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上，做为农业大国，她的土壤贫瘠，高山、沙漠、戈壁占去一大半的现状。使得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为百姓一日三餐的吃饭问题和社会的稳定犯愁，在史籍记载中饥荒年月的各种惨象，读后令人颤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各种改革和努力，如今13亿中国人丰衣足食。我们从中国的三次土地改革，诠释了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的足迹。
小村笼罩在春风中
春节期间，记者借休假之机来到了吉林省的一个农村小镇，在这里记者感受到了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从中让我们看到了在这巨变中中国共产党为农民农村所做出的艰巨的努力和取得的辉煌成就。记者来到了吉林省东丰县大阳镇白瓦房村，在这里记者感受到了，与往日茅屋、土路、牧童的乡村景象不同是眼前的村街是笔直的水泥路，不时驰过小卧车、电动三轮车及摩托车。农舍是整齐宽敞的砖瓦房，窗台上摆放着的是常绿花草。院里有停放着的小四轮拖拉机、摩托车，院旁是装得满满的苞米楼，院子里跑的是呃嘎乱叫的鸡鸭鹅，门楣上的春联和地上的花花绿绿的纸屑遥相呼应，将一幅国泰民强、安居乐业的景象抒发的淋漓尽致。
春节期间外出打工的人都回家团聚了，所以，这个村子显得热闹非常。有开着轿子、打的和骑着摩托车来串亲戚的；有穿着崭新的衣服互相拜年的。一声“过年好”，就将一年的好收成全部渲染出来，给那些春联和红红绿绿的鞭炮的纸屑以喜庆的灵性。
在和村民闲聊中，他们无不将这一切归功于党的“三农”政策，特别是2008年10月份召开的的“三中全会”中对土地流转政策的呼声最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第三次土地改革，这次改革将给农村、农民以最大的能量释放。谈到第三次的土地改革，就不能不谈到第二次、第一次土地改革。
第一次土地改革、第二次改革和如今的第三次土地改革是没有可比性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和第二次土地改革只是生产资料的释放，生产力的释放也只是有限的。这次的土地改革才是生产力的最大释放。土地流转、自谋职业，真的是挣脱了一种束缚，使更多的人解放了思想，放开了手脚，有了用武之地。
村党支部书记白连栋说：虽然平时村里的人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但我们这里的土地没有一处撂荒的，出去打工的人，家里没有人侍弄地的，就将土地转给亲戚或者村里人了。平时村里虽然看不到有多少人但到了春节，他们都回来过年了，就显得很热闹。我们这里除去那些出去打的，还有自己开商店、搞建筑、跑运输的。
冬天是这种景象，到了春回大地，农田葱绿，特别是那樱桃园、桃园开花时，到处云蒸霞蔚，红灿灿的，十分迷人。
第一次土改：梦圆“耕者有其田”
说起土改，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到伟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都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实现了农民这个千年梦想。
说起当年的第一次土地改革，杜老头似乎是不吐不快。他说，咱东北这疙瘩的地主和南方的那边的地主或许不一样，当然性质是一样的。力战这疙瘩的地主靠什么有了那么多的土地？一个是他们是先到这里，靠的是跑马占地、开荒占草而拥有了比后来闯关东的人更多的土地。什么是跑马占地呢？早些年，咱东北这疙瘩是荒无人烟，除了山、树、草甸子很少能见到人。或是山东人闯关东或是山西人走口，走到此处风这里的土地肥沃，于是砍树为柱、斩草做棚，就在这里过上了生活。他们在这里住下不久，就有后来者陆续来到这里落脚。先来的就突发奇想：我先来的这片地就属于我的，于是就想到了一个主意来，骑上一匹好马，催马扬鞭，一天下来是凡他跌过的地方就是他的领土，后来者要想在此落脚，对不起先拿租金来，不然这儿就没有你落脚的地儿。这是一种成为地主的成因；另一种就是有一些人攻于心力，也肯下力气，几十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劳而又节俭，加上起五更爬半夜地劳作，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从别处借鉴来的“经验”——剥削——用最好的劳力，付最少的工钱，所以才有了一般人没有的土地和富裕。
那些为人做长工的和“扛大活”的的人，也不是勤劳，也不是不肯下力气，或许是他们的机遇不好，或许他们有着好多不利的条件，所以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只靠出力来换取金钱和生产资料，所以成了后来的贫雇农，他们这类人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为了劳苦大众为了劳动人民耕者有其田实行了土地革命，从而摧毁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制度，让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第一次土地改革运动是指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制度改革斗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解放战争过程中，东北、华北等老新解放区(约有1．6亿人口)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新解放区则尚未实行土地改革。为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运动的准备工作。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新区土地制度改革。
