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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档案
戈迪默(1923～)南非女作家。用英语创作。她生于南非德兰士瓦的斯普林斯。先在德兰士瓦受教育，后就读于约翰内斯堡的威特瓦特斯兰德大学。曾到过非洲、欧洲和北美许多地方，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授现代非洲文学。她抨击种族隔离制度，其作品多次被列为禁书。
戈迪默9岁开始写作，15岁即在杂志上发表作品。1952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毒蛇的柔和声音》，揭露了白人优越论造成的不公正现象。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主要通过矿区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揭示出被种族政治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具有反种族歧视倾向。《大自然的运动》是一部主题思想和艺术构思部独辟蹊径的长篇小说。被誉为20世纪流浪汉小说。其行文优美，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和感情美化见长。
戈迪默还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其主题和长篇小说相近。自50年代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六英尺土地》《星期五的足迹》《不是为了出版》《利文斯通的伙伴们》《故事选》《肯定是某个星期一》《战士的拥抱》《那儿有什么事》等。其紧凑精心的故事结构，精炼客观的语言描述，部表明写作技巧的纯熟。其他著述有文学评论集《黑人解释者》《基本姿态》，以及与人合编的《今日南非创作》等。1991年戈迪默因为“史诗般壮丽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品选读
终极游猎(节选)
[南非]戈迪默
大家停下来，等我爷爷赶上来。可是他没有露面。这时已经是中午了，我们的耳边响着嗡嗡的虫子叫声，我们听不见他在草丛里的动静。大象草很高，他的个子很矮，我们看不到他。可是，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穿着他那大裤子和破衬衣——因为没有布，奶奶无法把它补好。我们知道，他身体虚弱，行动缓慢，不可能离我们太远。我们大家分头去找他，是结伴去的，不会在那样高的草丛中失去联系。大象草碰着我们的眼睛和鼻子；我们低声呼唤他，可是虫子发出的响声肯定塞满了他的耳朵中可以听见声音的地方了。我们在那一片深深的草丛中呆了一整夜。在睡梦中，我看见他蜷作一团，睡在他为自己做成的草窝中，就像我们见过的、老羚羊为藏匿小羊做的那种草窝。
我醒来以后，还是不见他的影子。所以，我们又开始寻找，这时草丛中出现了我们反复走过留下的路，如果我们找不到他，他可以很容易找到我们。我们那一整天一直坐着等待。当太阳挂在你的头上，阳光射进你的脑袋时周围的一切都很安静——即使你像动物一样，躺在大树下面时也是这样。我躺在地上，看见那些长着弯弯的尖嘴、光秃秃脖子的丑陋大鸟在我们头上盘旋。在路上，我们常常看见它们撕咬死去的动物骨头，没有剩下我们可以吃的东西。它们盘旋着，一会儿往上飞，一会儿向下滑，接着又向上飞去。我看见它们左右伸着脖子，一直在那里盘旋。我看见奶奶一直坐在那里，小弟弟坐在她的腿上，也在看着那些鸟。
下午，带路的男人来到我奶奶跟前，告诉她别的人必须继续往前走。他说，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吃的，他们很快就会死掉。
奶奶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对她说，我们出发之前，我会给你们弄些水来的。
奶奶看着我们——我、哥哥和坐在她腿上的我弟弟。我们看见其他的人一个个站起来，准备离开。我不相信我们周围长着的那些草丛里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们单独留在这里，留在克鲁格公园，警察或动物就会发现我们。我的两眼流着泪水，泪水顺着鼻子滴到我的手上，但是我奶奶并不理睬。她站起来，两腿分开，那样子就像在家时准备扛木柴的姿势。她两手一扬，把弟弟甩到她的背上，然后用布务捆住——她的衣服破了，两个大奶子露了出来，但是里边却没有给我弟弟吃的东西。她说，走吧。
所以，我们离开了这个长着深草的地方。把它留在了身后。带路的男人领着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上路了。我们继续逃难。
