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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回来了，那个叫嚣“小说已死”的马原回来了。
这是近两年大部分国内报纸和杂志关于马原重回文学界的导语。
文学界之外的马原，在南糯山种地的马原，在当幼童父亲的马原，以及肺癌病人马原，均不是这些文章的重点。这些文章的重点，是二十年前那个说“小说已死”的马原和二十年后带着自己的长篇小说凯旋的马原之间的矛盾性。
相对于回来了，本刊更倾向于称呼其“回归了”。马原回归了山林，回归了小说界，又即将回归到人类本初的叙述—给儿子马格写童话。这是一个多面向的马原，而非仅仅讲述那个跟文学挂钩的马原。
成了“马渊明”
“学陶渊明很容易的。”马原说。在南糯山住了N年的他不复当年的白皙，皮肤变黑了，身体变瘦了，精神头反而变好了—从外表来看，谁都不会相信他是肺癌病人。
马原说，古往今来的文人都以陶渊明为楷模，但能做到的寥寥无几。“中国历史上没有两百个陶渊明，没有二十万个陶渊明，甚至没有第二个陶渊明。”
独马原成了“马渊明”。
他本来打算试一试的山居之行，现在已经“试”了五年有余。带着太太李小花，小儿子马格，在西双版纳盛产普洱茶的南糯山安了家。夏天 ，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都被“烧烤”的时候，每天保持在舒舒服服的二十多度里，“我老婆一直喊冷，老说下山暖和暖和去”。
马渊明家安在了半山腰冷清的乡村小学里，不是上山就是下山，“没有一条不上不下的路给你”。两条腿杆子一伸出来，上面满布着重重划痕。那是每天穿着短裤在草丛里穿行的痕迹。以前的衣服穿在现在的马原身上晃晃荡荡的，裤子也因为身体的消瘦显得极为肥大，像是当爸爸的拿了儿子马大湾的衣服偷穿。“我过去190斤，现在160斤，我已经回到了17岁的体重，又到了一生最瘦的时候。”
马渊明的一天，是从一双解放军胶鞋开始的。他穿着这双“最便宜，最耐穿”的解放鞋，早上下山拿信件，下午跨进田垅劳作。最近，这双鞋的主人考虑着要把自己过去的“爱驹”宝马轿跑325换成一辆皮卡。“皮卡比SUV实际多了，我要在那生活，我总是把山下的生活必需品运到山上来，跑车上了山就是块废铁。”马原一边说，一边向记者描述他要买的水管，PVC材质，25块钱，三米长。描述完了，马原想了想又说：“你的生活彻底地从都市变成了乡下，这可不是闹着玩。”
马渊明已经开始享受他的“归山原居”了。“我想可能一直都有一点跟时尚反着走的意思。原来没这么多想过，但是今年60岁了。60岁的时候有一点像世纪末，一般一个人正常寿数都能赶上世纪末。发现世纪末的时候大家愿意清点，看看这一个世纪里面哪些事情有意思，60岁也像一个人的世纪末一样。活了一甲子之后，稍微给一甲子做一个归纳，发现总是在做和人家背道而驰的事情。”
写不出来的时候“变成开发商了”
二十年前马原提出“小说已死”，有人说他“叫嚣”。也许是“小说已死”太有想象和解释的空间，大多数人都误会马原这一最著名观点的意思。就像当年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也多被后人附会曲解一般。
“我说的小说已死， 是因为媒介的变化。”马原指着桌上的几台手机，“你们现在一多半的阅读肯定是靠这个和电脑屏幕完成的。”
他不喜欢被冠以“作家”的名号，认为现在“是个写字儿的都叫作家”。归来后的马原，更喜欢被称作概念外延更小一些的“小说家”。叙事，这种早在文字出现前就被人类所需要的命根子，在小说已死的“后小说时代”，依旧是让人放不下的命根子。这种依赖，不以时间推移来计算。
马原说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小说界，是写不出来“被离开”的。“写不出来的时候海明威用猎枪把自己脑袋轰掉了。写不出来的时候茨威格开煤气。写不出来的三毛用袜子套在脖子上把自己勒死了，我跟他们的状况一模一样，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你不知道为什么写不出来，就像现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写得出来。”
