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楚辞》是中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代表，《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它的艺术价值由“赋比兴”来体现，依附于意象。在许渊冲和杨宪益先生之译作中，他们在归化和异化策略下使用引申译法，增词译法等具体方法。对比分析他们的译文，当今译者能获得启示，在翻译中更好地将植物意象为代表的文化意象传达给西方读者。
【关键词】：《离骚》英译;文化意象;许渊冲;杨宪益
《楚辭》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之作，后世称其文体为“楚辞体”。从影响力和文学价值而言，《楚辞》无疑是震古烁今的经典巨作，而其中的《离骚》也开创了“骚体”，是《楚辞》中最具代表的绝代名篇。里面比兴丰富，意象缤纷，写作手法形象超绝。然而，在楚辞这部巨作的英译过程中，如何将其中文化意象分享给西方读者却成了困扰译者的难题。本文试图以华人译文中最杰出的许渊冲和杨宪益先生之译作为对比，以出现次数最多的植物意象为例，探讨在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过程中，如何将文字中的意象、内涵传达给西方读者。
一、比兴手法
王逸曾在《离骚经序》里说：“《离骚》之文， 依《诗》取兴， 引类譬喻， 故善鸟香花以配忠贞， 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灵修美人以媲于君。”（王逸，2015： 6）因此，里面的比兴手法是艺术价值的集中体现。
究竟何为比兴？刘生良专门撰文研究《楚辞》时，结合古代学者的观点，提出：“所谓比， 乃是借物喻志明理的方法， 尚有比拟、比附、类比、隐喻、象征之义……所谓兴， 乃是托物起情寓意的方法，亦有联想、暗示、寄托之义。”（刘生良，2010）理学家朱熹曾在《诗集传》里说 “比者， 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熹，1958：11）结合上述观点，自然可以得出比、兴虽有所分别，但都是借物寓意的手法。
因此，既然比兴是该作艺术价值的集中体现，那些寄托诗人情人情感的意象就成了诗歌的灵魂。《楚辞》代表作中《离骚》、《九歌》、《九问》等，都出现了二三十种植物，借以隐喻、抒情、陈志。去研究最有名望《离骚》中植物意象，可谓是探讨其中意象之代表，抓住了《离骚》乃至整个《楚辞》的一大精髓。（潘富俊，2003： 10）
二、植物意象之隐喻
离骚中植物从头到尾，分别是：江离、芷、木兰、宿莽、申椒、菌桂、蕙、荃、留夷、揭车、杜衡、菊、薛荔、胡、芰荷、芙蓉、茹、扶桑、藑茅、恶草薋、菉、葹、茅、萧艾、榝。共计25种。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现今流传最广的楚辞专业文献，筛选集合了前朝诸多名家的注解。他提到的植物意象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江离、芷、兰（木兰）、宿莽等香草植物，前两者出现在“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屈原借此抒发自己高洁的情操。这四者幽而芬芳，是君子采摘、佩戴之物，后两者更是芳香持久，尤其是木兰，在《本草纲目》里描述为“去皮不死”，（朱熹， 1979：8）与《离骚》上文中“恐年岁之不吾与”相对照，朱熹称之为“行者之忠善为长久之道”。（朱熹，1979：8）这一类植物意象抒发了屈原注重德行修为，培养高洁情操，并视之为人间的长久正道。
第二类是隐喻其他君子。《离骚》中提到了申椒与菌桂，原文出处是“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后”即“君王”，意思是曾经的君王德行纯良，就会选贤举能，身边多是君子。申椒与菌桂这类香草就借以隐喻德行如香草般芬芳的君子。（朱熹，1979：9）
第三类是隐喻小人，《离骚》中提到了萧艾，原文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意思是曾经芳草郁郁，如今萧艾遮蔽。朱熹做注解称萧艾为贱草，借以喻当时世乱鄙薄，小人当道，陷害贤良，借势乱政。屈原为此抒发自己无比的悲愤！（朱熹，1979：26）
三、植物意象之英译
文军曾对1992到2012年楚辞英译研究做出综述，在他的论文《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综述》中提到了10大译本，其中最具名望的两大国内翻译家莫过于许渊冲和杨宪益。（文军，2013，（1）： 85）许渊冲被称为诗译英法第一人，杨宪益则是红楼梦的国内代表译者。他们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肩负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从文化立场和翻译素养两角度考虑，他们是楚辞英译的首席大家，其译本有较高研究价值。