这就是从1950年冬季开始的那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中央规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鉴于解放后的新情况，《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此外，对小土地出租者也采取了保护的政策，不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为了深入地发动群众，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建立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到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胜利完成。加上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实行土改后，白瓦房村的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就从现在这里的某些地块仍有着那些上的成果。如老纪大岗、白永河大岗、老温大坡。老纪大岗的由来就是一个实例：土改后土地归了农民自己，虽然老纪家就刚刚结婚，但他年轻气盛，有得是力气。虽然他分到了五亩地，不够他干的。他就起早贪黑地开荒，当时留传着这样一句话：“纪起早，黄点灯，董听声。”这三个人都是年纪相仿，又都是刚刚结婚的，住的又是相邻。又都分到了相应的土地，身上都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老纪睡一觉就醒了，醒了就拿着镐头下地开荒。其它两家没有老纪的精神头，不是点着灯怕不知道老纪起炕的声音，就是支着个耳朵听老纪的起来的动静。就这样老纪不到不顾一到三年就攒下了十多亩地，并置下了骡马各一匹。
土改了，丰收了，农民乐了。这年春节，村里到处放鞭炮，敲锣打鼓，还有扭秧歌、踩高跷、划旱船的，热闹极了。北方过年，依俗要吃饺子。但从前农民穷，包了点饺子也舍不得吃。“初一饺子初二煮，初二饺子留到破五”，待来了客人才端上饺子，把趴在窗下看客人吃饺子的孩子，馋得直流口水。这年春节，家家包了许多饺子，大人孩子总算吃了个痛快。“今儿天天吃饺子也吃得起了。”
第二次土改：收获田野上的希望
50年代初的土改后，大部分农民勤劳耕种，他们丰收了，富裕了。但也有小部分农民因缺乏劳力、天灾、疾病或经营不善而陷入困难，有的借债，甚至出卖土地。同时，50年代初，国家开始工业化建设，工人激增，城市扩张，城镇粮食需求大增。为防止农村“两极分化”，使农民走共同富裕之路，也为保障国家能收购到粮食来供应城市居民，中国先在农村推行农业合作社，不久又推广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便把土改中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同时，对全国粮食、食油、棉布的统购统销，则取消了农民在集贸市场销售农副产品的自由。特别是人民公社，弊病甚多，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分配平均主义，使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地里打不了粮，粮食等农副产品匮乏，并使2.5亿人处于未得温饱的贫困状态。
小岗是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小村子， 1978年夏，当地大旱，小岗夏收后，每人只分得麦子7斤。秋天，几位老人愁坏了，找队干部严俊昌、严宏昌商量办法，提出能不能分着干，不吃大锅饭了。几经商议，为求生存温饱，18位村民在11月24日夜晚，秘密决定把生产队的田地分给各户自主种植，除保证交足国家、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由于当时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属违法之举，风险极大。为此，18位村民在那份视同押上身家性命的“包干合同”上，按下手印。如今，这份见证中国农村改革的“生死文书”，已为国家历史博物馆珍藏。
1979年，小岗村分田到户了，家家精耕细作，加上风调雨顺，这年大丰收了。关友江一家6人，这年收获水稻8000斤，花生2000斤，山芋2000斤。而小岗这年收的粮食，竟是1955年到1970年的总和！
小岗村的变革，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邓小平等高层领导肯定和推动下，很快就推广到全国各地农村。这一变革的关键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将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农户经营、种植，自负盈亏，使农民获得了对承包土地的使用和分配的自主权。为此，这一改革又被称为第二次土地改革。
小岗村那份视同押上身家性命的“包干合同”不但给他们村子带来了幸运，也给全国农村带来了福音。
第二次土地，改革使农民又一次找回了20世纪50年代那次改革对土地的那种感情，种地的积极性又一次暴发出来。
白瓦房村和全国的广大农村一样，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各个历史阶段吃过大食堂、经历了三年困维时期，吃过树皮、吃过玉米芯、当时的野菜根本找不到了，因为都让人们挖尽了，更是在“文革”时期，在“大帮哄”中不出力就是出了力也得不到好的收成，使得大人小孩都在饥饿中经受着磨难。