写不出来小说的马原被迫离开了安身立命的行当。所有的兴奋点、所有技能随着小说从马原生活的抽离一并弱化了。“还不到40岁，我怎么可以就此什么都不做？”
离开的这二十年，马原写过三个剧本，一个叫《爱的拒绝》，一个叫《谁能够喜怒哀乐自由》，一个叫《都有一颗红色的心》，“写剧本这是跟我原来行当很近的东西。”拍过一部纪录片《中国作家梦：马原和110位作家的对话》，带着算上自己总共两人的摄制组，两年走过两万多公里，采访了120余位文学家，两年光景剪辑成24集电视片，“被中央电视台拒绝了，在地方台播又收不回成本”，最终只好压了箱底。
离开的二十年里，当年身无片瓦的马原还曾经涉足房地产业，在房地产公司做过顾问。他周末走遍各大楼盘看楼消遣，或者说，马原式的“对土地的热爱”，反倒让他看出这中间的门道来。朋友大龙因此强拉他进入自己的公司。“说实话不好拒绝，看在那么实在的薪水的面子上也不好拒绝。”马原笑着回忆那时拿人手短的过程，这之后，看在薪水和朋友面子上劳心劳力，从企划、拿地、概规、建筑设计一直到景观设计，一条龙包圆了。“一群专家们在我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团队，我就变成开发商了。”
回归后的马原依旧延续他口述的写作惯例，助手打字，词汇串成句子，句子串成段落，段落串成小说。二十年前只一部长篇，二十年后的回归，串出来三部。
“只知马云，不知马原”
生于1953的马原，当过农民、做过钳工、写过报道也编过版。60岁退休的地方，是站了13年的三尺讲台。
“我在退休之前当了13年教师，我有这么三大本全本的讲稿集，我觉得没枉做一回马老师。”马老师拍了拍桌上的三册新书，花城出版社给马原出版的三卷本讲义，《细读经典》、《小说密码》、《电影密码》，“我关于叙事文学的前世今生都在这里面了。”马原用在南糯山磨出茧子的大手疼惜地摸了摸这套“凭着口碑走江湖”的丛书书皮，又添了一句：“套用葛优在《天下无贼》里的一句台词，我这套当年花去五六天备一堂90分钟课程的讲义，‘技术含量蛮高的！’”
马老师对自己满意，对学生不满意。尤其对课堂上的本科生不满意。“要是满意我就是病了也会继续讲。”
台上的马老师讲着自己多年来对文学的心得感触，台下的同济学生“玩手机、听音乐、看电脑”，整个班上听得最认真的反倒是那些慕名前来旁听的老读者。于是……
马老师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我不能要求你们一定听我的课，但是你们不爱听我就不讲了。我不跟你们玩了。”
“坏就坏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背后都是一个钱字。”马原回忆起本刊当年在建川博物馆的一次活动上，最边缘化的，反倒是他和陈丹青这些文艺界人士。“商界大佬的话语权比我们这些所谓公众人群话语权要大得多。”面对学生们现在只知道马云，不知道马原，把马云们当做精神教父的既成事实，马老师显得无力，“这时候你讲课有什么意思，你发现你尽心竭力的事情还不如他们饭后茶余，冯仑的书一定比我的书卖得多得多。”
教不了别人的儿子，马原只好在小儿子马格的身上下功夫。他打算像郑渊洁一样，给小马格开个家塾，让教育回归最本真的自然。“我们山上还有其他朋友，有画家可以教画画，我可以教语文。有中科院的朋友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植物园里可以学植物，也可以学学昆虫。”
他心心念念给马格写童话，把对大儿子疏于交流的内疚都在小儿子身上找补回来。“我希望马格以后是读着老爸的童话长大的。不是别人的童话，也不是喜羊羊。”
他读了三十多遍《小王子》，十多遍《骑鹅旅行记》，近一年内，还将《霍比特人》反复读了三四遍。“我要造一片园林，我把这片园林自己起一个名叫‘湾格花原’，我要写一系列的童话。里面可能会有蜘蛛，有精灵。”“湾格花原”实际是马原一家人的缩写—大儿子马大“湾”、小儿子马“格”、太太李小“花”以及马“原”自己。
他在山上见得最多的动物是蜘蛛，最感兴趣的动物也是蜘蛛。“生物扎堆，人也扎堆，蜘蛛本身不扎堆，在生物不扎堆的地方也能活。”马原说，“蜘蛛是所有昆虫里最耐得住寂寞的。”看了看一旁玩耍的马格，又说：“如果他要学昆虫，我希望他能学蜘蛛。”
