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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3月12日本报曾刊发《西部软件崛起打响第一枪》，回顾了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会和成都软件产业近4年来的发展历程。由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发起举办的“中国软件两会”（中国软件百强总裁高峰会和中国软件服务应用大会）也将在今年4月举行的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会期间召开。为什么会出现中外软件厂商成都淘金的热潮呢？带着问题，本报记者又一次深入成都。
作为成都软件产业的主要载体，成都高新区软件企业的发展基本上代表了成都软件发展的水平。
2005年10月的一个下午，在接到一个电话之后，GGL亚洲有限公司西部区总经理刘敏予坐在椅子上愣了好一会儿。这让周围的同事有些奇怪，因为平时的刘敏予办事从来都是雷厉风行了。
电话是成都市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仕清打来的，在接到杨仕清电话的前一天，刘敏予才刚通过朋友向杨仕清透露了GGL在中国设立分部的想法。刘敏予事后曾表示，这也为GGL之后能够迅速与成都“联姻”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目睹并感受了成都市的高效率后，“仅仅经过短短3天的考察，我们就决定了把中国区总部设在成都。”刘敏予表示。
其实，梳理一下已经落户成都的软件巨头，不难发现，能够果断把握机遇的绝不仅仅是GGL一家。2006年，IBM把全球服务执行中心放在了成都，赛门铁克也把成都作为其“中国西部战略”的据点，微软早已把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落户成都，甲骨文、SAP、BEA、金蝶、用友、神州数码、金山等国内外软件巨头也都先后抢滩成都，并且不断扩大规模。一股软件企业成都淘金的热潮已经悄然兴起。
格局篇
在中国软件产业“东西”严重失衡的背景下，成都软件业的发展超乎常规，而这也是其成为“西部淘金”主要载体的原因所在。
东西失衡
由于中国软件产业正朝着集中式的方向发展，因此东西部地区软件产业差距正在不断拉大。信息产业部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就印证了这一点。
报告显示，2006年1月～11月，全国软件产业实现收入3660亿元，同比增长21.2%。其中，软件收入前5位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合计占全国的70%。软件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共有8个省市，依次是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福建、辽宁。这8个省市软件收入合计达到3118亿元，占全国软件收入的85.2％，而其余21个省市的软件收入只占14.8%。
在这份名单中，无论是软件收入的前5名，或者是软件收入超过100亿元，都没有一个西部省市能够进入。中国软件产业东西部失衡已经日趋严重。
而根据另一份对软件产品出口的统计，2006年1月～8月，全国软件产品出口21.1亿美元，同比增长36.9%，其中广东仍是软件出口主要地区，占全部出口总额的55.6%。其次是上海、北京、江苏、辽宁和山东等省市，累计软件产品出口均超过1亿美元。这6个省市累计软件产品出口占全国软件产品出口的90%以上。在软件出口方面，西部省市的差距更趋明显。
东西部在软件产业发展上差距明显，到西部淘金的软件企业不可能没有觉察到，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一位软件巨头的西区负责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该负责人表示，他们并没有“偏向虎山行”，因为在“东西失衡”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失衡”影响着他们的抉择。
小森林中的大树
该负责人向记者分析了这一另外的“失衡”：与全国的软件产业格局一样，西部软件产业也呈现出区域集中的发展趋势，除了成都、西安、重庆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以外，其他城市的软件业发展甚至不能用“产业”来形容。他表示，在这几个西部软件业发展的龙头城市中，成都的中心地位不可动摇。
成都的西部中心地位来自于综合实力。“近年来，成都市委、市政府把软件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谋划和推进，全市软件产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成都市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仕清说道。
据杨仕清介绍，通过明确发展定位，积极推进产业聚集，成都已经在软件外包、IC设计、信息安全、数字娱乐等重点领域取得了较大发展：软件外包产值突破3000万美元，正在形成以东软、颠峰、四凯等为核心的软件外包企业群；IC设计方面通过引进Intel、中芯国际等国际知名IC企业，聚拢了40多家IC设计企业；信息安全方面以国家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基地为主体，撑起了全国信息安全领域的半壁江山；数字娱乐方面通过“引进”和“培育”等手段，聚集了大批优秀企业，使得成都成为国家重要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基地。另外，成都还通过加快载体建设、提高承载能力、打造公共技术平台、健全人才培育体系等措施，大大优化了产业发展环境。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06年成都市软件产业产值达180亿元（注：这一数值中包括了附带的硬件产值在内），同比增长32.91%；软件出口收入达5000万美元，同比增长59.28%。其中，软件产业产值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六，不仅超过了同样地处西部的西安和重庆，还超过了大连、天津、杭州等东部沿海城市。