其实历代农民都是善良和勤劳的，只要是能使他们有着劳有所得的积极性，他们就会全部解数，用他们的的努力去创造社会价值。所以在“大帮哄”年代，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去让土地增产、增收。然而，近30年来，在白瓦房村里，他们换了30名队长，硬是没让土地生长出他们的希望，没有让一家老婆孩子吃饱穿暖。说起这些，一位50多岁的王姓农民说出了至今还让人怀念的两个人：一个是外号称“老杜打头的”（就是领着社员们干活的），他是全队的最棒的庄稼把式。是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手。他怎么干社员们就得怎么干，在他当队长一年里，虽然有社员背地骂他，但都以为只要和他这样一起硬拼，年底一定会有个好收成，然而到了年底，每天的工分只有8分钱，这让村民们很失望；还有一位外号叫“纪点头”的庄稼把式，他这个外号有着一段故事，他领着社员干活歇息时，他在地头刚坐下打个盹醒来就说到点了，得干活了，所以人们送他个外号叫“纪点头”他说到点就到点了，别人不敢违了他不然就少给他记工分。就是这样干到了年底也只有一天工分1角钱。分的粮食不够一年吃的，不但要吃“瓜菜代”（用菜、野菜当主食），还得要国家的“返销粮”。村民再也不信只要肯出力就能有收获的道理，别的队长再上台，任凭他怎么说，村民们只好“磨洋工”。
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从南向北吹来，使得白瓦房村沐浴在一片阳光中，哥几个分得一辆车，爷几个分得一匹马，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名下有了可以自己说得算的土地，想种啥就种啥，利啥买钱多就利啥，农民终于放开了手脚，当年家家户户过年时都杀了年猪，家家的粮囤都满满的，那个春节过得从没有的开心快乐和舒心。
当年那位“纪起早”，在分到承包地后，格外高兴，将地当成了宝贝。除了精心地侍弄庄稼，他还注重对地的“保养”——全村就属他的粪堆大。冬天没事的时候，别人玩牌，他却拎个粪筐，四处捡粪，在1997年大旱，全村的就他的地没有欠收。
这个村虽没有工业、副业，除了养牛和养些家禽换些钱，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土地上。但家家都住上了马赛克照面、红瓦盖顶的三四间大的大房子。就是刚结婚才四五年的年轻人，现在手里也有了四五万的存款。
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78年至2007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18.7公斤提高到380.5公斤，肉类从30.3公斤提高到51.5公斤，水产品从4.9公斤提高到36公斤。农民人均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1479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于是，青壮年人或在农村的乡镇企业做工，或进城打工，不但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第三次土改：向小康进军的接力
2008年10月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中，就写明了“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这个“决定”一公布，全国农民十分欢欣鼓舞，称赞这是中国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他们说，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但农民承包后，不但有了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还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各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成了承包土地的主人。于是，他们对各自的承包地格外珍惜，加大投入，精耕细作，让地里长出更多粮食、蔬菜、水果。同时，农户之间，也依据劳力、经营、经验等不同情况，或转包，或出租，或互换、转让，谋划着如何实施现代农业，如何多打粮、多赚钱。
其实，土地流转的问题，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如开之前在全国各地已经突现端倪，
规模化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离小岗村几十里的凤阳县后陈村，有一位76岁的种粮大户陈兴汉。他从前给地主扛过活，也跟着爹妈外出要过饭。他格外看重土地和粮食。前些年，他承包种植2170亩地：自家承包的36亩，从乡亲转让承包的800多亩，还在泄洪区开发了滩涂地1000多亩。为种好这些地，他先后投入600多万元，购置机械设备，平整土地、打围、打井……
福建省邵武市洪墩镇洪墩村烤烟种植大户姚金苗卖烤烟３万公斤，得款３０多万元。姚金苗告诉记者，今年他家种烤烟可纯赚２０多万元。２００４年，姚金苗在镇村干部的鼓励和帮助下，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今年还与洪墩镇尚读村楼下村民组所有农户签下了租地２４０亩的五年合同，一跃成为当地种植烤烟大户。在稳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邵武市把土地流转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政策引导、产业推动、技术支持、组织保障等多种措施，全力推进土地流转，出现了转包、租赁、季节性流转、互换、转让等多种土地流转形式，造就了不少类似姚金苗的种植大户
