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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华书局创建于1912年元旦，是中国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成立的第一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出版机构。中华书局的早期出版物，内容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普及读本、国内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学艺术的基础读物以及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知识及文学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著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于书局特别注重联系当时国内具有民主革命思想和开放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留学海外的学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书局资助了担任编辑工作的张闻天先生到日本、美国学习，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领导人），使得一些推介国外先进社科人文思想意识和自然科学技术的著作能比较迅速地在书局出版，惠及了广大的国内读者。此外，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学人的关注，开始翻译、介绍这方面的著述。其中，曾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的北京大学教授李璜对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新著《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的译述于193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因为书后还附录了对法国汉学大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所撰《法国汉学小史》的译介，以及《法国汉学重要书目》（著录40余种）。鉴于译者不是直译原书，而是采用了经过内容提炼并融入译者理解分析与评价的“译述”方法，论题明确，重点突出，语言流畅，更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所以该书成为中国学术界与出版界从微观到宏观全面介绍自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席（“中国和满洲鞑靼语文讲座”）以来一百余年间法国汉学状况的第一书。此外，著者还在书序中特别强调说明了为什么Sinologie称“汉学”而不称作“中国学”或“支那学”的原因，也开创了“汉学”这一至今为学术界公认的通行译称。故这本书重要的历史意义自不待言。
·壹·
我们一向认为，中华书局与法国汉学的“结缘”绝非偶然。如果要剖析二者之间“因缘”的话，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法国汉学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识异”；二、中国一些著名学者专家和中华书局对法国汉学家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三、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法政府、学术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对推进文化学术交流意义的正确认识。二者结缘的经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20—40年代，20世纪50—80年代，20世纪90年代至今。
诚如张广达教授曾指出的，中国学者大量翻译法国汉学论著，实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成就最显著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翻译家、学术宗师冯承钧先生。冯先生早年留学巴黎，1911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后进入法兰西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其间与沙畹等人交流甚多，故自20年代起即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陆续翻译一批法国汉学名家多方面的著述。因为他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密切关系，所以后来这些译著最早都由这两家出版机构出版。我们从这些译著中不难看出，当时法国汉学家最关注也用力最勤的是对中国西部、北部及南海地区文化遗存及相关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如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中国西部考古记》、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及其补编、伯希和的《吐火羅语考》《蒙古与教廷》《元代白话碑》《交广印度两道考》、列维（Sylvain Lévi）等人的《西洋汉学家佛学论集》、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考证》等等。这正充分说明了这些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明确“认同”与睿智“识异”。所谓“认同”，即不仅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所谓“识异”，即对处于古代陆地与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融和文明发展中的特殊意义有敏感而清醒的认识，因而当中国绝大多数学者和文化人还局束于“国学”的旧框架之中，对西域、南海在文明交汇中的重要性仅有懵懂意识之时，这些汉学家已经以他们丰富的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民族学知识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现代科学研究开拓了一片广阔而奇异的“荒地”。必须指出的是，“识异”是建立在“认同”基础之上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法国这一时期的汉学家不仅大多熟悉中国的古典经籍史书，而且有较好的汉文化修养，有的还亲自译介过若干中国古籍，如沙畹评译了司马迁《史记》、儒连（Stanislas Julien）译介了《大唐西域记》、毕欧（Edouard Biot）翻译了《周礼》、葛兰言翻译了《佛国记》等；又诚如张广达教授曾精辟地指出的：沙畹和他的弟子们“无一不既具通识，又具问题意识”。因此，才有登高望远、开阔视野的扎实基础。同样，中国以冯承钧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汉学著作翻译家、学者，不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往往通晓多种外语及民族语言，又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与创新的学术追求，才能积极、认真地将国外汉学家的著述及时和准确地译成中文。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中国现代出版的主要阵地起到了展现中外学者成果的窗口和平台的作用。上世纪初叶，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这两位勇于引进、接受新思想的浙江人，均将兴办新学、革新教科书、翻译出版欧美学术名著、培养新人作为出版社的重要任务之一。可以说，正是汉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三家之间的惺惺相惜、灵犀相通，为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贰·
