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格林利夫》是奥康纳短篇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颇受欢迎的一部,国内外学者多从精神分析角度或反讽写作手法进行研究,一致批判梅太太偏执,内心狭隘,强势蛮横。笔者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揭露梅太太与自然紧密联系的柔性心理以及其颠覆男性中心的女战士形象。
关键词:《格林利夫》 生态女性主义 梅太太 自然 男性中心 女战士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生态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一方面从性别角度切入探讨生态问题;另一方面,从环境视角入手探讨女权主义。[1]26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对于这一理论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呈现多样化的诠释,形成不同的派别(包括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但他们的理解中都不可否认以下两个基本内涵。肯定女性即自然,自然即女性是它的一个基本内涵。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和女性有紧密联系,两者相互依托,融为一体。其主要代表人物苏珊·格里芬在她的著作《妇女与自然:女人心底的怒号》中主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2]226在她看来,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某种特殊隐喻关系,在某种经历和情感体验上会产生共鸣,两者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的第二个基本内涵是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即反对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它(以某个终极的、固定的所指为一切经验、思想和表达的基础,这一终极所指可以以存在、本质、结构、实体、上帝、理性等不同的面目出现,但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层面上控制着主客二分的局面并以暴力和权威作保障)”。[3]18所以一切被认为是普遍真理的二元对立(自然/人类、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感性/理性)都将被颠覆,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机械僵硬的对立转变为辩证统一,双方都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中,从而建立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平等互惠的和谐生态社会。《格林利夫》中的梅太太,就是一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大地母亲”,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权益,寻求两性之间的平等关系,她勇于奋起反抗男性压迫、颠覆男性中心。
二、与自然融合的“大地母亲”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即自然,自然即女性,它们之间存在历时悠久而深刻的密切联系。其主要代表人物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认为;“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而顽固地持续下来。”[4]6在中外文化史上,“大地母亲”这一形象是得到普遍共识的,因为大地给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一切所需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而母亲作为后代子孙的繁衍者和哺育者,无不倾尽所能地给予物质营养和爱的呵护。所以自然和女性密不可分。在《格林利夫》中梅太太是一位早年失去丈夫,在土地跌价的时候买下一块土地并辛苦经营的农场主,靠着这块农场她滋养和哺育她的家人。像大地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物质生产资料一样,她不知疲倦地给孩子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给予他们无尽的爱与温暖。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在几乎身无分文、毫无经验的情况下,离开城市去了一个破败衰落的农场, 并且干成功了。”[5]40这都归结于她对这个农场的辛勤付出:凡事亲力亲为,燕麦、草坪、奶牛等农场里的一切,她都用心地呵护和爱惜。农场就是她的一切,她必须尽心尽力。在她眼里,它,不仅仅是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更是她的精神支柱,情感上得到慰藉的依托。当雇工格林利夫儿子家的公牛入侵她的农场的当晚,她就心烦意乱,难以入眠,在睡梦中想到“它吃啊吃,吃掉一切,在那个东西就要咬到她的胳膊时,她跳了起来,继而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醒了。”