许译本中，把第一类植物意象“江离”、“芷”、“木兰”、“宿莽”分别译为“sweet grass”，“orchids”， “mountain grass”，“ secluded grass”。连淑能在选词法的9大方法论述中，称这种翻译方法为引申意义，（连淑能， 2006：83）许渊冲在无法找到合适的对等词时，把江离、木兰、宿莽三个具体词引申为一般、概括的“sweet grass”，“mountain grass”和“secluded grass”，化实为虚，增加了译文的流畅性，不给西方读者造成阅读障碍。然而，为了达到原文的意象效果，许渊冲加上sweet，mountain 和secluded做定语把三者加以区别，同时sweet表示甜美，就像西方英译本旧约圣经《雅歌》中二章三节以隐喻的形式形容品德超越的所罗门说：“his fruit was sweet to my taste”，（Solomon， 1997： 1228）也表达了芳香之意，其后的mountain，secluded做到了词性替换，增加了原文文辞的多样性同时，又可结合前文，让人联想到屈原注重内在德行，品性清高。在形式上没有忠实原文，但在内容效果的传达上是统一的。这也是许渊冲一贯的翻译思想。（许渊冲，1984： 11）杨宪益则把这四者分别译为Angelic herbs，sweet selineas，Magnolias， winter-thorn。其中Magnolia就是木兰，winter-thorn是冬日之荆棘，前两者是采用增词译法，（冯庆华，2010：58）增加Angelic 和sweet这些积极词汇来传达正面意象，后两者是采用对等译法，不过这种对等更接近于形式对等，而非动态对等，（Nida， 1964： 159） 意象之作用的传达不超过许渊冲，而对原文形式上的忠实度却更高。许渊冲采取的是归化策略，而杨宪益采取的是异化策略，（Venuti， 1995： 20） 前者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后者保留了原有文化特色。两种翻译方法各有千秋。 许译本中，他把第二类植物意象“申椒”与“菌桂”译为Pepper and cassia 杨宪益也是译为Cassia and pepper。译界普遍认为杨宪益翻译风格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这里他也是一贯采用异化策略。（欧阳友珍，2014，（12）：102）许渊冲虽然提出了好的译文主要是忠于原文内容，而非形式，但也要尽量接近原文形式。（許渊冲，1984： 13）在这里意象传达上，两位翻译家的策略可谓一致。Cassia 在英语中是芳香之树，足以把隐喻传达出来。但申椒翻译为pepper却很难让人想到其香味四溢，这种现象不仅是也是翻译的局限，也是跨文化交际之局限，（Samovar， 2000： 132） 因为由于文化和语言差异，文化负载词因为特定意象实不可译，它不能找到对等词，把原文的内涵完全传达。（许均.，2009： 165）此处pepper之翻译就失去了芳香四溢的原本语义。
许译本中，他把第二类植物意象译为weeds stinking strong。杨宪益则译为grey herbs。两者都是采用增词译法，增加修饰语stinking strong以及grey来表达这种植物令人厌恶，让人明白原作者借此来表达讽刺。如今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许多人都提倡加注法，在文章下面来解释说明一些文化负载词，而这种在文内直接通过增加修饰语来传达意象的方法就比加注法要高明。
结论和启示
如今中华优秀典籍文化走向世界，在翻译特定文化意象词时可以借鉴两位大家翻译楚辞中植物意象之方法。一面可以像他们一样采用增词译法，用特定修饰词表达意象，另一面也要意识到“不可译”的问题，充分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的困难，寻找折中的办法。在无法找到对等词时，许渊冲先生选用引申意义对特定词语进行翻译值得借鉴。
通过二者的译文对比，归化和异化的利弊也能凸显，前者更容易让读者理解，但后者更能保留原来词语的文化特色，这与翻译学上最基本的语义交际和交际翻译的矛盾如出一辙，杨宪益的译文偏于前者，译作形式上也更忠实，许渊冲的译文偏于后者，在忠于原文内容的前提，并从译入语读者角度考虑对译文形式进行调整的情况下，他的译作更能让读者接受。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译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笔者以为，在西方接受中华文化早期，可以效法利玛窦当年在中国传教时的方法。在西学东渐之前，为了打开国人思想，他直接用儒家经典论证基督教教义，从而使《圣经》翻译的起步阶段有好的开头。（谢天振，2009：75）当今译者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在“东学西渐”早期，为了让读者接受，可以灵活变通，对形式调整，拉低起点，让译文符合他们的口味，让西方读者先去接受，从而产生兴趣。而在后期，可以更偏向于杨宪益先生的翻译方法，把更原汁原味的楚辞等中华传统文化分享给世界。
