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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数十年来，我们不懈地搜寻着地球上一些最熟悉和偏远的地方，但生物多样性科学家估计，仍然有超过90%的自然物种是未知的。”美国加州科学院院长香农·贝内特近日表示。这一说法超越许多人的刻板印象，毕竟现实中的各种动植物已经令人目不暇接。
尽管我们不断听到有物种灭绝的消息传来，但新物种的探索成果也是惊人的。2019年，加州科学院研究人员在世界各地发现71个新物种，包括花卉、鱼类、珊瑚、蜘蛛、海参、蚂蚁和蜥蜴，它们隐藏在全球各地洞穴、森林甚至海洋最深处。而这，只是相关探索发现中的部分案例。
无论从对未知世界的朴素好奇心来说，还是就瑞典生物学家林奈等人创立的生物分类科学传承而言，人类发现新物种的志趣与实践从未停止，其后果也是非常复杂的。从全球历史的变化看，新物种发现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危险和挑战。
没有新物種就没有新生活
不可否认，在过去500年中，人类物质世界和智识世界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都与新物种的发现与传播有关。对承载了世界大部分人口的欧亚大陆来说，先导性案例来自于大航海时代哥伦布等探险家的发现。原产美洲的马铃薯、玉米和红薯等新粮食作物在全球的传播，改变了世界的人口结构，也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环境问题。
玉米很快就成为继小麦和水稻之后全球播种面积第三大的作物，而高度依赖马铃薯的爱尔兰则因为马铃薯枯叶病危机遭遇了近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大的饥荒。这直接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的国际移民浪潮。此外还有辣椒、烟草、可可等新物种的发现和消费，改变了人类的感官体验。
如今，成千上万的地球人已变得“无辣不欢”。在中国，原产于美洲的辣椒正是作为新奇的观赏植物在明朝中后期经欧洲引入的。再如新西兰偏远小城市达尼丁坐落着全球最知名的巧克力生产厂之一，本地出产的高品质牛奶令来自美洲的可可得到了至高的升华。
新物种的发现不仅改变人类的日常生活，也会导致思想领域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当数达尔文在拉丁美洲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探险。
1831年12月27日，22岁的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科考船从英国普利茅斯起航展开环球之旅。1835年10月，他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一登岛就发现了巨大的象龟，这种龟不仅耐饥，还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仅凭体内的脂肪就维持生命6个多月。对远洋航行的旅客来说，这种安静的新生物简直就是大型“鲜肉粽”。
更重要的是，达尔文在不同地方发现了一些鸟类、爬行类以及各类植物的新品种，这让他深入思考一个问题：不同生物间的差异性如同地质特征一样，是自然演化而来的，也是适应生存环境差异的结果。正是在航行中接触到千奇百怪的自然要素，特别是五花八门的新物种，最终促成达尔文系统地提出了“进化论”思想。
达尔文在离开加拉帕戈斯群岛时说：“再见了，上帝。”这是一句简单而耐人寻味的话，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真正有能力摆脱客观唯心主义的束缚，无数普罗大众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当代新物种探索的积极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物种的探索和发现活动出现了许多新特征。依托于新型设备、实验分析及有组织田野考察的新物种探索活动越来越多，人们寻找新物种并精致分类，从而增进人类福祉的努力也明显增多。
从专业化的角度看，许多现代科学研究者相信，发现有趣的新物种，了解新物种更多的信息，会有利于更好地了解陌生的环境和生物群落适应性。这一方面拓展了生物学的知识领域，推动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理性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开展更具针对性的保护工作，让内容越丰富越好的生物基因库多一份选择。
这里需要注意两个认识误区：
第一，许多人认为现在发现的新物种一般是分布在极端环境中的微生物或昆虫，其实在人类定居区眼皮底下发现高级动物的新案例也不胜枚举。比如通过国际合作，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在湄公河三角洲就发现了新的野牛、野兔和鱼类。
第二，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看起来属于单一种类的生物，其实还可以继续细分，从而成为新物种。比如科学家发现，看起来同一副模样的长颈鹿，其实可以分为6个不同种类，部分种类之间素不联姻，因此动物园把它们圈在一起，可能引发冲突。
再比如南美的夜猴，它们是疟疾研究使用的实验性动物，一度被视为单一物种。但是动物学家研究后发现，根据对疟疾的敏感性，夜猴可以被分为9个不同品种。有了这种分类的支持，科学家选择不同猴子试验疟疾药物药效的准确度就大大上升，用药时人类生命安全就更有保障。
