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香港特首产生办法决议案（政改方案）经立法会两日审议后，6月18日进行表决，最终以8票赞成、28票反对、0票弃权，未能获得三分之二议员通过，这意味着政改方案被否决。
此次投票时在席议员只有37人（37人出席，其中36位为立法会议员，参与投票，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不参与投票）。大部分建制派议员在临表决前离开了议事厅，没有投票。反对的28票，除了27名泛民议员之外，还有医学界议员梁家骝一票。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由一个下级行政区的地方性议会推翻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决定，其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不可小觑。同时，随着政改方案的流产，2017年第五任香港特首选举将不能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而继续沿用由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办法。
大批建制派议员离场引关注
大批亲政府的建制派议员在表决前离场未参加投票，令人意外。
香港立法会中共有70名议员，其中只有27人是来自民主派政党的泛民议员，其余43名议员均是立场保守的工商界议员或者亲政府的所谓建制派议员。
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任何政治改革方案必须经过香港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支持才能通过。由于泛民议员人数超过三分之一，因此如果政改方案要获得通过，就必须争取到至少4名泛民议员“倒戈”支持政改方案。
不过，虽然特区政府事先曾力图说服一些泛民议员改变立场，但显然没能取得任何成功。而在18日的表决中，所有27名泛民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从而使政改方案未能获得所需的三分之二支持而夭折。
但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在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宣布要进行表决时，属于建制派的经民联议员林健锋突然要求休会15分钟，表示有事要商量，但遭到曾钰成拒绝。随后，大批建制派议员包括民建联、经民联及新民党议员离开了会议厅，没有参加投票。最后议事厅内只剩下37名议员，仍符合法定的过半的表决人数。
民建联议员谭耀宗解释临时离场的原因称，是因为另一位建制派议员，来自乡议局的议员刘皇发因交通问题尚未到场，因此希望离席，以便不足法定表决人数，从而争取多一些时间等刘皇发到场后参与投票。但不料，由于沟通问题，在场的议员依然足够法定表决人数，结果投票在这些建制派议员缺席的情况下进行。
经民联梁君彦表示，已约见中联办副主任解释事件，对方表示理解。他还认为，今次的问题亦无法影响反对派捆绑否决方案的结果。
人大决议首遭下级“议会”否决
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不仅代表香港与500万人“一人一票”选特首的民主进步失之交臂，而且产生了建国以来一个“里程碑”事件——由全国大人通过的决定，首次被下级“议会”否决。
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前的解释，香港政改的具体步骤需经历“五部曲”：第一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进行修改；第二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可就产生办法进行修改；第三部，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可就产生办法进行修改，则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修改产生办法的议案，并经由全体立法会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第四部，行政长官同意经立法会通过的议案；第五部，行政长官将有关法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后者批准或备案。
正是基于这“五部曲”，香港此次要通过政改方案，不仅要在香港各社会、各个政党及港府之间达成共识，符合基本法，而且要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意。因此，当政改“五部曲”已经走到“第三部”后，此次提交到香港立法会接受表决的政改方案正是以人大“8·31决定”为基础作出的。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决定规定行政长官选举在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要：（一）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1200人）；（二）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2至3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三）香港特别行政区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四）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这套方案被舆论称为对特首普选“连落三闸”，也称为香港各界关于政改争论的焦点来源。反对派主张特首应直接由香港民众选举产生，而不是先经过提名委员会的“篩选”，即所谓实行“真普选”。
毫无疑问，香港普选特首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政改有实验和标杆的意义，如果此次政改方案能够通过，它将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然而，作为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其作出的议案最终还是被下级的香港立法会否决。
在政改方案被否决后，特首梁振英18日下午表示，投反对票的议员煞停香港的民主进程，令他、特区政府及广大市民感到极度失望。而未来两年，会集中处理经济民生政策。梁振英表示，毫不怀疑42位建议派议员对政改的支持，他们支持落实2017年普选无任何疑问。至于投票过程发生的事情，建制议员们已解释清楚。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此也发表谈话，批评少数议员出于私利否决政改方案，阻碍香港民主发展进程，使香港错失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的机遇，认为他们要承担历史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言人同样批评少数议员为了一己之私，顽固坚持与中央对抗的立场，阻挠政改方案通过，致使香港民主发展进程止步不前。并强调未来香港实行普选仍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作出的相关决议框架之内。
在1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香港政改虽然不属于外交问题，还是再次被提及。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这一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政经影响
