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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经济学思路就是从供给侧发力寻找和拓展需求能力，解决全球性总需求不足问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日前表示，“在长周期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市场机制的失效：人口再生产的失效和调节分配机制的失效，市场越厉害，人口生产越少；市场越厉害，人口越往上集中和流动，这两个原因造成了目前的经济过剩。”
周天勇是在日前参加人大重阳系列讲座时做上述表述的。2007年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几乎全部往下走，欧洲及美国、日本、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也在衰退。中国经济从2007年14.2%的增速降到去年6.5%，总体上大的经济体增速都在放缓。
他提出，宏观经济分析的视角是不是要进行改变？过去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暗含一个假定——人口增长稳定。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大都是总量性的，如货币政策、经济政策和供给学政策，都是平衡总供给总需求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解决失业问题。
但周天勇认为，今天的世界已发生了格局性变化：第一，人口从高速增长向速度放缓转型，主要经济体国家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进入低增长，有些国家甚至是负增长。第二，技术进步加快影响着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以及结构性就业的收缩扩张，特别是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未来是增加就业还是收缩就业，还是一个未知数。
他因此指出，宏观经济学中，应当拓展转型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现在都是总量短期的分析方法，没有考虑人口大转型、长周期，没有考虑分配阶层结构以及它的边际消费率和边际投资率不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人口再生产调解的市场是失效的
周天勇说，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存在着滞后20年左右的关系。也就是说，20年左右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决定20年左右后经济增长率定理。在研究中，我们总结了一个规律：当20年左右前生育率>2.1、人口自然增长率>0.75%时，20年左右后有潜在的高经济增长率，反之亦然。
因为新增人口是20年左右，成为劳动力，就业以后才拿到收入，变成有效需求，新增人口在刚生下来是潜在的需求，不能与货币结合。20岁左右以后要和货币结合，成家立业、买车买房等。需求侧：新进20岁左右人口×平均工资等收入×消费率=新增消费需求，产生侧：新进20岁左右人口×劳动生产率=新增GDP。
当人口增长率处于上行阶段时，潜在的总需求总是超前于潜在的总供给能力，也就是说新增人口，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率上行时，国民经济总需求边际递增，而供给能力的形成总是滞后于需求的增长，总需求旺盛，经济繁荣。相反，总需求边际递减的持续性生产过剩，新增人口，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率下行时，有收入的人口在收缩；同时老年人去世，领退休金收入的人口减少，国民经济总需求边际递减，而供给能力的出清总是滞后于需求的收缩，总供给过剩，经济衰退，这时，萨伊的增加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失效。
当人口结构向着老龄转变时，将产生生产过剩。非劳动力低龄人口：消费价值规模增长、容易接受创造的供给，成为新需求的主力人口，经济主力人口的收入边际消费率高，老年人的收入边际消费率低，老年人去世，将房产和汽车等大宗资产和大价值耐用消费品遗留下来，使供给相对增加。
我们发现，市场经济有一个失效的部分。抚养成本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导致生育率一直跌到2.1以下，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生育率下降到1.3左右，新加坡甚至到了0.8，这些国家同时也搞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生育率往下跌导致了人类再生产本身发生替代收缩的不平衡，即政府干预和市场生育成本导致的人口收缩性的不平衡再生产，这一市场机制在长期过程中存在失效的方面。
如果人口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加上滞后20年左右，由于主力经济人口下行，总需求边际递减。递减后，原有的生产能力不能马上出清，现在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几百万，几百万乘收入再乘以消费率，就是减少的需求，但生产能力第二年不能马上出清，所以保持着常态性的过剩，这是我们学理上的一个新发现。
