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大唐新语》里记载的王义方。这个唐代名臣的官位不高，最兴旺的时候，无非是担任侍御史，因为有正义感，不畏强权，手里的纠察、弹劾之权，一直运用得风生水起。
　　传说，他刚当上侍御史的时候，“意望殊高，忽略人间细务”。买了一座宅院，钱款已经一次性付清。几天后，王义方指着院子中的两棵青梧树对朋友惊呼：“我忘记给这树的钱了。”马上叫来宅子的原主人，付钱四千。他的朋友说：“树当随宅，无别酬例。”王义方说：“这可是两棵很好的树，怎么能和一般的树木一样对待呢？”等到他后来倒霉被罢黜后，又有人问起这件事，他说，当初觉得自己的职位那么重要，之所以要做不食人间烟火的傻事，“示大耳”。
　　“示大耳”，充大好佬（沪语，意为大人物、重量级人物）罢了。清醒之后的自嘲，贬低自己在道德方面的先锋作用，是一种有利于身心的幽默。善意且旷达的佯傻，无害民众而増进团结、形成和谐。然而王义方如果知道在自己“百年”之后，真正的“大好佬”的不“示”之“大”，肯定要买块豆腐撞死了。
　　明代大奸臣严嵩在“落马”之后被抄家，“清单”上显示：在北京、江苏、江西都有房产，其中仅江西一省就有44所别墅、57所商铺以及6600百间普通住宅。因为不是“自查自律”的结果，所以基本上没有水分。现在，媒体上那些著名的“房叔”“房嫂”，无一不比王义方有气派、有理财的经验兼损人利己的手段。还有几位“房叔”，应该跟王义方是一个“系统”搞“反腐肃贪”的，芥籽般大小的科级“领导”，拥有豪宅数片。“苍蝇”虽然不入流，能量不得了，危害甚大。更有一些乖巧的，他们所不“示”之“大”，在官方的档案里是根本查不到的，手头却都有货真价实的“房产证”。
　　“示大”，跟现代上海人边嘲讽边珍爱的所谓“豁胖”有点类似吗？在过于皮相的环境中，许多人的“豁胖”纯属虚张声势的自卫，聊胜于无。吃“低保”的、拿最低工资的、小区的保安，差不多的都披金戴银，就怕被人家瞧不起。
　　以前老以为“豁胖”是一种病态，病根是穷：虚伪、好面子、乱摆谱。现在看来，“豁胖”是种非常特殊的流感，有免疫力的没有几个。“野百合也有春天”，穷地方的父母官，一旦切盼政绩和享受起来，“豁胖”尤甚。
　　譬如河南的贫困县濮阳也修起豪华办公楼，而县财政竟然为此亏空3亿；四川贫困州西昌市交警大队女子中队配备“标致308CC白色敞篷跑车”巡逻执勤，构筑“风景线”，引发了群众质疑。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急赤白脸地“豁胖”，越能显示本身的胸襟、追求以及其他。
　　肯定也有拿不是自己的血汗钱去“豁胖”的领导，且往往是一掷亿金的大手笔。很久以前，楚共王出宫畋猎，后来发现心爱的宝弓丢失了。他满不在乎——“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利益并未外流，何必一定要找回來呢？大家都认为楚共王心胸开阔。阿Q式的自我宽慰，辗转被升到了“国家观念”，比较滑稽。现在，有不少领导存在改良过的“精神返祖”现象。
　　贫困地区的有些官员极其欢迎人家真金白银的“豁胖”，嘴巴上不断“感恩”的同时，暗地里也埋怨有些“无私”支援的富裕地区，老是在“雁过留声”这方面做足文章，本该仅仅随着轮子飞驰的“京沪广苏，晋豫浙鲁”，却经常铭刻在受援人家建筑物最醒目的位置上，有点喧宾夺主，“XX新村”、“XX小区”，扎营的统统是心怀感激的穷乡亲，而没有一个是踌躇满志掏出银子的新版“王义方”。
　　贫困地区的有些官员因为“马瘦毛长”而产生些愿望，他们指望富裕地区的“豁胖”“豁”到露出囊底，山穷水绝而后已，沧海桑田角色大变换，才算得上是“完全彻底”。他们十分向往院子里种满“青梧树”，巴不得天天碰上王义方的“示大”。这又让善良的人们遗憾并伤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