有一顶巨大的帐篷，它四周绑在地上，比教、堂和学校还大。当我们逃难到了那里时，我远远她看着，当时并不知道它就是这样子的。我曾经见过类似的东西——有一次，妈妈听说我们的士兵在镇上，她想打听一下他们知不知道父亲的下落，就领着我们去了一趟。这顶帐篷和那顶一样，也是蓝白相问的，但它不是用来祈祷和唱歌的，我们和从我们国家来的其他人就住在里面。诊所的护士说，不算小孩子，我们一共有两百人——还有新出生的婴儿，有的是在穿越克鲁格公园的路上出生的。
甚至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帐篷里也很黑暗，那里边却住着一个村子的人。每个家庭都没有房子，只有一个用口袋或箱子纸板——或者我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圈起来的狭小地方，以便告诉别的家庭，这是你的家，即使没有门，没有窗，没有茅草顶，他们也不应进来。所以，如果你站起来，如果你不是小孩子，你就可以看见别人家里的情况。有的人甚至还用地上的岩石制作了颜料，在麻袋上描绘了图案。
当然，实际上是有房顶的——帐篷就是房顶，离地面远远的，高高地盖在上面。它像天空。它像一座高山，我们就在山里面。光线裹着灰尘，通过缝隙射向地面，灰尘非常多，使人觉得可以顺着它们向上爬。帐篷挡住天上落下的雨水，可是地上的水却从帐篷四周漫进来，淹没各家的小地方之间的通道。通道里一次只能过一个人，弟弟那样大的小孩子在泥水中玩耍时，你得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弟弟没有玩耍。星期一有医生来，奶奶领着弟弟到诊所去了。护士说，我弟弟的脑袋有毛病，她觉得是因为我们家里吃的东西太少了。因为战争。因为父亲不在家。而且因为弟弟后来在克鲁格公园时被饿得太厉害了。弟弟喜欢整天躺在奶奶的身边，躺在她的腿上，或者靠着她身体的什么地方，他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一直望着我们。他想要点什么，可是你知道，他不能。如果我给他呵痒，他可能只是笑一笑。诊所给我们特殊的粉末，让放进稀粥里给他吃，他可能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我们刚到这里时，我们——哥哥和我——也像他这样。那时的情况我几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住在大帐篷附近村子里的人把我们带到了诊所，在那里，你得签名说明你来了——从远处来的，穿过克鲁格公园来的。我们坐在草地上，到处乱糟糟的。一位护士模样漂亮，留着直发，穿着好看的高跟鞋，她给我们弄来了特殊的粉末。她说，我们必须用水搅拌它，慢慢地喝下去。我们用牙撕开纸袋，用舌头舔食，它黏在嘴里，我把黏在嘴唇和指头上的粉末全都吮吸得干干净净。和我们一起来的孩子有的呕吐了。不过，我只觉得自己肚子里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动，吃下的那东西像蛇一样在里边转悠，不停地打嗝使我觉得很难受。另一位护士让我们在诊所的走廊里站成一排，可是我们却站不起来。我们东倒西歪地坐在地上，身体互相靠着，那位护士伸手一个一个地抓住我们每个人的胳膊，给我们打针。她用另一些针头把我们的血抽出来，注入细小的瓶子里。这是治 病用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觉得自己在走路，草长得很高，我看见了大象，我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
(选自《爱的讲述——文坛名家献给艾滋病防治事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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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已经决定将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纳丁·戈迪默。她是南非人，她的母亲是英幽人，她的父亲是立陶宛人。她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种族隔离的种种后果构成了些作品的重要主题。她生于1923年。
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长篇小说《贵客》(1970年)是她前期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作品结构严谨，简洁含蓄，文体高雅。她极其热切地成功表达了在一个国家诞生时各种事件的纷繁复杂。刊国后的前殖民地官员被卷进冲突当中，忠诚感又使他无所适从。事件的进展通过平行发展的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得到反映。他那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则对个人在追求未来的伟大游戏中的作用提出了反思。
