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今的社火表演，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承千年的产物，它依靠着民俗艺术特有的生命力薪尽火传，逐步发展为更具礼仪性、娱乐性、教育性的民间表演形式。在社火表演过程中，每一类参与者（表演者、观看者）都存在着自身的心理动机，这些心理动机构成了他们不同的身份心理和角色心理，从而确保社火活动本末终始，井然有序。
　　关键词：民俗;社火;角色心理;身份心理
　　“社火”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从字面意思理解，“社”指的就是土地，它和“火”一样都是中国古代先民征服自然所必须依靠的力量。而古时候的人们对自己依靠但又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例如天气、旱涝等）往往愿意将其鬼神化，认为这是上天在帮助或惩罚他们。出于对自然的敬畏，最开始的社火表演实际上就是对土地神和火神的祭祀。“在中国，国家政权建立后，祭祀土地神的活动逐步分化为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两种：国家祭祀土地神活动与祭祀谷神、四方神活动合并，演变为祭祀社稷;民间祭祀土地神活动逐步与祭祀火神活动融合，发展成为了社火。”
　　一、社火表演的动机
　　古时候的人们对科学不了解，对于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理所当然地归功于超自然的力量。而之所以人们渴望得到超自然力量的保护，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这种需要。马斯洛认为“任何一种欲望浮现于意识中的或然性，取决于其他更具优势的欲望的满足或者不满足状态”。据此推断，人们想要通过祭祀来满足祈祷明年风调雨顺的这种需求，同样取决于其他更具优势的欲望的满足或不满足。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里的“更具优势的欲望”指的就是人们最基本的需要——生理需要，也就是说，人们“祈祷未来”的这种心理，是建立在之前需求的满足或者不满足状态上，即当年生产的情况。当然，上述推断适用于民间社火（祭祀）活动中，如果是国家祭祀，那情况就不同了。国家的管理者祭祀社稷，是为整个国家（集体）祈祷，这里的心理动机可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它贯穿于心理需求的各个层次，甚至包含了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一种非常高级的需求。而马斯洛认为，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迟，并且这种需要也更容易永远消失。因此，作为满足低级需要的民间社火更具有广泛性和更强大的动力，使其得以流传至今并在全国以多种形式呈现，而作为满足高级需要的国家祭祀活动则没能长久进行下去。
　　不得不承认，社火兴起并广泛流传的一个动因是先民缺乏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认识。随着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深入了解和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社火表演确实曾被看作封建愚昧遭到压制（新民主主义时期、文革时期），但在当今社会，民间社火又蓬勃发展起来，却也是事实。这是因为社火在适应时代发展同时，人们参与社火的心理动机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正是由于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农业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人们的生理需要越来越容易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进行社火表演也不再是单纯地建立在生理需要的满足上，其表演的目的也变成满足更高级别的心理需要。
　　二、角色心理
　　马斯洛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欲望，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同样，社火表演也是人们为了满足更高等级的心理需要而采取的手段。
　　作为祭祀性质的民间社火表演是带有“巫术思想”的，而这种“巫术思想”直接影响了社火参与者的心理动机，使其产生了“角色心理”和“身份心理”。所谓“角色心理”，是指在社火表演的每一个环节中，不同的人因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具有不同的心理;而“身份心理”是从社火表演这种行为本身去定义的，在社火表演过程中，每一类参与者除了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外，还知道自己的现实任务（是作为表演者为大家表演社火，还是作为观众观看演员表演）。在整个社火表演过程中，各类参与者的心理活动正是由角色心理和身份心理共同作用来支配的。
　　这里的“巫术思想”不是指纯粹的巫术，而是原始的巫傩文化或者傩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纯粹巫术认为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和肯定的，并且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决定的，所以是可以被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弗雷泽据此推断出巫术建立的两条思想原则：相似律和接触律。而陕西地区的民间社火很多形式也建立在这两条原则基础上，表演者通过装扮成各路神祇完成与村民的互动来实现人们的愿望。