这是近两年大部分国内报纸和杂志关于马原重回文学界的导语。
文学界之外的马原，在南糯山种地的马原，在当幼童父亲的马原，以及肺癌病人马原，均不是这些文章的重点。这些文章的重点，是二十年前那个说“小说已死”的马原和二十年后带着自己的长篇小说凯旋的马原之间的矛盾性。
相对于回来了，本刊更倾向于称呼其“回归了”。马原回归了山林，回归了小说界，又即将回归到人类本初的叙述—给儿子马格写童话。这是一个多面向的马原，而非仅仅讲述那个跟文学挂钩的马原。
成了“马渊明”
“学陶渊明很容易的。”马原说。在南糯山住了N年的他不复当年的白皙，皮肤变黑了，身体变瘦了，精神头反而变好了—从外表来看，谁都不会相信他是肺癌病人。
马原说，古往今来的文人都以陶渊明为楷模，但能做到的寥寥无几。“中国历史上没有两百个陶渊明，没有二十万个陶渊明，甚至没有第二个陶渊明。”
独马原成了“马渊明”。
他本来打算试一试的山居之行，现在已经“试”了五年有余。带着太太李小花，小儿子马格，在西双版纳盛产普洱茶的南糯山安了家。夏天 ，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都被“烧烤”的时候，每天保持在舒舒服服的二十多度里，“我老婆一直喊冷，老说下山暖和暖和去”。
马渊明家安在了半山腰冷清的乡村小学里，不是上山就是下山，“没有一条不上不下的路给你”。两条腿杆子一伸出来，上面满布着重重划痕。那是每天穿着短裤在草丛里穿行的痕迹。以前的衣服穿在现在的马原身上晃晃荡荡的，裤子也因为身体的消瘦显得极为肥大，像是当爸爸的拿了儿子马大湾的衣服偷穿。“我过去190斤，现在160斤，我已经回到了17岁的体重，又到了一生最瘦的时候。”
马渊明的一天，是从一双解放军胶鞋开始的。他穿着这双“最便宜，最耐穿”的解放鞋，早上下山拿信件，下午跨进田垅劳作。最近，这双鞋的主人考虑着要把自己过去的“爱驹”宝马轿跑325换成一辆皮卡。“皮卡比SUV实际多了，我要在那生活，我总是把山下的生活必需品运到山上来，跑车上了山就是块废铁。”马原一边说，一边向记者描述他要买的水管，PVC材质，25块钱，三米长。描述完了，马原想了想又说：“你的生活彻底地从都市变成了乡下，这可不是闹着玩。”
马渊明已经开始享受他的“归山原居”了。“我想可能一直都有一点跟时尚反着走的意思。原来没这么多想过，但是今年60岁了。60岁的时候有一点像世纪末，一般一个人正常寿数都能赶上世纪末。发现世纪末的时候大家愿意清点，看看这一个世纪里面哪些事情有意思，60岁也像一个人的世纪末一样。活了一甲子之后，稍微给一甲子做一个归纳，发现总是在做和人家背道而驰的事情。”
写不出来的时候“变成开发商了”
二十年前马原提出“小说已死”，有人说他“叫嚣”。也许是“小说已死”太有想象和解释的空间，大多数人都误会马原这一最著名观点的意思。就像当年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也多被后人附会曲解一般。
“我说的小说已死， 是因为媒介的变化。”马原指着桌上的几台手机，“你们现在一多半的阅读肯定是靠这个和电脑屏幕完成的。”
他不喜欢被冠以“作家”的名号，认为现在“是个写字儿的都叫作家”。归来后的马原，更喜欢被称作概念外延更小一些的“小说家”。叙事，这种早在文字出现前就被人类所需要的命根子，在小说已死的“后小说时代”，依旧是让人放不下的命根子。这种依赖，不以时间推移来计算。
马原说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小说界，是写不出来“被离开”的。“写不出来的时候海明威用猎枪把自己脑袋轰掉了。写不出来的时候茨威格开煤气。写不出来的三毛用袜子套在脖子上把自己勒死了，我跟他们的状况一模一样，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你不知道为什么写不出来，就像现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写得出来。”
写不出来小说的马原被迫离开了安身立命的行当。所有的兴奋点、所有技能随着小说从马原生活的抽离一并弱化了。“还不到40岁，我怎么可以就此什么都不做？”
