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大多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加以整顿与利用，并未诚心奖挹佛法，这一态度只是到了晚年才有所改变。
　　太宗即位之初，对佛教严加整治，禁令森严。贞观六年（632年）傅奕再次上书，令僧吹螺，不合击钟。又说佛法妖伪，“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其言。对于当时非常激烈的佛道之争，太宗于贞观十一年明确表示，华夏之教（儒、道）是维系国家安定昌盛的根本，不应位居外来的佛教之后，故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太宗的这一态度，导致了唐王朝初期先道后佛及对佛教加以抑制的政策。
　　唐太宗虽然对佛教并不热心，但在他即位前后，也有许多扶植、利用佛教的表现。只是这些表现，都是为了满足其各种各样的需要。例如，太宗即位之前（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以秦王的身份率兵围攻洛阳，征讨王世充时，为了取得少林僧侣的支持和帮助，就曾致函少林僧人，要“护持正谛”、“化阐缁林”。然而在他攻占洛阳之后，却废除隋朝寺院，沙汰僧人。
　　唐太宗崇尚文治，认为只有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而佛法则无益于治国平天下。如梁武帝、隋炀帝皆因笃信佛教，致使国破家亡，应该引以为戒。另外，为了抬高李氏皇室的社会地位，李唐王朝尊道教的始祖老子为其祖先，自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所以，理应“敦本系之化，尊祖宗之风”。然太宗于佛教虽“非意所遵”，卻没有听取傅奕等的建议，而行毁法之举，主要原因在于，一则佛教对治国安邦有着儒、道所不能替代的功效，且佛法流传中土已五六百年，信徒众多，影响广泛；二则太宗留心学问，旁及释典，经常与义学僧侣交流，如慧休、慧乘、明瞻、智实等。
　　贞观十九年（645年）春，玄奘法师载誉回国，朝野轰动。据《续高僧传·玄奘传》载，玄奘回国之初，向太宗请求设立译场，搜擢贤明。太宗曰：“法师唐梵俱瞻，词理通敏，将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法师固请乃许。佛典的翻译，六朝视为国家大事，更不用说二秦之译场，有门徒三千的盛况，隋朝的兴善寺及上林园翻经馆也是近在眼前。这些当然是太宗所非常熟悉的，如果太宗果真有心提倡，自不会拒玄奘所请。由此可见，太宗对于佛经的翻译，并不热诚。关于这一点，还表现在太宗曾先后两次劝请玄奘还俗，助秉俗务。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为太宗所敬重，他的译场也得到了太宗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也是事实。
　　但太宗之供奉玄奘，还有其政治原因。由于玄奘在印度的崇高声望，赢得了戒日王的尊重，贞观十四年，戒日王会晤玄奘，第二年谴使至唐，太宗亦谴使抚慰，建立了中印历史上首次正式的友好关系。玄奘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其受到太宗敬重的原因之一。
　　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有所转变。曾亲制《圣教序》，从玄奘听瑜伽大意，论金刚般若。崩御之年，还曾多次对玄奘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由于太宗晚年转向对佛教的信仰，使得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有所改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