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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母亲生前一再吩咐，她身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丧事一切从简，不要麻烦单位领导和同事、亲友，但因母亲原单位外文局和新世界出版社的领导及她生前好友，坚持要为她送别，我们还是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告别仪式。
母亲走了，她留给我无尽的思念与回忆，这几个夜晚，我辗转床侧，难以入眠，母亲平凡而可敬的一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昨天父母生前好友张彦叔叔打电话询问母亲的丧事情况，他让我写写母亲，并答应给我帮助。在张叔叔的鼓励下，我决定写写母亲。尽管我文笔不佳，但还是期望以此寄托女儿对母亲的崇敬和哀思。
母亲幼年时期正值军阀连年混战，她从小就随家人到处逃难，未能系统地接受中小学教育，但聪颖好学的她16岁就考入浙江大学。在浙大，母亲结识了胡乔木等同志，第一次接受了进步思想教育，并积极参加了驱赶反动校长的活动，因此被校方除名。为了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她不得不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其后，母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并在蒋南翔等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及一系列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后母亲辗转到达重庆，虽然没有正式参加党组织，但她一直与邓大姐和陈舜瑶同志(宋平同志的夫人)等保持联系，并尽力为党组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47年母亲从重庆新闻学院毕业，并考取了公费赴美国留学资格，她当时专程到重庆的红岩新村请示邓大姐是否应该去，邓大姐说，去吧，新中国成立后，党将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7月，刚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母亲得知上海解放的消息，她和父亲怀抱着只有6个月的姐姐，毅然和其他一些爱国青年一道登上了开往祖国的“戈登将军号”轮船。由于当时祖国的海岸线已被美国军舰封锁，同船的进步学生纷纷拿出自己的钱物，父母也摘下了他们的结婚戒指，恳求船长设法将轮船在中国靠岸。历尽千辛万苦，父母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由于母亲沿途过度紧张劳累，致使奶水完全中断，可怜的姐姐从一个白胖娃娃变成了瘦弱多病的孩子，这令父母心疼不已。尽管如此，返回祖国的那一刻，这些爱国热血青年的心情是何等激动啊!
我永远记得母亲讲述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他们的激动心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母亲说当时只任凭泪水纵情流淌，因为祖国母亲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中华民族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我党急需向世界发出我国的声音，急需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支持和同情中国。在美国学习新闻专业的父母很快加入到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中，他们充满理想和激情，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母亲将姐姐交给保姆照顾，从不因为家务影响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我国决定派遣赴朝谈判代表团，父亲被党组织指派前往。当时母亲正怀着我，但她毅然支持父亲赴朝工作。后来母亲回忆说，那时父亲的信息只能通过信使传递，很久才能收到一次。她拖着两个孩子，还要工作，那种艰辛不言而喻。待到父亲调回母亲身旁工作时我已两岁半了。每每问到母亲当时的感受，母亲只说非常惦念父亲。父亲为我取名“东平”即是期盼东方尽快和平。
从美国归国后，母亲一直在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的前身)工作，她先后在该社多个部门任编辑和翻译。母亲对待工作勤勤恳恳、精益求精，并且经常加班加点。我记得儿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节假日父母能不加班，带我们去公园玩玩，但这点愿望却大多会变为奢望。
谈到母亲，我想最该说的是她在“文革”中的经历。当时江青一伙出于纂党夺权的目的，妄图打倒一大批党内老干部。由于母亲在30年代就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与周扬、胡乔木等同志有过接触，江青一伙为诬陷这些老同志，妄图通过母亲的“口供”陷害他们。面对这些荒诞的无稽之谈，母亲横眉冷对，给予严厉驳斥。这激怒了江青及其同伙。1968年5月13日母亲被强行押解到秦城监狱，开始了长达五年零七个月的铁窗生涯。其间母亲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她经历的苦难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但我可敬的母亲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坚贞不屈，她始终不肯在任何诬陷栽赃的文字材料上签字，表现出母亲性格中最可贵的浩然正气。
