。”单孝天擅篆刻，尤其精于小楷，所以虽然如今的王伟平是以草书出名的，但其实他在书法上的起步却是扎扎实实的楷书，“自此廿余载，楷摹虞永兴庙堂，欧阳率更醴泉铭，行草则拟大观、十七。其间虽涉猎汉隶，取法宋明，然气韵终在晋唐间”。正因为他取法高古，所以在年经时就奠定了扎实的根基和高古不凡的气质，1993年王伟平出版了小楷专集《王伟平小楷唐诗一百首》，获得了书法界的一致好评，更得到日本前总理大臣村山富市的高度赞美：“他的小楷字字如金豆，个个似观音，诚然大家巨匠气派，独领风骚，信步当代，平实淡然而又智慧独具。”
　　对于王伟平来说，在他的书法生涯中还有一位“不是老师胜似老师”的有缘人对他亦是影响深远，那便是白蕉先生。白蕉擅草书，他的书法淡静古雅，潇散洒脱，深得晋唐书法的精髓，王伟平崇拜之极——可以说王伟平后期转攻草书，与他也是不无相关的。然而，一来当时的王伟平已有师承，虽然单孝天为人通达并不介意，但另入一门总是不妥当的；二来白蕉先生因为之后的那场著名运动而英年早逝，因此在他的有生之年王伟平并没有机会向白蕉求教。虽然王伟平在行草的宽广领域中根据自己的气质、个性、爱好，最后将主攻的重点放在草书上，但他又深知草书意多于法，要写好草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草法中的使转和中锋用笔源自篆法；而草书中的点画又源自楷法，草书的结构源自章草，可以说篆书、楷书和章草是学习草书之本源。于是他便寻本溯源，一方面在这三种书体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又遍临历代名家的草书和行书。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名家的善本可不是随便可以找到的，可是也许王伟平正是那种命中注定和书法有缘的人吧，他笔墨生涯中的又一个贵人出现了。“当时上海图书馆有个学者叫潘景澄，在文革期间被打发去管理善本图书了，我们经人介绍相识之后，他就答允我可以去他那里看好的碑帖。”在王伟平的回忆里，那是一段艰难却又温暖的经历：“那时候的老先生真的非常好，每天我早上去他那里，他都已经预先为我备好热水瓶和茶叶了，并且早已帮我放好了三叠碑帖——那些宋、明的拓本，是现在根本不可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啊。我真的何其幸运，遇到潘老那样一位真心爱护年轻人的学者。”除了碑帖善本，在潘老先生的指点下，王伟平还阅读了大量的古代书论，涉及历史、哲学、诗赋美学等，见识与学力日进，堪称他人生中一段广泛吸收学养的黄金时光。在对前人的探索中，他十分欣赏晋人的雅逸风度、简静和道丽天成的书风，又十分崇尚董其昌《书旨》中提倡的“平淡天真，自然浑成”的审美境界，他自谓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曾下过大功夫，王羲之雍容自如的自然书风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审美观念的驱使下，在草书上他摒弃了那种剑拔弩张、诙奇狂放的书风，开始追求一种属于自己的平和简静的艺术风格。
　　“我在开始练草书的时候，还有一本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对我影响甚多，然而最开始接触《书谱》的时候，因为它是骈体文，我根本看不懂。好在我太太在苏州的舅父也是个书法家，于是我便每周一次去他家里求教。”每星期去一次苏州，这在现在听来轻松得很，高铁动车分分钟到达，但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上海到苏州的车程要用去大半天的时间，并且那时候可没有双休日，一周里唯一可以休息的也就是一天。“那时候每周日就赶早去乘火车啊，到了那里正好吃午饭，饭后老先生就开始讲《书谱》；他那时也是右派，被从家里大房子里赶出来，在租的小屋子里勉强放一张大八仙桌，我们就面对面坐着，他一句一句给我讲解。”《书谱》是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传世之作，不仅是一篇文字优美的书法理论，本身亦是一本草书艺术的理想典范，在太太舅父的悉心传授下，王伟平受益良多，加上他之前便遍临名帖，钻研字构，于是便逐步酝酿出了一套践行至今的独特风格——以平势为主，用笔简练，却平中寓奇，姿态百出且耐人寻味。 　　1989年，王伟平因其出众的书法成就而担任上海书协秘书长，在这段时间，他又有幸遇到了一个对他影响至深的前辈——谢稚柳先生。谢稚柳是当时的书协主席，诗书画无一不精，书画鉴赏的能力更是无人能及。“谢先生讲话很简单，通常我去请教他，他总是一个字两个字就把我打发了——当然不是敷衍，而是给你的领悟留下足够的空间。”对于这样的醍醐灌顶，王伟平在自己的《学书心得五则》中还专门作了记录：“谢公稚柳先生书斋悬王蘧常先生题‘壮暮堂’匾，吾尝问于公‘如何佳？’公曰：奇。复又曰：书贵奇而不可怪，尔当知之。”在王伟平心里，谢稚柳先生一直是像父亲一样的人物，不仅在书法之道上能给自己指引与帮助，在为人处事上更对自己影响深广。“有一次我去谢老家，看见他桌上铺了两幅画，地上也铺了两幅，问他作何，他说，我想给我的司机送几幅画。”当时谢先生的字画已然非常贵重——不止在艺术成就上，在经济价值上也是，所以王伟平有点不解谢老的举动。谢老告诉他，自己的司机家里失火了，自己想要帮助他，“直接给钱怕司机心里不舒服，就送他字画，他就可以卖掉补贴一些损失了。”而当王伟平初去书协任秘书长遇到协会资金紧张的难题时，谢稚柳更是主动把自己和夫人陈佩秋，友人程十发、刘旦宅的字画卖了五万元，直接交给王伟平用于协会工作需要。“那些字画放到现在价值五百万都不止了吧，”王伟平每忆及此都唏嘘不已，“然而谢老那一颗对人的赤诚之心，又是何其无价呢！”