　　例如，关中地区的脸谱社火，在耍社火前，先由乡人推举选派代表入社庙进香、上钱粮，向神请示，请神灵附体。经过一番虔诚的精神仪式后，再把神像身上善男信女敬献的“红（红布）”取下，搭在装饰的狮子身上，或者开路的枪棒之上。被推举向神请示的代表会认为自己的确有向神灵请示的能力，这种心理源自乡民对他的认同以及当时正在进行的仪式，而处于这种情景下的观众，同样认为被推举出的代表具有这种能力。弗雷泽的接触律告诉我们，在巫术活动中，人们相信任何跟实施巫术的对象接触过的东西，都具有该对象的属性，甚至可以代表该对象。据此，当向神请示的代表把神像上的“红”取下来搭在开路的枪棒上时，人们相信这支普通的社火队伍有神灵为他们开路。
　　上述行为都是在人们的角色心理的支配下完成的。参与社火表演的每一類人，都会进入到自己的角色中。扮演各路神仙的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就是代表神灵来为村民谋福的，而“扮演”观众的人们则会更加信以为真。因此，在陕西大部分地区的社火表演中，家家都要在门前摆放礼桌，上面放烟酒、糖果、糕点之类，还有些准备了红布、红包，敬献给驱疫的社火诸神。
　　这种社火表演虽带有巫术性质，但却不同于纯粹的巫术行为，它是“巫术思想”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老庄思想主张“天人感应”，认为人与自然界是可以相互感应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鬼神等非自然力量的感应，因此道家的经典开章点明：“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佛家则认为“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其奥义似与道家相同。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儒家思想，孔夫子也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提出对鬼神要敬而远之。传统的社火表演正是在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传承至今，人们使用这种形式祈福纳祥，在传承民俗活动的同时也透露出对祖先的强烈认同感。 　　三、身份心理
　　对于科学知识的逐渐了解，使得人们对祭祀这种形式本身产生过质疑，但由于这种形式经历了千年的传承，早已具备了文化认同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根深蒂固，因此它不会遭到根本性的破坏。但质疑还是存在的，人们在耍社火的时候，不会完全由角色心理控制行为，而“正在进行表演”的意识开始在头脑中明晰起来，即身份心理开始产生作用。似乎身份心理会阻碍社火表演的发展，但事实恰好相反。前文提到，随着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的生理需要越来越容易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进行社火表演也不再是为了满足简单的生理需要，而是更高级别的心理需要。而身份心理的产生，刚好可以使这种更高级别的心理需要得到满足。
　　在社火表演过程中，人们日渐清楚地认识到，作为表演者，他们并不一定要成为某位神灵（他们也无法成为这位神灵），而只是在通过这种形式来为乡民祭祀祖先，祈求保佑，使乡民得到满足和快乐;作为观看者，人们虽不再认为通过这种形式真的可以沟通神灵，但蕴含在其中的美好希冀还是没有改变，人们开始将更高层次的心理需要寄托于其中。
　　在身份心理和角色心理的共同作用下，社火表演内容逐渐摆脱了先前以敬“神”为中心的主题，转向以崇拜英雄人物和传播民族道义为中心的时代主题。例如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三寺村村民表演的血社火，其演出文本就来自于《水浒传》中武松杀西门庆为武大郎报仇的故事，“表演形式是用斧子、铡刀、剪刀、链刀、锥子等工具插入西门庆和其他坏人的头部，有意制造一种恐怖血腥且逼真的场面。这种表演以小说故事为题材，教育后人要惩恶扬善，充分表达了村民积极的人生观和清晰的美丑观”。再如洋县悬台社火，一台5层的悬台要用48名青壮年抬，“主持人喊：‘风调雨顺，抓杠。’此时48名抬者必须做好准备，接着喊：‘五谷丰登，上肩。’此时抬者将社火抬起來，但须猫着腰，最后喊：‘岁岁平安，起杠。’此时抬者方可直腰，挺胸，昂首。”这里，表演者的身份心理尤为突出，他们表演这台社火的目的完全变为对观看者的教育，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纯粹祝愿。只是说一些吉祥话儿（当地村民称之为“讨一个好彩头”），而非之前那种带有巫术性质的行为表现，社火表演也由原先的娱神转变为娱人。表演者在其中尽情实现自我价值，从而得到高级需要的满足，而“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人们往往因此在之后的工作生活中更有干劲，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从而使他们的祈愿得以实现。
　　四、结语
　　社火作为一种兼具礼仪性、娱乐性、教育性的民间表演，它的发展伴随着参与者由低到高的心理需求的变化。同时，人们在参与社火表演过程中产生的角色心理和身份心理的转换也左右着社火的内容和形式，使其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满足人们各个层次的心理需要。也正因如此，社火这种表演形式才能在经历千年风雨洗礼之后仍然能够在中国民间扎根发芽，枝繁叶茂。
　　参考文献：
　　[1]李智信.社火溯源[J].青海民族研究，2008（4）：117-121.
　　[2]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0-116.
　　[3]弗雷泽.金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9-76.
　　[4]宋清.关中民间社火的原生性[J].西北美术，2008（1）：16-19.
　　[5]屈社明.宝鸡社火文化研究[J].海峡教育研究，2013（1）：50-53.
　　[6]于奎龙.体育文化教育研究——以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7种社火为研究对象[J].价值工程，2011（7）：204-205.
　　作者简介：
　　 徐新，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