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所谓有效教学（effective teaching），客观地说，就是在符合时代和个体积极价值建构前提下其效率在一定时空内不低于平均水准的教学——这一源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的概念似乎是专门为我们的教学改革提出来的，只是国内关于有效教学的讨论虽汗牛充栋，但这些讨论大多只停留于理论探讨或教学体会层面，很少有人能举出一个具体的案例（而不是一大堆理论）对你说：这就是有效教学！
有效教学作为一个概念虽“新”而“洋”，但事实上自有专门的学校教育以来，作为一种教学活动本身，它始终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用这样一个专有名词来命名，没有用这样一个概念来加以集中讨论。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描绘的那位先生（寿镜吾，名怀鉴，晚号菊叟，1849～1929年）的教学就是典型的有效教学：其效率不但在一定时空内高于平均水准的教学（“三味书屋”当时是绍兴最著名的私塾，除了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它培养出的文化名人还有寿孝天、寿洙邻等），其教育理念也符合时代和个体积极价值建构。
而后面这一点恰恰是最容易被误读误解的。很多人在鲁迅先生的这篇回忆性散文中没有读出作者对三味书屋的深情眷念——如果三味书屋中的教学模式真的充分体现了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身心的束缚和损害，鲁迅先生在时隔多年后还会以一种优美的文字和品味的心情去“朝花夕拾”吗？
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位值得去怀念的老师必定是一位好老师，他的课堂必定是好课堂。鲁迅离开“三味书屋”多年后还和他的老师寿镜吾先生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单凭这一点，你就不能认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包含了作者强烈的褒貶之情，认为百草园的清新、亮丽、神奇与三味书屋的所谓昏暗、枯燥、森严、无味形成了鲜明对比。
诚然，对比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一大特色。但这里的对比并没有对立的意思，纯真的自然情趣和醇厚的人文气息，孩童的游戏与成长的教育——这种对比并不只是体现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之间，而是贯穿全篇。比如在对百草园自然景物的描述后关于美女蛇的的“教训”，以及百草园冬天的“无味”和下雪捕麻雀的“有趣”。只是寿镜吾先生不可能像长妈妈讲美女蛇故事一样去解释“怪哉是怎么一回事”，他只能像闰土的父亲教鲁迅捕麻雀那样告诉他无论做什么都要有耐心。
当然，要确认三味书屋的教学是有效教学，我们还必须对其课堂模式进行更加深入和具体的分析说明。
一、课堂的界限
1.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有效教学虽然重在效率，但这种效率的获得需要一种真正的人文关怀，需要营造一种既能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又能使其宁静致远的学习氛围。这种氛围是通过“和谐课堂”（学生、老师、教学过程及其环境的和谐统一）的有机构成体现出来的。你很难想象如果缺少了那些顽皮的学童、那位儒雅的先生以及同学们从园子里返回后“人声鼎沸”的朗读情景，三味书屋还能称之为三味书屋。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里的三味书屋并不是作为百草园的对立面存在的，而是它的自然延伸，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必然要进入成人阶段，二者之间并非是对立的一样。事实上，从作者的描述来看，第一次走进三味书屋的感觉比他之前想象的要好得多，他不再把它当做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以及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所应受到的惩罚，这个被称为“全城中最严厉的书塾”并非那么阴森可怕，这里虽然没有熟悉的蟋蟀们、覆盆子们和木莲们，但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和桂花树上寻蝉蜕，或者捉了苍蝇喂蚂蚁……
这里该有的似乎都有：除了自然的，还有人文的，比如那幅“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的画——这个可以有；不希望有的还真没有：居然没有孔子的牌位。死气沉沉的东西在这里是没有位置的，哪怕是至圣先师他老人家的牌位。显然，作者是喜欢这样一个所在的，不然他不会用一种轻松而又亲切的口气告诉你：“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
从12岁开始直到18岁离开绍兴外出求学，大约有六年时间鲁迅是在三味书屋中度过的。六年时间面对的是同一位老师，同样的课堂，同样的教学方式，竟然一点厌烦的感觉都没有，竟然在20多年后深情地回忆在三味书屋中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时光，可见三味书屋和先生的教学该有怎样的魅力。今天的老师，在一个班上连上两节课都很不容易了，如果你让他整天面对同样的班级，同样的面孔，即便老师不崩溃，学生也早就受不了了。
今天人们走进三味书屋，可能会感觉到它的狭小和昏暗，因为大家早已习惯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但对少年鲁迅来说，这里就像百草园一样永远值得怀念。其实，对于教室和课堂而言，并不在乎它的硬件设施有多好，关键在于它的内涵和氛围，在于它能否吸引学生，能给学生带来什么。那些批评三味书屋教育模式刻板的人往往只看到他们自己想象中的“枯燥乏味”，却忽视了百草园其实也远非其想象的那样美好这一客观事实，忘记了鲁迅先生在文中所说的“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土”这一实情。
