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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伟人的代价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等待着你的死亡。
2013年6月，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病重，各国媒体迅速赶到他所在的医院，有人把无人摄像机放飞空中，试图拍摄病床上的他。人们几乎是一边担心他的离去，一边筹备他的寿辰——7月18日就是他的生日，这一天被联合国定为“曼德拉国际日”。9月，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竟然错误地发布一份唁电，对刚刚出院的曼德拉“表示沉痛悼念”。
这种误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相比他早年遇到的谣言、暗杀威胁、死刑判决、被美国政府列为恐怖分子等待遇，这个错误只能算是一个没有恶意的笑话。
12月5日，曼德拉真的去了。讣告迅速占领媒体头条，整个世界像是做足了心理准备，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叹息。仿佛在那一刻，正如他所倡导的，一切都宣告和解。
但是，恐怕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和解的艰难，他的去世很快成为各方争夺的政治资源。黑人在他的故居门前跳舞，这所红砖小房坐落在索韦托，这是种族隔离政府规定的黑人定居点，位于郊外，是出了名的贫民区；白人则在曼德拉广场布满鲜花，这里所在的桑顿是约翰内斯堡新兴的商业和金融区，有钱人都住在这里；信仰“非暴力”的人将他比作南非的甘地。
透过他的一生，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自由，革命者看到了革命，更多的人被他的语录折服，那些慷慨激昂的句子，美好而政治正确，传递着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抽象出来的价值——善良、宽容、平等、博爱。“大量媒体报道都是感性的、浪漫化的，”约翰内斯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弗里德曼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当然，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想象。严肃的分析可能还不是时候，现在让我们听听这些浪漫的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第二天，南非现任总统祖玛宣布，曼德拉的葬礼将于12月15日举行。进入约堡
四十多年前，当甘地来到这座城市，也受到过类似的待遇。和曼德拉一样，甘地对英国文化抱有好感，也是一名律师，有时会穿礼服打领带，但白人让他摘掉帽子，把他从头等车厢赶下去，甚至大打出手。南非就此成为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起点，印度侨民请他留下来，领导民权运动。而青年曼德拉在那时的表现并不是宽恕与和解，而是愤怒。
1944年，他参与创建“非国大”青年联盟，因为对党内保守派感到不满，“非国大好像成了颓废的、不思进取的特权精英们的保护伞”，他参与游行，积极介入罢工，倡议群众运动，经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甚至把别人推下讲台。40年代，有许多政治势力活跃在南非政坛，非洲民族主义、共产主义、非暴力不合作、工人运动、直接行动等等，都是南非白人国民党反对者。曼德拉对它们有顾虑，他的思想倾向于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南非共产党最初是一个白人政党，40年代后才开始关注非洲民族解放问题，被他视为舶来品。在青年联盟的支持下，西苏鲁成为“非国大”新的总书记。
一个激动的年轻人，全力以赴，冲在最前——这就是曼德拉在当时的角色。西苏鲁第一次见到他，就说他是“天生的领袖”、“自然的王者”。因为父亲早逝，曼德拉童年跟着国王长大，他经常看到国王的穿着、谈吐和行为，一个小男孩对于王的敬仰和模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政治风格。
“他就是我们的群众领袖，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群众组织。”西苏鲁知道，现代政治的舞台尤其需要这样的形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27年监狱生涯过去后，人们依然记得他。他的形象被印上海报和衣服，要求释放他的呼声编进了英国乐队的摇滚歌曲。他是“非国大”的象征，是完美的代言人，“可以让反种族隔离运动变得人性化”。被判死刑
也许从那时开始，曼德拉的葬礼就被提上了一些人的议程。政府多次向他发出禁令，限制他的活动范围，强迫他从政治组织中辞职，甚至将他列为头号通缉犯。警察频繁骚扰、逮捕，其中一次的罪名是“可惩处的共产主义”——一个冷战意味十足的罪名。
1960年，政府制造了“沙佩维尔惨案”，枪杀60名和平抗议者，这成为“非国大”转向武装反抗的转折点。1963年，曼德拉等9名“非国大”领导人被判绞刑（之后改判），这就是著名的“瑞弗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在开庭辩护中，他承认自己是武装力量“民族之矛”的指挥官，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目标影响了他，但他同时表达了对英国大宪章、美国人权法案的向往——一切与“平等”相关的概念吸引着他。他说，“我知道，这些在白人听来就是造反，因为大多数选民将是黑人，白人害怕民主。”
