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被称为与大熊猫最亲近的人，在野外长达8年的观测让她能够自由出入产仔大熊猫的洞穴，研究成果获得多方关注；她为了保护熊猫，走下学术的圣坛，推动区域性生态保护；她积极推动普通老百姓成为生态保护主体，用经济偿付的方式建立生态公平；她从一个人写信给中央呼吁环保，到在从乡村村民至城市精英中培养绿色领袖，带动全社会用科学的方法关注生态保护。
　　她就是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创始人吕植。自1985年至今，她一直在从事中国自然保护的研究、实践、能力建设和政策推动。她所领导的野外保护和研究项目遍及中国西部的四川、青海、西藏、云南，陕西和甘肃。曾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全国五一奖章”等荣誉。
　　吕植生长在兰州，从小喜欢读书，最喜欢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航行日志》，达尔文远航经历和他创造的科学传奇，对她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她对书中介绍的探索与发现、对那种“非常规的生活”，充满无限神往。
　　从1985年春天起，吕植开始进行系统的野外研究工作。长年的野外生活需要非同寻常的坚忍，而吕植一呆就是8年。这8年中，她成了大熊猫最信任的第一个“人类朋友”。
　　曾有人把一只患病熊猫交给她治疗。病愈后，这熊猫居然缠上了吕植，放归山林没有几天又自己跑了回来。她甚至可以随意出入大熊猫的洞穴，对于这种疑心很重的动物来说，吕植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它们允许这样零距离亲近的人。
　　“长期和大熊猫在一起，很自然和它们产生了感情。”吕植说，“看到它们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时，你很难做到今天观察研究它们，明天就离开了，任它们在艰难的处境中自生自灭。”
　　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吕植也意识到，作为一名科学家，光呼吁是不够的。她说：“知识分子在说与做或者想与做之间的差距，是一个普遍问题。无论问到谁，环境重不重要，保护自然是不是应该做，没有人会说不应该。但怎么做，在什么情况下能做，这才是关键。实际的例子很少，成功的更少。既然我受了这么多年训练，看到了这么多国内外的案例，有机会学习了这么多东西，我就要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使命。”
　　从此，吕植从一名单纯的科学家，变成了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者。而环境保护到底能不能让人们获益，也成为吕植最感兴趣的问题。在长期的考察经历中，吕植接触过很多贫困地区的山民，从他们身上发现，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不像很多一味主张“经济优先”的人们所表达的那样尖锐与不可调和。相反，在一些贫困地区，居民对周围的自然环境有着一种纯朴、天然的敬重与珍惜。
　　关键是政策、法律上的支持与引导，吕植意识到。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整个国际大背景也为环境的“赢利”提供了可见的未来。“原来对于树木，只有木材价值，现在已经有额外的碳价值。我们已经开始交易。水的价值，马上就会出现。”吕植说，今后，一片林子的价值，也就不会单纯是一个林子的价值，它所产生的清洁的水、纯净的空气，它所抵御的自然灾害、所保护的物种，都会受到市场认可，环境与经济的矛盾也就会被调和。而这么做的前提，是要有相应的国家法律和政策。
　　在吕植和同道的一起努力下，北京大学成立了“自然与社会研究中心”，目的是通过政策研究、领导力的培养，将生态保护推向中国主流的发展政策与实践中去，其中就包括尝试用市场途径来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吕植说，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实践，运作出几个“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成功案例。比如先买一片林子，在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也能在经济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她说：“如果有一天，社会效益都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