第二個学理上的重新认识是GDP分配，投资边际率较低，导致下一个过程中，生产能力创造比较多，但消费品购买不掉，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人口率增长比欧洲要好，但美国为什么要衰退，除了它的人口也在下行，更大的问题是收入差距问题导致的生产过剩。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不仅市场调节人口增长，政府也硬性干预了人口的增长。现在抚养成本太高，居民都不愿意生育。
城乡二元收入差距与消费不足传导的是另一个问题。财富在城市极端膨胀，农村土地资产成为僵尸资产，不值钱。户籍制度使农民未能市民化，收入和公共服务要比城市居民差了很大一截。这是整个土地财富的模型，城里急剧上涨，农村却相对不行。
我们分析了美国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主要是资本和技术所有者的收入向上流动和集中引起的。但中国的财富集中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什么引起的呢？土地和房子。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各自内部基尼系数并不高，较高的基尼系数60%是城乡差距造成的。
所以中国问题不像美国资本技术集中财富传导的生产过剩问题，而是农民没有市民化，城市和农村的土地、房屋的财产溢价增值造成了巨大的财富和收入的差距。城镇居民的收入边际投资率高，边际消费率相对低；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投资率低，边际消费率却很高，而财富和收入，由于土地和户籍方面的征用管制原因，向城镇居民流动集中，农民有很强的消费需求，但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要比城镇居民相对少。
治理全球衰退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我们提出新供给经济学，但一定要搞清楚新供给经济学和传统供给学派有什么区别：
第一，传统经济学认为萨伊定律是铁定的，但新供给经济学认为萨伊定律不起作用，自由的市场机制有两个失效。
第二，传统的供给学派认为总供给出问题了，但是，新供给经济学认为是总需求出问题了。在仅仅改善供给状况，在两个失效没有解决和缓解的情况下，问题会更加严重。但是怎么解决总需求问题，必须要供给侧着手，它现在是这样的问题。总需求不足，但不能从总需求角度来解决问题，必须要从总供给侧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新供给经济学和传统供给经济学的区别。 新供给经济学思路就是从供给侧发力寻找和拓展需求能力，解决全球性总需求不足问题。供给侧发力主要是狭义的“政策工具”扩延到“促进结构转型”，现在叫做“供给侧结构”。但要注意的是，结构调整一定是市场化的，政府只是促进，不是管理，也不是调整产业结构类型。
如何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改变供给侧人口再生产条件，这是市场失效造成的，市场失效只有政府来弥补。如果有一种宗教，规定每位女性一生必须要生2个或更多的孩子，这是宗教在起作用。但宗教如果不起作用，市场力量又很大，这是市场失效，国家可以起作用，就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理论。弥补市场失效政府不作为怎么办？第一，能不能把托儿所幼儿园办起来，免费的，生下来就替你养着，义务教育要延伸到入托，大学可以不着急，先把这些孩子们养起来。另外，房价要降低，当前高房价下生孩子不现实。所以，这是国家政策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过去我们扩大需求都是搞基建。我们在东北财大学习的时候，学的是基建预算，那时候1亿基建投资可以转化4000到4500万元工资。1亿投资能够转化多少工资？一位房地产商说，高铁这一类最多转化1500万元，最多就是2000万元，房地产就是2000万元左右，如果以后发展精装修住宅，用的人更少了，投资的转化率转化不到消费上，因此财政政策一定要给教育、特别是让进城的居民把孩子带来，在城市里上学，不要形成那样多的留守儿童，政府要提供教育公共服务，或者在消费溢出效应方面来进行投资。
其实我国的高铁、公路等都已建设的差不多，城市已经超前化了，应当把钱用在人身上，扩大消费，现在是寻找需求，不是创造更多的供给。这是两项需求侧管理。
关于滞后，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肯定不一樣。滞后20年还是多少年，根据国家的不一样而不一样，但当你拿工资那一天，可能一个国家长一些，一个国家短一些，之所以选择20年，大概是20年这个线非常拟合。
从欧美增长的差距来看，欧洲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确实比美国要差得多，但是美国的基尼系数要比欧洲高，我认为美国的增长速度低很可能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因，财富过于集中，创造的生产能力很强，但是基尼系数很高，相对消费的人口在衰退。