整个60年代，当南非还在强化种族隔离制度，其他非洲国家已经掀起了反殖民的浪潮，更早取得独立的亚洲国家也鼓舞着这里的斗争，曼德拉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公开对资本主义世界提出批判，决定去往其他非洲国家，寻求支援。1962年1月，他秘密越过边境，途经坦桑尼亚、苏丹、尼日利亚等国，并在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接受军事训练。如果说在此之前，曼德拉是甘地的追随者——他的律师业务就是替遭遇不公的黑人打官司，就像甘地为印度移民出庭抗辩；那么此时，他的道路和弗朗茨·法农短暂汇合了——法农出生于法属马提尼克岛，长期研究并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运动，他认为，暴力是仇恨的疗伤剂。
在那期间，曼德拉阅读了切·格瓦拉、毛泽东、埃德加·斯诺等人的著作，视阿拉法特、卡斯特罗、卡扎菲为自己的战友。他学习了游击战理论，这让他想起此前读到有关英布战争的材料（这是一场英裔白人和南非荷兰人之间的内战），更早成为南非殖民者的布尔人使用了这一战略，让军事实力占优的英国人颇为棘手。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尽管他接受了游击战训练，并竭力为‘民族之矛’寻找武器来源，他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真正的战斗。非国大的武装活动基本上仅限于埋地雷、炸电站，偶尔有过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
这一描述和曼德拉本人的说法不符。离开南非之前，他曾接受一名英国记者采访，采访中他提到，暴力行动要避免以人为攻击目标，实现破坏即可。“我们觉得，和一个只是野蛮攻击手无寸铁的民众的政府谈论和平和非暴力是无益的。”这一段视频是曼德拉在那之后的30年里唯一的影像资料，陈列在约翰内斯堡的种族隔离博物馆内。那是一个被大量文字和图片覆盖的博物馆，曼德拉的这段视频用绳子悬在空中，格外显眼。
从非暴力运动滑向暴力革命，这一转变成为曼德拉身上的某种污点——他以宽容闻名。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中叶，这样的路线分歧广泛地存在，非洲的曼德拉与法农，亚洲的甘地和毛泽东，美洲的马丁·路德·金和切·格瓦拉，这些20世纪的伟人在相似的历史情境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曼德拉从来不是一个演说家，也不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者说实干家），年轻时候就是，现在更是如此。”他的传记作者如此评价。这未必是对他的贬低，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赢得革命。
“这些都是斗争策略，不是本质，跟过去的国共合作一样，都是形势造成的。非洲人维护自己的土地、权利和资源，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其中有一百多年的血肉战争，最终被装备洋枪洋炮的英国和布尔人打败了，不得不成为殖民地。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不断有非洲民族领导的起义和反抗。因为种族隔离制度全面推行以后，剥夺了反抗的条件，不要说武器了，尖锐的雨伞把儿都不能带出门，把非洲人压制到完全不能反抗的地步，只能以非暴力的方式。60年代初，整个非洲大陆的独立运动发展很快，南非人发展武装斗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社科院南非研究中心主任杨立华接受采访时说。在具体的斗争情势中，调整自己的策略，适应环境，这恐怕是曼德拉此后27年中领悟到的最重要的道理之一。铁窗岁月
登上桌山，在距开普敦海岸11公里的海上，曾经关押曼德拉的罗本岛清晰可见。那里曾是一座医院，住着精神病人和麻风病人。自从被改建成政治犯监狱，许多南非的家长会这样跟他们的孩子介绍：那里住着我们的英雄。27年的监狱生活，把曼德拉变成了一个传奇。
现在去罗本岛，买票之后坐船，下船以后上车，全程有人领着，除了走进监狱，几乎不用下车，参观方式像是探监。导游就是从前在这里服刑的囚犯，他们穿着囚服，给大家讲自己的故事，一路带去曼德拉的囚室。那是一个单间，一道铁门，一道铁窗，一卷铺盖，一张小桌，按他的步幅，三步长，两步半宽。他就是在这里学会了自我节制，据说以后睡在豪华双人床上，他也只会占据一个窄窄的角落。结束游览时，导游会说，“感谢曼德拉，上帝保佑你们。”声音在空荡的囚室里回响，和飞蛾一起飞来飞去。
这是一次牢狱之灾，更是一次漫长、艰苦而又必须的自我塑造。由于“非国大”遭到取缔，流亡海外和在监狱服刑成了主要领导人继续斗争的方式，曼德拉显然没有放弃。他3点半就起床跑步，原地踏步一小时，再做有氧运动和举重，还因此遭到狱友抗议。他还喜欢读报，这是监狱里的稀缺品，每次拿到一张报纸，所有文章都要细细看过，哪怕是烂俗的边角故事。有一次因为读报，他被关了3天禁闭。
