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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社会转型与普通学校教育
城市转型是指从传统城市向新型城市的转变过程。城市的社会结构重构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化，是城市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全社会的文化结构，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普及水平，是实现城市近代化社会转型的先决条件。所以建立和健全国民的普通学校教育体系就成为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的必由之路。近代华北城市转型与近代华北教育发展正是这样一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依存关系。
中国的城市近代化转型，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社会环境下，通过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之旅。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资本主义打破了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后，古老的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经济格局之中。天津的九国租界和德国抢占胶州湾，无疑是殖民者血腥征服和民族屈辱的表征，但同时也加快了华北城市与世界交往和城市社会功能的转型。
近代西方教育文化伴随着传教士进入华北而得以逐渐传播，通过战争的强力推动，将西方教育文化输入京津、山东、河北、山西等城市和乡村，使传统教育文化被迫开始了艰难而曲折的文化转型历程。从文化转型过程上看，主要表现为教育文化体系的重构。面对西方近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两种不同特质文化的同时存在，其基本前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估计和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而核心内容是对西方近代教育文化的选择并最终纳入自己的教育文化体系。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时代特点，华北普通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很多是借鉴外国教会学校的模式而逐渐开展起来的。许多传教士就是西方教育在中国的直接宣传者和操作者，在华北各地开办了一系列教会学校，如丁家立在天津、丁韪良在北京、狄考文在山东、李提摩太在山西所办的教会学校，在华北甚至全国都发挥了示范作用；再加上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更是具有独特的办学特色。这些教会学校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教育调整，逐渐成为国立学校教育的支柱。以它们为参照制定的1922年《壬戌学制》，形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完整学制体系，这是华北教育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城市的社会转型，需要输入新的现代的文化元素，而这种新的现代的文化元素的获得，是由逐渐形成的近代普通学校教育来完成的。这是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蜕变过程，始终经历着对传统教育的摒弃与继承、否定与弘扬，对西方教育的接纳与排拒、移植与抗阻，正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认同中，华北地区新的教育体制经过构思与运作、试验与调整而得以形成。
二、城市经济转型与工业技术教育
近代城市转型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城市工商业的繁盛带动了城市实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开埠通商以后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口岸城市日渐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带动了其集散能力的增强，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崛起，改变了城市经济结构和中国内陆经济的布局，城市的经济功能的突显及其对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促使经济组织、经营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之相应的是城市的工业、科技教育的兴起，主要表现为洋务运动时期的实业教育和民国以后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天津在实业教育方面开风气之先，1880年就开办了天津电报学堂，开设了电报实习、基础电信、仪器规章、国际电报规约、电磁学、电测试、铁路电报设备、陆上电线与水下电缆的设置、电报线路测量、材料学、电报地理学、数学、制图、电力照明、英文和中文等课程，毕业生三百多名，成为我国现代通讯技术方面最早的一批专门人才。这些专门的技术人才对华北城市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技术保障作用。20世纪初，天津工商业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具有新式经营思想的人才，加之直隶总督的大力提倡，迅速开办工商业实业教育，并且形成一定的办学规模，受到清廷的赞赏，推为全国之示范。
在华北兴办实业教育卓有成就的周学熙，从日本明治维新走上富民强国之路受到启示，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的局面，必须效法日本，从“军事、教育、制造”入手，“以工求富”；而“工非学不兴，学非工不显”，“兴学”为“振兴工商之基”。他断言：“方今商战之天下，各国以商战实皆以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此时的周学熙已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富强”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更离不开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主张中国如欲“富强”，必须效法日本，走兴学办厂、以学促产之路。在周学熙、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华北的实业教育开展的有声有色。
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是以实业教育的形式出现的，随着普通教育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初步的教学框架。特别是近代学制的相继颁布与实施，初步形成了现代实业教育体系。同时又具有了与当代职业教育相似的一些特点，对后世职业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商业实业教育开办的比较早，其中以天津商会开办的初等、中等商业学堂以及其他职业培训机构，最具近代商业实业教育的办学特色。商会成立后，马上开办了中等商业学堂，商会的总董、会董担任主要职务，并承担了部分课程；著名商人宋则九还专门撰写文章，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新式商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在各界人士的主持和倡议下，天津的商业教育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为天津以及华北地区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才。
三、市民阶层兴起与城市社会教育