在更南方的浙江省，出现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到2001年底，浙江共流转耕地326万亩，农村土地流转涉及村数占总村数的66．4％。
从走访中了解到，除了集体统一组织外，白瓦房村更多的承包地是农户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等多种方式自己实现流转的。
夏老四有两个儿子，自从和老婆离婚后，两个儿子随母亲远走他乡，他自己一个人没有牛没有车，分到的那些责任田一年下来，除去雇人的车、牛播种、收割，也落不下多少钱，他就将自己的地转给了他的侄儿，自己一个人出去打工。这样，到了年底，打工钱加上他转租出的地钱，也能弄个两万多块。他侄儿除了利了他的地，还接租了别人的地，一年下来，收入五六万块钱没问题。
这个村的杜青一家四口人，女儿结婚后，去了城里开了个超市；儿子结婚后到城里开起了出租车，剩下老俩口除了种他们四个人的地，还承包了别人的近十亩地，一年下来种地就可收入三万元，养了两头母牛（主要是为了耕地用），一年下两个牛犊，可卖近一万元；在春天女人搞孵化，鸡、鸭、鹅雏，一个春天能卖四千元；男人在农闲时在外打零工，也能挣下六千左右，这样一年下来，累是累点，五万元的收入是稳拿了，除去一些费用，一年净剩近四万元。
这个村的王老大流转了二十几亩地，他们老俩口种不过来，他就在农机上下功夫。除了买了小型拖拉机，还自己研制了播种机、插秧机、收割机、传送机等。虽然地多却不是那么累。
如此，农民们各尽所能，各展其能，收益比往年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农民也担心，眼下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是在缺少制度安排和不规范的情况下形成的，一旦发生经济纠纷，租赁户和被租赁户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阳日前说：乡村两级要尽快成立专门的土地流转指导机构，对当前各地普遍实行的农户之间、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农户与农业业主之间的耕地转包，进一步规范其合同关系和合同文本。在土地承包期内，农户流转土地价格建议按土地的实际收益情况，每三年上浮一次，让农民能够分享土地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在坚持家庭联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应允许地方积极探索土地股权质押贷款、参股龙头企业经营等多种模式，推进现代农业。
可喜的是，有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引，我们将会看到有些相关制度会尽快完善的，将会更加加快向小康进军的步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各种改革和努力，如今13亿中国人丰衣足食。我们从中国的三次土地改革，诠释了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的足迹。
小村笼罩在春风中
春节期间，记者借休假之机来到了吉林省的一个农村小镇，在这里记者感受到了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从中让我们看到了在这巨变中中国共产党为农民农村所做出的艰巨的努力和取得的辉煌成就。记者来到了吉林省东丰县大阳镇白瓦房村，在这里记者感受到了，与往日茅屋、土路、牧童的乡村景象不同是眼前的村街是笔直的水泥路，不时驰过小卧车、电动三轮车及摩托车。农舍是整齐宽敞的砖瓦房，窗台上摆放着的是常绿花草。院里有停放着的小四轮拖拉机、摩托车，院旁是装得满满的苞米楼，院子里跑的是呃嘎乱叫的鸡鸭鹅，门楣上的春联和地上的花花绿绿的纸屑遥相呼应，将一幅国泰民强、安居乐业的景象抒发的淋漓尽致。
春节期间外出打工的人都回家团聚了，所以，这个村子显得热闹非常。有开着轿子、打的和骑着摩托车来串亲戚的；有穿着崭新的衣服互相拜年的。一声“过年好”，就将一年的好收成全部渲染出来，给那些春联和红红绿绿的鞭炮的纸屑以喜庆的灵性。
在和村民闲聊中，他们无不将这一切归功于党的“三农”政策，特别是2008年10月份召开的的“三中全会”中对土地流转政策的呼声最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第三次土地改革，这次改革将给农村、农民以最大的能量释放。谈到第三次的土地改革，就不能不谈到第二次、第一次土地改革。
第一次土地改革、第二次改革和如今的第三次土地改革是没有可比性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和第二次土地改革只是生产资料的释放，生产力的释放也只是有限的。这次的土地改革才是生产力的最大释放。土地流转、自谋职业，真的是挣脱了一种束缚，使更多的人解放了思想，放开了手脚，有了用武之地。
村党支部书记白连栋说：虽然平时村里的人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但我们这里的土地没有一处撂荒的，出去打工的人，家里没有人侍弄地的，就将土地转给亲戚或者村里人了。平时村里虽然看不到有多少人但到了春节，他们都回来过年了，就显得很热闹。我们这里除去那些出去打的，还有自己开商店、搞建筑、跑运输的。
冬天是这种景象，到了春回大地，农田葱绿，特别是那樱桃园、桃园开花时，到处云蒸霞蔚，红灿灿的，十分迷人。
第一次土改：梦圆“耕者有其田”