狱友们组成学习小组，在白沙上写字。在采石场干苦力时，大家想办法交谈，打暗语，传纸条，凿出来的山洞是他们的临时厕所，也是上课和开会的地方。西苏鲁主讲“非国大”的历史，而曼德拉主讲政治经济学，他承认，自己的教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我认为社会主义是当时人类经济生活最先进的阶段”。其他课程还包括印度人和有色人种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等等。许多人在此期间通过函授课程，取得了学位。而曼德拉本人开始学习南非荷兰语——这是南非白人的语言，他想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对手，而且他在监狱里有充足的时间那样做。 但他坚持争取犯人的权利，为了一碗汤、一双鞋、一本书去抗争，抗争的方式是谈判，训练自己用南非荷兰语和狱卒谈判。监狱条件一点点在改善，已经比其他监狱更人道一些，他们甚至成功地更换了监狱长。在罗本岛封闭的孤岛环境中，一个新的斗争策略正在形成——不能盯着眼前，而要看得长远，不能盯着自己，而要了解他人。经过时间的历练，他看到了人性的两面。每当他遇到选择题，他会反问，为什么不能两个都选？“两个都要”，他常用这个简单的答案来回答那些看似艰难的问题。这些狱中维权简直就是日后他和南非白人政府谈判的预演。
曼德拉本名Rolihlahla，字面意思是“一个拽着树枝的人”，有人译为“不安分的人”，也有人译作“闹事者”，这被认为是对他未来的某种预言。而在监狱里，“闹事者”成熟了，他变得更像他的部落名字马迪巴（Madiba），意为“调解人”，日后成了南非人对他的爱称。秘密谈判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有一次曼德拉坐在飞机上，有人告诉他，一个引擎不转了。他一边看着自己手里的报纸体育版，一边让人去通知机长。15分钟后，飞机降落，他依然不动声色，仿佛戴了一张面具。又过了半小时，有人上来接机，他弯下身子，悄悄告诉身边人，“你知道的，我刚才吓死了。”
另一个相似的故事是，1993年4月10日，他正在家中接待30位客人，当他和一半的人握完手后，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南非共产党和“民族之矛”领导人克里斯·哈尼被暗杀。这一消息对曼德拉打击巨大，不仅因为哈尼是他的亲密战友，而且这一事件很可能破坏他和政府的谈判，甚至开启国内战争。但曼德拉回到会客厅，继续和另外15位客人握手。
他的确是一个情绪控制的大师，懂得在不同场合下怎样表现自己。蹲监狱的时候，他也害怕被暗杀。南非安全局曾派出一个人假扮狱警，谎称帮他越狱，然后在跨越国境时击毙他。但在狱友面前，他必须表现出从容和勇敢。住在他隔壁的人说，每次路过他的囚室，就能感到振奋。曼德拉的勇敢，并不是全无恐惧，而是知道如何隐藏，并且想方设法解决它。
在公众面前，他永远像一个微笑的祖父，一个慷慨的解放者，一个坚强的领导人。你很少在那张公共的脸孔上看到别的东西。除了有一次，当他不得不召开发布会，宣布自己和温妮·曼德拉离婚，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这个决定并非完全私人，也包含政治考虑，当时的温妮已经给“非国大”的内部团结带来麻烦。对他来说，暴露私人情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身上的软弱，“这也许和他的监狱岁月有关。”
与白人政府的谈判，一开始也是秘密进行的。有理由相信，他最初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狱友们。他在自传中说，“单独居住也为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我决定用这个机会做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开始与政府谈判。我认为，通过谈判把斗争向前推进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如果我们不立即开始对话，双方都将很快陷入镇压、暴力和战争的黑夜。”他并不确定战友们是否对此做好了准备。一旦谈判不成，他可以宣称“他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行动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不代表非国大”。
由于需要治病，1982年 曼德拉被转移到靠近开普敦的另一个监狱，政府借机展开了试探。司法部长科比·库切、国家情报局长尼尔·巴纳德，先后作为总统博塔的使者，会见曼德拉。库切说，“我们已经深陷困境，不得不寻找一条出路。”国际社会纷纷暂停援助、撤回投资，民间反对种族隔离的声浪愈发强烈，国内的黑人觉醒运动和产业工人罢工，继续着“非国大”的斗争。
曼德拉成为最符合各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谈判的安排都以平等为原则，选择良好的环境，让曼德拉穿戴得体，这正符合他的出身和个性。巴纳德甚至开始给他打起预防针，“治国非易事，你必须理解其难处”，有意帮他进入政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经过监狱的锻炼，曼德拉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谈判者，精明而顽强。在他单独监禁期间，为了与一个狱警缓和关系，以便申请一台电炉，他投其所好，用新学会的南非荷兰语和他聊起橄榄球，最终如愿以偿。也有人认为这和他的童年有关，害羞的他从国王那里学会了观察和倾听，因为国王都是等到别人把话说完才开口，并且擅长总结发言。
2010年7月18日，南非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和家人一同庆祝92岁生日