近代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人口移居城市，或经商或做工，或从事各种文化职业，久之便成为城市的永久性居民，他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逐渐都市化、市民化。市民人群的存在不仅成为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成为近代城市社会教育成长的肥沃土壤。
天津“从1840年至1936年间有近百万人是外地迁入的，平均每年有万余人来津定居。如果假设18413年的城区人口均为天津本籍人的话，到1936年进人天津的外籍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8.89％。北京居民“除官商兵丁外，其谋生之道，约分两途：一日食力，西人所谓工也；一日食技，西人所谓艺也。食力之中，以当家人、车夫、水夫及瓦作小工四项为大宗；食技之人，以木匠、瓦匠为人数最多，此外尚有各种手艺之人，统计其数，亦不下数十万，皆系客民，并非土著”。这些非土著之人，不论是食力还是食技，都告别了土地，成为城市市民的一员。又据《胶澳志》载，1927年青岛人口达到30多万，其中公务员1603人，军人5900人，警士2055人，教员387人，工业29431人，商业31132人，渔业6799人，学生634人，交通业841人，律师23人，医生116人，记者37人，娼妓449人，无职业49327人。据珀金斯的统计，到1900年华北28 个城市已有城市人口360万人。
城市人口的聚集和流动、社会分层的嬗变，使包括企业家、新型知识分子在内的城市市民阶层成为城市的主要社会力量。其活动逐步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引起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后，需要具备能够在城市生存的一般技能和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因此，“开民智”、“新民德”就成为清末民初对城市市民进行社会教育的一个主题，它使我国近代教育开始从狭窄的学校教育观和英才教育观的价值取向，向社会教育观和国民教育观的价值取向转变。由于它注重的是思想观念的革新、文化的重构，强调且突出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个人价值的体现、个人自由等，使教育回归到教育本身，标志着进入近代以来城市教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城市市民的文化要求为城市社会教育提供了发展的契机，逐渐成长为城市近代教育一个新的分支。
社会教育是以全体民众为对象，在教育的内容、场所、方法和手段上灵活多样，既对失学民众提供补习教育，也为受过一定教育的民众提供继续教育。因此，它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与不同教育需求的各种层次民众的需要，使他们都受到相应程度的教育，接受城市生活需要的知识以及养成各种能力，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进而改良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而城市民众的大多数都是处于一定岗位上的劳工阶层，各种职业培训教育、劳工补习教育等社会教育活动，在增进劳工民众的生产知识、职业技术、管理能力方面显得尤其重要；劳动技能的增长，无疑会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城市经济的不断增长。
社会教育作为中国近代新兴的教育事业，是伴随着中国城市转型和市民阶层的兴起而逐渐确立起自己的重要地位的。因为在近代城市中接受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城市市民，他们作为城市社会教育的受众，在社会教育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社会教育面向社会下层民众进行文化普及工作，适应了中国国情和城市近代化的需要。
伴随着华北城市近代化转型，华北教育也步入了近代化的进程，在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教育、女子教育、平民教育等方面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教育的发展又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转型，体现了城市转型与教育发展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
责任编辑：宋 奇
城市转型是指从传统城市向新型城市的转变过程。城市的社会结构重构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化，是城市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全社会的文化结构，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普及水平，是实现城市近代化社会转型的先决条件。所以建立和健全国民的普通学校教育体系就成为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的必由之路。近代华北城市转型与近代华北教育发展正是这样一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依存关系。
中国的城市近代化转型，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社会环境下，通过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之旅。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资本主义打破了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后，古老的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经济格局之中。天津的九国租界和德国抢占胶州湾，无疑是殖民者血腥征服和民族屈辱的表征，但同时也加快了华北城市与世界交往和城市社会功能的转型。
近代西方教育文化伴随着传教士进入华北而得以逐渐传播，通过战争的强力推动，将西方教育文化输入京津、山东、河北、山西等城市和乡村，使传统教育文化被迫开始了艰难而曲折的文化转型历程。从文化转型过程上看，主要表现为教育文化体系的重构。面对西方近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两种不同特质文化的同时存在，其基本前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估计和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而核心内容是对西方近代教育文化的选择并最终纳入自己的教育文化体系。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时代特点，华北普通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很多是借鉴外国教会学校的模式而逐渐开展起来的。许多传教士就是西方教育在中国的直接宣传者和操作者，在华北各地开办了一系列教会学校，如丁家立在天津、丁韪良在北京、狄考文在山东、李提摩太在山西所办的教会学校，在华北甚至全国都发挥了示范作用；再加上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更是具有独特的办学特色。这些教会学校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教育调整，逐渐成为国立学校教育的支柱。以它们为参照制定的1922年《壬戌学制》，形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完整学制体系，这是华北教育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城市的社会转型，需要输入新的现代的文化元素，而这种新的现代的文化元素的获得，是由逐渐形成的近代普通学校教育来完成的。这是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蜕变过程，始终经历着对传统教育的摒弃与继承、否定与弘扬，对西方教育的接纳与排拒、移植与抗阻，正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认同中，华北地区新的教育体制经过构思与运作、试验与调整而得以形成。
二、城市经济转型与工业技术教育