1973年11月，母亲重获自由，她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随后母亲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当时问母亲，文化大革命中您受到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依然对党初衷不改。母亲回答我，如果你看到当年黄浦江畔帝国主义列强租界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我从十几岁就敬仰共产党，对党的感情有如少女的初衷。
母亲从秦城出来时已超过退休年龄，但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急需人才，外文局领导同志又邀请她回外文局工作。此时的母亲又焕发了青春，再次不知疲倦地投入到她所挚爱的工作中，后来，母亲担任新世界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翻译和编辑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书，为“文革”后国家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的复苏尽了一份力量。
1982年至1983年，母亲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推荐，由美方出资，赴美各地采访，并写了一本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风土人情、社会、政治等内容的书。当时母亲已66岁，但她欣然接受了邀请，只身赴美一年，不顾年事已高，行程数万里，走遍美国南北东西，广泛接触美国社会，深入了解美国各个阶层的现状，收集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第一手材料。回国后母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以优美、流畅的文笔，将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写成了一本名为《美国万花筒》的著作。此书出版后受到广泛赞誉，国内许多知名报刊予以介绍。《北京晚报》连载刊登，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好评。母亲这本书后由我父亲段连城翻译成英文出版，同样得到了众多外国读者的好评。
母亲最令我敬佩的是她人品的高尚，她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除近年患病外，她一生没住过医院，有了小病就自己买点药吃，从不要求公家报销。她总说国家给我们高级知识分子的已经很多了。母亲晚年腿脚不好，但她尽量不向单位要车，最不愿意的是给单位添麻烦。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绝不许占公家便宜，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拿了她书桌上的几张公家稿纸写作文，她发现后严肃地批评教育了我，使我至今不忘。
母亲对父亲的感情也令我深深感动，她比父亲年龄大，但父亲长期体弱多病，母亲为治好父亲的病真是竭尽心力，而且从无怨言。母亲是个无私的人，她总是考虑别人多，却很少替自己打算。
母亲走了，但她对祖国的爱，对事业的爱，对亲人的爱永驻我心。
女儿 段东平
2005年元月15日
责编：宏磊 谭震
母亲走了，她留给我无尽的思念与回忆，这几个夜晚，我辗转床侧，难以入眠，母亲平凡而可敬的一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昨天父母生前好友张彦叔叔打电话询问母亲的丧事情况，他让我写写母亲，并答应给我帮助。在张叔叔的鼓励下，我决定写写母亲。尽管我文笔不佳，但还是期望以此寄托女儿对母亲的崇敬和哀思。
母亲幼年时期正值军阀连年混战，她从小就随家人到处逃难，未能系统地接受中小学教育，但聪颖好学的她16岁就考入浙江大学。在浙大，母亲结识了胡乔木等同志，第一次接受了进步思想教育，并积极参加了驱赶反动校长的活动，因此被校方除名。为了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她不得不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其后，母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并在蒋南翔等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及一系列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后母亲辗转到达重庆，虽然没有正式参加党组织，但她一直与邓大姐和陈舜瑶同志(宋平同志的夫人)等保持联系，并尽力为党组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47年母亲从重庆新闻学院毕业，并考取了公费赴美国留学资格，她当时专程到重庆的红岩新村请示邓大姐是否应该去，邓大姐说，去吧，新中国成立后，党将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7月，刚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母亲得知上海解放的消息，她和父亲怀抱着只有6个月的姐姐，毅然和其他一些爱国青年一道登上了开往祖国的“戈登将军号”轮船。由于当时祖国的海岸线已被美国军舰封锁，同船的进步学生纷纷拿出自己的钱物，父母也摘下了他们的结婚戒指，恳求船长设法将轮船在中国靠岸。历尽千辛万苦，父母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由于母亲沿途过度紧张劳累，致使奶水完全中断，可怜的姐姐从一个白胖娃娃变成了瘦弱多病的孩子，这令父母心疼不已。尽管如此，返回祖国的那一刻，这些爱国热血青年的心情是何等激动啊!