[5]28在她看来,象征大自然的农场已与她融为一体,农场就是她,她就是农场。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当男性对自然进行掠夺、破坏,女性感同深受,处于焦虑煎熬中,中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者韦清琦说过“当自然被征服时,女性也遭到奴役”[3]18正是由于女性与自然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梅太太烦躁不安,随即下定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把公牛赶出农场,保护农场的完好无损。当一家人在餐桌上谈论农场被一头公牛入侵时,她的儿子们对此丝毫不关心,并对母亲的担忧犀利讽刺,她失望至极,内心凉了一大截,“她用餐巾擦了擦眼睛,然后站起来走到窗户旁边,盯着面前的那副景象。奶牛们在路那边两块淡绿色的牧场上吃草,在它们的后面,围住它们的是一道黑色的树木之墙,锐利的锯齿挡住了淡漠的天空。两块牧场足以让她平静。”[5]40,此时的她只能从她的农场里寻求慰藉和内心的平静。在梅太太眼里,大自然能与她进行无声的心灵沟通,理解她内心真实的想法,给予她温暖、信心与力量,在她脆弱受伤时,支撑鼓励她。
三、不屈从于压迫,敢于颠覆男性中心的女战士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是掌握一切话语的统治者,他们高高在上,女性和自然只是他们的附属品和奴隶,被利用的工具。当女性温顺、柔和,能很好地满足男性需要时,她们会被尊称为“家庭天使”。女性的个人需求会得以考虑并在压抑中得以生存发展。当女性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制下规定的女性气质,而变得“男性化”时,她们处处受到打击压迫,得不到他人的尊重。《格林利夫》中的梅太太“接受了阿尼玛斯男性意识,便极力压抑自己的阿尼玛女性特征,将自己纳入男性角色的行为规范中。”[6]181她全身充满男性化气质。大嗓门的尖叫是她多年以来的说话习惯,强硬的态度是她一贯的行事风格,就像她自己所言“一切都和你作对,除了铁腕,没有其他办法。”[5]41她的这些言行完全违背当时父权制文化体制所设定的女性形象,遭受她两个儿子斯科菲尔德和韦斯利及其雇工格林立夫毫不留情的欺辱压榨。她的两个儿子,不仅经济上无法实现独立,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母亲体内,源源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而且对她頤指气使,不屑一顾,使之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斯科菲尔德会抓起母亲青筋暴露的小手在众多宾客面前嘲笑她的铁腕。韦斯利讨厌自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讨厌听到关于农场的一切,却从未通过实际行动做出改变。他总是把生活的不满宣泄在母亲的唠叨上“你干吗不做些实在的事情,你这个女人?干吗不像格林利夫夫人那样为我祈祷祈祷?”[5]38而格林利夫, 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权威者,态度傲慢,公然挑衅梅太太的权威,时刻觊觎和剥削她的农场。他对工作不负责,总是慢吞吞地敷衍了事。“每干一件事都非得让她说上三四遍才行,他总是等到请兽医为时已晚时,他才会告诉她哪头奶牛病了;牲口棚着火了,他总会先喊他的老婆去看看火焰的大小,然后才把牲口赶出来。”[5]30对于梅太太的指令他也总是阳奉阴违,嘴上应付了事,实际行动中与梅太太真实意愿背道而驰。当他儿子家的公牛践踏梅太太的农场时,他刻意包庇,被动应对,最终导致赶牛计划的失败和梅太太的惨死。他和他的家人不断地对梅太太进行索取和压榨。“他们就像田野里的百合花,吸走了她辛辛苦苦放进地里的营养。”[5]37 面对这些压迫,梅太太并没有向现实屈服,而是敢于颠覆男性中心,争夺自己的话语权。面对儿子们的冷漠讽刺,她并不一味地充当家庭的牺牲者,甘愿顺从他们去改变成像格林利夫太太那样迷失自我极端信仰宗教的女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虚无主义横行霸道,奥康纳曾经宣称:“如果你生活在今天,你就在呼吸着虚无主义。在我们的教堂内外,你都在呼吸着这种毒气” [7]97它吞噬着每个人的心理,极大冲击和动摇人们对上帝存在意义的认同,“为了在战后的虚无主义带来的混乱和空虚中重建秩序,有些人把人类的希望再次托付在了上帝的身上,企图把上帝从死后的墓穴中唤醒。他们陷入另一种极端的上帝崇拜,传统父权制神学下的二元对立--身体和精神的断裂。”[8]格林利夫太太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整天无所事事,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无止境的“心灵祷告”寻求自我救赎。在她看来,上帝就是至高无上,只要与之进行最虔诚的心灵沟通,上帝会帮你消除一切灾难,疾病和贫穷。她的这种行为受到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追捧,符合“家庭天使”的准则,而梅太太对之十分厌恶。面对格林利夫及其儿子的狡猾压榨,梅太太从不示弱,她跟他已经争斗了15年,对付他几乎成为她的第二性了[5]36。对于他的品性,梅太太了如指掌且嗤之以鼻。在公牛入侵农场这件事上,梅太太洞悉一切。公牛的入侵实则他们的联合欺压,对她农场赤裸裸的剥削。她决不能屈服,她命令格林利夫亲自持枪与她一起按着她的计划对公牛进行剿杀。当她的想法即将付诸实施时,“她的感官敏锐起来:鸟儿在四处鸣叫,草明亮得几乎无法目视,天空是一片咄咄逼人的蓝,‘春天来了’她欢乐的说。”[5]53因为她仿佛看到胜利在即,这次胜利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农场,更能给格林利夫及其儿子的轻视以恶狠狠的反抗。然而不幸的是,梅太太最终以悲剧结尾,她被公牛犄角刺入心脏,倒在冷冰冰的血泊里,她的惨死意味深刻,向世人宣告一个悲痛的事实:在男权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二元对立思维控制下,女性在寻求个人解放发展,企图颠覆这样不平等的对立关系这条道路上步履维艰。