一个面积其实也很小，而且其中确乎只有一些野草的园子为什么对孩子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今天的公园就像今天的学校一样，一个比一个修得漂亮，一个比一个花的钱多。但有多少孩子能乐在其中呢？还不如小小的百草园：“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寿镜吾先生显然是知道其中的奥妙所在的，因为“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而且最重要的是，寿镜吾先生并没有将这园子和教室隔离开来，即便是在上课的时候，他也没有关上那扇能让学生偷偷溜到园子里的门。对今天的老师来说，在上课时关掉那扇门的确太容易了。但三味书屋却并不存在那种严格的课堂边界，如果你学累了需要休息一下，尽可以“偷偷”溜进园子里玩一会儿。只要溜出去的比例控制在大家默认的范围里（整个三味书屋也就八九个学生），你肯定是不会被“发现”的。 因而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像寿镜吾先生那样，斩钉截铁的说声“不知道”，因为在先生看来，与其满足这种荒诞的好奇心，还不如让去园子里寻蚕蜕，或捉了苍蝇喂蚂蚁，那样不但能让孩子们好好放松一下，还能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
事实上，如果老师在课堂上的不当行为真的伤害了学生的话，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今天人们常常用来指责三味书屋打击儿童求知欲和天性的所谓“怪哉门”事件不但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反倒让小小的鲁迅知道了该怎么求知、该如何做人，因为“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这里也不应该还停留在百草园和长妈妈讲故事的阶段，于是“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进步可谓与日俱增。
真正的有效教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谓“有效”，主要是指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所获得的具体进步或发展。设若学生不想学或者学了没有收获，即使教师教得再认真再“精彩”也是无效教学；或者学生想听“摆龙门阵”一样听得“津津有味”但没有学到真正的知识和智慧，也是无效或低效教学。因而学生有无进步或发展是判断教学是否有效最客观的指标。
2.戒尺和刻在桌上的“早”字
再怎么开明和人性化的课堂都必须有个尺度，所谓“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三味书屋当然不能例外。你可以在读书读累了的时候“偷偷溜进”园子里玩一会儿，或者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或用一种用“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但你不能随便迟到旷课，不能不按时完成课业，否则你就会尝到“戒尺”的味道。
不过三味书屋中摆放的那条戒尺其功能更多的在于它的警示意义而非实用价值，因为那条戒尺只是醒目地摆在那里，并不常用。三味书屋也有罚跪的规则，也不常用。不常用并不等于没有必要，读书做学问和做人一样，不懂规矩是不行的。即便是游戏也有它的规则，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都必须有其比赛规则和界限，设立规则和界限的目的不是为了束缚竞技，而是为了促使竞技水平的提高，为了更好地超越自我和对手，实现“更新、更好、更高”的目标。
鲁迅13岁那年，祖父因科场案被逮捕入狱，父亲长期患病，少年鲁迅不得不常到当铺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然后去药店给父亲买药。据说有次父亲病情突然加重，鲁迅一大早就去当铺和药店，再去三味书屋时先生已经开始上课了，先生毫不客气地警告他“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虽然事出有因，但鲁迅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低着头默默地接受，事后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迟到。
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频繁地去当铺、跑药店，家里更多的事情都落在了他肩上，只是他比以前起得更早。当他每次准时跑进私塾，看到课桌上的“早”字，相必都会有一种迎难而上而“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三、边际效应的最大化
1.先生的为人
教师的为人是决定有效教学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一个学生不喜欢甚至讨厌其老师的为人，即便这个教师的课讲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离开了学生的“学”，教师的“教”也就没有意义了。很多学生之所以不喜欢某一门功课，之所以某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学得不好，并非是其缺乏这方面的天赋，也不是任课教师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而是学生对教这门课的老师太失望太反感了。一旦学生对老师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他还能好好听课吗？即便他想学也很难学进去，何况他很可能会认为学不好并非是件坏事——至少不会成为老师这样不受欢迎的人。