政府最初的谈判条件，是让“非国大”放弃暴力革命、南非共产党和多数人原则。曼德拉没有同意，但尽力做出解释。第一，政府应该首先承诺不动武；第二，“非国大”不处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也不打算在革命尚未成功时放弃自己的盟友，而且《自由宪章》不是社会主义的构想，而是非洲式的资本主义蓝图；最后，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人民，“我们并不想把你们赶向大海。”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为逮捕曼德拉提供情报，根据维基解密去年曝光的文件，当谈判完成，政府准备释放他的时候，中情局又提前得知了这一消息。宣告和解
出狱那天，比原计划晚了两小时，原因是当时的妻子温妮跑去理发店做头发，曼德拉责骂了她。但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的脸上依然挂着胜利的笑容。
27年后，他的形象更加广为人知了。人们为他欢呼，好像他从未离开一样，又或者，因为他离开了那么久而显得更加热情。每当他出现，都会变成盛大的集会。
当然也有人等着干掉他。就在他发表首次演说时，还发生了小范围骚乱，人群向警察投掷石块，警方发射了催泪弹。“绞死曼德拉”，“把他赶回监狱”，白人右翼开始集会，在集会上引爆炸弹，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官职和生意，害怕因为自己过去的言行遭到报复。黑人右翼运动也蠢蠢欲动，“杀死布尔人”的口号响起了，祖鲁人的不同派系也发生了争执，他们唯恐曼德拉背弃黑人。 全部谈判一直持续到1993年，国内重要的政治团体都参与了进来，包括“非国大”。有人认为，对曼德拉来说，最艰难的不是和白人政府的周旋，而是他的方案遭到了“非国大”内部的异议。党内有许多反对他的声音，甚至密谋推翻他的权威，认为他“太过自我膨胀”。
人们一度担心这位长久生活在大众传媒之外的政治人物已经落后于时代，毕竟他只在被捕前接受过一次电视采访。但“调解人”的天赋发挥了作用，他的公共发言总能缓和危机，抚慰人心，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怀抱”。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两个都要”的立场，尽管人们疑虑重重，但内心都知道那是唯一一条通往和解的路。在克里斯·哈尼遭暗杀之后，内战的危险更近了，曼德拉再次发表电视讲话——此时他还不是国家元首。图图大主教说，“假如纳尔逊·曼德拉没去电视台说那番话……我们的国家将会燃起熊熊战火。”
局势一直在控制之中，直到他去世。有人担心，曼德拉一走，南非的旧疾与新伤都将发作，甚至失控。自1989年以来，“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结成政治联盟，执政至今，维持了南非经济20年的稳定运行，与此同时也潜藏着失业、腐败、治安、艾滋病等社会问题。曼德拉对此也有预见。1999年5月，他以总统身份访华，在北京大学发表讲演时说，“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像现在一样处于无家可归、饥饿和文盲的状态，我们的自由将是非常脆弱的，我们的文明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他已经很久没有介入具体的国家事务管理了，就算在总统任内，这些工作也主要由其副手姆贝基完成。是他身上巨大的偶像力量，把南非人的认同粘合在一起，他的形象代表着这个国家新的合法性。“偶像有什么不好？现在各种不值钱的偶像都有那么多人崇拜呢。如果各国领导人都能学他的宽容、为民族做点牺牲、没有贪污，不迷恋权力，这世界就挺好的了。”杨立华说。
目前已有91位各国政要将出席他的葬礼，1500名记者注册，他的遗体将放置在总统府供人瞻仰，举行追悼会的约翰内斯堡FNB体育场最多可容纳94000人。根据史蒂文·弗里德曼的观察，“悼念是合适而有分寸的”，除了一些哀悼时刻，人们的日常生活仍在继续，包括体育和社交活动，“我认为这是一种成熟的反映。”葬礼全程安排为期10天，并通过电视向全球直播。
南非的道路远比这次葬礼更漫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非史》作者郑家馨接受采访时说，“原本他有着拳击手一般的身体”，肺病是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时落下的病根，因为采石工作伤了他的肺。世界应该给南非时间，但对于曼德拉——这个“南非黑人中最伟大的人物”来说，“95岁的高寿，已经病痛了那么长的时间。现在走了，也是时候了。”
越是壮烈的时代，越会产生标志性的人物和符号供人们去记忆。今年11月，有机会去了一次南非。在参观位于约翰内斯堡的索韦托惨案博物馆时，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发生在1976年的索韦托惨案是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白人警察向游行的学生开枪射击，此时“非国大”被取缔，抵抗运动由其他组织领导。
人们通过一张照片记住了索韦托起义中最著名的牺牲者Hector Pieterson，照片中他被一个同伴抱起，令人动容。而在一个临窗的角落，展出了一张昏黄的照片，头像模糊不清，看得出在笑，穿着衬衣和夹克，双手摆在膝前。这个名叫Hastings Ndlovu的男孩才是起义中第一个倒下的人，因为没有其他照片，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被纪念。
因为各种原因，一些人成为我们的英雄，但除了他们，还有走在前面引路的人，站在身后支持（或者反对）他们的人。我想，回顾他们，也是一种纪念曼德拉的方式。
