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菲的不满由来已久，这种不满首先有着一个宏大的背景--对香港殖民文化气候的厌恶，殖民文化气候的典型特征就是轻松美学、小资情调和商业品性--艺术等同于酒足饭饱之后的一个呵欠或者消费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
　　香港就是王菲们的天堂，这个长期漂移在中华文明母体之外的孤儿，甚至连最初的思乡之情也已被剥夺殆尽。根植于这片弹丸之地上的娱乐圈，一切讲究速度和效率，讲究包装和化妆，讲究阉割和伪饰。香港和台湾不同，台湾有其文化整体性和民族心理认同感，台湾人的歌声尽管也有商业气息，但其炽热的文化乡愁和敏感的批判意识始终不绝如缕，所以邓丽君、罗大佑、郑智化、李宗盛、童安格、齐豫只能出现在台湾，而不是香港。香港乐坛半个世纪以来，除了beyond之外，乏善可陈。
　　这种差别实在很明显，也很致命，因为这关系到两个地域的根本文化品性和发展前途，我可以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作比较：香港的王家卫可以导《东邪西毒》也可以导《东成西就》，而台湾的杨德昌则终生都属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两个人，一个是超现实主义和唯美倾向，一个是超级现实主义和悲悯情怀。所以王家卫是手拿高脚酒杯的小资，杨德昌是拄杖而行的苦吟诗人。
　　另一个例子就是同样带着庙堂面具的歌曲，童安格的《把根留住》比刘德华的《中国人》就是更真实，更具有痛感和亲和力。前者发自肺腑，词曲唱一气呵成。而后者充满令人厌恶的应景心态，以及商业时代的泡沫气息。这一点都不奇怪，没事就喜欢皱眉头作便秘状的刘天王刚从长城上下来，说不定就在某个歌厅蹦蹦跳跳地唱起了《开心的马骝》，这对他可一点都不困难。
　　香港文化内在的支离破碎、纯消费性质以及缺乏原则，在王菲身上更为浓重，最可怕的是这一事实还经常有意无意地被篡改、被遮蔽。王菲，这个商业时代的香港娱乐偶像，几乎成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笑话。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王菲？必须归结于这个时代小资的横行，中国的小资是个很奇怪的阶层构成，一方面因为财富的暴涨，使他们在硬件上急于摆脱农业文明笼罩下的无形身份，所以他们崇洋；另一方面因为文化积淀的滞后，他们无法从根本上培养起和他们的财富相对称的价值形态。所以他们崇洋不到位，只能把“洋”在地域上界定为日韩和港台，在方向上界定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是最通俗易懂的消费文化层次，所以小资标新立异而不愤世嫉俗，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小资敏于痛痒但缺乏革命冲动，因为温和的、中庸的、杂交的、复制的文化商品带来了极大的舒适感，这种舒适感是一把寒光闪闪的手术刀，直指小资们早已疲态尽显的下半身。
　　王菲的歌声最大程度地提供了这种舒适感，在内容和意境上复制中国古典的怨妇传统以及“空白”美学，红豆、棋子、月亮……这些意象我们如此熟悉，但这些和王菲本人毫无关系，她只是个传声筒，甚至这些和那个叫林夕的作词人也毫无关系，这个被很多人命为才子的写手，是个十足的具有范本意义的小偷，他之所以屡被提及，不在于他本身对世界的关心和理解，而是那个香港人感到陌生而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文化氛围：温庭蕴、周邦彦和秦观们惆怅的时空。那么，王菲对这一氛围的二度表达，不是无病呻吟和为赋新词强说愁，那是什么？
　　王菲是矛盾和虚伪的，正是因为她后面的商业机制和文化空间比她更矛盾更虚伪，王菲的冷漠表情和奇装异服（外观）和她的靡靡之音（内涵）之间构成了巨大的矛盾，对小资听众来说，正像扇了他们一个耳光，然后再报之以轻声安慰，这和他们的现状极度契合：物质丰盈--时髦服饰和高档化妆品手到擒来。心灵空虚--千年以降，同样的俗词艳曲仍被奉为荒漠甘泉。所以被小资们引为经典的王菲的冷漠表情和不合作态度根本不是文化性格和自觉意识的合成之物，而是一种商业姿态，甚或是有闲阶级们貌似独立实则无力关心世界的自然流露。工业品牌的魔力几乎消解了隐身其中的强大毒素，小资们在不痛不痒的歌声中柔肠寸断，感受一种没有根基的浮泛的“品味”。
　　在香港这个地方，甚至在中国这个崇尚中庸之道的国度里，真正的艺术几无生存之地，这里的人民不喜欢听到来自心灵深处的歌哭与歌笑，所以那些真正全身心投入艺术而不求显达的创作者们难以成功，而王菲的轻歌曼舞则稳稳当当地登堂入室，欺世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