三味书屋之所以能成为绍兴最著名的私塾，少年鲁迅之所以被送到这里，并且深深地热爱上这里，就因为这里的先生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对一个家长、学生、社会都信得过教师来说，这三者都是必需的，一个都不能少。
先说方正。所谓方正，亦即为人正直、正派，做事公平、公正。孔子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论语·子路》）对教师来说，“方正”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的公平和公正上面：“如果教师是公正的，那么学生就愿意接受他的教育，甚至他的衣着打扮、讲话方式等，学生也愿意接受，如果教师是不公正的，学生认为他经常偏袒一些人，那么学生就不愿意接受教师的教育。”①三味书屋之所以成为绍兴最著名的私塾，跟寿镜吾先生“极方正”的做法及其良好的公众形象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都很难接受一个为人做事“不方正”的老师。
而寿镜吾先生之所以能做到“极方正”，主要在于他“质朴”的本性。虽然一个有着公平、正直理念的人在思想和行为上也能做到“极方正”，但如果缺乏质朴的本性，这种方正可能带有刻意为之的痕迹。而寿镜吾先生的行为不但极方正，而且很有亲和力，鲁迅第一次见到他，就感到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一个戴着大眼镜的老先生对一个学童来说是很容易“望而生畏”的，但寿镜吾先生却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的质朴和蔼，少年鲁迅才敢像问长妈妈那样在“上完生书”后唐突地问他“怪哉是怎么一回事？”也正是因为先生的“方正”，他才收起平时的和蔼，板着脸回答说“不知道”。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对学生进行一种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引导很重要。现在有些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口味和所谓的“求知欲”，不是在课堂上东扯西拉、奇谈怪论，就是兜售一些陈旧的、落后的低级趣味，还美其名曰“勇于创新”。有人认为三味书屋的先生“很迂腐”，是封建落后的私塾教育的典型代表，但事实上，寿镜吾先生不但不在课堂上搞科举应试教育，甚至极力反对和阻拦他那位在科举考试中名列三甲的儿子去京城会考。
三味书屋之所以被公认为绍兴城最好的私塾当然离不开寿镜吾先生的博学，而先生的博学则来自他的好读书，一个博学而好学的教师自然会给学生以很好的表率作用。学生们来三味书屋是干什么的？既然是来读书的，那就应该多读书、读好书。“博学”不应该只理解为名词，还应该把它看做动词，因为作为知识积累结果的“博学”来自于知识积累过程的“博学”。相信每一个走进三味书屋的学生都希望成为像先生一样博学的人，而先生则在他的课堂上真正营造了一种“人声鼎沸”的读书气氛。不像现在很多老师，只让学生读，自己像局外人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师自己都不愿读书，还能指望学生去热爱读书么？ 寿镜吾先生则不然，往往当“我们的声音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今天的语文课堂教学在越来越富有现代科技含量、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的同时，却渐渐失去了语文教学独有的、原初的魅力，那就是好文章是读出来的，而不是图示和讲解出来的。真正的语文有效教学是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读书的快乐。而要让学生感到读书是快乐的，老师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老师必须让他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学生，而不是口头上大谈“应该如何读书”以及“读书如何快乐”。你自己都做不到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干吗要让别人去做？
2.园子和抽屉里的游戏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效教学必须掌握好时间和节奏。现在的课堂教学时间划分得很整齐，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便于安排教学，缺点是缺乏弹性。因为什么时候需要休息因教学内容、学习强度和学生自身的特点而异，于是这样的现象在课堂上出现是常有的：学生已经学不进了，下课时间未到；学生正听得很投入很有收获，下课的铃声却突然响起。
三味书屋则不然。三味书屋的课间休息时间是不固定的，如果你学累了或你的学习任务告一段落，你可以自己悄悄地溜进园子里换换脑筋，休闲一下：无论是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还是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都是可以的。当然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不至于影响书屋里其他同学的学习。不过同学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便会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哪里去了！’”课间休息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于是同学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因为大家本来就不是一起溜出来的。
除了去园子里玩，课堂里的“小动作”也是被允许的：“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 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