代价与风险
随着科学发展及技术进步，新物种的探索实践越来越多展现出人类理性的力量。但是，当理性无限膨胀到自以为可以掌控自然时，代价和风险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20世纪以来是人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人群间频繁发生暴力冲突和社会秩序快速调整的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出现在无意中接触并散播危险新物种的现象。
5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国家建设抱负与国际资本的驱动下，通过开拓新资源和开辟新居所，人类不断挺进原本陌生或偏僻的环境，特别是在中非、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的原始森林，结果遭遇了一些特别的新物种。
最近半个世纪中，人类频繁遭受新型微生物的袭击：新的病毒、细菌与真菌对人类构成“处女地流行病”的强大挑战。
从漫长的生态演化史看，如今的传染病大多是人畜共患病。换言之，如果人类不接触新环境和新动物，可能也就没有机会遭遇致命的新微生物——它们原本可能与野生动物寄主相安无事。
科学家最早在1959年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它被认为来自西非森林深处的黑猩猩。尽管有科学家推测，早在20年代艾滋病病毒就已经传染到人体内，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在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开发与移民活动传播到地球各个角落。
更凶猛的是致死率极高的埃博拉病毒。它源自高强度开发热带森林与矿产的非洲西南部国家，这里同时也是非洲劳工人口流动性较高的地区。
1976年，一种突如其来的陌生病毒扫荡了埃博拉河沿岸的数十个村庄，造成大量村民病死，埃博拉病毒也因此得名。1979年，埃博拉病毒在苏丹肆虐，没多久就尸横遍野。迄今为止，埃博拉疫情已经在非洲多次剧烈暴发，而且还在最近十年呈现出全球扩散的态势。
一系列研究表明，许多种人类历史上不常接触的蝙蝠与禽鸟等可能是这一系列致命新病毒的来源，包括迄今已引发数次疫情的冠状病毒。
理性似乎决定了人类发现新物种的步伐永不停歇，但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人类也应该深刻认识到，面对自然，务必要常存敬畏之心。在许多时候，我们不需为了发现新物种而寻找新物种，研究如何应对挑战，不如思考怎样预防风险。
（作者系环境史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张迪摘自《环球》2020年第4期）
尽管我们不断听到有物种灭绝的消息传来，但新物种的探索成果也是惊人的。2019年，加州科学院研究人员在世界各地发现71个新物种，包括花卉、鱼类、珊瑚、蜘蛛、海参、蚂蚁和蜥蜴，它们隐藏在全球各地洞穴、森林甚至海洋最深处。而这，只是相关探索发现中的部分案例。
无论从对未知世界的朴素好奇心来说，还是就瑞典生物学家林奈等人创立的生物分类科学传承而言，人类发现新物种的志趣与实践从未停止，其后果也是非常复杂的。从全球历史的变化看，新物种发现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危险和挑战。
没有新物種就没有新生活
不可否认，在过去500年中，人类物质世界和智识世界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都与新物种的发现与传播有关。对承载了世界大部分人口的欧亚大陆来说，先导性案例来自于大航海时代哥伦布等探险家的发现。原产美洲的马铃薯、玉米和红薯等新粮食作物在全球的传播，改变了世界的人口结构，也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环境问题。
玉米很快就成为继小麦和水稻之后全球播种面积第三大的作物，而高度依赖马铃薯的爱尔兰则因为马铃薯枯叶病危机遭遇了近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大的饥荒。这直接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的国际移民浪潮。此外还有辣椒、烟草、可可等新物种的发现和消费，改变了人类的感官体验。
如今，成千上万的地球人已变得“无辣不欢”。在中国，原产于美洲的辣椒正是作为新奇的观赏植物在明朝中后期经欧洲引入的。再如新西兰偏远小城市达尼丁坐落着全球最知名的巧克力生产厂之一，本地出产的高品质牛奶令来自美洲的可可得到了至高的升华。
新物种的发现不仅改变人类的日常生活，也会导致思想领域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当数达尔文在拉丁美洲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探险。
1831年12月27日，22岁的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科考船从英国普利茅斯起航展开环球之旅。1835年10月，他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一登岛就发现了巨大的象龟，这种龟不仅耐饥，还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仅凭体内的脂肪就维持生命6个多月。对远洋航行的旅客来说，这种安静的新生物简直就是大型“鲜肉粽”。
