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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爆发后，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战争的破坏与摧残，为抗战之需，所倡导的社会教育都是围绕着“抗战建国”这个主题进行，为激发民族意识之觉醒、民族抗敌之信念、爱国之情怀投身于抗战事业中。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中心城市，其设立的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在各级民众教育馆中居领导地位，积极负担起普及社会教育的重任，向民众灌输知识、传授谋生技能、改善民众娱乐、锻炼健全的体格、改良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发展等任务。但受特殊战时环境影响，社会动荡、人才缺乏、经费不足等，导致民众教育事业难以推广，但从总体而言，却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 大后方 重庆 中央民众教育馆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属于社会教育的一方面，而“社会教育，就其狭义理解而言，是指学校和家庭之外的社会上的文化教育机关、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教育。”在民国时期学校教育并不发达，国民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基础上，为加强教育体系的完善，民众教育作为新生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之不足，具有其学制系统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特性。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教育行政体制中设立社会教育，使成为先行之目标。社会教育政策随着抗战全面爆发相应做出调整，将民众教育馆纳入战时教育体系中，社会教育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中激流勇进。
一、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的建立与使命
（一）建立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于三十一年开始筹备，其原名为“国立中央教育馆”。其经费由教育部、财政部商议，决定第一期开办费10万元，内筹备费3000元，关于设备及经常费部分分别为7万元、5万元，自十九年度起开支。由于国内的天灾人祸，国库支绌，其筹备事宜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负责办理，其馆址勘定南京汉西门内之朝天宫，“二十六年十月，淞沪会战，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由于大后方民众教育管日渐增多，以指导各级民众教育馆系统建设，1942年夏开始筹备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11月12日在重庆正式成立，其馆址设于重庆领事巷八号洋式房屋，亦聘马宗荣为馆长。
（二）使命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是民众教育的最高研究机构，指导各级民众教育馆系统建设，除辅导各级民众教育管外，还覆盖其他社会教育机关。其重要使命包括：
1.研究民教馆各项制度方法之改善：设立之區别而言之，有国立者、省立者、市立者、县立者、地方自治机关或私立者。“由省、县、市、地方自治机关、私人设立者，分别由省市政府咨请教育部核准备案；县市政府呈报教育厅核准，并转呈教育部备案；地方自治机关呈报县政府核准并转呈教育厅备案；私人呈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备案。”就其具体工作而言，从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文化娱乐教育转向以宣传抗战教育为中心。将民众教育馆纳入战时教育的体系，为抗战服务为之目标。
2.辅导各级民众教育馆工作之实施：“民众教育馆应以辅导各地社会教育为主要任务之一，省、县、市立民众教育馆，分别辅导各该民众教育施教区民众教育馆及其他社会教育机关之责；辅导各该民众教育施教区内民众学校及其他社会教育机关之责；应负各该市区内民众学校及其他社会教育机关之责。”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之辅导直接对象为省市县立民众教育馆工作人员，其指导各馆工作之实施，省市县立民众馆直接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各馆各司其职，在本职岗位中，根据其指定的规章章程致力于社会教育中。
3.新教材之编制、师资之资格规定：“民众教育馆教材教具之缺乏，重新编制之必然，此有补习学校民众学校教课图书之编制，民众读物、辅导丛书及各种有关社教图书之编订，统计挂图之绘制，标本、模型、仪器之制造等。”以利教学之改进。国民政府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对接受社会教育人才的匮乏，中央政府没有确定的规范社会教育从业人员的标准，更为强调人格高尚、对国民党政党的忠诚度作为征用人员标准。