70年代中期以来，戈迪默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长篇小说技巧。这个创作阶段产生了3部杰作：《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年)，《伯格的女儿》(1979年)和《朱利的族人》(1981年)。每部作品均以其独到的方式刻画了在黑人意识日益增长、精神与物质环境均为复杂的非洲的令人可信的个人立场。戈迪默还以最大的限度提出了白人——即使是仁慈的白人——的特权是否正当的问题。
在这儿部强有力的长篇小说中，《朱利的族人》尤其值得一捉。索韦托事件为小说的故事提供了背景。自人斯梅尔斯一家遇到了武装暴动，他们在男佣朱利的帮助下逃到了朱利的村子里，他们不得不在腾空了的原始小棚屋中勉强生存。随着时间的流逝，主仆关系由于这一家人越来越依靠朱利而颠倒。小说题目的模糊性则迅速地鲜明起来：朱利的族人就是他服侍的那家白人，但也是他的部落的成员。对于环境所造成的文化与物质上的粗俗化描写得很出色。夫妻之间的交流枯竭了。他试图不用占老的措词表述新的境遇，“但是词儿就是出小来”。提到妻子时用的是代词：“她。不是‘莫琳’，不是‘他的妻子’。”那些在语言和社交方而均感觉最易适应的人是孩子们。作者在作品中用孩子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成人间的关系是自有原因的。
戈迪默的最新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于1990年出版。它的主题是在一个难以容忍的社会中的爱情，以及存在千通往变化的道路上的复杂情况与种种障碍。情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极为微妙的描述。与此同时，顽固的政治现实则不断地进行干扰。双重的叙述视角使人物描写丰富而多面化，其中最令人惊讶成分就是妻子在最后所表现的英雄主义。这部小说颇具独创性与启示性，同时又因其富有诗意而迷人。
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不应使我们忘记那些短篇作品。它们简洁紧凑，极为生动，显示了处于创作能力高峰的戈迪默。《短篇小说选》(1975年)提供了一个概况。在短篇集《士兵的拥抱》(1980年)中，正如同名短篇所示，基本主题成功地得到再现。戈迪默独特的女性经历，她的同情心和出色的文体同样使她的短篇小说具有特色。
戈迪默(1923～)南非女作家。用英语创作。她生于南非德兰士瓦的斯普林斯。先在德兰士瓦受教育，后就读于约翰内斯堡的威特瓦特斯兰德大学。曾到过非洲、欧洲和北美许多地方，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授现代非洲文学。她抨击种族隔离制度，其作品多次被列为禁书。
戈迪默9岁开始写作，15岁即在杂志上发表作品。1952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毒蛇的柔和声音》，揭露了白人优越论造成的不公正现象。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主要通过矿区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揭示出被种族政治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具有反种族歧视倾向。《大自然的运动》是一部主题思想和艺术构思部独辟蹊径的长篇小说。被誉为20世纪流浪汉小说。其行文优美，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和感情美化见长。
戈迪默还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其主题和长篇小说相近。自50年代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六英尺土地》《星期五的足迹》《不是为了出版》《利文斯通的伙伴们》《故事选》《肯定是某个星期一》《战士的拥抱》《那儿有什么事》等。其紧凑精心的故事结构，精炼客观的语言描述，部表明写作技巧的纯熟。其他著述有文学评论集《黑人解释者》《基本姿态》，以及与人合编的《今日南非创作》等。1991年戈迪默因为“史诗般壮丽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品选读
终极游猎(节选)
[南非]戈迪默