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国出版界专业分工的因素，中华书局被确定为以出版中国古籍整理图书与学术著作为主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原先出版的冯承钧先生的法国汉学译著纸型基本上都先后转给中华书局再版，形成一个小高潮。众所周知，二战期间，欧洲汉学遭到重创，法国一些著名的汉学家相继辞世，因而新版或重印老一辈汉学家的译著，对于促进新一代法国汉学及中国翻译人才的培育，都具有承前启后的积极意义。
1954年，《马可·波罗行纪》再版（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拉开了“冯译法国汉学名著”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序幕。此书是全面研究元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译注本有几十种之多。冯承钧先生选定法国沙海昂（A. J. H. Charigon， ）注本为原本进行翻译，由于他的学养和翻译水平，该书遂成为中国流行最广的译本。之后，中华书局1955—1958年间再版或新版的法国汉学译著又有许多。这些译著内容主要集中于南洋古代地理交通、元史及西北史地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为西域南海诸国古代史地的考辨，提供了大量资料和重要的观点，也开阔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 除以上专书外，“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是冯承钧先生翻译的学术论文集。冯先生生前共汇辑了四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其版权继承人陆峻岭研究员将冯译的一些遗稿和出版过的专书，以及散在旧杂志上的短篇论文，汇辑一起，又继续编了五编，即1956—1958年间由中华书局连续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五至九编。九编译文集共计收入法国学者论文79篇，原著大都发表在《通报》（T’oung Pao）、《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及《河内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上，所涉范围包括民族、语言、历史、地理、宗教、艺术各方面，集中体现了法国汉学家的学术视野、研究方法和成果。
冯承钧先生的史地译作，引进了法国汉学的成果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对民国时期以至后来的中外交通史、蒙古史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他无愧为“近四十年最大的史地译家”（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冯译法国汉学名著”至今仍为研究中外关系史、中亚史、蒙古史、南洋史的必备参考书，这些译著的集中出版，也为日后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外文化关系史、西方汉学史类图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停顿之后，80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主要由谢方编审策划并担任责任编辑，开始编译出版“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其中法语著作占有最大的比重，如费琅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全二册，耿昇、穆根来译，1989年初版）、伯希和著《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1994年初版）、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全二册，冯承钧译，1995年初版）、荣振华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全二册，耿昇译，1995年初版）等，都引起中、法两国文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学界对中外关系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而新一辈的法国汉学家已经成为欧洲汉学的中坚。另一方面，中华书局倡导做“学者型的编辑”，也为出版中外“学术前沿”论著创造了必要条件。具体到法国汉学著作的新译本而言，责编与译者有着良好、充分的互动互信，特别是作为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的谢方编审的认真负责与精益求精，耿昇等译者的勤奋和知难而上，使译文质量的不断提高有了很好的保障。
·叁·
上世纪90年代，中华书局和法国汉学界的合作，在法兰西学院、法国远东学院和众多法国汉学家及法国驻华使馆、中国翻译家、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下，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1991年，作为敦煌学研究者的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副主编柴剑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译审耿昇筹划翻译出版一套法国汉学家关于西域与敦煌学的著作。为此，时任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郁白先生（M. Nicolas Chapuis）表示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1月15日專门到书局与谢方、柴剑虹、耿昇等进行商讨，顺利达成共识，拟订了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这套书的合同，使翻译出版“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的工作很快步入正轨。从1993年开始，马扎海里（Aly Mazaheli）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的《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伯希和的《卡尔梅克史评注》、莫尼克·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的《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路易·巴赞（Louis Bazin）的《突厥历法研究》等名著中译本相继出版，引起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极大关注与肯定。1993年，法兰西学院敦煌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著名汉学家苏远鸣教授（Michel Soymié）邀请中华书局总经理等三人（邓经元、柴剑虹、许宏）访问法国，与法兰西学院、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就进一步编译出版法国汉学著作及法藏敦煌资料等事宜进行交流、协商，取得了多方面的共识，书局编辑也由此结识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汉学家，为日后开展更广泛深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7年11月，中华书局决定成立汉学编辑室，这也是当时中国大陆近六百家出版社中唯一以“汉学”冠名的编辑部门，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支持。为了开拓选题，1998年2月19日，以柴剑虹为主任的编辑室首次邀请冯其庸、李学勤、严绍璗、阎纯德等17位专家学者来书局座谈，征求翻译出版汉学著作的意见和建议。最初要落实的与法国汉学有关的出版计划，就是一书（《东方的文明》）、一刊（《法国汉学》）。