4.社教理论条陈的改进：由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对于政府所倡导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等发展，但，很多地方都未落到实处，由于对社会教育认识的不足，偏重于学校教育，当遇天灾人祸，农业税收减少时，政府必将压减社会教育经费以弥补学校教育经费的匮乏问题。社会教育未达到大众理解之程度，中央民教馆编辑各类指导丛书、社会教育辅导刊物、开展讲座等达到一定的宣传功效。社会上一些教育的行政官员、社交机关领袖，开始对民众教育馆认识有所重视。民众教育馆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在国内影响大大加深。
二、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之发展
惟在创立之初，本馆为辅导各省市县民众教育馆事业，与各种社会教育教材，其工作目标有其三：1.民众教育馆事业之研讨；2.民众教育馆教材之编制；3.示范设施之辅导。中央民教馆在各级民教馆中居于领导地位，负责开展对地方民教馆的辅导（调差、研究、编制、通讯各教育制度、方法、教材、教具等方面内容）。除辅导各级教育馆外，还致力于事业之设计。从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所涉及的事业，可知该馆在抗战时期，作为其各馆的领导组织，所开展的活动几乎涵盖了社会教育的方方面面，从宣传书籍、报刊、杂志、讲座植根于人民群众中；为失学民众提供补习教育、文字教育，各地区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数量不一的民众学校，免收学费，致力于扫除失学民众的工作目标；提倡民众健康教育、家庭指导教育；强调农产、科学、卫生等事项的推进，从实际出发，深入其社会的各个阶层，以达到更高层次的民众教育，让社会教育更为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地方化。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
该表中，“第一组：掌理社会教育方法理论及教育教材教具之研究。第二组：掌理礼乐教育教材教具之编制及设施事项。第三组：掌理各级自然、社会科学教材教具之编制及设施事项。第四组：掌理生活、卫生、体育等教育和各科教材教具之编制及其设备事项。第五组：管理人事及购置保管等事项。”从此可知，国立中央民教馆主要是对各省市县民众教育馆教材的教具的研究工作，包含社会上从知识到生活等方面的工作范畴，都由其指定相应的参考书籍与事项。该组织所包含的内容涉及语言文字科学教育、政治理论教育、生计教育、健康生活教育、科学社会文化教育、休闲体育教育等多方面。其馆长作为本组织的领导者，具有绝对的权威，各级受到馆长的约束，听从其分配的任务，各司其职的占守自身的岗位。 三、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的影响
（一）存在问题
1.中央民教馆事业之繁杂，影响其工作效率
抗战时期，某些民众教育专家把民众教育的实施内容规定为“语文教育、生計教育、政治教育、健康教育、家事教育、社交教育、休闲教育、艺术教育、精神教育”十大项。抗战的爆发，给中国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战时的紧要，政府将重心放在军事上，社会教育在本就势单力薄的基础更加举步维艰，经费、人员以及制度上的缺乏、漏洞，政府制定出面面俱到的教育政策，又无法样样落实，还造成力量分散，职员拿着低微的工薪，办着累人费力却不见成效的工作。
2.国立中央民教馆经费紧张，使工作难以推进
1929年《地方教育经费保障办法》颁布以后，“多省采取半独立制和形式独立制相结合的方式筹集教育经费。从整体范围来看，农业税收都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由于战乱灾荒频仍，国际竞争等因素，中国农村经济进步缓慢，在绝对贫困的境况下，教育经费拖欠严重。其原因二为，战争的爆发，国家财政支出更多转向军事支出。政府对民众教育馆的拨款数额与整个教育经费存在必然联系，而民众教育馆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因而教育经费问题是其当时工作难以运行的原因之一。
（二）成效
1.对抗战大后方进行抗战精神动员，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
教育是精神动员的最好形式。大战在即，普通民众对现代战争毫无常识，面对日军侵略麻木不仁，对于新奇的敌军飞机、炸弹毫无躲避之心，底层老百姓目不识丁，身无长技，只好在贫困中求生存。在此基础上，开展国防知识教育，科学、艺术、公共体育、卫生习惯教育等，全方位提高国民素质，从民众自身知识水平地提高，达到从精神上动员起全体民众，凝聚力量、同仇敌忾、使民众认清反侵略斗争的重大意义。
2.实现教育之改造，提高国民素质
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的《三名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关于社会教育目标规定：必须使人民认识到当前社会形势，社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抗战服务的手段存在，抗战教育是这个时期社会教育的主要目标。认识这一基础还必须具备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之常识，民众教育馆是政府对乡村生活进行干预的主要载体，其具体体现了国家、政府、乡村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加强了三者之间的联系，又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政府具体去实施过程，不仅使民众认同政府的具体工作，加以配合、形成民族凝聚力，面对此前的抗战任务，从意识形态的深层面去解读民教馆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徐辉.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06）.226.