离开的这二十年，马原写过三个剧本，一个叫《爱的拒绝》，一个叫《谁能够喜怒哀乐自由》，一个叫《都有一颗红色的心》，“写剧本这是跟我原来行当很近的东西。”拍过一部纪录片《中国作家梦：马原和110位作家的对话》，带着算上自己总共两人的摄制组，两年走过两万多公里，采访了120余位文学家，两年光景剪辑成24集电视片，“被中央电视台拒绝了，在地方台播又收不回成本”，最终只好压了箱底。
离开的二十年里，当年身无片瓦的马原还曾经涉足房地产业，在房地产公司做过顾问。他周末走遍各大楼盘看楼消遣，或者说，马原式的“对土地的热爱”，反倒让他看出这中间的门道来。朋友大龙因此强拉他进入自己的公司。“说实话不好拒绝，看在那么实在的薪水的面子上也不好拒绝。”马原笑着回忆那时拿人手短的过程，这之后，看在薪水和朋友面子上劳心劳力，从企划、拿地、概规、建筑设计一直到景观设计，一条龙包圆了。“一群专家们在我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团队，我就变成开发商了。”
回归后的马原依旧延续他口述的写作惯例，助手打字，词汇串成句子，句子串成段落，段落串成小说。二十年前只一部长篇，二十年后的回归，串出来三部。
“只知马云，不知马原”
生于1953的马原，当过农民、做过钳工、写过报道也编过版。60岁退休的地方，是站了13年的三尺讲台。
“我在退休之前当了13年教师，我有这么三大本全本的讲稿集，我觉得没枉做一回马老师。”马老师拍了拍桌上的三册新书，花城出版社给马原出版的三卷本讲义，《细读经典》、《小说密码》、《电影密码》，“我关于叙事文学的前世今生都在这里面了。”马原用在南糯山磨出茧子的大手疼惜地摸了摸这套“凭着口碑走江湖”的丛书书皮，又添了一句：“套用葛优在《天下无贼》里的一句台词，我这套当年花去五六天备一堂90分钟课程的讲义，‘技术含量蛮高的！’”
马老师对自己满意，对学生不满意。尤其对课堂上的本科生不满意。“要是满意我就是病了也会继续讲。”
台上的马老师讲着自己多年来对文学的心得感触，台下的同济学生“玩手机、听音乐、看电脑”，整个班上听得最认真的反倒是那些慕名前来旁听的老读者。于是……
马老师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我不能要求你们一定听我的课，但是你们不爱听我就不讲了。我不跟你们玩了。”
“坏就坏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背后都是一个钱字。”马原回忆起本刊当年在建川博物馆的一次活动上，最边缘化的，反倒是他和陈丹青这些文艺界人士。“商界大佬的话语权比我们这些所谓公众人群话语权要大得多。”面对学生们现在只知道马云，不知道马原，把马云们当做精神教父的既成事实，马老师显得无力，“这时候你讲课有什么意思，你发现你尽心竭力的事情还不如他们饭后茶余，冯仑的书一定比我的书卖得多得多。”
教不了别人的儿子，马原只好在小儿子马格的身上下功夫。他打算像郑渊洁一样，给小马格开个家塾，让教育回归最本真的自然。“我们山上还有其他朋友，有画家可以教画画，我可以教语文。有中科院的朋友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植物园里可以学植物，也可以学学昆虫。”
他心心念念给马格写童话，把对大儿子疏于交流的内疚都在小儿子身上找补回来。“我希望马格以后是读着老爸的童话长大的。不是别人的童话，也不是喜羊羊。”
他读了三十多遍《小王子》，十多遍《骑鹅旅行记》，近一年内，还将《霍比特人》反复读了三四遍。“我要造一片园林，我把这片园林自己起一个名叫‘湾格花原’，我要写一系列的童话。里面可能会有蜘蛛，有精灵。”“湾格花原”实际是马原一家人的缩写—大儿子马大“湾”、小儿子马“格”、太太李小“花”以及马“原”自己。
他在山上见得最多的动物是蜘蛛，最感兴趣的动物也是蜘蛛。“生物扎堆，人也扎堆，蜘蛛本身不扎堆，在生物不扎堆的地方也能活。”马原说，“蜘蛛是所有昆虫里最耐得住寂寞的。”看了看一旁玩耍的马格，又说：“如果他要学昆虫，我希望他能学蜘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