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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玩具
米夏尔·拉尔德施耐德，58岁，慕尼黑IT安全专家
孩提时的父亲用胶合板、废弃铁皮和布料鼓捣出了他在战争时代看到的东西：约30辆车，包括救护车和邮车、轨道上的货运火车，还有履带汽车和反坦克炮。如今父亲已过世，这些玩具躺在我家地下室。至今我仍对一个孩子能造出这样的东西感到吃惊。
希特勒统治时期，我的爷爷在西门子建设部门做工程师。从图中的这个玩具，可以看出父亲在建造方面的天赋。战后父亲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工程师，在德国建造了很多桥梁和街道。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技术人员，喜爱轨道，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他会记录下家里的每项收支，比如“1978年6月20日，购入一个灯泡，62芬尼”。父亲去世后，我找到了成堆的这类文件，全部是手写。
孩提时的父亲肯定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混乱和无序，而这种感觉从未离开过他。在我成年很久后，他告诉我，我小时候很爱哭，有时他会因此把我甩到墙上。他常因为小事发怒，我很怕他，直到我有了两个女儿之后，这种恐惧感仍然如影随形，或者说一直延续到他去世。
他去世后，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不想变成他那样。我毁掉了他留下的笔记，却不想丢掉这个玩具。但我也不想保留它，然而至今没人想收到一件这样的礼物。
应急储备
芭芭拉·施摩尔特兹克，90岁，现居伯布林根，心理学家
我的父亲是个收藏家，动手能力也超强，正因如此，我们才能顺利熬过战争时代。我还记得1945年冬天他如何将一整个小哨所变成了木柴。图中的这个弹药箱也是他设法弄到的，如今被我们用来装擦鞋工具，放在一个饼干罐旁边。饼干罐中装的是细绳。战时，还是孩子的我会解开——从不剪开——系在包裹上的细绳，也会将包装纸折叠起来收好。
战争始于我十岁生日的第二天。一次空袭中，我的卡尔·迈作品集被烧毁了。我还留着一本有我笔迹的1945年日历，上面连续25天标有“空袭警报”字样。我记得我们从无安宁，不断去往地下室避难。
我们三姐妹现在都还活着，每个人都从战时带了点怪癖到现在的生活中，比如我至今无法坐在电影院的中间位置。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受到了创伤，我更愿意称之为“经历”。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你需要做好应急准备。我们姐妹至今仍在地下室放置应急储备，因此被认为很奇怪，毕竟如今任何东西都可以随时买到。更加奇怪的是，我的女儿们也是这样做的——准备至少够生活4周的储备，放在密封的大口玻璃瓶里。
你还可以从衣柜中衣架的相同朝向来辨认出那些战时的孩子，因为这样，在紧急情况下就可以迅速拿出全部衣服。那时的我们总感觉生存受到威胁：放学路上想着房子是不是还在;由于有部分犹太血统而总担心被告发。我们几乎出于本能就知道不能和别人谈论所有事情，必须时刻注意不要太露锋芒。我想比起对炸弹的恐惧，这一点更加深入我的骨血。
裙褶中的刀
安德莉亚·迪科尔，59岁，巴特施瓦陶银行职员
2004年，我的母亲因帕金森去世后，我又在刀具抽屉里看到了这把刀。母亲生前告诉过我，1945年春，在她16岁时，她的母亲将弟弟赫尔穆特和鲁迪交到她手里，此外还有家人的照片和一把刀。然后他们就被士兵分开了。
母亲带着两个弟弟步行到了格丁尼亚，然后乘上开往哥本哈根的“蒙特·罗萨”号医疗船。他们在一家丹麦难民营生活了4年。她一个年轻姑娘整天和一群士兵相处，我无法想象他们对她做了什么，她也从未告诉我。她只和我说，那把刀一直被她藏在裙褶中。
20世纪50年代初她搬到吕贝克，和我的父亲结了婚，他是一个装配工。我还记得那些晚上，我坐在客厅读书，母亲在厨房边洗碗边歌唱：“飞吧，金龟子！父亲上了战场，母亲在波莫瑞（曾属德国，现大部分位于波兰），波莫瑞被烧毁了。”