[2]《蔡元培口述传略（上）》，上海，启智书籍，1929：02.
关键词：抗战时期 大后方 重庆 中央民众教育馆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属于社会教育的一方面，而“社会教育，就其狭义理解而言，是指学校和家庭之外的社会上的文化教育机关、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教育。”在民国时期学校教育并不发达，国民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基础上，为加强教育体系的完善，民众教育作为新生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之不足，具有其学制系统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特性。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教育行政体制中设立社会教育，使成为先行之目标。社会教育政策随着抗战全面爆发相应做出调整，将民众教育馆纳入战时教育体系中，社会教育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中激流勇进。
一、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的建立与使命
（一）建立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于三十一年开始筹备，其原名为“国立中央教育馆”。其经费由教育部、财政部商议，决定第一期开办费10万元，内筹备费3000元，关于设备及经常费部分分别为7万元、5万元，自十九年度起开支。由于国内的天灾人祸，国库支绌，其筹备事宜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负责办理，其馆址勘定南京汉西门内之朝天宫，“二十六年十月，淞沪会战，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由于大后方民众教育管日渐增多，以指导各级民众教育馆系统建设，1942年夏开始筹备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11月12日在重庆正式成立，其馆址设于重庆领事巷八号洋式房屋，亦聘马宗荣为馆长。
（二）使命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是民众教育的最高研究机构，指导各级民众教育馆系统建设，除辅导各级民众教育管外，还覆盖其他社会教育机关。其重要使命包括：
1.研究民教馆各项制度方法之改善：设立之區别而言之，有国立者、省立者、市立者、县立者、地方自治机关或私立者。“由省、县、市、地方自治机关、私人设立者，分别由省市政府咨请教育部核准备案；县市政府呈报教育厅核准，并转呈教育部备案；地方自治机关呈报县政府核准并转呈教育厅备案；私人呈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备案。”就其具体工作而言，从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文化娱乐教育转向以宣传抗战教育为中心。将民众教育馆纳入战时教育的体系，为抗战服务为之目标。
2.辅导各级民众教育馆工作之实施：“民众教育馆应以辅导各地社会教育为主要任务之一，省、县、市立民众教育馆，分别辅导各该民众教育施教区民众教育馆及其他社会教育机关之责；辅导各该民众教育施教区内民众学校及其他社会教育机关之责；应负各该市区内民众学校及其他社会教育机关之责。”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之辅导直接对象为省市县立民众教育馆工作人员，其指导各馆工作之实施，省市县立民众馆直接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各馆各司其职，在本职岗位中，根据其指定的规章章程致力于社会教育中。
3.新教材之编制、师资之资格规定：“民众教育馆教材教具之缺乏，重新编制之必然，此有补习学校民众学校教课图书之编制，民众读物、辅导丛书及各种有关社教图书之编订，统计挂图之绘制，标本、模型、仪器之制造等。”以利教学之改进。国民政府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对接受社会教育人才的匮乏，中央政府没有确定的规范社会教育从业人员的标准，更为强调人格高尚、对国民党政党的忠诚度作为征用人员标准。
4.社教理论条陈的改进：由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对于政府所倡导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等发展，但，很多地方都未落到实处，由于对社会教育认识的不足，偏重于学校教育，当遇天灾人祸，农业税收减少时，政府必将压减社会教育经费以弥补学校教育经费的匮乏问题。社会教育未达到大众理解之程度，中央民教馆编辑各类指导丛书、社会教育辅导刊物、开展讲座等达到一定的宣传功效。社会上一些教育的行政官员、社交机关领袖，开始对民众教育馆认识有所重视。民众教育馆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在国内影响大大加深。
二、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之发展