1911年，中国的学术大师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里宣称“学无中西”，强调：“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多元一体，学问相通，这正是交流与融合的基础。他在这篇序中断言：“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他的睿智卓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21世纪是世界各种文化在保留各自特色与加强对话的基础上大交流、大融汇的时代，那种此消彼长、我强你弱的观点及企图一以统之的做法肯定是不正确的。例如，近30年来，尤其是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成立11年来，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推动了包括法国汉学在内的世界汉学的发展，这与国际的交流、协调、合作是密不可分的。事实证明，国际汉学与中国传统国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二百年前，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席，开启了法国汉学和世界汉学的新时代，也开启了法国民众更好地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近百年来，中华书局编译出版了一系列法国汉学家的论著，使中国学者和广大读者得以开阔文化学术视野，架设了中法文化学术界交流互鉴的一座通畅桥梁。风流俱往矣，遗泽万世长。对于中国的出版者来讲，只要我们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与汉学家们共同不懈努力，就一定能继往开来，为促进学术的繁荣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柴剑虹系中华书局退休编审，孙文颖系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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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向认为，中华书局与法国汉学的“结缘”绝非偶然。如果要剖析二者之间“因缘”的话，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法国汉学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识异”；二、中国一些著名学者专家和中华书局对法国汉学家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三、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法政府、学术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对推进文化学术交流意义的正确认识。二者结缘的经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20—40年代，20世纪50—80年代，20世纪90年代至今。
诚如张广达教授曾指出的，中国学者大量翻译法国汉学论著，实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成就最显著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翻译家、学术宗师冯承钧先生。冯先生早年留学巴黎，1911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后进入法兰西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其间与沙畹等人交流甚多，故自20年代起即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陆续翻译一批法国汉学名家多方面的著述。因为他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密切关系，所以后来这些译著最早都由这两家出版机构出版。我们从这些译著中不难看出，当时法国汉学家最关注也用力最勤的是对中国西部、北部及南海地区文化遗存及相关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如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中国西部考古记》、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及其补编、伯希和的《吐火羅语考》《蒙古与教廷》《元代白话碑》《交广印度两道考》、列维（Sylvain Lévi）等人的《西洋汉学家佛学论集》、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考证》等等。这正充分说明了这些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明确“认同”与睿智“识异”。所谓“认同”，即不仅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所谓“识异”，即对处于古代陆地与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融和文明发展中的特殊意义有敏感而清醒的认识，因而当中国绝大多数学者和文化人还局束于“国学”的旧框架之中，对西域、南海在文明交汇中的重要性仅有懵懂意识之时，这些汉学家已经以他们丰富的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民族学知识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现代科学研究开拓了一片广阔而奇异的“荒地”。必须指出的是，“识异”是建立在“认同”基础之上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法国这一时期的汉学家不仅大多熟悉中国的古典经籍史书，而且有较好的汉文化修养，有的还亲自译介过若干中国古籍，如沙畹评译了司马迁《史记》、儒连（Stanislas Julien）译介了《大唐西域记》、毕欧（Edouard Biot）翻译了《周礼》、葛兰言翻译了《佛国记》等；又诚如张广达教授曾精辟地指出的：沙畹和他的弟子们“无一不既具通识，又具问题意识”。因此，才有登高望远、开阔视野的扎实基础。同样，中国以冯承钧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汉学著作翻译家、学者，不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往往通晓多种外语及民族语言，又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与创新的学术追求，才能积极、认真地将国外汉学家的著述及时和准确地译成中文。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中国现代出版的主要阵地起到了展现中外学者成果的窗口和平台的作用。上世纪初叶，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这两位勇于引进、接受新思想的浙江人，均将兴办新学、革新教科书、翻译出版欧美学术名著、培养新人作为出版社的重要任务之一。可以说，正是汉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三家之间的惺惺相惜、灵犀相通，为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贰·
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国出版界专业分工的因素，中华书局被确定为以出版中国古籍整理图书与学术著作为主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原先出版的冯承钧先生的法国汉学译著纸型基本上都先后转给中华书局再版，形成一个小高潮。众所周知，二战期间，欧洲汉学遭到重创，法国一些著名的汉学家相继辞世，因而新版或重印老一辈汉学家的译著，对于促进新一代法国汉学及中国翻译人才的培育，都具有承前启后的积极意义。
1954年，《马可·波罗行纪》再版（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拉开了“冯译法国汉学名著”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序幕。此书是全面研究元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译注本有几十种之多。冯承钧先生选定法国沙海昂（A. J. H. Charigon， ）注本为原本进行翻译，由于他的学养和翻译水平，该书遂成为中国流行最广的译本。之后，中华书局1955—1958年间再版或新版的法国汉学译著又有许多。这些译著内容主要集中于南洋古代地理交通、元史及西北史地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为西域南海诸国古代史地的考辨，提供了大量资料和重要的观点，也开阔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 除以上专书外，“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是冯承钧先生翻译的学术论文集。冯先生生前共汇辑了四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其版权继承人陆峻岭研究员将冯译的一些遗稿和出版过的专书，以及散在旧杂志上的短篇论文，汇辑一起，又继续编了五编，即1956—1958年间由中华书局连续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五至九编。九编译文集共计收入法国学者论文79篇，原著大都发表在《通报》（T’oung Pao）、《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及《河内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上，所涉范围包括民族、语言、历史、地理、宗教、艺术各方面，集中体现了法国汉学家的学术视野、研究方法和成果。