参考文献：
[1]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China[M]. Leiden：Brill， 1964： 159
[2]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Routledge，1995： 20
[3] Solomon. The Old Testament[M]. Anaheim： Living Stream Ministry， 1997： 1228
[4] Larry A. Samova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132
[5] 刘生良，《离骚》的比兴艺术和比兴体系[J]. 山西大学学报，2010，（33）： 5
[6] 潘富俊，楚辞植物图鉴[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0
[7] 朱熹&王逸，钦定四库全书：楚辞集注[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5： 6
[8] 朱熹，诗集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8：11
[9] 朱熹，楚辞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 9， 26
[10] 文军&刘谨 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综述（ 1992-2012）[J]. 外文研究，2013，（1）： 85
[11] 连淑能. 英译汉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3
[12] 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58
[13] 许均. 翻译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9： 165
[14] 欧阳友珍，论杨宪益文学翻译思想[J]. 江西社会科学，2014，（12）：102
[15]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1984： 11，13
[16] 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 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9：75
【关键词】：《离骚》英译;文化意象;许渊冲;杨宪益
《楚辭》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之作，后世称其文体为“楚辞体”。从影响力和文学价值而言，《楚辞》无疑是震古烁今的经典巨作，而其中的《离骚》也开创了“骚体”，是《楚辞》中最具代表的绝代名篇。里面比兴丰富，意象缤纷，写作手法形象超绝。然而，在楚辞这部巨作的英译过程中，如何将其中文化意象分享给西方读者却成了困扰译者的难题。本文试图以华人译文中最杰出的许渊冲和杨宪益先生之译作为对比，以出现次数最多的植物意象为例，探讨在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过程中，如何将文字中的意象、内涵传达给西方读者。
一、比兴手法
王逸曾在《离骚经序》里说：“《离骚》之文， 依《诗》取兴， 引类譬喻， 故善鸟香花以配忠贞， 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灵修美人以媲于君。”（王逸，2015： 6）因此，里面的比兴手法是艺术价值的集中体现。
究竟何为比兴？刘生良专门撰文研究《楚辞》时，结合古代学者的观点，提出：“所谓比， 乃是借物喻志明理的方法， 尚有比拟、比附、类比、隐喻、象征之义……所谓兴， 乃是托物起情寓意的方法，亦有联想、暗示、寄托之义。”（刘生良，2010）理学家朱熹曾在《诗集传》里说 “比者， 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熹，1958：11）结合上述观点，自然可以得出比、兴虽有所分别，但都是借物寓意的手法。
因此，既然比兴是该作艺术价值的集中体现，那些寄托诗人情人情感的意象就成了诗歌的灵魂。《楚辞》代表作中《离骚》、《九歌》、《九问》等，都出现了二三十种植物，借以隐喻、抒情、陈志。去研究最有名望《离骚》中植物意象，可谓是探讨其中意象之代表，抓住了《离骚》乃至整个《楚辞》的一大精髓。（潘富俊，2003： 10）
二、植物意象之隐喻