三味书屋总共不到十个学生，在老师眼皮下做这样的“小动作”不可能不被发现，但奇怪的是从没听说有人在课堂里做游戏“被发现”并因此受到惩罚。水至清则无鱼，寿镜吾先生显然是懂得学生心理的。
因为游戏是人的本性，而且游戏并不就是——也不应该成为学习的对立面。游戏是可以帮助和促进学习的，这一点鲁迅先生在文章中也说得很清楚：“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适当的游戏不但不影响学习，还可以培养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包括自立和经济能力，作者在文中提到“画的成绩”及其“经济效益”时，显然有一种的颇为自得的成就感。
游戏的教育意义鲁迅在前面关于百草园的回忆中也提到过：“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促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显然，这个捕捉麻雀的游戏是要有耐心的。知识和智慧源于生活，而生活总是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游戏。尽管生活并不等于游戏，但一个不会游戏的人显然缺乏必要的生存能力，因为很多生活经验和智慧都是通过游戏（包括观察其他生物的游戏活动）获得的，尤其是在没有专门的学校教育的时代。学校教育虽然比原始的游戏教育更加“科学”，但它毕竟是建立在原初的游戏教育基础上，失去了游戏精神和游戏趣味，教育很容易走向其反面。
不只是在园子里和抽屉里，在三味书屋的教学中也始终保持着一种“游戏”氛围。比如对课：从三言到五言，再到七言。现今国人文字功底之所以普遍不高，跟现代语文教学缺乏“对对子”这种文字游戏环节大有关系。而即便是朗读，三味书屋也是不同凡响，充满自由自在的游戏色彩：“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的……”，先生自己更是全身心地陶醉在吟诵之中——整个三味书屋就是一首“欢乐颂”交响乐，一副美妙的吟诵图，一座“读书大比拼”的快乐大本营。
总之，这里没有严格的组织教学，没有严格的课堂边界，也没有现代教学理念作为指导，但它却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有效教学精神，达到了一种高水平的有效教学效果——小小三味书屋之所以能走出鲁迅等一批文化大家，在于它营造了一种能将课堂的边际效应发挥到最大化（“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和谐文化氛围：三味书屋的有效教学是通过其“和谐课堂”整体功能发挥出来的，这样的课堂教学如果还算不上是有效教学的话（显然它无法用“有效教学”的条条框框去套），那么“有效教学”或者只能存在于理论和假设之中了。
[本文系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中小学素质教育中心”（项目代码：090-044035）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朱小曼.《教育职场：教师的道德成长》.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作者通联：陈俊平，武汉市第四十九初级中学；卢世林，湖北大学教育学院]
有效教学作为一个概念虽“新”而“洋”，但事实上自有专门的学校教育以来，作为一种教学活动本身，它始终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用这样一个专有名词来命名，没有用这样一个概念来加以集中讨论。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描绘的那位先生（寿镜吾，名怀鉴，晚号菊叟，1849～1929年）的教学就是典型的有效教学：其效率不但在一定时空内高于平均水准的教学（“三味书屋”当时是绍兴最著名的私塾，除了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它培养出的文化名人还有寿孝天、寿洙邻等），其教育理念也符合时代和个体积极价值建构。
而后面这一点恰恰是最容易被误读误解的。很多人在鲁迅先生的这篇回忆性散文中没有读出作者对三味书屋的深情眷念——如果三味书屋中的教学模式真的充分体现了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身心的束缚和损害，鲁迅先生在时隔多年后还会以一种优美的文字和品味的心情去“朝花夕拾”吗？
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位值得去怀念的老师必定是一位好老师，他的课堂必定是好课堂。鲁迅离开“三味书屋”多年后还和他的老师寿镜吾先生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单凭这一点，你就不能认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包含了作者强烈的褒貶之情，认为百草园的清新、亮丽、神奇与三味书屋的所谓昏暗、枯燥、森严、无味形成了鲜明对比。
诚然，对比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一大特色。但这里的对比并没有对立的意思，纯真的自然情趣和醇厚的人文气息，孩童的游戏与成长的教育——这种对比并不只是体现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之间，而是贯穿全篇。比如在对百草园自然景物的描述后关于美女蛇的的“教训”，以及百草园冬天的“无味”和下雪捕麻雀的“有趣”。只是寿镜吾先生不可能像长妈妈讲美女蛇故事一样去解释“怪哉是怎么一回事”，他只能像闰土的父亲教鲁迅捕麻雀那样告诉他无论做什么都要有耐心。
当然，要确认三味书屋的教学是有效教学，我们还必须对其课堂模式进行更加深入和具体的分析说明。
一、课堂的界限