冯承钧先生的史地译作，引进了法国汉学的成果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对民国时期以至后来的中外交通史、蒙古史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他无愧为“近四十年最大的史地译家”（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冯译法国汉学名著”至今仍为研究中外关系史、中亚史、蒙古史、南洋史的必备参考书，这些译著的集中出版，也为日后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外文化关系史、西方汉学史类图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停顿之后，80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主要由谢方编审策划并担任责任编辑，开始编译出版“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其中法语著作占有最大的比重，如费琅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全二册，耿昇、穆根来译，1989年初版）、伯希和著《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1994年初版）、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全二册，冯承钧译，1995年初版）、荣振华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全二册，耿昇译，1995年初版）等，都引起中、法两国文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学界对中外关系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而新一辈的法国汉学家已经成为欧洲汉学的中坚。另一方面，中华书局倡导做“学者型的编辑”，也为出版中外“学术前沿”论著创造了必要条件。具体到法国汉学著作的新译本而言，责编与译者有着良好、充分的互动互信，特别是作为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的谢方编审的认真负责与精益求精，耿昇等译者的勤奋和知难而上，使译文质量的不断提高有了很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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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华书局和法国汉学界的合作，在法兰西学院、法国远东学院和众多法国汉学家及法国驻华使馆、中国翻译家、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下，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1991年，作为敦煌学研究者的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副主编柴剑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译审耿昇筹划翻译出版一套法国汉学家关于西域与敦煌学的著作。为此，时任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郁白先生（M. Nicolas Chapuis）表示大力支持，并于1992年1月15日專门到书局与谢方、柴剑虹、耿昇等进行商讨，顺利达成共识，拟订了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这套书的合同，使翻译出版“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的工作很快步入正轨。从1993年开始，马扎海里（Aly Mazaheli）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的《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伯希和的《卡尔梅克史评注》、莫尼克·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的《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路易·巴赞（Louis Bazin）的《突厥历法研究》等名著中译本相继出版，引起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极大关注与肯定。1993年，法兰西学院敦煌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著名汉学家苏远鸣教授（Michel Soymié）邀请中华书局总经理等三人（邓经元、柴剑虹、许宏）访问法国，与法兰西学院、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就进一步编译出版法国汉学著作及法藏敦煌资料等事宜进行交流、协商，取得了多方面的共识，书局编辑也由此结识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汉学家，为日后开展更广泛深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7年11月，中华书局决定成立汉学编辑室，这也是当时中国大陆近六百家出版社中唯一以“汉学”冠名的编辑部门，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支持。为了开拓选题，1998年2月19日，以柴剑虹为主任的编辑室首次邀请冯其庸、李学勤、严绍璗、阎纯德等17位专家学者来书局座谈，征求翻译出版汉学著作的意见和建议。最初要落实的与法国汉学有关的出版计划，就是一书（《东方的文明》）、一刊（《法国汉学》）。
1911年，中国的学术大师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里宣称“学无中西”，强调：“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多元一体，学问相通，这正是交流与融合的基础。他在这篇序中断言：“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他的睿智卓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21世纪是世界各种文化在保留各自特色与加强对话的基础上大交流、大融汇的时代，那种此消彼长、我强你弱的观点及企图一以统之的做法肯定是不正确的。例如，近30年来，尤其是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成立11年来，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推动了包括法国汉学在内的世界汉学的发展，这与国际的交流、协调、合作是密不可分的。事实证明，国际汉学与中国传统国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二百年前，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席，开启了法国汉学和世界汉学的新时代，也开启了法国民众更好地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近百年来，中华书局编译出版了一系列法国汉学家的论著，使中国学者和广大读者得以开阔文化学术视野，架设了中法文化学术界交流互鉴的一座通畅桥梁。风流俱往矣，遗泽万世长。对于中国的出版者来讲，只要我们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与汉学家们共同不懈努力，就一定能继往开来，为促进学术的繁荣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柴剑虹系中华书局退休编审，孙文颖系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