2013年6月，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病重，各国媒体迅速赶到他所在的医院，有人把无人摄像机放飞空中，试图拍摄病床上的他。人们几乎是一边担心他的离去，一边筹备他的寿辰——7月18日就是他的生日，这一天被联合国定为“曼德拉国际日”。9月，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竟然错误地发布一份唁电，对刚刚出院的曼德拉“表示沉痛悼念”。
这种误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相比他早年遇到的谣言、暗杀威胁、死刑判决、被美国政府列为恐怖分子等待遇，这个错误只能算是一个没有恶意的笑话。
12月5日，曼德拉真的去了。讣告迅速占领媒体头条，整个世界像是做足了心理准备，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叹息。仿佛在那一刻，正如他所倡导的，一切都宣告和解。
但是，恐怕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和解的艰难，他的去世很快成为各方争夺的政治资源。黑人在他的故居门前跳舞，这所红砖小房坐落在索韦托，这是种族隔离政府规定的黑人定居点，位于郊外，是出了名的贫民区；白人则在曼德拉广场布满鲜花，这里所在的桑顿是约翰内斯堡新兴的商业和金融区，有钱人都住在这里；信仰“非暴力”的人将他比作南非的甘地。
透过他的一生，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自由，革命者看到了革命，更多的人被他的语录折服，那些慷慨激昂的句子，美好而政治正确，传递着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抽象出来的价值——善良、宽容、平等、博爱。“大量媒体报道都是感性的、浪漫化的，”约翰内斯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弗里德曼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当然，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想象。严肃的分析可能还不是时候，现在让我们听听这些浪漫的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第二天，南非现任总统祖玛宣布，曼德拉的葬礼将于12月15日举行。
进入约堡
一个激动的年轻人，全力以赴，冲在最前
——这就是曼德拉在当时的角色
四十多年前，当甘地来到这座城市，也受到过类似的待遇。和曼德拉一样，甘地对英国文化抱有好感，也是一名律师，有时会穿礼服打领带，但白人让他摘掉帽子，把他从头等车厢赶下去，甚至大打出手。南非就此成为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起点，印度侨民请他留下来，领导民权运动。而青年曼德拉在那时的表现并不是宽恕与和解，而是愤怒。
1944年，他参与创建“非国大”青年联盟，因为对党内保守派感到不满，“非国大好像成了颓废的、不思进取的特权精英们的保护伞”，他参与游行，积极介入罢工，倡议群众运动，经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甚至把别人推下讲台。40年代，有许多政治势力活跃在南非政坛，非洲民族主义、共产主义、非暴力不合作、工人运动、直接行动等等，都是南非白人国民党反对者。曼德拉对它们有顾虑，他的思想倾向于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南非共产党最初是一个白人政党，40年代后才开始关注非洲民族解放问题，被他视为舶来品。在青年联盟的支持下，西苏鲁成为“非国大”新的总书记。
一个激动的年轻人，全力以赴，冲在最前——这就是曼德拉在当时的角色。西苏鲁第一次见到他，就说他是“天生的领袖”、“自然的王者”。因为父亲早逝，曼德拉童年跟着国王长大，他经常看到国王的穿着、谈吐和行为，一个小男孩对于王的敬仰和模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政治风格。
“他就是我们的群众领袖，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群众组织。”西苏鲁知道，现代政治的舞台尤其需要这样的形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27年监狱生涯过去后，人们依然记得他。他的形象被印上海报和衣服，要求释放他的呼声编进了英国乐队的摇滚歌曲。他是“非国大”的象征，是完美的代言人，“可以让反种族隔离运动变得人性化”。
被判死刑
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未必是对他的贬低，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赢得革命
也许从那时开始，曼德拉的葬礼就被提上了一些人的议程。政府多次向他发出禁令，限制他的活动范围，强迫他从政治组织中辞职，甚至将他列为头号通缉犯。警察频繁骚扰、逮捕，其中一次的罪名是“可惩处的共产主义”——一个冷战意味十足的罪名。
1960年，政府制造了“沙佩维尔惨案”，枪杀60名和平抗议者，这成为“非国大”转向武装反抗的转折点。1963年，曼德拉等9名“非国大”领导人被判绞刑（之后改判），这就是著名的“瑞弗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在开庭辩护中，他承认自己是武装力量“民族之矛”的指挥官，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目标影响了他，但他同时表达了对英国大宪章、美国人权法案的向往——一切与“平等”相关的概念吸引着他。他说，“我知道，这些在白人听来就是造反，因为大多数选民将是黑人，白人害怕民主。”