“即使小森林，也能长出参天大树，而且并不一定会比大森林里的大树小。”一位Intel软件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已经不再只是西部软件业的中心了，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全国的范围去看待，以它的影响力赶超东部发达城市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机遇篇
要在国际软件产业链的分工，以及国际现代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过程中谋得机会，成都不但要用“条件”说话，更要以思路取胜。
扬长避短
2006年2月27日，在成都市软件产业发展工作会上，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就“发展软件产业是成都扬长避短的战略选择”这一论题曾有过精彩阐述。他指出，软件产业具有投资规模小、产品周期短、边际成本低、与其他产业渗透性及关联性较强等特点，成都发展软件产业，应该依托成都的文化、教育以及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
无疑，正是“扬长避短”的思路，让成都与软件结缘。那么，在国际现代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过程中，在逐渐参与到国际软件产业链分工的过程中，与国内其他主要软件城市相比，成都拥有哪些“长”，又该避免哪些“短”呢？
“与国内其他主要软件城市，特别是与中西部主要软件城市的对比中，成都具备了一定的比较优势。”Intel在成都的一位软件园经理表示，“从发展历史来看，成都历来都是国家电子工业的战略性和功能性部署地，拥有较好的通讯基础设施条件和较多的IT科研实力储备；在人才方面，成都依托众多高校，软件人才储备充足，在人才的成本上也具备比较优势；在本地市场方面，成都‘三中心、两枢纽’定位下的区域辐射能力，使得成都软件业拥有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本地应用市场。”
而GGL亚洲有限公司西部区总经理刘敏予则认为，良好的人居环境和人文环境、较低的生活成本、充足的文化创意氛围条件、由政府对软件产业的高度重视而带来的优惠产业政策，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高效率的服务等因素，也成为成都吸引软件企业和人才的“软力量”。
在软件业发展上，成都虽然在某些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比较优势，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国内外先进地区相比，差距还比较明显。“软件企业整体规模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软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外向度不高；软件人才结构不合理；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有待改善。”一位刚到成都成立了服务执行中心的软件公司负责人敏锐地指出了成都现存的问题，他表示：“以上几点都是成都亟需改善的。要扬长避短，成都就必须尽快制定相应措施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以促进本地软件产业的发展。”
产业链中找机会
2004年9月，一个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绍华牵头的课题组，向成都市领导提交了一份名为《创建世界办公室中国园区（成都）战略研究》的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成都创建世界办公室、大力发展软件外包的机会。
报告认为，依托相对良好的产业基础，凭借人才储备和低成本的优势，成都在发展低端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方面，将大有可为。报告还指出，依照印度服务业承接发展的历程及经验，以承接低端软件外包服务经验的培养，可以逐渐增强成都对高端业务和其他领域业务的竞争力，最终达到软件业规模化和全面发展的目的。
对此，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勇也认为，在软件外包方面，国际外包的发展才仅仅开始，即便印度也只是暂时具备优势，成都的机会还很多。
关于外包在国际软件产业链中的地位，在探讨中国是否应该大力发展外包的过程中，一些业界人士认为，外包虽然能迅速扩大区域软件产业规模，但在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上似乎贡献不大。
对此，刘勇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全球化分工的加剧，产业的裂化将成为趋势，如果成都能够在产业中的某部分做到全球最佳，对于成都来说，那就是核心竞争力。当然，成都软件业的机会在刘勇眼中，也绝不仅仅是外包。
刘勇表示，随着国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大战略的提出，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将为软件产业创造巨大的内需。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特别是西部区域市场，将为成都软件产业的发展带来一次重要的机遇。
道路篇
面对国际、国内的机遇，成都软件业有怎样的发展愿景；又将如何通过把握这些机会，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直接关系到成都软件产业发展的前景。
八大标准树品牌
对于成都而言，无论是要在承接国际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上有所建树，还是要力抓信息化建设所创造的巨大国内市场，打造其软件产业的区域品牌是必走的一步。
对于打造成都软件产业的区域品牌，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过重要论述。李春城指出，成都要集中力量推进软件产业发展，要努力创造自己的品牌，把各类资源都统筹起来，向外展示成都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良好的发展规划和人力资源优势，形成舆论上的强势氛围；要让国内外产业界看好成都软件，说起中国软件就会想起成都。