说起土改，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到伟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都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实现了农民这个千年梦想。
说起当年的第一次土地改革，杜老头似乎是不吐不快。他说，咱东北这疙瘩的地主和南方的那边的地主或许不一样，当然性质是一样的。力战这疙瘩的地主靠什么有了那么多的土地？一个是他们是先到这里，靠的是跑马占地、开荒占草而拥有了比后来闯关东的人更多的土地。什么是跑马占地呢？早些年，咱东北这疙瘩是荒无人烟，除了山、树、草甸子很少能见到人。或是山东人闯关东或是山西人走口，走到此处风这里的土地肥沃，于是砍树为柱、斩草做棚，就在这里过上了生活。他们在这里住下不久，就有后来者陆续来到这里落脚。先来的就突发奇想：我先来的这片地就属于我的，于是就想到了一个主意来，骑上一匹好马，催马扬鞭，一天下来是凡他跌过的地方就是他的领土，后来者要想在此落脚，对不起先拿租金来，不然这儿就没有你落脚的地儿。这是一种成为地主的成因；另一种就是有一些人攻于心力，也肯下力气，几十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劳而又节俭，加上起五更爬半夜地劳作，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从别处借鉴来的“经验”——剥削——用最好的劳力，付最少的工钱，所以才有了一般人没有的土地和富裕。
那些为人做长工的和“扛大活”的的人，也不是勤劳，也不是不肯下力气，或许是他们的机遇不好，或许他们有着好多不利的条件，所以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只靠出力来换取金钱和生产资料，所以成了后来的贫雇农，他们这类人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为了劳苦大众为了劳动人民耕者有其田实行了土地革命，从而摧毁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制度，让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第一次土地改革运动是指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制度改革斗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解放战争过程中，东北、华北等老新解放区(约有1．6亿人口)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新解放区则尚未实行土地改革。为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运动的准备工作。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新区土地制度改革。
这就是从1950年冬季开始的那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中央规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鉴于解放后的新情况，《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此外，对小土地出租者也采取了保护的政策，不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为了深入地发动群众，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建立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到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胜利完成。加上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实行土改后，白瓦房村的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就从现在这里的某些地块仍有着那些上的成果。如老纪大岗、白永河大岗、老温大坡。老纪大岗的由来就是一个实例：土改后土地归了农民自己，虽然老纪家就刚刚结婚，但他年轻气盛，有得是力气。虽然他分到了五亩地，不够他干的。他就起早贪黑地开荒，当时留传着这样一句话：“纪起早，黄点灯，董听声。”这三个人都是年纪相仿，又都是刚刚结婚的，住的又是相邻。又都分到了相应的土地，身上都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老纪睡一觉就醒了，醒了就拿着镐头下地开荒。其它两家没有老纪的精神头，不是点着灯怕不知道老纪起炕的声音，就是支着个耳朵听老纪的起来的动静。就这样老纪不到不顾一到三年就攒下了十多亩地，并置下了骡马各一匹。
土改了，丰收了，农民乐了。这年春节，村里到处放鞭炮，敲锣打鼓，还有扭秧歌、踩高跷、划旱船的，热闹极了。北方过年，依俗要吃饺子。但从前农民穷，包了点饺子也舍不得吃。“初一饺子初二煮，初二饺子留到破五”，待来了客人才端上饺子，把趴在窗下看客人吃饺子的孩子，馋得直流口水。这年春节，家家包了许多饺子，大人孩子总算吃了个痛快。“今儿天天吃饺子也吃得起了。”
第二次土改：收获田野上的希望