四、结语
由上文分析可知,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梅太太形象,对于梅太太这个人物形象我们会产生全新的认识,她不再是被讥讽的对象——狭隘、偏执、嫉妒,而是值得被颂扬。在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制下,梅太太和它的农场成为被压榨的对象,从儿子们对她的冷嘲热讽,漠不关心到格林利夫一家对她的阳奉阴违,对农场的觊觎都清楚无疑地表明梅太太遭受内外打击和压迫,但面对这样不公平的对待,梅太太无所畏惧,从一言一行中给予他们猛烈的回击。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搏斗中,她始终拒绝维护男性中心主义、誓死争夺自己的话语权、敢于颠覆男性中心,是一位无可争论的女英雄。
参考文献
[1] 武斌.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老人与海》中的大海[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12):26.
[2] Susan,Griffin.Woman and Nature:The Roaring Inside He[M].New York:Harper&Row,1978.
[3] 韦清琦.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J].外国文学动态,2003(4):17- 22.
[4] 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吴国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
[5] 弗兰纳里.奥康纳.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M].仲召明,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6] 冯宜丽.格林利夫中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痕迹[J].小说评论,2010(2):181
[7] O’Connor,Flannery: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M].New York:A Signet Boo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5.
[8] 杨纪平.动词性上帝的萌生——奥康纳的女性主义神学观[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8年春季号):41-46.
关键词:《格林利夫》 生态女性主义 梅太太 自然 男性中心 女战士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生态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一方面从性别角度切入探讨生态问题;另一方面,从环境视角入手探讨女权主义。[1]26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对于这一理论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呈现多样化的诠释,形成不同的派别(包括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但他们的理解中都不可否认以下两个基本内涵。肯定女性即自然,自然即女性是它的一个基本内涵。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和女性有紧密联系,两者相互依托,融为一体。其主要代表人物苏珊·格里芬在她的著作《妇女与自然:女人心底的怒号》中主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2]226在她看来,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某种特殊隐喻关系,在某种经历和情感体验上会产生共鸣,两者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的第二个基本内涵是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即反对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它(以某个终极的、固定的所指为一切经验、思想和表达的基础,这一终极所指可以以存在、本质、结构、实体、上帝、理性等不同的面目出现,但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层面上控制着主客二分的局面并以暴力和权威作保障)”。[3]18所以一切被认为是普遍真理的二元对立(自然/人类、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感性/理性)都将被颠覆,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机械僵硬的对立转变为辩证统一,双方都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中,从而建立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平等互惠的和谐生态社会。《格林利夫》中的梅太太,就是一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大地母亲”,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权益,寻求两性之间的平等关系,她勇于奋起反抗男性压迫、颠覆男性中心。