我永远记得母亲讲述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他们的激动心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母亲说当时只任凭泪水纵情流淌，因为祖国母亲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中华民族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我党急需向世界发出我国的声音，急需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支持和同情中国。在美国学习新闻专业的父母很快加入到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中，他们充满理想和激情，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母亲将姐姐交给保姆照顾，从不因为家务影响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我国决定派遣赴朝谈判代表团，父亲被党组织指派前往。当时母亲正怀着我，但她毅然支持父亲赴朝工作。后来母亲回忆说，那时父亲的信息只能通过信使传递，很久才能收到一次。她拖着两个孩子，还要工作，那种艰辛不言而喻。待到父亲调回母亲身旁工作时我已两岁半了。每每问到母亲当时的感受，母亲只说非常惦念父亲。父亲为我取名“东平”即是期盼东方尽快和平。
从美国归国后，母亲一直在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的前身)工作，她先后在该社多个部门任编辑和翻译。母亲对待工作勤勤恳恳、精益求精，并且经常加班加点。我记得儿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节假日父母能不加班，带我们去公园玩玩，但这点愿望却大多会变为奢望。
谈到母亲，我想最该说的是她在“文革”中的经历。当时江青一伙出于纂党夺权的目的，妄图打倒一大批党内老干部。由于母亲在30年代就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与周扬、胡乔木等同志有过接触，江青一伙为诬陷这些老同志，妄图通过母亲的“口供”陷害他们。面对这些荒诞的无稽之谈，母亲横眉冷对，给予严厉驳斥。这激怒了江青及其同伙。1968年5月13日母亲被强行押解到秦城监狱，开始了长达五年零七个月的铁窗生涯。其间母亲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她经历的苦难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但我可敬的母亲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坚贞不屈，她始终不肯在任何诬陷栽赃的文字材料上签字，表现出母亲性格中最可贵的浩然正气。
1973年11月，母亲重获自由，她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随后母亲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当时问母亲，文化大革命中您受到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依然对党初衷不改。母亲回答我，如果你看到当年黄浦江畔帝国主义列强租界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我从十几岁就敬仰共产党，对党的感情有如少女的初衷。
母亲从秦城出来时已超过退休年龄，但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急需人才，外文局领导同志又邀请她回外文局工作。此时的母亲又焕发了青春，再次不知疲倦地投入到她所挚爱的工作中，后来，母亲担任新世界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翻译和编辑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书，为“文革”后国家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的复苏尽了一份力量。
1982年至1983年，母亲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推荐，由美方出资，赴美各地采访，并写了一本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风土人情、社会、政治等内容的书。当时母亲已66岁，但她欣然接受了邀请，只身赴美一年，不顾年事已高，行程数万里，走遍美国南北东西，广泛接触美国社会，深入了解美国各个阶层的现状，收集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第一手材料。回国后母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以优美、流畅的文笔，将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写成了一本名为《美国万花筒》的著作。此书出版后受到广泛赞誉，国内许多知名报刊予以介绍。《北京晚报》连载刊登，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好评。母亲这本书后由我父亲段连城翻译成英文出版，同样得到了众多外国读者的好评。
母亲最令我敬佩的是她人品的高尚，她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除近年患病外，她一生没住过医院，有了小病就自己买点药吃，从不要求公家报销。她总说国家给我们高级知识分子的已经很多了。母亲晚年腿脚不好，但她尽量不向单位要车，最不愿意的是给单位添麻烦。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绝不许占公家便宜，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拿了她书桌上的几张公家稿纸写作文，她发现后严肃地批评教育了我，使我至今不忘。
母亲对父亲的感情也令我深深感动，她比父亲年龄大，但父亲长期体弱多病，母亲为治好父亲的病真是竭尽心力，而且从无怨言。母亲是个无私的人，她总是考虑别人多，却很少替自己打算。
母亲走了，但她对祖国的爱，对事业的爱，对亲人的爱永驻我心。
女儿 段东平
2005年元月15日
责编：宏磊 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