为此，从产业和企业的层面，成都确立了八大标准来衡量其软件产业的发展。“当成都软件产业的发展达到了八大标准的水平，成都软件区域品牌的树立也就水到渠成了。”刘勇表示。
刘勇向记者介绍了这八大标准：“从产业的层面，我们为软件大发展制订了四大标准,分别为：产业大聚焦、企业大提量、人员大规模、产品大市场；从企业层面，对企业能力的提升也有四大标准，分别为：具备可持续的创新能力、企业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企业对国际以及国内高端人才吸引能力的增强、企业在国际国内业务的吞吐能力上的提升。”
刘勇表示，为了促进八大标准的早日达成，为了尽快打造成都软件业自身的区域品牌，成都将努力创造条件，一切以有利于产业资源富集和产业资本增值为出发点，从促成产业聚集与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入手，加大对软件产业的扶持力度。
主打综合牌
有人的看法却不同。“无论是打造软件产业的区域品牌，还是摸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对于成都软件产业而言都是一个太大的命题。成都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抓住机会之前就设定一条发展道路。”一位成都软件行业资深人士这样认为。他表示，既然成都软件的目标是国际软件与服务外包，以及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国内市场，那就需要在这两方面下大功夫，整合各种资源，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策略。
政府方面肯定是希望能尽快摸索出适合成都软件发展的道路。“就目前来说，就国际外包和国内信息化应用市场，成都都具备了清晰的发展思路。”杨仕清向记者透露，早在2006年2月27日，在成都市软件产业发展工作会上，成都市委、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软件产业发展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其中就对成都软件在国际外包以及国内市场的发展思路做了仔细的梳理。
据悉，作为成都软件外包的龙头企业，成都颠峰软件已经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但已经在国内的北京、上海以及大连建立了分支机构，在美国和日本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颠峰软件CEO张玮向记者表示。
在国内信息化市场方面，《意见》指出，成都要不断推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的信息化应用水平，以拓展信息化应用需求，从而拓展本地软件产业的发展空间；要大力实施软件产品的标准化和品牌战略，打造天府软件品牌，从而拓宽国内市场。
对此，刘勇认为，成都软件业在行业信息化市场、特殊行业市场以及西部区域市场具备很强的优势，但成都软件业还需要进一步塑造品牌，发挥成都的区域枢纽优势，大力拓展内需。
“与主打外包牌、主攻国际外包市场的大连，以及主打应用牌、主攻国内行业应用市场的杭州不同，成都打出的是综合牌。”一位分析人士表示，“对于国际外包市场以及国内软件市场，成都采取的策略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作为成都软件产业的主要载体，成都高新区软件企业的发展基本上代表了成都软件发展的水平。
2005年10月的一个下午，在接到一个电话之后，GGL亚洲有限公司西部区总经理刘敏予坐在椅子上愣了好一会儿。这让周围的同事有些奇怪，因为平时的刘敏予办事从来都是雷厉风行了。
电话是成都市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仕清打来的，在接到杨仕清电话的前一天，刘敏予才刚通过朋友向杨仕清透露了GGL在中国设立分部的想法。刘敏予事后曾表示，这也为GGL之后能够迅速与成都“联姻”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目睹并感受了成都市的高效率后，“仅仅经过短短3天的考察，我们就决定了把中国区总部设在成都。”刘敏予表示。
其实，梳理一下已经落户成都的软件巨头，不难发现，能够果断把握机遇的绝不仅仅是GGL一家。2006年，IBM把全球服务执行中心放在了成都，赛门铁克也把成都作为其“中国西部战略”的据点，微软早已把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落户成都，甲骨文、SAP、BEA、金蝶、用友、神州数码、金山等国内外软件巨头也都先后抢滩成都，并且不断扩大规模。一股软件企业成都淘金的热潮已经悄然兴起。
格局篇
在中国软件产业“东西”严重失衡的背景下，成都软件业的发展超乎常规，而这也是其成为“西部淘金”主要载体的原因所在。
东西失衡
由于中国软件产业正朝着集中式的方向发展，因此东西部地区软件产业差距正在不断拉大。信息产业部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就印证了这一点。
报告显示，2006年1月～11月，全国软件产业实现收入3660亿元，同比增长21.2%。其中，软件收入前5位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合计占全国的70%。软件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共有8个省市，依次是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福建、辽宁。这8个省市软件收入合计达到3118亿元，占全国软件收入的85.2％，而其余21个省市的软件收入只占14.8%。
在这份名单中，无论是软件收入的前5名，或者是软件收入超过100亿元，都没有一个西部省市能够进入。中国软件产业东西部失衡已经日趋严重。
而根据另一份对软件产品出口的统计，2006年1月～8月，全国软件产品出口21.1亿美元，同比增长36.9%，其中广东仍是软件出口主要地区，占全部出口总额的55.6%。其次是上海、北京、江苏、辽宁和山东等省市，累计软件产品出口均超过1亿美元。这6个省市累计软件产品出口占全国软件产品出口的90%以上。在软件出口方面，西部省市的差距更趋明显。