二、与自然融合的“大地母亲”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即自然,自然即女性,它们之间存在历时悠久而深刻的密切联系。其主要代表人物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认为;“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而顽固地持续下来。”[4]6在中外文化史上,“大地母亲”这一形象是得到普遍共识的,因为大地给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一切所需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而母亲作为后代子孙的繁衍者和哺育者,无不倾尽所能地给予物质营养和爱的呵护。所以自然和女性密不可分。在《格林利夫》中梅太太是一位早年失去丈夫,在土地跌价的时候买下一块土地并辛苦经营的农场主,靠着这块农场她滋养和哺育她的家人。像大地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物质生产资料一样,她不知疲倦地给孩子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给予他们无尽的爱与温暖。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在几乎身无分文、毫无经验的情况下,离开城市去了一个破败衰落的农场, 并且干成功了。”[5]40这都归结于她对这个农场的辛勤付出:凡事亲力亲为,燕麦、草坪、奶牛等农场里的一切,她都用心地呵护和爱惜。农场就是她的一切,她必须尽心尽力。在她眼里,它,不仅仅是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更是她的精神支柱,情感上得到慰藉的依托。当雇工格林利夫儿子家的公牛入侵她的农场的当晚,她就心烦意乱,难以入眠,在睡梦中想到“它吃啊吃,吃掉一切,在那个东西就要咬到她的胳膊时,她跳了起来,继而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醒了。”[5]28在她看来,象征大自然的农场已与她融为一体,农场就是她,她就是农场。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当男性对自然进行掠夺、破坏,女性感同深受,处于焦虑煎熬中,中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者韦清琦说过“当自然被征服时,女性也遭到奴役”[3]18正是由于女性与自然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梅太太烦躁不安,随即下定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把公牛赶出农场,保护农场的完好无损。当一家人在餐桌上谈论农场被一头公牛入侵时,她的儿子们对此丝毫不关心,并对母亲的担忧犀利讽刺,她失望至极,内心凉了一大截,“她用餐巾擦了擦眼睛,然后站起来走到窗户旁边,盯着面前的那副景象。奶牛们在路那边两块淡绿色的牧场上吃草,在它们的后面,围住它们的是一道黑色的树木之墙,锐利的锯齿挡住了淡漠的天空。两块牧场足以让她平静。”[5]40,此时的她只能从她的农场里寻求慰藉和内心的平静。在梅太太眼里,大自然能与她进行无声的心灵沟通,理解她内心真实的想法,给予她温暖、信心与力量,在她脆弱受伤时,支撑鼓励她。
三、不屈从于压迫,敢于颠覆男性中心的女战士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是掌握一切话语的统治者,他们高高在上,女性和自然只是他们的附属品和奴隶,被利用的工具。当女性温顺、柔和,能很好地满足男性需要时,她们会被尊称为“家庭天使”。女性的个人需求会得以考虑并在压抑中得以生存发展。当女性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制下规定的女性气质,而变得“男性化”时,她们处处受到打击压迫,得不到他人的尊重。《格林利夫》中的梅太太“接受了阿尼玛斯男性意识,便极力压抑自己的阿尼玛女性特征,将自己纳入男性角色的行为规范中。”[6]181她全身充满男性化气质。大嗓门的尖叫是她多年以来的说话习惯,强硬的态度是她一贯的行事风格,就像她自己所言“一切都和你作对,除了铁腕,没有其他办法。”[5]41她的这些言行完全违背当时父权制文化体制所设定的女性形象,遭受她两个儿子斯科菲尔德和韦斯利及其雇工格林立夫毫不留情的欺辱压榨。她的两个儿子,不仅经济上无法实现独立,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母亲体内,源源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而且对她頤指气使,不屑一顾,使之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斯科菲尔德会抓起母亲青筋暴露的小手在众多宾客面前嘲笑她的铁腕。韦斯利讨厌自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讨厌听到关于农场的一切,却从未通过实际行动做出改变。他总是把生活的不满宣泄在母亲的唠叨上“你干吗不做些实在的事情,你这个女人?干吗不像格林利夫夫人那样为我祈祷祈祷?”[5]38而格林利夫, 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权威者,态度傲慢,公然挑衅梅太太的权威,时刻觊觎和剥削她的农场。