她常轻声唱这首歌。那时她已不再随身携带那把刀，而是将它放在抽屉中，也常用它切东西。
母亲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总将一个装有干净内衣和一件裙子的小箱子置于床下，以防突然需要去医院。她有偏头痛，总是做噩梦，却不会因此去看医生。她常骂骂咧咧，从未拥我入怀，但也从没打过我。
她很少和我谈起战争。刚开始她说：“你还小。”后来又说：“无需经历这些，你就庆幸吧！”但她的谨小慎微也影响到了我。尽管我很早就从家里搬了出去，母亲的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比如“这件裙子太短了”或者“邻居到底怎么想的”。
这样说我很难过，但确实是直到母亲去世后我才觉得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我将那把刀保存了起来，现在它仍躺在我的刀具抽屉里。
莫谢克蛋糕
克里斯提安娜·亨瑟尔，54岁，比勒费尔德养老护理员
我的父亲是个壁炉工，一直希望有个女儿。我的母亲怀上我时，他说：“如果是个女孩，我就不会再打你了。”然而，我出生后，他还是继续打她。他自己的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了，他不知该如何做一名父亲。
1945年1月，我的母亲和我的外婆一起逃离西普鲁士。她们本想搭上一艘保护难民的纳粹船，但是由于当时下大雪，她们错过了登船时间。不久，一艘苏联潜艇用鱼雷击沉了这艘船，造成9000多人死亡。母亲说，在去往柏林的途中，一路都能看到被苏联人挂在树上的德国人尸体。她也看到了苏联人劫掠村子、抢走女孩的过程。后来，母亲逃往丹麦，进入难民营，又到波鸿和家人会合，并在那里遇到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母都嗜酒如命，战争毁掉了他们。我最初和祖母一起生活，17岁时搬了出去，18岁时我也成了母亲。
在我的家里，有一个蛋糕模型，是铁铸的，很重。它源自我的外婆，已有90年历史，母亲在逃亡中一直带着它。我们一家用它做大理石蛋糕，并称之为“莫谢克蛋糕”，莫谢克是母亲的昵称。
儿童节目时间
科琳娜·布施，50岁，巴黎作家
2006年，在去世的母亲留给我的棕色文件夹中，我看到了外公的工作证。从1938年到二战结束，外公都在维也纳为国家广播公司工作。在儿童节目时间，他还会用低沉的嗓音朗读童话。
我的母亲患有抑郁症，她認为是偏头痛引发的。她一直坚持为我洗头，从不让我自己洗，有次还把滚烫的水浇到了我的头上，之后说是出于疏忽。我的父亲是个酒鬼，18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常常给我讲他战时偷土豆填肚子的故事，然后总不忘告诉我现在的生活有多好。
十多年过去了，我才得出结论：和这样的父母一起生活，我没法真正开心。去年年底，我带着自己的猫和两个箱子搬到巴黎，也许明年我会去罗马。我总是清楚地记得外公的这张工作证在哪儿，哪怕是在大搬家的混乱中。它总是提醒我自己和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烙 印
克尔杜拉·赫尔-伊本瑙，61岁，佩特尔斯哈根社工
我的祖父在监禁期间雕刻了一个木匣，刻下了他所待过的监狱站点，5个地名，一共3年。如今这个木匣被我放在客厅里。
一战时，祖父在佛兰德参战，右手食指被炮弹击中，最后他带着颈部弹片回到了家。他通过手术取出了一个大弹片，其他小弹片则进入他的身体循环。有时他隔着皮肤摸到一个，就把它挖出来。可以说，战争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他对自己和别人都很严苛，这种性格也影响了我。我的儿子9岁时，我们去波罗的海度假，骑自行车观光时，他不小心摔倒，撞伤了双膝，大哭起来。当时我们离露营地还有5公里远，又没有手机。我没有安抚他，而是对他说，如果不继续往前骑，我就把他交给陌生人。虽然我只这样做了一次，后来却一再想起这件事。
有段时间，我在堵车时总会陷入恐慌。我并没有在逃亡，也没有人朝我射击，只是德国高速公路上一次普通的堵车，却让我的心跳快得可怕。
战争的回声就像这样响彻在几代人的心头。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海外文摘》
