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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朝代不同，蒙古人的元代始终缺乏一个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仁宗盛治”类似的盛世时期，除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政治架构过于简单、财政结构过于粗暴之外，还和元代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有直接关系。
任何一个朝代想要发展出盛世，都要有一个较好的休养生息时期，但元代是个例外。建国者忽必烈从上台起就一直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破坏了元代经济的可持续性。
这些破坏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战争。忽必烈上台之后，就和他的兄弟阿里不哥打了一场内战，为的是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对阿里不哥所在的蒙古本部进行经济封锁，让他无法与外界交换物资，最终孤立并打败了他。但这次战争却使得统一的蒙古解体了，从此忽必烈虽然获得了虚的称号，却再也不可能从其他汗国获得必要的支援。
之后，忽必烈征服了朝鲜和中国南部，加上之前的吐蕃等部和大理，基本上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但这些战争，特别是和南宋的战争旷日持久，元代的财政一直处于危机状态，根本没有时间整理财政和发展经济。
除了这些以胜利告终的战争之外，忽必烈时期还打了许多徒劳无功的败仗。
在日本，蒙古人的战船被台风袭击，致使两次远征都惨淡收场，造就了日本不可入侵的神话，也让本来就不宽裕的财政彻底失控。
在越南，蒙古人三次被击败，损兵折将，越南的民族主义获得了重大进展。
在缅甸，蒙古人占领了蒲甘王朝的首都，大肆劫掠，但是他们没有实力进行长期占领，只能撤退。這次表面上的军事胜利无法掩饰事实上的亏损。
在爪哇，远征军也遭到了惨败。
总之，在忽必烈时代，蒙古人的扩张已经到了极限，四处失败增加了它的财政负担。由于无法建立起稳定的财政结构，崩溃很可能是早晚的事。
其次，政治结构不完整，导致很难从中国南部征收税款。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蒙古征服南宋。但征服了南宋之后，蒙古人却一直没有控制好这个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按照常理，蒙古人征服之后应该努力建立一套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行政架构，并利用这个架构获取常规的税收，并保证民间经济的繁荣。但忽必烈长于军事，对于经济和政治并不看重，也无暇关注如何建立这种结构。
终元一朝，政府始终没有掌握好南方的经济，正规税收不足，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临时措施获得收入。但政策的随意性又破坏了民间正常的经济活动，导致人民的反抗。
到了元代后期，南方的零星反抗不断地冒出来，而政府很难找到有效的镇压手段。军事征服又加重了财政负担，掉入了财政和社会崩溃的旋涡。
再次，纸币的发行缺乏必要的准备金制度。
元代之所以不愿意致力于建设长久有效的税收结构，还在于元政府找到了比从民间抽税更加便捷的方式——印钞票。
元代和宋代一样，有着发达的纸币系统。纸币曾经让马可·波罗惊叹不已，把这一切都写进书里。但这种方式却带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政府缺钱时总是控制不住印钞票的冲动，造成普遍的通货膨胀，相当于征收了额外的通胀税。
忽必烈时期，元代发行了两种钞票。
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政府发行了叫做中统钞的纸币。中统钞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中统元宝钞，这种钞票以银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纸币兑换银；另一类是中统交钞，以纱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纸币兑换纱。
两类货币发行后，以银为储备的中统元宝钞成为主角，并在全国通行。但很快，元政府由于财政的紧张，就开始滥发中统钞，所谓的储备也成了空谈。1260年，中统钞共发行了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公元1265年，发行量为十一万六千二百零八锭。公元1276年，由于和南宋、日本交战的需要，财政出现亏空，发行纸钞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锭。这时，通货膨胀就已经有了苗头。
公元1287年，忽必烈利用色目人桑哥（著名的吐蕃僧人萨迦八思巴的弟子）启动了新的敛财之旅。这一年发行了所谓的至元宝钞，这种宝钞和中统钞的兑换比例是一比五，五锭中统钞只能兑换一锭至元钞。这一下子就将旧钞贬值了五倍，不仅引起了币制的混乱，还让纸钞逐渐失去了信誉。
另外，政府为了刮钱不得不求助于专卖和其他敛财制度。
桑哥以敛财著称。他提高专卖价格和商税，直接打劫了元代的民间贸易系统。桑哥手下的吐蕃僧侣杨链真伽为了寻找财富，甚至刨掉了南宋皇帝的陵墓，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恨。
除了桑哥，还有回族人阿合马、中书右丞卢世荣等，都是有名的理财专家，以加税、专卖和敛财著称。
在元代，甚至连竹子都实行专卖，借口是防止敌方得到竹子制造弓箭。
最后，除了这些方式之外，元代的运河系统和邮递系统也耗费了大量的物资。
由于首都北京地处一个不能自给自足的区域，皇帝和宫廷的消耗不得不从南方运输过来。元代最初是利用海运将南方的粮食运送到北方，后来在公元1289年开通了运河，改走内河运输。但是，运河的维护成本非常高昂，维持首都的正常消耗需要竭尽元王朝的全力。
令马可·波罗感到吃惊的驿站系统也要靠当地人提供马匹，而元代的王公贵族总是在滥用这些邮递系统。驿道上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和政府无关的私人业务，这些业务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转嫁到了维护驿站的当地人头上。