东西部在软件产业发展上差距明显，到西部淘金的软件企业不可能没有觉察到，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一位软件巨头的西区负责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该负责人表示，他们并没有“偏向虎山行”，因为在“东西失衡”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失衡”影响着他们的抉择。
小森林中的大树
该负责人向记者分析了这一另外的“失衡”：与全国的软件产业格局一样，西部软件产业也呈现出区域集中的发展趋势，除了成都、西安、重庆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以外，其他城市的软件业发展甚至不能用“产业”来形容。他表示，在这几个西部软件业发展的龙头城市中，成都的中心地位不可动摇。
成都的西部中心地位来自于综合实力。“近年来，成都市委、市政府把软件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谋划和推进，全市软件产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成都市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仕清说道。
据杨仕清介绍，通过明确发展定位，积极推进产业聚集，成都已经在软件外包、IC设计、信息安全、数字娱乐等重点领域取得了较大发展：软件外包产值突破3000万美元，正在形成以东软、颠峰、四凯等为核心的软件外包企业群；IC设计方面通过引进Intel、中芯国际等国际知名IC企业，聚拢了40多家IC设计企业；信息安全方面以国家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基地为主体，撑起了全国信息安全领域的半壁江山；数字娱乐方面通过“引进”和“培育”等手段，聚集了大批优秀企业，使得成都成为国家重要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基地。另外，成都还通过加快载体建设、提高承载能力、打造公共技术平台、健全人才培育体系等措施，大大优化了产业发展环境。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06年成都市软件产业产值达180亿元（注：这一数值中包括了附带的硬件产值在内），同比增长32.91%；软件出口收入达5000万美元，同比增长59.28%。其中，软件产业产值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六，不仅超过了同样地处西部的西安和重庆，还超过了大连、天津、杭州等东部沿海城市。
“即使小森林，也能长出参天大树，而且并不一定会比大森林里的大树小。”一位Intel软件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已经不再只是西部软件业的中心了，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全国的范围去看待，以它的影响力赶超东部发达城市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机遇篇
要在国际软件产业链的分工，以及国际现代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过程中谋得机会，成都不但要用“条件”说话，更要以思路取胜。
扬长避短
2006年2月27日，在成都市软件产业发展工作会上，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就“发展软件产业是成都扬长避短的战略选择”这一论题曾有过精彩阐述。他指出，软件产业具有投资规模小、产品周期短、边际成本低、与其他产业渗透性及关联性较强等特点，成都发展软件产业，应该依托成都的文化、教育以及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
无疑，正是“扬长避短”的思路，让成都与软件结缘。那么，在国际现代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过程中，在逐渐参与到国际软件产业链分工的过程中，与国内其他主要软件城市相比，成都拥有哪些“长”，又该避免哪些“短”呢？
“与国内其他主要软件城市，特别是与中西部主要软件城市的对比中，成都具备了一定的比较优势。”Intel在成都的一位软件园经理表示，“从发展历史来看，成都历来都是国家电子工业的战略性和功能性部署地，拥有较好的通讯基础设施条件和较多的IT科研实力储备；在人才方面，成都依托众多高校，软件人才储备充足，在人才的成本上也具备比较优势；在本地市场方面，成都‘三中心、两枢纽’定位下的区域辐射能力，使得成都软件业拥有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本地应用市场。”
而GGL亚洲有限公司西部区总经理刘敏予则认为，良好的人居环境和人文环境、较低的生活成本、充足的文化创意氛围条件、由政府对软件产业的高度重视而带来的优惠产业政策，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高效率的服务等因素，也成为成都吸引软件企业和人才的“软力量”。
在软件业发展上，成都虽然在某些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比较优势，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国内外先进地区相比，差距还比较明显。“软件企业整体规模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软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外向度不高；软件人才结构不合理；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有待改善。”一位刚到成都成立了服务执行中心的软件公司负责人敏锐地指出了成都现存的问题，他表示：“以上几点都是成都亟需改善的。要扬长避短，成都就必须尽快制定相应措施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以促进本地软件产业的发展。”
产业链中找机会