近代城市转型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城市工商业的繁盛带动了城市实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开埠通商以后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口岸城市日渐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带动了其集散能力的增强，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崛起，改变了城市经济结构和中国内陆经济的布局，城市的经济功能的突显及其对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促使经济组织、经营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之相应的是城市的工业、科技教育的兴起，主要表现为洋务运动时期的实业教育和民国以后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天津在实业教育方面开风气之先，1880年就开办了天津电报学堂，开设了电报实习、基础电信、仪器规章、国际电报规约、电磁学、电测试、铁路电报设备、陆上电线与水下电缆的设置、电报线路测量、材料学、电报地理学、数学、制图、电力照明、英文和中文等课程，毕业生三百多名，成为我国现代通讯技术方面最早的一批专门人才。这些专门的技术人才对华北城市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技术保障作用。20世纪初，天津工商业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具有新式经营思想的人才，加之直隶总督的大力提倡，迅速开办工商业实业教育，并且形成一定的办学规模，受到清廷的赞赏，推为全国之示范。
在华北兴办实业教育卓有成就的周学熙，从日本明治维新走上富民强国之路受到启示，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的局面，必须效法日本，从“军事、教育、制造”入手，“以工求富”；而“工非学不兴，学非工不显”，“兴学”为“振兴工商之基”。他断言：“方今商战之天下，各国以商战实皆以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此时的周学熙已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富强”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更离不开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主张中国如欲“富强”，必须效法日本，走兴学办厂、以学促产之路。在周学熙、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华北的实业教育开展的有声有色。
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是以实业教育的形式出现的，随着普通教育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初步的教学框架。特别是近代学制的相继颁布与实施，初步形成了现代实业教育体系。同时又具有了与当代职业教育相似的一些特点，对后世职业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商业实业教育开办的比较早，其中以天津商会开办的初等、中等商业学堂以及其他职业培训机构，最具近代商业实业教育的办学特色。商会成立后，马上开办了中等商业学堂，商会的总董、会董担任主要职务，并承担了部分课程；著名商人宋则九还专门撰写文章，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新式商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在各界人士的主持和倡议下，天津的商业教育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为天津以及华北地区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才。
三、市民阶层兴起与城市社会教育
近代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人口移居城市，或经商或做工，或从事各种文化职业，久之便成为城市的永久性居民，他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逐渐都市化、市民化。市民人群的存在不仅成为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成为近代城市社会教育成长的肥沃土壤。
天津“从1840年至1936年间有近百万人是外地迁入的，平均每年有万余人来津定居。如果假设18413年的城区人口均为天津本籍人的话，到1936年进人天津的外籍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8.89％。北京居民“除官商兵丁外，其谋生之道，约分两途：一日食力，西人所谓工也；一日食技，西人所谓艺也。食力之中，以当家人、车夫、水夫及瓦作小工四项为大宗；食技之人，以木匠、瓦匠为人数最多，此外尚有各种手艺之人，统计其数，亦不下数十万，皆系客民，并非土著”。这些非土著之人，不论是食力还是食技，都告别了土地，成为城市市民的一员。又据《胶澳志》载，1927年青岛人口达到30多万，其中公务员1603人，军人5900人，警士2055人，教员387人，工业29431人，商业31132人，渔业6799人，学生634人，交通业841人，律师23人，医生116人，记者37人，娼妓449人，无职业49327人。据珀金斯的统计，到1900年华北28 个城市已有城市人口360万人。
城市人口的聚集和流动、社会分层的嬗变，使包括企业家、新型知识分子在内的城市市民阶层成为城市的主要社会力量。其活动逐步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引起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后，需要具备能够在城市生存的一般技能和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因此，“开民智”、“新民德”就成为清末民初对城市市民进行社会教育的一个主题，它使我国近代教育开始从狭窄的学校教育观和英才教育观的价值取向，向社会教育观和国民教育观的价值取向转变。由于它注重的是思想观念的革新、文化的重构，强调且突出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个人价值的体现、个人自由等，使教育回归到教育本身，标志着进入近代以来城市教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城市市民的文化要求为城市社会教育提供了发展的契机，逐渐成长为城市近代教育一个新的分支。
社会教育是以全体民众为对象，在教育的内容、场所、方法和手段上灵活多样，既对失学民众提供补习教育，也为受过一定教育的民众提供继续教育。因此，它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与不同教育需求的各种层次民众的需要，使他们都受到相应程度的教育，接受城市生活需要的知识以及养成各种能力，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进而改良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而城市民众的大多数都是处于一定岗位上的劳工阶层，各种职业培训教育、劳工补习教育等社会教育活动，在增进劳工民众的生产知识、职业技术、管理能力方面显得尤其重要；劳动技能的增长，无疑会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城市经济的不断增长。
社会教育作为中国近代新兴的教育事业，是伴随着中国城市转型和市民阶层的兴起而逐渐确立起自己的重要地位的。因为在近代城市中接受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城市市民，他们作为城市社会教育的受众，在社会教育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社会教育面向社会下层民众进行文化普及工作，适应了中国国情和城市近代化的需要。
伴随着华北城市近代化转型，华北教育也步入了近代化的进程，在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教育、女子教育、平民教育等方面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教育的发展又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转型，体现了城市转型与教育发展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
责任编辑：宋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