大家停下来，等我爷爷赶上来。可是他没有露面。这时已经是中午了，我们的耳边响着嗡嗡的虫子叫声，我们听不见他在草丛里的动静。大象草很高，他的个子很矮，我们看不到他。可是，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穿着他那大裤子和破衬衣——因为没有布，奶奶无法把它补好。我们知道，他身体虚弱，行动缓慢，不可能离我们太远。我们大家分头去找他，是结伴去的，不会在那样高的草丛中失去联系。大象草碰着我们的眼睛和鼻子；我们低声呼唤他，可是虫子发出的响声肯定塞满了他的耳朵中可以听见声音的地方了。我们在那一片深深的草丛中呆了一整夜。在睡梦中，我看见他蜷作一团，睡在他为自己做成的草窝中，就像我们见过的、老羚羊为藏匿小羊做的那种草窝。
我醒来以后，还是不见他的影子。所以，我们又开始寻找，这时草丛中出现了我们反复走过留下的路，如果我们找不到他，他可以很容易找到我们。我们那一整天一直坐着等待。当太阳挂在你的头上，阳光射进你的脑袋时周围的一切都很安静——即使你像动物一样，躺在大树下面时也是这样。我躺在地上，看见那些长着弯弯的尖嘴、光秃秃脖子的丑陋大鸟在我们头上盘旋。在路上，我们常常看见它们撕咬死去的动物骨头，没有剩下我们可以吃的东西。它们盘旋着，一会儿往上飞，一会儿向下滑，接着又向上飞去。我看见它们左右伸着脖子，一直在那里盘旋。我看见奶奶一直坐在那里，小弟弟坐在她的腿上，也在看着那些鸟。
下午，带路的男人来到我奶奶跟前，告诉她别的人必须继续往前走。他说，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吃的，他们很快就会死掉。
奶奶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对她说，我们出发之前，我会给你们弄些水来的。
奶奶看着我们——我、哥哥和坐在她腿上的我弟弟。我们看见其他的人一个个站起来，准备离开。我不相信我们周围长着的那些草丛里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们单独留在这里，留在克鲁格公园，警察或动物就会发现我们。我的两眼流着泪水，泪水顺着鼻子滴到我的手上，但是我奶奶并不理睬。她站起来，两腿分开，那样子就像在家时准备扛木柴的姿势。她两手一扬，把弟弟甩到她的背上，然后用布务捆住——她的衣服破了，两个大奶子露了出来，但是里边却没有给我弟弟吃的东西。她说，走吧。
所以，我们离开了这个长着深草的地方。把它留在了身后。带路的男人领着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上路了。我们继续逃难。
有一顶巨大的帐篷，它四周绑在地上，比教、堂和学校还大。当我们逃难到了那里时，我远远她看着，当时并不知道它就是这样子的。我曾经见过类似的东西——有一次，妈妈听说我们的士兵在镇上，她想打听一下他们知不知道父亲的下落，就领着我们去了一趟。这顶帐篷和那顶一样，也是蓝白相问的，但它不是用来祈祷和唱歌的，我们和从我们国家来的其他人就住在里面。诊所的护士说，不算小孩子，我们一共有两百人——还有新出生的婴儿，有的是在穿越克鲁格公园的路上出生的。
甚至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帐篷里也很黑暗，那里边却住着一个村子的人。每个家庭都没有房子，只有一个用口袋或箱子纸板——或者我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圈起来的狭小地方，以便告诉别的家庭，这是你的家，即使没有门，没有窗，没有茅草顶，他们也不应进来。所以，如果你站起来，如果你不是小孩子，你就可以看见别人家里的情况。有的人甚至还用地上的岩石制作了颜料，在麻袋上描绘了图案。
当然，实际上是有房顶的——帐篷就是房顶，离地面远远的，高高地盖在上面。它像天空。它像一座高山，我们就在山里面。光线裹着灰尘，通过缝隙射向地面，灰尘非常多，使人觉得可以顺着它们向上爬。帐篷挡住天上落下的雨水，可是地上的水却从帐篷四周漫进来，淹没各家的小地方之间的通道。通道里一次只能过一个人，弟弟那样大的小孩子在泥水中玩耍时，你得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弟弟没有玩耍。星期一有医生来，奶奶领着弟弟到诊所去了。护士说，我弟弟的脑袋有毛病，她觉得是因为我们家里吃的东西太少了。因为战争。因为父亲不在家。而且因为弟弟后来在克鲁格公园时被饿得太厉害了。弟弟喜欢整天躺在奶奶的身边，躺在她的腿上，或者靠着她身体的什么地方，他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一直望着我们。他想要点什么，可是你知道，他不能。如果我给他呵痒，他可能只是笑一笑。诊所给我们特殊的粉末，让放进稀粥里给他吃，他可能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我们刚到这里时，我们——哥哥和我——也像他这样。那时的情况我几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住在大帐篷附近村子里的人把我们带到了诊所，在那里，你得签名说明你来了——从远处来的，穿过克鲁格公园来的。我们坐在草地上，到处乱糟糟的。