惟在创立之初，本馆为辅导各省市县民众教育馆事业，与各种社会教育教材，其工作目标有其三：1.民众教育馆事业之研讨；2.民众教育馆教材之编制；3.示范设施之辅导。中央民教馆在各级民教馆中居于领导地位，负责开展对地方民教馆的辅导（调差、研究、编制、通讯各教育制度、方法、教材、教具等方面内容）。除辅导各级教育馆外，还致力于事业之设计。从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所涉及的事业，可知该馆在抗战时期，作为其各馆的领导组织，所开展的活动几乎涵盖了社会教育的方方面面，从宣传书籍、报刊、杂志、讲座植根于人民群众中；为失学民众提供补习教育、文字教育，各地区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数量不一的民众学校，免收学费，致力于扫除失学民众的工作目标；提倡民众健康教育、家庭指导教育；强调农产、科学、卫生等事项的推进，从实际出发，深入其社会的各个阶层，以达到更高层次的民众教育，让社会教育更为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地方化。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
该表中，“第一组：掌理社会教育方法理论及教育教材教具之研究。第二组：掌理礼乐教育教材教具之编制及设施事项。第三组：掌理各级自然、社会科学教材教具之编制及设施事项。第四组：掌理生活、卫生、体育等教育和各科教材教具之编制及其设备事项。第五组：管理人事及购置保管等事项。”从此可知，国立中央民教馆主要是对各省市县民众教育馆教材的教具的研究工作，包含社会上从知识到生活等方面的工作范畴，都由其指定相应的参考书籍与事项。该组织所包含的内容涉及语言文字科学教育、政治理论教育、生计教育、健康生活教育、科学社会文化教育、休闲体育教育等多方面。其馆长作为本组织的领导者，具有绝对的权威，各级受到馆长的约束，听从其分配的任务，各司其职的占守自身的岗位。 三、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的影响
（一）存在问题
1.中央民教馆事业之繁杂，影响其工作效率
抗战时期，某些民众教育专家把民众教育的实施内容规定为“语文教育、生計教育、政治教育、健康教育、家事教育、社交教育、休闲教育、艺术教育、精神教育”十大项。抗战的爆发，给中国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战时的紧要，政府将重心放在军事上，社会教育在本就势单力薄的基础更加举步维艰，经费、人员以及制度上的缺乏、漏洞，政府制定出面面俱到的教育政策，又无法样样落实，还造成力量分散，职员拿着低微的工薪，办着累人费力却不见成效的工作。
2.国立中央民教馆经费紧张，使工作难以推进
1929年《地方教育经费保障办法》颁布以后，“多省采取半独立制和形式独立制相结合的方式筹集教育经费。从整体范围来看，农业税收都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由于战乱灾荒频仍，国际竞争等因素，中国农村经济进步缓慢，在绝对贫困的境况下，教育经费拖欠严重。其原因二为，战争的爆发，国家财政支出更多转向军事支出。政府对民众教育馆的拨款数额与整个教育经费存在必然联系，而民众教育馆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因而教育经费问题是其当时工作难以运行的原因之一。
（二）成效
1.对抗战大后方进行抗战精神动员，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
教育是精神动员的最好形式。大战在即，普通民众对现代战争毫无常识，面对日军侵略麻木不仁，对于新奇的敌军飞机、炸弹毫无躲避之心，底层老百姓目不识丁，身无长技，只好在贫困中求生存。在此基础上，开展国防知识教育，科学、艺术、公共体育、卫生习惯教育等，全方位提高国民素质，从民众自身知识水平地提高，达到从精神上动员起全体民众，凝聚力量、同仇敌忾、使民众认清反侵略斗争的重大意义。
2.实现教育之改造，提高国民素质
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的《三名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关于社会教育目标规定：必须使人民认识到当前社会形势，社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抗战服务的手段存在，抗战教育是这个时期社会教育的主要目标。认识这一基础还必须具备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之常识，民众教育馆是政府对乡村生活进行干预的主要载体，其具体体现了国家、政府、乡村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加强了三者之间的联系，又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政府具体去实施过程，不仅使民众认同政府的具体工作，加以配合、形成民族凝聚力，面对此前的抗战任务，从意识形态的深层面去解读民教馆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徐辉.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06）.226.
[2]《蔡元培口述传略（上）》，上海，启智书籍，192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