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但唐朝所处的世界与今天完全不同，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唐朝的国际影响。在近三百年间，唐朝也经历了一个创建——兴盛——衰落的过程。
　　一个国家的实力如何，离不开两个最基本的因素——人口和领土，在工业化以前更是如此。唐朝初年只有大约2500万人，因此，唐初对外来人口无论是主动迁入，还是降俘流落人员，无不大开门户。另一方面，则努力增加人口。唐太宗登位之初就诏令天下，地方官要采取各种措施促使“庶人之无家室者”尽可能婚配，并以此作为地方官的考绩指标。到天宝年间，唐朝的人口已达8500万左右，但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直到唐末不足5000万。
　　随着隋朝的覆灭，不仅新扩大的疆域全部丧失，连唐朝的首都长安也受到威胁。但不久以后，唐朝就转入攻势，恢复并开拓了疆域。
　　贞观四年（630年），大将李靖灭东突厥，唐朝的实际控制区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设置行政区的范围也扩大到阴山以北600里，超出了今国界。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灭高昌，在今天的新疆先后设置伊州（今哈密地区）、西州（今吐鲁番一带）和庭州（今乌鲁木齐一带）三个行政区，并在交河城（今吐鲁番市西北）设置安西都护府。后来又进攻朝鲜半岛中部的百济，并灭高句丽，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另外，唐朝还一度取得了黄河上游和河曲之地及大渡河上游一带，设置了州县，在西南一些地方也建立了行政区。
　　随着军事行动的一次次胜利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服从，唐朝在边疆地区还先后设置了六个都护府和若干边州都督府。因此唐朝拥有的疆域曾西达咸海，北至西伯利亚，东抵萨哈林岛（库页岛），南到北纬18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但这并不代表唐朝的疆域真有那样大，因为它从没有同时达到这样的范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失去很多疆域，最衰时的西界只到达今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贵州，东北只到辽东半岛，而且唐朝的最大疆域也没有包括青藏高原。
　　唐朝与外界的联系和接触远胜汉朝，但与大批外族、外国人来到唐朝相反，唐朝人几乎没有涉足境外。除了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的民众外，有限的例子都不是出于主动。玄奘去印度是为了求法取经，回国后一心译经弘法，要不是唐太宗要求，连《大唐西域记》也不会问世。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好不容易才返回唐朝，因族叔杜佑编纂《通典》才留下千余字的《经行记》。安史之乱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将无数产于唐朝的丝绸和其他商品输往中亚、西亚和欧洲，但从事长途贸易的都是外国商人，找不到唐朝商人或唐朝官方直接经营外贸的记录。西方史料中的“中国商人”，实际上是唐朝史料中的“商胡”（主要是中亚的商人）。唐朝的开放程度很高，长安不仅有大批外来人口，也是西域和其他外来文明大量传播的地方，佛教、景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伊斯兰教此时都已传入。但除了具体的商品外，唐朝几乎没有什么对外输出。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外国是日本，学习、模仿唐朝到了“全面唐化”的程度，但除了鉴真和尚东渡弘法外，其余都是出于日本的主动。
　　由于自西周以降，中原一直以天下之中自居，无不以为中国是天下最文明、富裕、先进的国度，而华夏（汉族）以外的各族都是夷狄，只能在接受华夏礼仪的教化、接受中华文化后才有资格成为中原王朝的臣民，更不用说比夷狄更遥远、更不开化的外国。
　　中国的农业区足以供养自己的人口，自然不必像中亚绿洲地区或阿拉伯人那样冒着风险、不远万里从事长途贸易。加上地理障碍的阻隔，对外联系的成本太高，连统治者都视为畏途。
　　中国的本土宗教不发达，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局面，更不会采用强制手段对外推行某种宗教。鉴真赴日本传播佛教是应对方的需要，完全是和平的。
　　这些因素决定了唐朝的对外开放只是打开大门容许或欢迎别人进来，却不许自己的臣民外出。而除了出于宗教或政治原因的特殊人物，其他人也不会有外出的需求和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