50年代初的土改后，大部分农民勤劳耕种，他们丰收了，富裕了。但也有小部分农民因缺乏劳力、天灾、疾病或经营不善而陷入困难，有的借债，甚至出卖土地。同时，50年代初，国家开始工业化建设，工人激增，城市扩张，城镇粮食需求大增。为防止农村“两极分化”，使农民走共同富裕之路，也为保障国家能收购到粮食来供应城市居民，中国先在农村推行农业合作社，不久又推广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便把土改中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同时，对全国粮食、食油、棉布的统购统销，则取消了农民在集贸市场销售农副产品的自由。特别是人民公社，弊病甚多，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分配平均主义，使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地里打不了粮，粮食等农副产品匮乏，并使2.5亿人处于未得温饱的贫困状态。
小岗是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小村子， 1978年夏，当地大旱，小岗夏收后，每人只分得麦子7斤。秋天，几位老人愁坏了，找队干部严俊昌、严宏昌商量办法，提出能不能分着干，不吃大锅饭了。几经商议，为求生存温饱，18位村民在11月24日夜晚，秘密决定把生产队的田地分给各户自主种植，除保证交足国家、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由于当时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属违法之举，风险极大。为此，18位村民在那份视同押上身家性命的“包干合同”上，按下手印。如今，这份见证中国农村改革的“生死文书”，已为国家历史博物馆珍藏。
1979年，小岗村分田到户了，家家精耕细作，加上风调雨顺，这年大丰收了。关友江一家6人，这年收获水稻8000斤，花生2000斤，山芋2000斤。而小岗这年收的粮食，竟是1955年到1970年的总和！
小岗村的变革，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邓小平等高层领导肯定和推动下，很快就推广到全国各地农村。这一变革的关键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将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农户经营、种植，自负盈亏，使农民获得了对承包土地的使用和分配的自主权。为此，这一改革又被称为第二次土地改革。
小岗村那份视同押上身家性命的“包干合同”不但给他们村子带来了幸运，也给全国农村带来了福音。
第二次土地，改革使农民又一次找回了20世纪50年代那次改革对土地的那种感情，种地的积极性又一次暴发出来。
白瓦房村和全国的广大农村一样，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各个历史阶段吃过大食堂、经历了三年困维时期，吃过树皮、吃过玉米芯、当时的野菜根本找不到了，因为都让人们挖尽了，更是在“文革”时期，在“大帮哄”中不出力就是出了力也得不到好的收成，使得大人小孩都在饥饿中经受着磨难。
其实历代农民都是善良和勤劳的，只要是能使他们有着劳有所得的积极性，他们就会全部解数，用他们的的努力去创造社会价值。所以在“大帮哄”年代，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去让土地增产、增收。然而，近30年来，在白瓦房村里，他们换了30名队长，硬是没让土地生长出他们的希望，没有让一家老婆孩子吃饱穿暖。说起这些，一位50多岁的王姓农民说出了至今还让人怀念的两个人：一个是外号称“老杜打头的”（就是领着社员们干活的），他是全队的最棒的庄稼把式。是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手。他怎么干社员们就得怎么干，在他当队长一年里，虽然有社员背地骂他，但都以为只要和他这样一起硬拼，年底一定会有个好收成，然而到了年底，每天的工分只有8分钱，这让村民们很失望；还有一位外号叫“纪点头”的庄稼把式，他这个外号有着一段故事，他领着社员干活歇息时，他在地头刚坐下打个盹醒来就说到点了，得干活了，所以人们送他个外号叫“纪点头”他说到点就到点了，别人不敢违了他不然就少给他记工分。就是这样干到了年底也只有一天工分1角钱。分的粮食不够一年吃的，不但要吃“瓜菜代”（用菜、野菜当主食），还得要国家的“返销粮”。村民再也不信只要肯出力就能有收获的道理，别的队长再上台，任凭他怎么说，村民们只好“磨洋工”。
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从南向北吹来，使得白瓦房村沐浴在一片阳光中，哥几个分得一辆车，爷几个分得一匹马，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名下有了可以自己说得算的土地，想种啥就种啥，利啥买钱多就利啥，农民终于放开了手脚，当年家家户户过年时都杀了年猪，家家的粮囤都满满的，那个春节过得从没有的开心快乐和舒心。
当年那位“纪起早”，在分到承包地后，格外高兴，将地当成了宝贝。除了精心地侍弄庄稼，他还注重对地的“保养”——全村就属他的粪堆大。冬天没事的时候，别人玩牌，他却拎个粪筐，四处捡粪，在1997年大旱，全村的就他的地没有欠收。
这个村虽没有工业、副业，除了养牛和养些家禽换些钱，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土地上。但家家都住上了马赛克照面、红瓦盖顶的三四间大的大房子。就是刚结婚才四五年的年轻人，现在手里也有了四五万的存款。
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78年至2007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18.7公斤提高到380.5公斤，肉类从30.3公斤提高到51.5公斤，水产品从4.9公斤提高到36公斤。农民人均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1479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于是，青壮年人或在农村的乡镇企业做工，或进城打工，不但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第三次土改：向小康进军的接力