2019年第11期〕
米夏尔·拉尔德施耐德，58岁，慕尼黑IT安全专家
孩提时的父亲用胶合板、废弃铁皮和布料鼓捣出了他在战争时代看到的东西：约30辆车，包括救护车和邮车、轨道上的货运火车，还有履带汽车和反坦克炮。如今父亲已过世，这些玩具躺在我家地下室。至今我仍对一个孩子能造出这样的东西感到吃惊。
希特勒统治时期，我的爷爷在西门子建设部门做工程师。从图中的这个玩具，可以看出父亲在建造方面的天赋。战后父亲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工程师，在德国建造了很多桥梁和街道。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技术人员，喜爱轨道，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他会记录下家里的每项收支，比如“1978年6月20日，购入一个灯泡，62芬尼”。父亲去世后，我找到了成堆的这类文件，全部是手写。
孩提时的父亲肯定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混乱和无序，而这种感觉从未离开过他。在我成年很久后，他告诉我，我小时候很爱哭，有时他会因此把我甩到墙上。他常因为小事发怒，我很怕他，直到我有了两个女儿之后，这种恐惧感仍然如影随形，或者说一直延续到他去世。
他去世后，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不想变成他那样。我毁掉了他留下的笔记，却不想丢掉这个玩具。但我也不想保留它，然而至今没人想收到一件这样的礼物。
应急储备
芭芭拉·施摩尔特兹克，90岁，现居伯布林根，心理学家
我的父亲是个收藏家，动手能力也超强，正因如此，我们才能顺利熬过战争时代。我还记得1945年冬天他如何将一整个小哨所变成了木柴。图中的这个弹药箱也是他设法弄到的，如今被我们用来装擦鞋工具，放在一个饼干罐旁边。饼干罐中装的是细绳。战时，还是孩子的我会解开——从不剪开——系在包裹上的细绳，也会将包装纸折叠起来收好。
战争始于我十岁生日的第二天。一次空袭中，我的卡尔·迈作品集被烧毁了。我还留着一本有我笔迹的1945年日历，上面连续25天标有“空袭警报”字样。我记得我们从无安宁，不断去往地下室避难。
我们三姐妹现在都还活着，每个人都从战时带了点怪癖到现在的生活中，比如我至今无法坐在电影院的中间位置。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受到了创伤，我更愿意称之为“经历”。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你需要做好应急准备。我们姐妹至今仍在地下室放置应急储备，因此被认为很奇怪，毕竟如今任何东西都可以随时买到。更加奇怪的是，我的女儿们也是这样做的——准备至少够生活4周的储备，放在密封的大口玻璃瓶里。
你还可以从衣柜中衣架的相同朝向来辨认出那些战时的孩子，因为这样，在紧急情况下就可以迅速拿出全部衣服。那时的我们总感觉生存受到威胁：放学路上想着房子是不是还在;由于有部分犹太血统而总担心被告发。我们几乎出于本能就知道不能和别人谈论所有事情，必须时刻注意不要太露锋芒。我想比起对炸弹的恐惧，这一点更加深入我的骨血。
裙褶中的刀
安德莉亚·迪科尔，59岁，巴特施瓦陶银行职员
2004年，我的母亲因帕金森去世后，我又在刀具抽屉里看到了这把刀。母亲生前告诉过我，1945年春，在她16岁时，她的母亲将弟弟赫尔穆特和鲁迪交到她手里，此外还有家人的照片和一把刀。然后他们就被士兵分开了。
母亲带着两个弟弟步行到了格丁尼亚，然后乘上开往哥本哈根的“蒙特·罗萨”号医疗船。他们在一家丹麦难民营生活了4年。她一个年轻姑娘整天和一群士兵相处，我无法想象他们对她做了什么，她也从未告诉我。她只和我说，那把刀一直被她藏在裙褶中。
20世纪50年代初她搬到吕贝克，和我的父亲结了婚，他是一个装配工。我还记得那些晚上，我坐在客厅读书，母亲在厨房边洗碗边歌唱：“飞吧，金龟子！父亲上了战场，母亲在波莫瑞（曾属德国，现大部分位于波兰），波莫瑞被烧毁了。”
她常轻声唱这首歌。那时她已不再随身携带那把刀，而是将它放在抽屉中，也常用它切东西。