人口再生产有一个平衡点，假定现在人太多，我们要减一部分，这是个办法。但是硬减的办法是老龄化问题比较大。因为增长是增量问题，不是存量问题，硬减的话20年后增长速度肯定会下来。当然人口保持在2.1%的生育率肯定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假设新加坡想从0.8恢复到2.1，估计没有50年是很难的。如果谈政府福利，估计还是要差别福利，欧美、日本等国家法定退休年龄都是67岁，中国以后可能会更高一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日前表示，“在长周期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市场机制的失效：人口再生产的失效和调节分配机制的失效，市场越厉害，人口生产越少；市场越厉害，人口越往上集中和流动，这两个原因造成了目前的经济过剩。”
周天勇是在日前参加人大重阳系列讲座时做上述表述的。2007年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几乎全部往下走，欧洲及美国、日本、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也在衰退。中国经济从2007年14.2%的增速降到去年6.5%，总体上大的经济体增速都在放缓。
他提出，宏观经济分析的视角是不是要进行改变？过去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暗含一个假定——人口增长稳定。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大都是总量性的，如货币政策、经济政策和供给学政策，都是平衡总供给总需求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解决失业问题。
但周天勇认为，今天的世界已发生了格局性变化：第一，人口从高速增长向速度放缓转型，主要经济体国家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进入低增长，有些国家甚至是负增长。第二，技术进步加快影响着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以及结构性就业的收缩扩张，特别是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未来是增加就业还是收缩就业，还是一个未知数。
他因此指出，宏观经济学中，应当拓展转型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现在都是总量短期的分析方法，没有考虑人口大转型、长周期，没有考虑分配阶层结构以及它的边际消费率和边际投资率不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人口再生产调解的市场是失效的
周天勇说，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存在着滞后20年左右的关系。也就是说，20年左右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决定20年左右后经济增长率定理。在研究中，我们总结了一个规律：当20年左右前生育率>2.1、人口自然增长率>0.75%时，20年左右后有潜在的高经济增长率，反之亦然。
因为新增人口是20年左右，成为劳动力，就业以后才拿到收入，变成有效需求，新增人口在刚生下来是潜在的需求，不能与货币结合。20岁左右以后要和货币结合，成家立业、买车买房等。需求侧：新进20岁左右人口×平均工资等收入×消费率=新增消费需求，产生侧：新进20岁左右人口×劳动生产率=新增GDP。
当人口增长率处于上行阶段时，潜在的总需求总是超前于潜在的总供给能力，也就是说新增人口，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率上行时，国民经济总需求边际递增，而供给能力的形成总是滞后于需求的增长，总需求旺盛，经济繁荣。相反，总需求边际递减的持续性生产过剩，新增人口，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率下行时，有收入的人口在收缩；同时老年人去世，领退休金收入的人口减少，国民经济总需求边际递减，而供给能力的出清总是滞后于需求的收缩，总供给过剩，经济衰退，这时，萨伊的增加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失效。
当人口结构向着老龄转变时，将产生生产过剩。非劳动力低龄人口：消费价值规模增长、容易接受创造的供给，成为新需求的主力人口，经济主力人口的收入边际消费率高，老年人的收入边际消费率低，老年人去世，将房产和汽车等大宗资产和大价值耐用消费品遗留下来，使供给相对增加。
我们发现，市场经济有一个失效的部分。抚养成本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导致生育率一直跌到2.1以下，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生育率下降到1.3左右，新加坡甚至到了0.8，这些国家同时也搞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生育率往下跌导致了人类再生产本身发生替代收缩的不平衡，即政府干预和市场生育成本导致的人口收缩性的不平衡再生产，这一市场机制在长期过程中存在失效的方面。
如果人口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加上滞后20年左右，由于主力经济人口下行，总需求边际递减。递减后，原有的生产能力不能马上出清，现在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几百万，几百万乘收入再乘以消费率，就是减少的需求，但生产能力第二年不能马上出清，所以保持着常态性的过剩，这是我们学理上的一个新发现。
