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圣·茹斯特，曾这样说：“十八世纪应当被送入万神殿。”但是，历史总是具有“后见之明”。紧随其后的十九世纪，似乎更有理由被送入万神殿之中，供后人反思、崇敬。托克维尔认为，一八四八年革命，实际上是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逻辑延续。因而，相比革命的最初开端，一八四八年革命所能提供给后世的历史启示，也必然意味着更多。
　　一
　　一八四八年，法国。之前的三十年间，这个国家经历了产业革命的洗礼。大革命之后，农民获得了土地，人民解除了残余的中世纪封建义务，劳动力与资本同时获得了解放；而产业革命则加速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迁。在巴黎等大城市，工业的集中铸造了集中的工人群体；同时，社会财富在产业革命促进下的急剧涌流，也使得贫困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富有的资产阶级与贫穷的工人，同时生活在城市，这样一个急速变化的共同环境之中。这是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旧的等级取消了，但是看不见的手，却不断锻造着新的社会结构分层。在托克维尔看来，财富的喷涌与积聚，令贫民产生了贪婪与妒忌的心理。而源自十八世纪的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则为贫民的妒忌提供了一套令其自信与自负的普适话语——私有产权成为当前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所在。资产阶级的财富往往被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描述为源自对穷人的偷窃。工人的不满已经开始暗流涌动，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强大力量。托克维尔意识到，过去的革命，不过是推翻一个政府，建立另一个政府；但今天他所面对的，却是试图对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原则进行否定。贫民试图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彻底改变自己经济上的贫困处境与低下的社会地位。
　　托克维尔看到了他所面对的这次革命与以往的不同之处。但同时也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政权都面对着来自社会的改革呼声。在国际关系中，法国之前长期所展现的软弱姿态、选举制度、立法制度的不合理，使议会中的某些政治派别不断提出对政府加以改革的主张，改变当时实际上长期存在的，虽有议会，但政权一直由议会中听命于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少数派把持的局面。或许源自政府对正当集会权利的限制，反对派以举办宴会的形式，把自己的改革主张向社会宣传。因而，名义上每一次表面上单纯的社交聚餐，变成了只是以聚餐为名的政治集会。对此，托克维尔曾经警告过这场宴会运动的组织者：“十八年来，你们首次向人民呼吁，向中产阶级以外寻找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