离骚中植物从头到尾，分别是：江离、芷、木兰、宿莽、申椒、菌桂、蕙、荃、留夷、揭车、杜衡、菊、薛荔、胡、芰荷、芙蓉、茹、扶桑、藑茅、恶草薋、菉、葹、茅、萧艾、榝。共计25种。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现今流传最广的楚辞专业文献，筛选集合了前朝诸多名家的注解。他提到的植物意象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江离、芷、兰（木兰）、宿莽等香草植物，前两者出现在“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屈原借此抒发自己高洁的情操。这四者幽而芬芳，是君子采摘、佩戴之物，后两者更是芳香持久，尤其是木兰，在《本草纲目》里描述为“去皮不死”，（朱熹， 1979：8）与《离骚》上文中“恐年岁之不吾与”相对照，朱熹称之为“行者之忠善为长久之道”。（朱熹，1979：8）这一类植物意象抒发了屈原注重德行修为，培养高洁情操，并视之为人间的长久正道。
第二类是隐喻其他君子。《离骚》中提到了申椒与菌桂，原文出处是“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后”即“君王”，意思是曾经的君王德行纯良，就会选贤举能，身边多是君子。申椒与菌桂这类香草就借以隐喻德行如香草般芬芳的君子。（朱熹，1979：9）
第三类是隐喻小人，《离骚》中提到了萧艾，原文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意思是曾经芳草郁郁，如今萧艾遮蔽。朱熹做注解称萧艾为贱草，借以喻当时世乱鄙薄，小人当道，陷害贤良，借势乱政。屈原为此抒发自己无比的悲愤！（朱熹，1979：26）
三、植物意象之英译
文军曾对1992到2012年楚辞英译研究做出综述，在他的论文《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综述》中提到了10大译本，其中最具名望的两大国内翻译家莫过于许渊冲和杨宪益。（文军，2013，（1）： 85）许渊冲被称为诗译英法第一人，杨宪益则是红楼梦的国内代表译者。他们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肩负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从文化立场和翻译素养两角度考虑，他们是楚辞英译的首席大家，其译本有较高研究价值。
许译本中，把第一类植物意象“江离”、“芷”、“木兰”、“宿莽”分别译为“sweet grass”，“orchids”， “mountain grass”，“ secluded grass”。连淑能在选词法的9大方法论述中，称这种翻译方法为引申意义，（连淑能， 2006：83）许渊冲在无法找到合适的对等词时，把江离、木兰、宿莽三个具体词引申为一般、概括的“sweet grass”，“mountain grass”和“secluded grass”，化实为虚，增加了译文的流畅性，不给西方读者造成阅读障碍。然而，为了达到原文的意象效果，许渊冲加上sweet，mountain 和secluded做定语把三者加以区别，同时sweet表示甜美，就像西方英译本旧约圣经《雅歌》中二章三节以隐喻的形式形容品德超越的所罗门说：“his fruit was sweet to my taste”，（Solomon， 1997： 1228）也表达了芳香之意，其后的mountain，secluded做到了词性替换，增加了原文文辞的多样性同时，又可结合前文，让人联想到屈原注重内在德行，品性清高。在形式上没有忠实原文，但在内容效果的传达上是统一的。这也是许渊冲一贯的翻译思想。（许渊冲，1984： 11）杨宪益则把这四者分别译为Angelic herbs，sweet selineas，Magnolias， winter-thorn。其中Magnolia就是木兰，winter-thorn是冬日之荆棘，前两者是采用增词译法，（冯庆华，2010：58）增加Angelic 和sweet这些积极词汇来传达正面意象，后两者是采用对等译法，不过这种对等更接近于形式对等，而非动态对等，（Nida， 1964： 159） 意象之作用的传达不超过许渊冲，而对原文形式上的忠实度却更高。许渊冲采取的是归化策略，而杨宪益采取的是异化策略，（Venuti， 1995： 20） 前者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后者保留了原有文化特色。两种翻译方法各有千秋。 许译本中，他把第二类植物意象“申椒”与“菌桂”译为Pepper and cassia 杨宪益也是译为Cassia and pepper。译界普遍认为杨宪益翻译风格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这里他也是一贯采用异化策略。（欧阳友珍，2014，（12）：102）许渊冲虽然提出了好的译文主要是忠于原文内容，而非形式，但也要尽量接近原文形式。（許渊冲，1984： 13）在这里意象传达上，两位翻译家的策略可谓一致。Cassia 在英语中是芳香之树，足以把隐喻传达出来。但申椒翻译为pepper却很难让人想到其香味四溢，这种现象不仅是也是翻译的局限，也是跨文化交际之局限，（Samovar， 2000： 132） 因为由于文化和语言差异，文化负载词因为特定意象实不可译，它不能找到对等词，把原文的内涵完全传达。（许均.，2009： 165）此处pepper之翻译就失去了芳香四溢的原本语义。