随着政改方案被否决，这意味着2017年第五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不能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而继续沿用由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办法。
此前，特首由分别来自38个界别分组，代表不同行业、专业、劳工、社会服务團体及区域组织的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最后由国务院任命。
非普选方式被一些人认为将使香港政治继续陷在“小圈子”里面，既得利益集团将继续攫取香港的政商利益，很有可能出现如香港首富李嘉诚所言“大家都是输家”的结局。
外界还预计随着政改方案的流产，双方短期内不再有妥协可能，亲民主派已经开始关注2047年，届时香港的半自治特殊地位将告终结。有观点称，“后政改时代”的香港局势或将更加紧张，社会进一步撕裂和动荡。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的分析则称，经过去年的政治争拗和风波之后，香港市场对政改话题的消化能力增强，市场参与者对于2017年是否举行特首普选的各种可能性也都普遍接受。在短期内，香港股市不太可能受政治变动的明显影响，在内地股市牛市潮起，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的价差趋于明显之际，内地资本涌入香港推动港股走强的趋势，不会改变。
此次可以视作香港政治“新常态”的开端，而这也将使香港经济进一步进入“新常态”。所谓香港政治“新常态”，核心在于香港政治和中国内地的关系更加紧密。在重大问题上，中央政府对香港行使管治权和最终决定权，即使香港有部分人士对这种安排感到不满，但无撼动中央权威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无论香港是否实行普选，中央政府都会牢牢掌握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运行轨迹。可以预期，香港在短期内出现新的政治震荡的风险不大，而长远来看，香港经济融入中国内地的进程也难以打断。
在中央政府推动一带一路、成立亚投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下，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更加清晰。在这一进程中，香港可以在保持良好陆港关系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自身特殊优势，而香港股市有望处在比内地股市更持久的牛市周期。
沪港两地的合作，可以珠联璧合。上海扮演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角色，香港扮演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角色；上海资本市场重点服务境内，香港资本市场则兼顾境内外，打造更高水平的“国际板”。而北京、深圳作为高新技术和创新创业基地，两地的资本市场则优先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服务，从而形成京沪深港四地资本市场错位发展、合作共赢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香港市场从“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将是中国内地股市走势的自然延伸；从“全球市场”的角度来看，又是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输出牛市”的前线。相较于内地市场明显的资金驱动，香港市场兼有资金驱动和国际资本逐利的多重因素，在本轮牛市中的形态表现将更加稳健，出现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低于内地，在基本面上更容易维持“慢牛”格局。
此次投票时在席议员只有37人（37人出席，其中36位为立法会议员，参与投票，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不参与投票）。大部分建制派议员在临表决前离开了议事厅，没有投票。反对的28票，除了27名泛民议员之外，还有医学界议员梁家骝一票。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由一个下级行政区的地方性议会推翻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决定，其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不可小觑。同时，随着政改方案的流产，2017年第五任香港特首选举将不能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而继续沿用由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办法。
大批建制派议员离场引关注
大批亲政府的建制派议员在表决前离场未参加投票，令人意外。
香港立法会中共有70名议员，其中只有27人是来自民主派政党的泛民议员，其余43名议员均是立场保守的工商界议员或者亲政府的所谓建制派议员。
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任何政治改革方案必须经过香港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支持才能通过。由于泛民议员人数超过三分之一，因此如果政改方案要获得通过，就必须争取到至少4名泛民议员“倒戈”支持政改方案。
不过，虽然特区政府事先曾力图说服一些泛民议员改变立场，但显然没能取得任何成功。而在18日的表决中，所有27名泛民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从而使政改方案未能获得所需的三分之二支持而夭折。
但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在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宣布要进行表决时，属于建制派的经民联议员林健锋突然要求休会15分钟，表示有事要商量，但遭到曾钰成拒绝。随后，大批建制派议员包括民建联、经民联及新民党议员离开了会议厅，没有参加投票。最后议事厅内只剩下37名议员，仍符合法定的过半的表决人数。
民建联议员谭耀宗解释临时离场的原因称，是因为另一位建制派议员，来自乡议局的议员刘皇发因交通问题尚未到场，因此希望离席，以便不足法定表决人数，从而争取多一些时间等刘皇发到场后参与投票。但不料，由于沟通问题，在场的议员依然足够法定表决人数，结果投票在这些建制派议员缺席的情况下进行。
经民联梁君彦表示，已约见中联办副主任解释事件，对方表示理解。他还认为，今次的问题亦无法影响反对派捆绑否决方案的结果。
人大决议首遭下级“议会”否决
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不仅代表香港与500万人“一人一票”选特首的民主进步失之交臂，而且产生了建国以来一个“里程碑”事件——由全国大人通过的决定，首次被下级“议会”否决。
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前的解释，香港政改的具体步骤需经历“五部曲”：第一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进行修改；第二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可就产生办法进行修改；第三部，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可就产生办法进行修改，则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修改产生办法的议案，并经由全体立法会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第四部，行政长官同意经立法会通过的议案；第五部，行政长官将有关法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后者批准或备案。