2008年10月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中，就写明了“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这个“决定”一公布，全国农民十分欢欣鼓舞，称赞这是中国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他们说，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但农民承包后，不但有了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还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各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成了承包土地的主人。于是，他们对各自的承包地格外珍惜，加大投入，精耕细作，让地里长出更多粮食、蔬菜、水果。同时，农户之间，也依据劳力、经营、经验等不同情况，或转包，或出租，或互换、转让，谋划着如何实施现代农业，如何多打粮、多赚钱。
其实，土地流转的问题，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如开之前在全国各地已经突现端倪，
规模化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离小岗村几十里的凤阳县后陈村，有一位76岁的种粮大户陈兴汉。他从前给地主扛过活，也跟着爹妈外出要过饭。他格外看重土地和粮食。前些年，他承包种植2170亩地：自家承包的36亩，从乡亲转让承包的800多亩，还在泄洪区开发了滩涂地1000多亩。为种好这些地，他先后投入600多万元，购置机械设备，平整土地、打围、打井……
福建省邵武市洪墩镇洪墩村烤烟种植大户姚金苗卖烤烟３万公斤，得款３０多万元。姚金苗告诉记者，今年他家种烤烟可纯赚２０多万元。２００４年，姚金苗在镇村干部的鼓励和帮助下，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今年还与洪墩镇尚读村楼下村民组所有农户签下了租地２４０亩的五年合同，一跃成为当地种植烤烟大户。在稳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邵武市把土地流转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政策引导、产业推动、技术支持、组织保障等多种措施，全力推进土地流转，出现了转包、租赁、季节性流转、互换、转让等多种土地流转形式，造就了不少类似姚金苗的种植大户
在更南方的浙江省，出现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到2001年底，浙江共流转耕地326万亩，农村土地流转涉及村数占总村数的66．4％。
从走访中了解到，除了集体统一组织外，白瓦房村更多的承包地是农户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等多种方式自己实现流转的。
夏老四有两个儿子，自从和老婆离婚后，两个儿子随母亲远走他乡，他自己一个人没有牛没有车，分到的那些责任田一年下来，除去雇人的车、牛播种、收割，也落不下多少钱，他就将自己的地转给了他的侄儿，自己一个人出去打工。这样，到了年底，打工钱加上他转租出的地钱，也能弄个两万多块。他侄儿除了利了他的地，还接租了别人的地，一年下来，收入五六万块钱没问题。
这个村的杜青一家四口人，女儿结婚后，去了城里开了个超市；儿子结婚后到城里开起了出租车，剩下老俩口除了种他们四个人的地，还承包了别人的近十亩地，一年下来种地就可收入三万元，养了两头母牛（主要是为了耕地用），一年下两个牛犊，可卖近一万元；在春天女人搞孵化，鸡、鸭、鹅雏，一个春天能卖四千元；男人在农闲时在外打零工，也能挣下六千左右，这样一年下来，累是累点，五万元的收入是稳拿了，除去一些费用，一年净剩近四万元。
这个村的王老大流转了二十几亩地，他们老俩口种不过来，他就在农机上下功夫。除了买了小型拖拉机，还自己研制了播种机、插秧机、收割机、传送机等。虽然地多却不是那么累。
如此，农民们各尽所能，各展其能，收益比往年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农民也担心，眼下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是在缺少制度安排和不规范的情况下形成的，一旦发生经济纠纷，租赁户和被租赁户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阳日前说：乡村两级要尽快成立专门的土地流转指导机构，对当前各地普遍实行的农户之间、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农户与农业业主之间的耕地转包，进一步规范其合同关系和合同文本。在土地承包期内，农户流转土地价格建议按土地的实际收益情况，每三年上浮一次，让农民能够分享土地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在坚持家庭联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应允许地方积极探索土地股权质押贷款、参股龙头企业经营等多种模式，推进现代农业。
可喜的是，有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引，我们将会看到有些相关制度会尽快完善的，将会更加加快向小康进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