1.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有效教学虽然重在效率，但这种效率的获得需要一种真正的人文关怀，需要营造一种既能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又能使其宁静致远的学习氛围。这种氛围是通过“和谐课堂”（学生、老师、教学过程及其环境的和谐统一）的有机构成体现出来的。你很难想象如果缺少了那些顽皮的学童、那位儒雅的先生以及同学们从园子里返回后“人声鼎沸”的朗读情景，三味书屋还能称之为三味书屋。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里的三味书屋并不是作为百草园的对立面存在的，而是它的自然延伸，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必然要进入成人阶段，二者之间并非是对立的一样。事实上，从作者的描述来看，第一次走进三味书屋的感觉比他之前想象的要好得多，他不再把它当做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以及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所应受到的惩罚，这个被称为“全城中最严厉的书塾”并非那么阴森可怕，这里虽然没有熟悉的蟋蟀们、覆盆子们和木莲们，但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和桂花树上寻蝉蜕，或者捉了苍蝇喂蚂蚁……
这里该有的似乎都有：除了自然的，还有人文的，比如那幅“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的画——这个可以有；不希望有的还真没有：居然没有孔子的牌位。死气沉沉的东西在这里是没有位置的，哪怕是至圣先师他老人家的牌位。显然，作者是喜欢这样一个所在的，不然他不会用一种轻松而又亲切的口气告诉你：“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
从12岁开始直到18岁离开绍兴外出求学，大约有六年时间鲁迅是在三味书屋中度过的。六年时间面对的是同一位老师，同样的课堂，同样的教学方式，竟然一点厌烦的感觉都没有，竟然在20多年后深情地回忆在三味书屋中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时光，可见三味书屋和先生的教学该有怎样的魅力。今天的老师，在一个班上连上两节课都很不容易了，如果你让他整天面对同样的班级，同样的面孔，即便老师不崩溃，学生也早就受不了了。
今天人们走进三味书屋，可能会感觉到它的狭小和昏暗，因为大家早已习惯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但对少年鲁迅来说，这里就像百草园一样永远值得怀念。其实，对于教室和课堂而言，并不在乎它的硬件设施有多好，关键在于它的内涵和氛围，在于它能否吸引学生，能给学生带来什么。那些批评三味书屋教育模式刻板的人往往只看到他们自己想象中的“枯燥乏味”，却忽视了百草园其实也远非其想象的那样美好这一客观事实，忘记了鲁迅先生在文中所说的“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土”这一实情。
一个面积其实也很小，而且其中确乎只有一些野草的园子为什么对孩子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今天的公园就像今天的学校一样，一个比一个修得漂亮，一个比一个花的钱多。但有多少孩子能乐在其中呢？还不如小小的百草园：“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寿镜吾先生显然是知道其中的奥妙所在的，因为“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而且最重要的是，寿镜吾先生并没有将这园子和教室隔离开来，即便是在上课的时候，他也没有关上那扇能让学生偷偷溜到园子里的门。对今天的老师来说，在上课时关掉那扇门的确太容易了。但三味书屋却并不存在那种严格的课堂边界，如果你学累了需要休息一下，尽可以“偷偷”溜进园子里玩一会儿。只要溜出去的比例控制在大家默认的范围里（整个三味书屋也就八九个学生），你肯定是不会被“发现”的。 因而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像寿镜吾先生那样，斩钉截铁的说声“不知道”，因为在先生看来，与其满足这种荒诞的好奇心，还不如让去园子里寻蚕蜕，或捉了苍蝇喂蚂蚁，那样不但能让孩子们好好放松一下，还能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
事实上，如果老师在课堂上的不当行为真的伤害了学生的话，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今天人们常常用来指责三味书屋打击儿童求知欲和天性的所谓“怪哉门”事件不但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反倒让小小的鲁迅知道了该怎么求知、该如何做人，因为“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这里也不应该还停留在百草园和长妈妈讲故事的阶段，于是“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进步可谓与日俱增。
真正的有效教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谓“有效”，主要是指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所获得的具体进步或发展。设若学生不想学或者学了没有收获，即使教师教得再认真再“精彩”也是无效教学；或者学生想听“摆龙门阵”一样听得“津津有味”但没有学到真正的知识和智慧，也是无效或低效教学。因而学生有无进步或发展是判断教学是否有效最客观的指标。
2.戒尺和刻在桌上的“早”字
再怎么开明和人性化的课堂都必须有个尺度，所谓“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三味书屋当然不能例外。你可以在读书读累了的时候“偷偷溜进”园子里玩一会儿，或者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或用一种用“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但你不能随便迟到旷课，不能不按时完成课业，否则你就会尝到“戒尺”的味道。