许译本中，他把第二类植物意象译为weeds stinking strong。杨宪益则译为grey herbs。两者都是采用增词译法，增加修饰语stinking strong以及grey来表达这种植物令人厌恶，让人明白原作者借此来表达讽刺。如今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许多人都提倡加注法，在文章下面来解释说明一些文化负载词，而这种在文内直接通过增加修饰语来传达意象的方法就比加注法要高明。
结论和启示
如今中华优秀典籍文化走向世界，在翻译特定文化意象词时可以借鉴两位大家翻译楚辞中植物意象之方法。一面可以像他们一样采用增词译法，用特定修饰词表达意象，另一面也要意识到“不可译”的问题，充分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的困难，寻找折中的办法。在无法找到对等词时，许渊冲先生选用引申意义对特定词语进行翻译值得借鉴。
通过二者的译文对比，归化和异化的利弊也能凸显，前者更容易让读者理解，但后者更能保留原来词语的文化特色，这与翻译学上最基本的语义交际和交际翻译的矛盾如出一辙，杨宪益的译文偏于前者，译作形式上也更忠实，许渊冲的译文偏于后者，在忠于原文内容的前提，并从译入语读者角度考虑对译文形式进行调整的情况下，他的译作更能让读者接受。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译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笔者以为，在西方接受中华文化早期，可以效法利玛窦当年在中国传教时的方法。在西学东渐之前，为了打开国人思想，他直接用儒家经典论证基督教教义，从而使《圣经》翻译的起步阶段有好的开头。（谢天振，2009：75）当今译者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在“东学西渐”早期，为了让读者接受，可以灵活变通，对形式调整，拉低起点，让译文符合他们的口味，让西方读者先去接受，从而产生兴趣。而在后期，可以更偏向于杨宪益先生的翻译方法，把更原汁原味的楚辞等中华传统文化分享给世界。
参考文献：
[1]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China[M]. Leiden：Brill， 1964： 159
[2]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Routledge，1995： 20
[3] Solomon. The Old Testament[M]. Anaheim： Living Stream Ministry， 1997： 1228
[4] Larry A. Samova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132
[5] 刘生良，《离骚》的比兴艺术和比兴体系[J]. 山西大学学报，2010，（33）： 5
[6] 潘富俊，楚辞植物图鉴[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0
[7] 朱熹&王逸，钦定四库全书：楚辞集注[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5： 6
[8] 朱熹，诗集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8：11
[9] 朱熹，楚辞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 9， 26
[10] 文军&刘谨 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综述（ 1992-2012）[J]. 外文研究，2013，（1）： 85
[11] 连淑能. 英译汉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3
[12] 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58
[13] 许均. 翻译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9： 165
[14] 欧阳友珍，论杨宪益文学翻译思想[J]. 江西社会科学，2014，（12）：102
[15]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1984： 11，13
[16] 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 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