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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其中当然包括继续完善人大、政协制度)。这种现象不难理解。政治体制是整个制度的核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必然日益突出地摆到我们的面前。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工程,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要明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为了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讨论政改时,不仅众说纷纭,相互对立,而且许多相左的意见背后都有一个无形的参照物,即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对世界各国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一切有益的做法和经¬验,我们都应该学习和借鉴,但不能机械地照搬。又要学习,又不能照搬,怎么使二者统一起来?这就要明确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在2007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的有关提问时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大任务,要推进两大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便是实现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两大任务必须推进的两大改革之一。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温总理说得好,“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一个为民主而奋斗的党,在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从来就是十分明确的。
但是,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又是一个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我认为有两点必须强调:
一是中国的民主政治要发展,要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先进和有益的成果,但不管实行哪一种民主制度或民主形式,都必须有利于人民权益的实现和富裕幸福,有利于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和安定有序,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睦、国家统一昌盛。凡是不利于这一民主政治终极目的的政治行为或民主形式,不管它有多么动听的名称,都不能轻信和照搬。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任何国家和地区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都要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在民主政治制度选择的问题上,只能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辩证法。
二是中国的民主政治要发展,要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这是30年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在中国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我们致力探索的,应该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国情的,能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民主形式。这是一个不可更移的立场。
为什么一再提到“民主形式”
请注意,在这里,我一再提到“民主形式”这个词。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谈民主的内容和实质,老谈民主形式?我不是不谈民主的内容和实质,而是多年来讨论民主的内容和实质时已讲了那么多的套话、大话、空话,应该换一换思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上寻找改革的突破点。这是有道理的。哲学家常常说,要使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找到与事物的内容相适应的形式。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能否也务实一点,认真思考和研究一下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呢?多少年来的实践表明,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政治运作出现问题,都不是这些制度本身或制度运作的基本原¬则有什么问题,而是在民主的实现形式上下工夫不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体制、机制,乃至这些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得到充分体现。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我们虽经¬历不少曲折,但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应该注意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践中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Ь商制度,就其民主形式而言,正是“选举(票决)+协¬商”两种形式构成的。正如2006年2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所指出的:“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Ь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个人在这方面有一个越来越明确的认识:这些成果和经¬验,不仅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经¬得起历史检验,而且是进一步改革应当依托的重要立足点和平台,值得给予更多的關注。
我当了5年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学者,一边履行委员的职责,一边观察和研究政协¬的运作过程及机制,并且比较了中国其他民主政治机构的运作机制。我深深感到我们的人民政协¬制度具有独特优势,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大有可为。过去,有人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既不是西方的上院,也不是政党组织,有点不伦不类。其实,人民政协¬集中了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各界别的许多精英。委员的不少提案和报告,不仅敢说真话,切中时弊,而且有真知灼见,对治国理政有很大帮助。说实在话,这种制度一旦用好了,对于人类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中国人创造的政治协¬商制度有非常大的空间
近年西方政治学界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热潮,重要原¬因在于,以往以选举(票决)民主为核心的传统西方民主理论,已不能满足今天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在民主化潮流的激荡下,人们不仅需要在选举环节上充分体现民主,而且希望在政府决策、政府施政、政府监督、社会治理等各个环节上有更多的参与权。“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为了弥补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自身的缺陷,试图解决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重视并跟踪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成果。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的“协商民主”有很多相似之处。严格地说,西方的“协商民主”与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之所以要这样倒过来说,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西方的“协¬商民主”还刚刚处在理论研究和局部实践阶段。所以我说过一句话,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向人家学习,但也不能妄自菲薄。从世界民主潮流的发展趋向来看,中国人创造并在坚持中不断完善的政治协¬商制度,无疑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发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方面有非常大的空间。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认真总结人民政协¬近60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深入研究人民政协¬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内部结构出现的新特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制度,规范程序,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协¬商民主不仅指我们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还包括浙江¬台州推行的基层民主恳谈会制度和许多地方实行的听证会制度等。)
当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不仅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实行了直接选举制度,而且在其他实行间接选举的领域扩大了差额选举,完善了候选人提名方式;特别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扩大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和中央、地方党委成员差额选举的范围,实行了候选人无记名投票推荐等民主形式。
以上是我这几年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些体会。我并不认为中国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相反,我倒是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可以预料,下一个30年,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各个层次的民主,包括人大、政协、党内和基层的民主。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些年来我们都取得了进展。因此,在发展民主政治的问题上要有自信心。我们完全能够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而且我们正在作这样的贡献。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