不过三味书屋中摆放的那条戒尺其功能更多的在于它的警示意义而非实用价值，因为那条戒尺只是醒目地摆在那里，并不常用。三味书屋也有罚跪的规则，也不常用。不常用并不等于没有必要，读书做学问和做人一样，不懂规矩是不行的。即便是游戏也有它的规则，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都必须有其比赛规则和界限，设立规则和界限的目的不是为了束缚竞技，而是为了促使竞技水平的提高，为了更好地超越自我和对手，实现“更新、更好、更高”的目标。
鲁迅13岁那年，祖父因科场案被逮捕入狱，父亲长期患病，少年鲁迅不得不常到当铺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然后去药店给父亲买药。据说有次父亲病情突然加重，鲁迅一大早就去当铺和药店，再去三味书屋时先生已经开始上课了，先生毫不客气地警告他“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虽然事出有因，但鲁迅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低着头默默地接受，事后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迟到。
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频繁地去当铺、跑药店，家里更多的事情都落在了他肩上，只是他比以前起得更早。当他每次准时跑进私塾，看到课桌上的“早”字，相必都会有一种迎难而上而“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三、边际效应的最大化
1.先生的为人
教师的为人是决定有效教学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一个学生不喜欢甚至讨厌其老师的为人，即便这个教师的课讲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离开了学生的“学”，教师的“教”也就没有意义了。很多学生之所以不喜欢某一门功课，之所以某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学得不好，并非是其缺乏这方面的天赋，也不是任课教师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而是学生对教这门课的老师太失望太反感了。一旦学生对老师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他还能好好听课吗？即便他想学也很难学进去，何况他很可能会认为学不好并非是件坏事——至少不会成为老师这样不受欢迎的人。
三味书屋之所以能成为绍兴最著名的私塾，少年鲁迅之所以被送到这里，并且深深地热爱上这里，就因为这里的先生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对一个家长、学生、社会都信得过教师来说，这三者都是必需的，一个都不能少。
先说方正。所谓方正，亦即为人正直、正派，做事公平、公正。孔子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论语·子路》）对教师来说，“方正”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的公平和公正上面：“如果教师是公正的，那么学生就愿意接受他的教育，甚至他的衣着打扮、讲话方式等，学生也愿意接受，如果教师是不公正的，学生认为他经常偏袒一些人，那么学生就不愿意接受教师的教育。”①三味书屋之所以成为绍兴最著名的私塾，跟寿镜吾先生“极方正”的做法及其良好的公众形象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都很难接受一个为人做事“不方正”的老师。
而寿镜吾先生之所以能做到“极方正”，主要在于他“质朴”的本性。虽然一个有着公平、正直理念的人在思想和行为上也能做到“极方正”，但如果缺乏质朴的本性，这种方正可能带有刻意为之的痕迹。而寿镜吾先生的行为不但极方正，而且很有亲和力，鲁迅第一次见到他，就感到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一个戴着大眼镜的老先生对一个学童来说是很容易“望而生畏”的，但寿镜吾先生却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的质朴和蔼，少年鲁迅才敢像问长妈妈那样在“上完生书”后唐突地问他“怪哉是怎么一回事？”也正是因为先生的“方正”，他才收起平时的和蔼，板着脸回答说“不知道”。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对学生进行一种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引导很重要。现在有些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口味和所谓的“求知欲”，不是在课堂上东扯西拉、奇谈怪论，就是兜售一些陈旧的、落后的低级趣味，还美其名曰“勇于创新”。有人认为三味书屋的先生“很迂腐”，是封建落后的私塾教育的典型代表，但事实上，寿镜吾先生不但不在课堂上搞科举应试教育，甚至极力反对和阻拦他那位在科举考试中名列三甲的儿子去京城会考。
三味书屋之所以被公认为绍兴城最好的私塾当然离不开寿镜吾先生的博学，而先生的博学则来自他的好读书，一个博学而好学的教师自然会给学生以很好的表率作用。学生们来三味书屋是干什么的？既然是来读书的，那就应该多读书、读好书。“博学”不应该只理解为名词，还应该把它看做动词，因为作为知识积累结果的“博学”来自于知识积累过程的“博学”。相信每一个走进三味书屋的学生都希望成为像先生一样博学的人，而先生则在他的课堂上真正营造了一种“人声鼎沸”的读书气氛。不像现在很多老师，只让学生读，自己像局外人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师自己都不愿读书，还能指望学生去热爱读书么？ 寿镜吾先生则不然，往往当“我们的声音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今天的语文课堂教学在越来越富有现代科技含量、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的同时，却渐渐失去了语文教学独有的、原初的魅力，那就是好文章是读出来的，而不是图示和讲解出来的。真正的语文有效教学是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读书的快乐。而要让学生感到读书是快乐的，老师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老师必须让他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学生，而不是口头上大谈“应该如何读书”以及“读书如何快乐”。你自己都做不到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干吗要让别人去做？