　　可以说，在书法的艰途中一路走来，王伟平的身边少不了那一位位师长前辈的爱惜和关照，所以如今他自己也做了师长，收了徒弟，对门下学生们他也事必亲为、悉心指导。“我教给学生的固然是我多年积累的经验，但更有从前辈们身上学到的点点滴滴——书法重在传承，那些师长教给我的，我也会教给我的学生们，我相信他们也会继续传下去——不止是写字的技术，更有书道的大义和中华的传统美德。”
　　记者：既然你谈到“传承”，其实每当采访传统艺术的名家时，我都会例行提问关于传统艺术如何在“继承”和“创新”上取得平衡的问题。
　　王伟平：有的书家面目形成比较早，而我比较晚。因为有些追求很晚才明确起来——我总以为风格或者说创新，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不能强求的。有人拼命追求非常强烈面目的书风，而我觉得未必许多成功的书家面目都是特别的强烈，风格是一种在共性的基础上发展的个性，包括赵孟頫、董其昌。别人可以一眼看出赵孟頫学的是二王，但是绝对不会把他和二王混淆，这点是最难的。另外，现在有些人刻意地去追求一些所谓的“创新”，比如夸张的用枯笔，有的写完一幅作品边上裁掉一圈，还有作品要经过后期制作，这些我都是不赞成的。既然书法是一种性情的真实流露，比如说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你说他在写的时候会考虑一笔要浓点，一笔要枯一点吗？不可能。你能够说他的章法不好？所以还是要自然一点，水到渠成必定会有自己的面貌。
　　记者：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临摹与创作亦是一对类似的平衡问题，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也许你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王伟平：临摹就是一个手段。你就是临得再像，但还是别人的东西，自己如果没有对书法艺术的认识、理解，是不行的。曾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不是米芾有点记不住了，说他写字非常勤奋，即便睡觉时也在老婆的腿上用手指比划。他老婆说你写在自己身上不可以吗？他一下子顿悟了。王铎说一日临摹一日创作，我想也不是非常机械的轮换。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互相穿插起来。不要只临摹不创作，也不要只创作不临摹。临摹我觉得需要积累，就像你在银行里面存钱，钱存着最终是要用的。只临摹不创作好比只会存钱，不懂或不会用钱，钱也等于无用了。只创作不临摹的话，就像只会用钱，不会存钱，结果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了，因为你没有积累的东西。
　　记者：书法界长久以来都有“笔走中锋”派和“八面出锋”派之争，你是哪一边的？
　　王伟平：其实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同一派——笔走中锋，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要保持这种平衡，自然就要八面出锋。唐人柳公权说“常令笔锋在点画中行”。笔锋在点画当中，就是中锋喽。“常”就是经常，经常不是绝对的。就是说偶尔也有其他情况，比如侧锋，此话就是说用笔中锋是根本，这是非掌握不可的。讲到底，常规状态下，你会用中锋是首要的，侧锋呢？或偶尔为之，这是因人而异。到晚明以后，比如张瑞图，他的侧锋是相当难达到的，这个是一种特例。
　　记者：据说你是上海书家中极少数写字必用古纸古墨的，而乾隆墨、康熙墨都是一锭值万金的，这样奢侈有什么讲究么？
　　王伟平：有人说书法家要不择纸笔，我想这只是在临时仓促的情况下吧。的确任何笔都可以拿来写，就像以前的十八般武器，学武人任选一种都可以拿来就用；但真正上战场时，赵子龙用的就是枪，关云长用的就是刀。为什么呢？你让关云长用枪他也能用，但是肯定没有用刀好；你让赵子龙用刀的话当然也行，但他的本事至少要打个折。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白蕉也引用过这句话。所以用墨、用纸、用笔都要用好的，讲到底都是为了自己的作品，不是为了别人，是自己的兴趣。至于那些古墨固然价格不菲，但墨的存在价值不就是用来写字的么？在我看来，使用它们，用它们写出好的书法作品流传于世，才是对这些好纸好墨最大的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