他对工作不负责,总是慢吞吞地敷衍了事。“每干一件事都非得让她说上三四遍才行,他总是等到请兽医为时已晚时,他才会告诉她哪头奶牛病了;牲口棚着火了,他总会先喊他的老婆去看看火焰的大小,然后才把牲口赶出来。”[5]30对于梅太太的指令他也总是阳奉阴违,嘴上应付了事,实际行动中与梅太太真实意愿背道而驰。当他儿子家的公牛践踏梅太太的农场时,他刻意包庇,被动应对,最终导致赶牛计划的失败和梅太太的惨死。他和他的家人不断地对梅太太进行索取和压榨。“他们就像田野里的百合花,吸走了她辛辛苦苦放进地里的营养。”[5]37 面对这些压迫,梅太太并没有向现实屈服,而是敢于颠覆男性中心,争夺自己的话语权。面对儿子们的冷漠讽刺,她并不一味地充当家庭的牺牲者,甘愿顺从他们去改变成像格林利夫太太那样迷失自我极端信仰宗教的女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虚无主义横行霸道,奥康纳曾经宣称:“如果你生活在今天,你就在呼吸着虚无主义。在我们的教堂内外,你都在呼吸着这种毒气” [7]97它吞噬着每个人的心理,极大冲击和动摇人们对上帝存在意义的认同,“为了在战后的虚无主义带来的混乱和空虚中重建秩序,有些人把人类的希望再次托付在了上帝的身上,企图把上帝从死后的墓穴中唤醒。他们陷入另一种极端的上帝崇拜,传统父权制神学下的二元对立--身体和精神的断裂。”[8]格林利夫太太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整天无所事事,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无止境的“心灵祷告”寻求自我救赎。在她看来,上帝就是至高无上,只要与之进行最虔诚的心灵沟通,上帝会帮你消除一切灾难,疾病和贫穷。她的这种行为受到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追捧,符合“家庭天使”的准则,而梅太太对之十分厌恶。面对格林利夫及其儿子的狡猾压榨,梅太太从不示弱,她跟他已经争斗了15年,对付他几乎成为她的第二性了[5]36。对于他的品性,梅太太了如指掌且嗤之以鼻。在公牛入侵农场这件事上,梅太太洞悉一切。公牛的入侵实则他们的联合欺压,对她农场赤裸裸的剥削。她决不能屈服,她命令格林利夫亲自持枪与她一起按着她的计划对公牛进行剿杀。当她的想法即将付诸实施时,“她的感官敏锐起来:鸟儿在四处鸣叫,草明亮得几乎无法目视,天空是一片咄咄逼人的蓝,‘春天来了’她欢乐的说。”[5]53因为她仿佛看到胜利在即,这次胜利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农场,更能给格林利夫及其儿子的轻视以恶狠狠的反抗。然而不幸的是,梅太太最终以悲剧结尾,她被公牛犄角刺入心脏,倒在冷冰冰的血泊里,她的惨死意味深刻,向世人宣告一个悲痛的事实:在男权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二元对立思维控制下,女性在寻求个人解放发展,企图颠覆这样不平等的对立关系这条道路上步履维艰。
四、结语
由上文分析可知,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梅太太形象,对于梅太太这个人物形象我们会产生全新的认识,她不再是被讥讽的对象——狭隘、偏执、嫉妒,而是值得被颂扬。在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制下,梅太太和它的农场成为被压榨的对象,从儿子们对她的冷嘲热讽,漠不关心到格林利夫一家对她的阳奉阴违,对农场的觊觎都清楚无疑地表明梅太太遭受内外打击和压迫,但面对这样不公平的对待,梅太太无所畏惧,从一言一行中给予他们猛烈的回击。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搏斗中,她始终拒绝维护男性中心主义、誓死争夺自己的话语权、敢于颠覆男性中心,是一位无可争论的女英雄。
参考文献
[1] 武斌.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老人与海》中的大海[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12):26.
[2] Susan,Griffin.Woman and Nature:The Roaring Inside He[M].New York:Harper&Row,1978.
[3] 韦清琦.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J].外国文学动态,2003(4):17- 22.
[4] 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吴国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
[5] 弗兰纳里.奥康纳.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M].仲召明,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6] 冯宜丽.格林利夫中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痕迹[J].小说评论,2010(2):181
[7] O’Connor,Flannery: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M].New York:A Signet Boo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5.
[8] 杨纪平.动词性上帝的萌生——奥康纳的女性主义神学观[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8年春季号):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