2.园子和抽屉里的游戏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效教学必须掌握好时间和节奏。现在的课堂教学时间划分得很整齐，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便于安排教学，缺点是缺乏弹性。因为什么时候需要休息因教学内容、学习强度和学生自身的特点而异，于是这样的现象在课堂上出现是常有的：学生已经学不进了，下课时间未到；学生正听得很投入很有收获，下课的铃声却突然响起。
三味书屋则不然。三味书屋的课间休息时间是不固定的，如果你学累了或你的学习任务告一段落，你可以自己悄悄地溜进园子里换换脑筋，休闲一下：无论是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还是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都是可以的。当然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不至于影响书屋里其他同学的学习。不过同学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便会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哪里去了！’”课间休息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于是同学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因为大家本来就不是一起溜出来的。
除了去园子里玩，课堂里的“小动作”也是被允许的：“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 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
三味书屋总共不到十个学生，在老师眼皮下做这样的“小动作”不可能不被发现，但奇怪的是从没听说有人在课堂里做游戏“被发现”并因此受到惩罚。水至清则无鱼，寿镜吾先生显然是懂得学生心理的。
因为游戏是人的本性，而且游戏并不就是——也不应该成为学习的对立面。游戏是可以帮助和促进学习的，这一点鲁迅先生在文章中也说得很清楚：“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适当的游戏不但不影响学习，还可以培养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包括自立和经济能力，作者在文中提到“画的成绩”及其“经济效益”时，显然有一种的颇为自得的成就感。
游戏的教育意义鲁迅在前面关于百草园的回忆中也提到过：“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促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显然，这个捕捉麻雀的游戏是要有耐心的。知识和智慧源于生活，而生活总是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游戏。尽管生活并不等于游戏，但一个不会游戏的人显然缺乏必要的生存能力，因为很多生活经验和智慧都是通过游戏（包括观察其他生物的游戏活动）获得的，尤其是在没有专门的学校教育的时代。学校教育虽然比原始的游戏教育更加“科学”，但它毕竟是建立在原初的游戏教育基础上，失去了游戏精神和游戏趣味，教育很容易走向其反面。
不只是在园子里和抽屉里，在三味书屋的教学中也始终保持着一种“游戏”氛围。比如对课：从三言到五言，再到七言。现今国人文字功底之所以普遍不高，跟现代语文教学缺乏“对对子”这种文字游戏环节大有关系。而即便是朗读，三味书屋也是不同凡响，充满自由自在的游戏色彩：“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的……”，先生自己更是全身心地陶醉在吟诵之中——整个三味书屋就是一首“欢乐颂”交响乐，一副美妙的吟诵图，一座“读书大比拼”的快乐大本营。
总之，这里没有严格的组织教学，没有严格的课堂边界，也没有现代教学理念作为指导，但它却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有效教学精神，达到了一种高水平的有效教学效果——小小三味书屋之所以能走出鲁迅等一批文化大家，在于它营造了一种能将课堂的边际效应发挥到最大化（“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和谐文化氛围：三味书屋的有效教学是通过其“和谐课堂”整体功能发挥出来的，这样的课堂教学如果还算不上是有效教学的话（显然它无法用“有效教学”的条条框框去套），那么“有效教学”或者只能存在于理论和假设之中了。
[本文系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中小学素质教育中心”（项目代码：090-044035）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朱小曼.《教育职场：教师的道德成长》.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作者通联：陈俊平，武汉市第四十九初级中学；卢世林，湖北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