更重要的是，达尔文在不同地方发现了一些鸟类、爬行类以及各类植物的新品种，这让他深入思考一个问题：不同生物间的差异性如同地质特征一样，是自然演化而来的，也是适应生存环境差异的结果。正是在航行中接触到千奇百怪的自然要素，特别是五花八门的新物种，最终促成达尔文系统地提出了“进化论”思想。
达尔文在离开加拉帕戈斯群岛时说：“再见了，上帝。”这是一句简单而耐人寻味的话，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真正有能力摆脱客观唯心主义的束缚，无数普罗大众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当代新物种探索的积极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物种的探索和发现活动出现了许多新特征。依托于新型设备、实验分析及有组织田野考察的新物种探索活动越来越多，人们寻找新物种并精致分类，从而增进人类福祉的努力也明显增多。
从专业化的角度看，许多现代科学研究者相信，发现有趣的新物种，了解新物种更多的信息，会有利于更好地了解陌生的环境和生物群落适应性。这一方面拓展了生物学的知识领域，推动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理性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开展更具针对性的保护工作，让内容越丰富越好的生物基因库多一份选择。
这里需要注意两个认识误区：
第一，许多人认为现在发现的新物种一般是分布在极端环境中的微生物或昆虫，其实在人类定居区眼皮底下发现高级动物的新案例也不胜枚举。比如通过国际合作，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在湄公河三角洲就发现了新的野牛、野兔和鱼类。
第二，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看起来属于单一种类的生物，其实还可以继续细分，从而成为新物种。比如科学家发现，看起来同一副模样的长颈鹿，其实可以分为6个不同种类，部分种类之间素不联姻，因此动物园把它们圈在一起，可能引发冲突。
再比如南美的夜猴，它们是疟疾研究使用的实验性动物，一度被视为单一物种。但是动物学家研究后发现，根据对疟疾的敏感性，夜猴可以被分为9个不同品种。有了这种分类的支持，科学家选择不同猴子试验疟疾药物药效的准确度就大大上升，用药时人类生命安全就更有保障。
代价与风险
随着科学发展及技术进步，新物种的探索实践越来越多展现出人类理性的力量。但是，当理性无限膨胀到自以为可以掌控自然时，代价和风险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20世纪以来是人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人群间频繁发生暴力冲突和社会秩序快速调整的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出现在无意中接触并散播危险新物种的现象。
5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国家建设抱负与国际资本的驱动下，通过开拓新资源和开辟新居所，人类不断挺进原本陌生或偏僻的环境，特别是在中非、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的原始森林，结果遭遇了一些特别的新物种。
最近半个世纪中，人类频繁遭受新型微生物的袭击：新的病毒、细菌与真菌对人类构成“处女地流行病”的强大挑战。
从漫长的生态演化史看，如今的传染病大多是人畜共患病。换言之，如果人类不接触新环境和新动物，可能也就没有机会遭遇致命的新微生物——它们原本可能与野生动物寄主相安无事。
科学家最早在1959年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它被认为来自西非森林深处的黑猩猩。尽管有科学家推测，早在20年代艾滋病病毒就已经传染到人体内，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在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开发与移民活动传播到地球各个角落。
更凶猛的是致死率极高的埃博拉病毒。它源自高强度开发热带森林与矿产的非洲西南部国家，这里同时也是非洲劳工人口流动性较高的地区。
1976年，一种突如其来的陌生病毒扫荡了埃博拉河沿岸的数十个村庄，造成大量村民病死，埃博拉病毒也因此得名。1979年，埃博拉病毒在苏丹肆虐，没多久就尸横遍野。迄今为止，埃博拉疫情已经在非洲多次剧烈暴发，而且还在最近十年呈现出全球扩散的态势。
一系列研究表明，许多种人类历史上不常接触的蝙蝠与禽鸟等可能是这一系列致命新病毒的来源，包括迄今已引发数次疫情的冠状病毒。
理性似乎决定了人类发现新物种的步伐永不停歇，但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人类也应该深刻认识到，面对自然，务必要常存敬畏之心。在许多时候，我们不需为了发现新物种而寻找新物种，研究如何应对挑战，不如思考怎样预防风险。
（作者系环境史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张迪摘自《环球》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