整个60年代，当南非还在强化种族隔离制度，其他非洲国家已经掀起了反殖民的浪潮，更早取得独立的亚洲国家也鼓舞着这里的斗争，曼德拉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公开对资本主义世界提出批判，决定去往其他非洲国家，寻求支援。1962年1月，他秘密越过边境，途经坦桑尼亚、苏丹、尼日利亚等国，并在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接受军事训练。如果说在此之前，曼德拉是甘地的追随者——他的律师业务就是替遭遇不公的黑人打官司，就像甘地为印度移民出庭抗辩；那么此时，他的道路和弗朗茨·法农短暂汇合了——法农出生于法属马提尼克岛，长期研究并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运动，他认为，暴力是仇恨的疗伤剂。
在那期间，曼德拉阅读了切·格瓦拉、毛泽东、埃德加·斯诺等人的著作，视阿拉法特、卡斯特罗、卡扎菲为自己的战友。他学习了游击战理论，这让他想起此前读到有关英布战争的材料（这是一场英裔白人和南非荷兰人之间的内战），更早成为南非殖民者的布尔人使用了这一战略，让军事实力占优的英国人颇为棘手。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尽管他接受了游击战训练，并竭力为‘民族之矛’寻找武器来源，他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真正的战斗。非国大的武装活动基本上仅限于埋地雷、炸电站，偶尔有过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
这一描述和曼德拉本人的说法不符。离开南非之前，他曾接受一名英国记者采访，采访中他提到，暴力行动要避免以人为攻击目标，实现破坏即可。“我们觉得，和一个只是野蛮攻击手无寸铁的民众的政府谈论和平和非暴力是无益的。”这一段视频是曼德拉在那之后的30年里唯一的影像资料，陈列在约翰内斯堡的种族隔离博物馆内。那是一个被大量文字和图片覆盖的博物馆，曼德拉的这段视频用绳子悬在空中，格外显眼。
从非暴力运动滑向暴力革命，这一转变成为曼德拉身上的某种污点——他以宽容闻名。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中叶，这样的路线分歧广泛地存在，非洲的曼德拉与法农，亚洲的甘地和毛泽东，美洲的马丁·路德·金和切·格瓦拉，这些20世纪的伟人在相似的历史情境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曼德拉从来不是一个演说家，也不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者说实干家），年轻时候就是，现在更是如此。”他的传记作者如此评价。这未必是对他的贬低，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赢得革命。
“这些都是斗争策略，不是本质，跟过去的国共合作一样，都是形势造成的。非洲人维护自己的土地、权利和资源，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其中有一百多年的血肉战争，最终被装备洋枪洋炮的英国和布尔人打败了，不得不成为殖民地。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不断有非洲民族领导的起义和反抗。因为种族隔离制度全面推行以后，剥夺了反抗的条件，不要说武器了，尖锐的雨伞把儿都不能带出门，把非洲人压制到完全不能反抗的地步，只能以非暴力的方式。60年代初，整个非洲大陆的独立运动发展很快，南非人发展武装斗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社科院南非研究中心主任杨立华接受采访时说。在具体的斗争情势中，调整自己的策略，适应环境，这恐怕是曼德拉此后27年中领悟到的最重要的道理之一。
铁窗岁月
在监狱里，“闹事者”成熟了，他变得更像他的部落名字马迪巴——“调解人”
登上桌山，在距开普敦海岸11公里的海上，曾经关押曼德拉的罗本岛清晰可见。那里曾是一座医院，住着精神病人和麻风病人。自从被改建成政治犯监狱，许多南非的家长会这样跟他们的孩子介绍：那里住着我们的英雄。27年的监狱生活，把曼德拉变成了一个传奇。
现在去罗本岛，买票之后坐船，下船以后上车，全程有人领着，除了走进监狱，几乎不用下车，参观方式像是探监。导游就是从前在这里服刑的囚犯，他们穿着囚服，给大家讲自己的故事，一路带去曼德拉的囚室。那是一个单间，一道铁门，一道铁窗，一卷铺盖，一张小桌，按他的步幅，三步长，两步半宽。他就是在这里学会了自我节制，据说以后睡在豪华双人床上，他也只会占据一个窄窄的角落。结束游览时，导游会说，“感谢曼德拉，上帝保佑你们。”声音在空荡的囚室里回响，和飞蛾一起飞来飞去。
这是一次牢狱之灾，更是一次漫长、艰苦而又必须的自我塑造。由于“非国大”遭到取缔，流亡海外和在监狱服刑成了主要领导人继续斗争的方式，曼德拉显然没有放弃。他3点半就起床跑步，原地踏步一小时，再做有氧运动和举重，还因此遭到狱友抗议。他还喜欢读报，这是监狱里的稀缺品，每次拿到一张报纸，所有文章都要细细看过，哪怕是烂俗的边角故事。有一次因为读报，他被关了3天禁闭。