第二個学理上的重新认识是GDP分配，投资边际率较低，导致下一个过程中，生产能力创造比较多，但消费品购买不掉，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人口率增长比欧洲要好，但美国为什么要衰退，除了它的人口也在下行，更大的问题是收入差距问题导致的生产过剩。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不仅市场调节人口增长，政府也硬性干预了人口的增长。现在抚养成本太高，居民都不愿意生育。
城乡二元收入差距与消费不足传导的是另一个问题。财富在城市极端膨胀，农村土地资产成为僵尸资产，不值钱。户籍制度使农民未能市民化，收入和公共服务要比城市居民差了很大一截。这是整个土地财富的模型，城里急剧上涨，农村却相对不行。
我们分析了美国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主要是资本和技术所有者的收入向上流动和集中引起的。但中国的财富集中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什么引起的呢？土地和房子。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各自内部基尼系数并不高，较高的基尼系数60%是城乡差距造成的。
所以中国问题不像美国资本技术集中财富传导的生产过剩问题，而是农民没有市民化，城市和农村的土地、房屋的财产溢价增值造成了巨大的财富和收入的差距。城镇居民的收入边际投资率高，边际消费率相对低；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投资率低，边际消费率却很高，而财富和收入，由于土地和户籍方面的征用管制原因，向城镇居民流动集中，农民有很强的消费需求，但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要比城镇居民相对少。
治理全球衰退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我们提出新供给经济学，但一定要搞清楚新供给经济学和传统供给学派有什么区别：
第一，传统经济学认为萨伊定律是铁定的，但新供给经济学认为萨伊定律不起作用，自由的市场机制有两个失效。
第二，传统的供给学派认为总供给出问题了，但是，新供给经济学认为是总需求出问题了。在仅仅改善供给状况，在两个失效没有解决和缓解的情况下，问题会更加严重。但是怎么解决总需求问题，必须要供给侧着手，它现在是这样的问题。总需求不足，但不能从总需求角度来解决问题，必须要从总供给侧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新供给经济学和传统供给经济学的区别。 新供给经济学思路就是从供给侧发力寻找和拓展需求能力，解决全球性总需求不足问题。供给侧发力主要是狭义的“政策工具”扩延到“促进结构转型”，现在叫做“供给侧结构”。但要注意的是，结构调整一定是市场化的，政府只是促进，不是管理，也不是调整产业结构类型。
如何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改变供给侧人口再生产条件，这是市场失效造成的，市场失效只有政府来弥补。如果有一种宗教，规定每位女性一生必须要生2个或更多的孩子，这是宗教在起作用。但宗教如果不起作用，市场力量又很大，这是市场失效，国家可以起作用，就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理论。弥补市场失效政府不作为怎么办？第一，能不能把托儿所幼儿园办起来，免费的，生下来就替你养着，义务教育要延伸到入托，大学可以不着急，先把这些孩子们养起来。另外，房价要降低，当前高房价下生孩子不现实。所以，这是国家政策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过去我们扩大需求都是搞基建。我们在东北财大学习的时候，学的是基建预算，那时候1亿基建投资可以转化4000到4500万元工资。1亿投资能够转化多少工资？一位房地产商说，高铁这一类最多转化1500万元，最多就是2000万元，房地产就是2000万元左右，如果以后发展精装修住宅，用的人更少了，投资的转化率转化不到消费上，因此财政政策一定要给教育、特别是让进城的居民把孩子带来，在城市里上学，不要形成那样多的留守儿童，政府要提供教育公共服务，或者在消费溢出效应方面来进行投资。
其实我国的高铁、公路等都已建设的差不多，城市已经超前化了，应当把钱用在人身上，扩大消费，现在是寻找需求，不是创造更多的供给。这是两项需求侧管理。
关于滞后，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肯定不一樣。滞后20年还是多少年，根据国家的不一样而不一样，但当你拿工资那一天，可能一个国家长一些，一个国家短一些，之所以选择20年，大概是20年这个线非常拟合。
从欧美增长的差距来看，欧洲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确实比美国要差得多，但是美国的基尼系数要比欧洲高，我认为美国的增长速度低很可能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因，财富过于集中，创造的生产能力很强，但是基尼系数很高，相对消费的人口在衰退。
人口再生产有一个平衡点，假定现在人太多，我们要减一部分，这是个办法。但是硬减的办法是老龄化问题比较大。因为增长是增量问题，不是存量问题，硬减的话20年后增长速度肯定会下来。当然人口保持在2.1%的生育率肯定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假设新加坡想从0.8恢复到2.1，估计没有50年是很难的。如果谈政府福利，估计还是要差别福利，欧美、日本等国家法定退休年龄都是67岁，中国以后可能会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