当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整个元王朝已经千疮百孔，财政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因为开国的皇帝继承了蒙古人开疆拓土、好大喜功的传统，他们在获得了整个帝国之后，没有恢复经济和整理财政，于是帝国进入了中年阶段。
（摘自《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任何一个朝代想要发展出盛世，都要有一个较好的休养生息时期，但元代是个例外。建国者忽必烈从上台起就一直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破坏了元代经济的可持续性。
这些破坏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战争。忽必烈上台之后，就和他的兄弟阿里不哥打了一场内战，为的是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对阿里不哥所在的蒙古本部进行经济封锁，让他无法与外界交换物资，最终孤立并打败了他。但这次战争却使得统一的蒙古解体了，从此忽必烈虽然获得了虚的称号，却再也不可能从其他汗国获得必要的支援。
之后，忽必烈征服了朝鲜和中国南部，加上之前的吐蕃等部和大理，基本上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但这些战争，特别是和南宋的战争旷日持久，元代的财政一直处于危机状态，根本没有时间整理财政和发展经济。
除了这些以胜利告终的战争之外，忽必烈时期还打了许多徒劳无功的败仗。
在日本，蒙古人的战船被台风袭击，致使两次远征都惨淡收场，造就了日本不可入侵的神话，也让本来就不宽裕的财政彻底失控。
在越南，蒙古人三次被击败，损兵折将，越南的民族主义获得了重大进展。
在缅甸，蒙古人占领了蒲甘王朝的首都，大肆劫掠，但是他们没有实力进行长期占领，只能撤退。這次表面上的军事胜利无法掩饰事实上的亏损。
在爪哇，远征军也遭到了惨败。
总之，在忽必烈时代，蒙古人的扩张已经到了极限，四处失败增加了它的财政负担。由于无法建立起稳定的财政结构，崩溃很可能是早晚的事。
其次，政治结构不完整，导致很难从中国南部征收税款。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蒙古征服南宋。但征服了南宋之后，蒙古人却一直没有控制好这个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按照常理，蒙古人征服之后应该努力建立一套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行政架构，并利用这个架构获取常规的税收，并保证民间经济的繁荣。但忽必烈长于军事，对于经济和政治并不看重，也无暇关注如何建立这种结构。
终元一朝，政府始终没有掌握好南方的经济，正规税收不足，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临时措施获得收入。但政策的随意性又破坏了民间正常的经济活动，导致人民的反抗。
到了元代后期，南方的零星反抗不断地冒出来，而政府很难找到有效的镇压手段。军事征服又加重了财政负担，掉入了财政和社会崩溃的旋涡。
再次，纸币的发行缺乏必要的准备金制度。
元代之所以不愿意致力于建设长久有效的税收结构，还在于元政府找到了比从民间抽税更加便捷的方式——印钞票。
元代和宋代一样，有着发达的纸币系统。纸币曾经让马可·波罗惊叹不已，把这一切都写进书里。但这种方式却带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政府缺钱时总是控制不住印钞票的冲动，造成普遍的通货膨胀，相当于征收了额外的通胀税。
忽必烈时期，元代发行了两种钞票。
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政府发行了叫做中统钞的纸币。中统钞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中统元宝钞，这种钞票以银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纸币兑换银；另一类是中统交钞，以纱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纸币兑换纱。
两类货币发行后，以银为储备的中统元宝钞成为主角，并在全国通行。但很快，元政府由于财政的紧张，就开始滥发中统钞，所谓的储备也成了空谈。1260年，中统钞共发行了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公元1265年，发行量为十一万六千二百零八锭。公元1276年，由于和南宋、日本交战的需要，财政出现亏空，发行纸钞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锭。这时，通货膨胀就已经有了苗头。
公元1287年，忽必烈利用色目人桑哥（著名的吐蕃僧人萨迦八思巴的弟子）启动了新的敛财之旅。这一年发行了所谓的至元宝钞，这种宝钞和中统钞的兑换比例是一比五，五锭中统钞只能兑换一锭至元钞。这一下子就将旧钞贬值了五倍，不仅引起了币制的混乱，还让纸钞逐渐失去了信誉。
另外，政府为了刮钱不得不求助于专卖和其他敛财制度。
桑哥以敛财著称。他提高专卖价格和商税，直接打劫了元代的民间贸易系统。桑哥手下的吐蕃僧侣杨链真伽为了寻找财富，甚至刨掉了南宋皇帝的陵墓，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恨。
除了桑哥，还有回族人阿合马、中书右丞卢世荣等，都是有名的理财专家，以加税、专卖和敛财著称。
在元代，甚至连竹子都实行专卖，借口是防止敌方得到竹子制造弓箭。
最后，除了这些方式之外，元代的运河系统和邮递系统也耗费了大量的物资。
由于首都北京地处一个不能自给自足的区域，皇帝和宫廷的消耗不得不从南方运输过来。元代最初是利用海运将南方的粮食运送到北方，后来在公元1289年开通了运河，改走内河运输。但是，运河的维护成本非常高昂，维持首都的正常消耗需要竭尽元王朝的全力。
令马可·波罗感到吃惊的驿站系统也要靠当地人提供马匹，而元代的王公贵族总是在滥用这些邮递系统。驿道上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和政府无关的私人业务，这些业务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转嫁到了维护驿站的当地人头上。
当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整个元王朝已经千疮百孔，财政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因为开国的皇帝继承了蒙古人开疆拓土、好大喜功的传统，他们在获得了整个帝国之后，没有恢复经济和整理财政，于是帝国进入了中年阶段。
（摘自《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