狱友们组成学习小组，在白沙上写字。在采石场干苦力时，大家想办法交谈，打暗语，传纸条，凿出来的山洞是他们的临时厕所，也是上课和开会的地方。西苏鲁主讲“非国大”的历史，而曼德拉主讲政治经济学，他承认，自己的教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我认为社会主义是当时人类经济生活最先进的阶段”。其他课程还包括印度人和有色人种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等等。许多人在此期间通过函授课程，取得了学位。而曼德拉本人开始学习南非荷兰语——这是南非白人的语言，他想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对手，而且他在监狱里有充足的时间那样做。 但他坚持争取犯人的权利，为了一碗汤、一双鞋、一本书去抗争，抗争的方式是谈判，训练自己用南非荷兰语和狱卒谈判。监狱条件一点点在改善，已经比其他监狱更人道一些，他们甚至成功地更换了监狱长。在罗本岛封闭的孤岛环境中，一个新的斗争策略正在形成——不能盯着眼前，而要看得长远，不能盯着自己，而要了解他人。经过时间的历练，他看到了人性的两面。每当他遇到选择题，他会反问，为什么不能两个都选？“两个都要”，他常用这个简单的答案来回答那些看似艰难的问题。这些狱中维权简直就是日后他和南非白人政府谈判的预演。
曼德拉本名Rolihlahla，字面意思是“一个拽着树枝的人”，有人译为“不安分的人”，也有人译作“闹事者”，这被认为是对他未来的某种预言。而在监狱里，“闹事者”成熟了，他变得更像他的部落名字马迪巴（Madiba），意为“调解人”，日后成了南非人对他的爱称。
秘密谈判
曼德拉的勇敢，并不是全无恐惧，而是知道如何隐藏，并且想方设法解决它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有一次曼德拉坐在飞机上，有人告诉他，一个引擎不转了。他一边看着自己手里的报纸体育版，一边让人去通知机长。15分钟后，飞机降落，他依然不动声色，仿佛戴了一张面具。又过了半小时，有人上来接机，他弯下身子，悄悄告诉身边人，“你知道的，我刚才吓死了。”
另一个相似的故事是，1993年4月10日，他正在家中接待30位客人，当他和一半的人握完手后，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南非共产党和“民族之矛”领导人克里斯·哈尼被暗杀。这一消息对曼德拉打击巨大，不仅因为哈尼是他的亲密战友，而且这一事件很可能破坏他和政府的谈判，甚至开启国内战争。但曼德拉回到会客厅，继续和另外15位客人握手。
他的确是一个情绪控制的大师，懂得在不同场合下怎样表现自己。蹲监狱的时候，他也害怕被暗杀。南非安全局曾派出一个人假扮狱警，谎称帮他越狱，然后在跨越国境时击毙他。但在狱友面前，他必须表现出从容和勇敢。住在他隔壁的人说，每次路过他的囚室，就能感到振奋。曼德拉的勇敢，并不是全无恐惧，而是知道如何隐藏，并且想方设法解决它。
在公众面前，他永远像一个微笑的祖父，一个慷慨的解放者，一个坚强的领导人。你很少在那张公共的脸孔上看到别的东西。除了有一次，当他不得不召开发布会，宣布自己和温妮·曼德拉离婚，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这个决定并非完全私人，也包含政治考虑，当时的温妮已经给“非国大”的内部团结带来麻烦。对他来说，暴露私人情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身上的软弱，“这也许和他的监狱岁月有关。”
与白人政府的谈判，一开始也是秘密进行的。有理由相信，他最初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狱友们。他在自传中说，“单独居住也为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我决定用这个机会做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开始与政府谈判。我认为，通过谈判把斗争向前推进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如果我们不立即开始对话，双方都将很快陷入镇压、暴力和战争的黑夜。”他并不确定战友们是否对此做好了准备。一旦谈判不成，他可以宣称“他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行动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不代表非国大”。
由于需要治病，1982年 曼德拉被转移到靠近开普敦的另一个监狱，政府借机展开了试探。司法部长科比·库切、国家情报局长尼尔·巴纳德，先后作为总统博塔的使者，会见曼德拉。库切说，“我们已经深陷困境，不得不寻找一条出路。”国际社会纷纷暂停援助、撤回投资，民间反对种族隔离的声浪愈发强烈，国内的黑人觉醒运动和产业工人罢工，继续着“非国大”的斗争。
曼德拉成为最符合各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谈判的安排都以平等为原则，选择良好的环境，让曼德拉穿戴得体，这正符合他的出身和个性。巴纳德甚至开始给他打起预防针，“治国非易事，你必须理解其难处”，有意帮他进入政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经过监狱的锻炼，曼德拉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谈判者，精明而顽强。在他单独监禁期间，为了与一个狱警缓和关系，以便申请一台电炉，他投其所好，用新学会的南非荷兰语和他聊起橄榄球，最终如愿以偿。也有人认为这和他的童年有关，害羞的他从国王那里学会了观察和倾听，因为国王都是等到别人把话说完才开口，并且擅长总结发言。