母亲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总将一个装有干净内衣和一件裙子的小箱子置于床下，以防突然需要去医院。她有偏头痛，总是做噩梦，却不会因此去看医生。她常骂骂咧咧，从未拥我入怀，但也从没打过我。
她很少和我谈起战争。刚开始她说：“你还小。”后来又说：“无需经历这些，你就庆幸吧！”但她的谨小慎微也影响到了我。尽管我很早就从家里搬了出去，母亲的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比如“这件裙子太短了”或者“邻居到底怎么想的”。
这样说我很难过，但确实是直到母亲去世后我才觉得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我将那把刀保存了起来，现在它仍躺在我的刀具抽屉里。
莫谢克蛋糕
克里斯提安娜·亨瑟尔，54岁，比勒费尔德养老护理员
我的父亲是个壁炉工，一直希望有个女儿。我的母亲怀上我时，他说：“如果是个女孩，我就不会再打你了。”然而，我出生后，他还是继续打她。他自己的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了，他不知该如何做一名父亲。
1945年1月，我的母亲和我的外婆一起逃离西普鲁士。她们本想搭上一艘保护难民的纳粹船，但是由于当时下大雪，她们错过了登船时间。不久，一艘苏联潜艇用鱼雷击沉了这艘船，造成9000多人死亡。母亲说，在去往柏林的途中，一路都能看到被苏联人挂在树上的德国人尸体。她也看到了苏联人劫掠村子、抢走女孩的过程。后来，母亲逃往丹麦，进入难民营，又到波鸿和家人会合，并在那里遇到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母都嗜酒如命，战争毁掉了他们。我最初和祖母一起生活，17岁时搬了出去，18岁时我也成了母亲。
在我的家里，有一个蛋糕模型，是铁铸的，很重。它源自我的外婆，已有90年历史，母亲在逃亡中一直带着它。我们一家用它做大理石蛋糕，并称之为“莫谢克蛋糕”，莫谢克是母亲的昵称。
儿童节目时间
科琳娜·布施，50岁，巴黎作家
2006年，在去世的母亲留给我的棕色文件夹中，我看到了外公的工作证。从1938年到二战结束，外公都在维也纳为国家广播公司工作。在儿童节目时间，他还会用低沉的嗓音朗读童话。
我的母亲患有抑郁症，她認为是偏头痛引发的。她一直坚持为我洗头，从不让我自己洗，有次还把滚烫的水浇到了我的头上，之后说是出于疏忽。我的父亲是个酒鬼，18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常常给我讲他战时偷土豆填肚子的故事，然后总不忘告诉我现在的生活有多好。
十多年过去了，我才得出结论：和这样的父母一起生活，我没法真正开心。去年年底，我带着自己的猫和两个箱子搬到巴黎，也许明年我会去罗马。我总是清楚地记得外公的这张工作证在哪儿，哪怕是在大搬家的混乱中。它总是提醒我自己和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烙 印
克尔杜拉·赫尔-伊本瑙，61岁，佩特尔斯哈根社工
我的祖父在监禁期间雕刻了一个木匣，刻下了他所待过的监狱站点，5个地名，一共3年。如今这个木匣被我放在客厅里。
一战时，祖父在佛兰德参战，右手食指被炮弹击中，最后他带着颈部弹片回到了家。他通过手术取出了一个大弹片，其他小弹片则进入他的身体循环。有时他隔着皮肤摸到一个，就把它挖出来。可以说，战争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他对自己和别人都很严苛，这种性格也影响了我。我的儿子9岁时，我们去波罗的海度假，骑自行车观光时，他不小心摔倒，撞伤了双膝，大哭起来。当时我们离露营地还有5公里远，又没有手机。我没有安抚他，而是对他说，如果不继续往前骑，我就把他交给陌生人。虽然我只这样做了一次，后来却一再想起这件事。
有段时间，我在堵车时总会陷入恐慌。我并没有在逃亡，也没有人朝我射击，只是德国高速公路上一次普通的堵车，却让我的心跳快得可怕。
战争的回声就像这样响彻在几代人的心头。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海外文摘》
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