一位护士模样漂亮，留着直发，穿着好看的高跟鞋，她给我们弄来了特殊的粉末。她说，我们必须用水搅拌它，慢慢地喝下去。我们用牙撕开纸袋，用舌头舔食，它黏在嘴里，我把黏在嘴唇和指头上的粉末全都吮吸得干干净净。和我们一起来的孩子有的呕吐了。不过，我只觉得自己肚子里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动，吃下的那东西像蛇一样在里边转悠，不停地打嗝使我觉得很难受。另一位护士让我们在诊所的走廊里站成一排，可是我们却站不起来。我们东倒西歪地坐在地上，身体互相靠着，那位护士伸手一个一个地抓住我们每个人的胳膊，给我们打针。她用另一些针头把我们的血抽出来，注入细小的瓶子里。这是治 病用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觉得自己在走路，草长得很高，我看见了大象，我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
(选自《爱的讲述——文坛名家献给艾滋病防治事业的故事》)
超级链接
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已经决定将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纳丁·戈迪默。她是南非人，她的母亲是英幽人，她的父亲是立陶宛人。她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种族隔离的种种后果构成了些作品的重要主题。她生于1923年。
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长篇小说《贵客》(1970年)是她前期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作品结构严谨，简洁含蓄，文体高雅。她极其热切地成功表达了在一个国家诞生时各种事件的纷繁复杂。刊国后的前殖民地官员被卷进冲突当中，忠诚感又使他无所适从。事件的进展通过平行发展的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得到反映。他那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则对个人在追求未来的伟大游戏中的作用提出了反思。
70年代中期以来，戈迪默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长篇小说技巧。这个创作阶段产生了3部杰作：《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年)，《伯格的女儿》(1979年)和《朱利的族人》(1981年)。每部作品均以其独到的方式刻画了在黑人意识日益增长、精神与物质环境均为复杂的非洲的令人可信的个人立场。戈迪默还以最大的限度提出了白人——即使是仁慈的白人——的特权是否正当的问题。
在这儿部强有力的长篇小说中，《朱利的族人》尤其值得一捉。索韦托事件为小说的故事提供了背景。自人斯梅尔斯一家遇到了武装暴动，他们在男佣朱利的帮助下逃到了朱利的村子里，他们不得不在腾空了的原始小棚屋中勉强生存。随着时间的流逝，主仆关系由于这一家人越来越依靠朱利而颠倒。小说题目的模糊性则迅速地鲜明起来：朱利的族人就是他服侍的那家白人，但也是他的部落的成员。对于环境所造成的文化与物质上的粗俗化描写得很出色。夫妻之间的交流枯竭了。他试图不用占老的措词表述新的境遇，“但是词儿就是出小来”。提到妻子时用的是代词：“她。不是‘莫琳’，不是‘他的妻子’。”那些在语言和社交方而均感觉最易适应的人是孩子们。作者在作品中用孩子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成人间的关系是自有原因的。
戈迪默的最新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于1990年出版。它的主题是在一个难以容忍的社会中的爱情，以及存在千通往变化的道路上的复杂情况与种种障碍。情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极为微妙的描述。与此同时，顽固的政治现实则不断地进行干扰。双重的叙述视角使人物描写丰富而多面化，其中最令人惊讶成分就是妻子在最后所表现的英雄主义。这部小说颇具独创性与启示性，同时又因其富有诗意而迷人。
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不应使我们忘记那些短篇作品。它们简洁紧凑，极为生动，显示了处于创作能力高峰的戈迪默。《短篇小说选》(1975年)提供了一个概况。在短篇集《士兵的拥抱》(1980年)中，正如同名短篇所示，基本主题成功地得到再现。戈迪默独特的女性经历，她的同情心和出色的文体同样使她的短篇小说具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