2004年9月，一个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绍华牵头的课题组，向成都市领导提交了一份名为《创建世界办公室中国园区（成都）战略研究》的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成都创建世界办公室、大力发展软件外包的机会。
报告认为，依托相对良好的产业基础，凭借人才储备和低成本的优势，成都在发展低端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方面，将大有可为。报告还指出，依照印度服务业承接发展的历程及经验，以承接低端软件外包服务经验的培养，可以逐渐增强成都对高端业务和其他领域业务的竞争力，最终达到软件业规模化和全面发展的目的。
对此，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勇也认为，在软件外包方面，国际外包的发展才仅仅开始，即便印度也只是暂时具备优势，成都的机会还很多。
关于外包在国际软件产业链中的地位，在探讨中国是否应该大力发展外包的过程中，一些业界人士认为，外包虽然能迅速扩大区域软件产业规模，但在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上似乎贡献不大。
对此，刘勇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全球化分工的加剧，产业的裂化将成为趋势，如果成都能够在产业中的某部分做到全球最佳，对于成都来说，那就是核心竞争力。当然，成都软件业的机会在刘勇眼中，也绝不仅仅是外包。
刘勇表示，随着国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大战略的提出，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将为软件产业创造巨大的内需。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特别是西部区域市场，将为成都软件产业的发展带来一次重要的机遇。
道路篇
面对国际、国内的机遇，成都软件业有怎样的发展愿景；又将如何通过把握这些机会，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直接关系到成都软件产业发展的前景。
八大标准树品牌
对于成都而言，无论是要在承接国际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上有所建树，还是要力抓信息化建设所创造的巨大国内市场，打造其软件产业的区域品牌是必走的一步。
对于打造成都软件产业的区域品牌，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过重要论述。李春城指出，成都要集中力量推进软件产业发展，要努力创造自己的品牌，把各类资源都统筹起来，向外展示成都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良好的发展规划和人力资源优势，形成舆论上的强势氛围；要让国内外产业界看好成都软件，说起中国软件就会想起成都。
为此，从产业和企业的层面，成都确立了八大标准来衡量其软件产业的发展。“当成都软件产业的发展达到了八大标准的水平，成都软件区域品牌的树立也就水到渠成了。”刘勇表示。
刘勇向记者介绍了这八大标准：“从产业的层面，我们为软件大发展制订了四大标准,分别为：产业大聚焦、企业大提量、人员大规模、产品大市场；从企业层面，对企业能力的提升也有四大标准，分别为：具备可持续的创新能力、企业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企业对国际以及国内高端人才吸引能力的增强、企业在国际国内业务的吞吐能力上的提升。”
刘勇表示，为了促进八大标准的早日达成，为了尽快打造成都软件业自身的区域品牌，成都将努力创造条件，一切以有利于产业资源富集和产业资本增值为出发点，从促成产业聚集与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入手，加大对软件产业的扶持力度。
主打综合牌
有人的看法却不同。“无论是打造软件产业的区域品牌，还是摸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对于成都软件产业而言都是一个太大的命题。成都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抓住机会之前就设定一条发展道路。”一位成都软件行业资深人士这样认为。他表示，既然成都软件的目标是国际软件与服务外包，以及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国内市场，那就需要在这两方面下大功夫，整合各种资源，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策略。
政府方面肯定是希望能尽快摸索出适合成都软件发展的道路。“就目前来说，就国际外包和国内信息化应用市场，成都都具备了清晰的发展思路。”杨仕清向记者透露，早在2006年2月27日，在成都市软件产业发展工作会上，成都市委、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软件产业发展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其中就对成都软件在国际外包以及国内市场的发展思路做了仔细的梳理。
据悉，作为成都软件外包的龙头企业，成都颠峰软件已经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但已经在国内的北京、上海以及大连建立了分支机构，在美国和日本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颠峰软件CEO张玮向记者表示。
在国内信息化市场方面，《意见》指出，成都要不断推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的信息化应用水平，以拓展信息化应用需求，从而拓展本地软件产业的发展空间；要大力实施软件产品的标准化和品牌战略，打造天府软件品牌，从而拓宽国内市场。
对此，刘勇认为，成都软件业在行业信息化市场、特殊行业市场以及西部区域市场具备很强的优势，但成都软件业还需要进一步塑造品牌，发挥成都的区域枢纽优势，大力拓展内需。
“与主打外包牌、主攻国际外包市场的大连，以及主打应用牌、主攻国内行业应用市场的杭州不同，成都打出的是综合牌。”一位分析人士表示，“对于国际外包市场以及国内软件市场，成都采取的策略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