政府最初的谈判条件，是让“非国大”放弃暴力革命、南非共产党和多数人原则。曼德拉没有同意，但尽力做出解释。第一，政府应该首先承诺不动武；第二，“非国大”不处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也不打算在革命尚未成功时放弃自己的盟友，而且《自由宪章》不是社会主义的构想，而是非洲式的资本主义蓝图；最后，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人民，“我们并不想把你们赶向大海。”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为逮捕曼德拉提供情报，根据维基解密去年曝光的文件，当谈判完成，政府准备释放他的时候，中情局又提前得知了这一消息。
宣告和解
是他身上巨大的偶像力量，把南非人的认同粘合在一起，他的形象代表着这个国家新的合法性
出狱那天，比原计划晚了两小时，原因是当时的妻子温妮跑去理发店做头发，曼德拉责骂了她。但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的脸上依然挂着胜利的笑容。
27年后，他的形象更加广为人知了。人们为他欢呼，好像他从未离开一样，又或者，因为他离开了那么久而显得更加热情。每当他出现，都会变成盛大的集会。
当然也有人等着干掉他。就在他发表首次演说时，还发生了小范围骚乱，人群向警察投掷石块，警方发射了催泪弹。“绞死曼德拉”，“把他赶回监狱”，白人右翼开始集会，在集会上引爆炸弹，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官职和生意，害怕因为自己过去的言行遭到报复。黑人右翼运动也蠢蠢欲动，“杀死布尔人”的口号响起了，祖鲁人的不同派系也发生了争执，他们唯恐曼德拉背弃黑人。 全部谈判一直持续到1993年，国内重要的政治团体都参与了进来，包括“非国大”。有人认为，对曼德拉来说，最艰难的不是和白人政府的周旋，而是他的方案遭到了“非国大”内部的异议。党内有许多反对他的声音，甚至密谋推翻他的权威，认为他“太过自我膨胀”。
人们一度担心这位长久生活在大众传媒之外的政治人物已经落后于时代，毕竟他只在被捕前接受过一次电视采访。但“调解人”的天赋发挥了作用，他的公共发言总能缓和危机，抚慰人心，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怀抱”。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两个都要”的立场，尽管人们疑虑重重，但内心都知道那是唯一一条通往和解的路。在克里斯·哈尼遭暗杀之后，内战的危险更近了，曼德拉再次发表电视讲话——此时他还不是国家元首。图图大主教说，“假如纳尔逊·曼德拉没去电视台说那番话……我们的国家将会燃起熊熊战火。”
局势一直在控制之中，直到他去世。有人担心，曼德拉一走，南非的旧疾与新伤都将发作，甚至失控。自1989年以来，“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结成政治联盟，执政至今，维持了南非经济20年的稳定运行，与此同时也潜藏着失业、腐败、治安、艾滋病等社会问题。曼德拉对此也有预见。1999年5月，他以总统身份访华，在北京大学发表讲演时说，“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像现在一样处于无家可归、饥饿和文盲的状态，我们的自由将是非常脆弱的，我们的文明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他已经很久没有介入具体的国家事务管理了，就算在总统任内，这些工作也主要由其副手姆贝基完成。是他身上巨大的偶像力量，把南非人的认同粘合在一起，他的形象代表着这个国家新的合法性。“偶像有什么不好？现在各种不值钱的偶像都有那么多人崇拜呢。如果各国领导人都能学他的宽容、为民族做点牺牲、没有贪污，不迷恋权力，这世界就挺好的了。”杨立华说。
目前已有91位各国政要将出席他的葬礼，1500名记者注册，他的遗体将放置在总统府供人瞻仰，举行追悼会的约翰内斯堡FNB体育场最多可容纳94000人。根据史蒂文·弗里德曼的观察，“悼念是合适而有分寸的”，除了一些哀悼时刻，人们的日常生活仍在继续，包括体育和社交活动，“我认为这是一种成熟的反映。”葬礼全程安排为期10天，并通过电视向全球直播。
南非的道路远比这次葬礼更漫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非史》作者郑家馨接受采访时说，“原本他有着拳击手一般的身体”，肺病是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时落下的病根，因为采石工作伤了他的肺。世界应该给南非时间，但对于曼德拉——这个“南非黑人中最伟大的人物”来说，“95岁的高寿，已经病痛了那么长的时间。现在走了，也是时候了。”
谁与曼德拉同行？
越是壮烈的时代，越会产生标志性的人物和符号供人们去记忆。今年11月，有机会去了一次南非。在参观位于约翰内斯堡的索韦托惨案博物馆时，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发生在1976年的索韦托惨案是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白人警察向游行的学生开枪射击，此时“非国大”被取缔，抵抗运动由其他组织领导。
人们通过一张照片记住了索韦托起义中最著名的牺牲者Hector Pieterson，照片中他被一个同伴抱起，令人动容。而在一个临窗的角落，展出了一张昏黄的照片，头像模糊不清，看得出在笑，穿着衬衣和夹克，双手摆在膝前。这个名叫Hastings Ndlovu的男孩才是起义中第一个倒下的人，因为没有其他照片，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被纪念。
因为各种原因，一些人成为我们的英雄，但除了他们，还有走在前面引路的人，站在身后支持（或者反对）他们的人。我想，回顾他们，也是一种纪念曼德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