正是基于这“五部曲”，香港此次要通过政改方案，不仅要在香港各社会、各个政党及港府之间达成共识，符合基本法，而且要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意。因此，当政改“五部曲”已经走到“第三部”后，此次提交到香港立法会接受表决的政改方案正是以人大“8·31决定”为基础作出的。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决定规定行政长官选举在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要：（一）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1200人）；（二）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2至3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三）香港特别行政区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四）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这套方案被舆论称为对特首普选“连落三闸”，也称为香港各界关于政改争论的焦点来源。反对派主张特首应直接由香港民众选举产生，而不是先经过提名委员会的“篩选”，即所谓实行“真普选”。
毫无疑问，香港普选特首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政改有实验和标杆的意义，如果此次政改方案能够通过，它将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然而，作为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其作出的议案最终还是被下级的香港立法会否决。
在政改方案被否决后，特首梁振英18日下午表示，投反对票的议员煞停香港的民主进程，令他、特区政府及广大市民感到极度失望。而未来两年，会集中处理经济民生政策。梁振英表示，毫不怀疑42位建议派议员对政改的支持，他们支持落实2017年普选无任何疑问。至于投票过程发生的事情，建制议员们已解释清楚。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此也发表谈话，批评少数议员出于私利否决政改方案，阻碍香港民主发展进程，使香港错失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的机遇，认为他们要承担历史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言人同样批评少数议员为了一己之私，顽固坚持与中央对抗的立场，阻挠政改方案通过，致使香港民主发展进程止步不前。并强调未来香港实行普选仍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作出的相关决议框架之内。
在1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香港政改虽然不属于外交问题，还是再次被提及。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这一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政经影响
随着政改方案被否决，这意味着2017年第五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不能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而继续沿用由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办法。
此前，特首由分别来自38个界别分组，代表不同行业、专业、劳工、社会服务團体及区域组织的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最后由国务院任命。
非普选方式被一些人认为将使香港政治继续陷在“小圈子”里面，既得利益集团将继续攫取香港的政商利益，很有可能出现如香港首富李嘉诚所言“大家都是输家”的结局。
外界还预计随着政改方案的流产，双方短期内不再有妥协可能，亲民主派已经开始关注2047年，届时香港的半自治特殊地位将告终结。有观点称，“后政改时代”的香港局势或将更加紧张，社会进一步撕裂和动荡。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的分析则称，经过去年的政治争拗和风波之后，香港市场对政改话题的消化能力增强，市场参与者对于2017年是否举行特首普选的各种可能性也都普遍接受。在短期内，香港股市不太可能受政治变动的明显影响，在内地股市牛市潮起，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的价差趋于明显之际，内地资本涌入香港推动港股走强的趋势，不会改变。
此次可以视作香港政治“新常态”的开端，而这也将使香港经济进一步进入“新常态”。所谓香港政治“新常态”，核心在于香港政治和中国内地的关系更加紧密。在重大问题上，中央政府对香港行使管治权和最终决定权，即使香港有部分人士对这种安排感到不满，但无撼动中央权威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无论香港是否实行普选，中央政府都会牢牢掌握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运行轨迹。可以预期，香港在短期内出现新的政治震荡的风险不大，而长远来看，香港经济融入中国内地的进程也难以打断。
在中央政府推动一带一路、成立亚投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下，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更加清晰。在这一进程中，香港可以在保持良好陆港关系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自身特殊优势，而香港股市有望处在比内地股市更持久的牛市周期。
沪港两地的合作，可以珠联璧合。上海扮演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角色，香港扮演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角色；上海资本市场重点服务境内，香港资本市场则兼顾境内外，打造更高水平的“国际板”。而北京、深圳作为高新技术和创新创业基地，两地的资本市场则优先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服务，从而形成京沪深港四地资本市场错位发展、合作共赢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香港市场从“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将是中国内地股市走势的自然延伸；从“全球市场”的角度来看，又是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输出牛市”的前线。相较于内地市场明显的资金驱动，香港市场兼有资金驱动和国际资本逐利的多重因素，在本轮牛市中的形态表现将更加稳健，出现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低于内地，在基本面上更容易维持“慢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