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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只过去不到一半，全球就发生了多起性质恶劣、影响严重的绑架案。1月24日，墨西哥一支名为“哥伦比亚乐团”的乐队表演后失踪，20名团员被绑架；2月17日，一伙枪手在尼日利亚北部包奇州一处施工工地绑架7名外国人，打死一名警卫；3天后，6名外国人在尼日利亚附近海域遭海盗绑架……
从墨西哥城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绑架案在全球范围内频频发生，被绑架的人数不断增加，被绑架的不仅包括当地居民，也包括他国政府官员、驻外公司员工和游客。绑架目的也由过去几十年的以政治目的为主，渐渐向商业化发展。
这是21世纪一个最不愿被人们所接受的事实，绑架人质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年产值超过150亿元人民币。
绑架产业远比我们想象得庞大
一直以来，在尼日利亚投资的外国商人都认为在该国的利润超过要承担的风险和麻烦。但如今，当地社会治安局势紧张，再加上不断有外国公司员工遭到绑架，投资商们在投资该国北部地区时不得不三思而行。
实际上，早在2009年4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一个安全会议上，国家警察总监察长迈克就公布了一项数据：仅从2006年到2008年，在尼日利亚支付的绑架赎金就已经超过l亿美元（1美元约合6.2元人民币）。尼日利亚也开始成为世界上绑架事件频发的危险地点。
不过同墨西哥比起来，尼日利亚的“绑架产业”规模还不够大。
据来自墨西哥城的非政府组织法律和人权理事会统计，2012年这个国家有24150人被绑架，比2011年的17889人增加了35%，平均每天51人遭到绑架。该机构的负责人路易斯称，需要指出的是，向当局正式报案的案件数量只是实际绑架案件的1/10，因此实际上被绑架的人要多得多。上述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快速”绑架，即扣押人质几个小时就释放的案件，这在首都墨西哥城每天发生几百起，多数情况有出租汽车司机的合谋。
墨西哥破案率极低，而且没有死刑，“警匪一家”的情况屡见不鲜，绑匪作案的“风险成本”很低，因此，他们在手头吃紧时就上街抢劫或绑架勒索。绑架的“目标”随意性很大，一些无辜百姓只是因为戴了块好表或者用的手机看上去比较高档，就会遭绑架，有媒体报道说，绑匪甚至连在菜市场卖水果的小贩也不放过。
迪克森是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市一名亿万富翁，早年曾被绑架，支付了巨额赎金才被释放。从此他出门都要备好几辆外观相同的车，临上车时才决定坐其中哪一辆，并要求其他车的司机也同时把车开出大门外，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开。他曾无奈地说：“墨西哥的穷人活得苦，富人活得累。”
什么样的人质最值钱？
绑匪勒索得到的赎金金额巨大，并且还在不断增长，这是支持该产业链不断扩展的根本原因。
一名德国银行家妻子的赎金为55万美元，一名中国普通石油工人的赎金为30万美元，一名商店老板儿子的赎金为1万美元。对于绑匪来说，2012年是财源滚滚的一年。曾经有一段时间，绑架人质多是出于政治目的，绑架者多为叛乱分子或游击队，他们大都为了表明政治观点或者获得谈判筹码。但现在，绑架事件逐步趋向商业化。大多数绑架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索要赎金。
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推动的一项调查揭开了“绑架人质行业”庞大的规模：“绑架人质行业”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是当时哥伦比亚和整个拉丁美洲绑架案件泛滥的结果。此后的25年间，全球多数绑架案件都发生在拉丁美洲。
随着政治和经济运动的发展，绑架案件热点地区的地图也开始重新绘制。非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新兴市场，从2004年和2008年，这两个地区报告的绑架案件所占比例几乎翻了两番。与此同时，索马里海盗在非洲之角海域上劫持了大量船只。而这些船只大多投过保险，海盗索要的赎金也不断地增加。在战后的伊拉克，犯罪分子往往通过绑架募集资金，基地组织也利用绑架和砍头来制造恐怖气氛。同样，塔利班把实施绑架也作为筹集资金的途径。
据美国官方统计，被穆斯林激进分子劫持的西方人最值钱，2011年伊斯兰北非盖达组织平均能从每个人质中得到540万美元的赎金。其他绑匪得到的赎金只有几百或几千美元，但这也足以让绑架变得有利可图。
绑架人质行业中的雇员不仅包括十几岁的流氓，也包括位于伦敦办公室的统计人员。前者徘徊在苏丹或西非，时刻准备绑架商人的子女或者美国石油工人，然后将他们卖给经验更为丰富的绑架团伙。而后者负责跟踪人质安全返回所需赎金的变动情况，从而精确计算最低赎金的数额。这个行业的原材料就是未受保护的人，这些人被绑架者称为“行走中的黄金”。
绑架事件的商业化也催生了一个对抗犯罪分子的行业。这个行业中成员不仅包括提供绑架勒索保险的公司，也包括收取高额费用的谈判人员、律师和保安人员。
美国邱博保险集团专门负责处理绑架业务的经理格雷戈里·班恩斯称，过去三年，越来越多公司要求提供绑架赎金保险业务。目前，绑架赎金保险业务主要由美国国际集团，伦敦劳合社以及美国邱博保险集团三大保险公司主导，全球此类保单价值接近3亿美元。
什么时候支付赎金最合适？
受害人的家属越来越少向政府求助，这可能跟国家强硬的官方态度有关。1987年到1991年，英国传教士泰瑞·怀特在中东被绑架，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以该事件为事例，对外宣称坚决不会支付赎金向绑匪妥协。
澳大利亚摄影记者奈杰尔·布伦南在2009年被索马里激进分子绑架，澳大利亚政府告知布伦南先生的家人：如果向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支付赎金，他们可能会被判刑。有些国家在处理绑架问题的规定更为严厉，1991年，意大利政府颁布法规，不仅将支付赎金列为非法行为，还禁止人们与绑匪有任何形式的协商。
如何处理绑架案件其实十分微妙。美国前间谍现安全公司NIA的主管道格拉斯·麦克唐纳提到，由于很多政府军队没有经过良好的培训，更多的家庭向安全公司求助。数月协商未果后，布伦南的家人就雇佣了一家专门应对绑架勒索的公司。经过4个月的讨价还价，他们把300万美元的赎金砍到65万。
“方法并不一定是赎金，还需要很好的谈判及应变能力，并非付钱越多、越快就对企业的声誉越好。”麦克唐纳说。如果说在尼日利亚被绑架后，还有一点值得安慰的，那就是绑匪很少会使用暴力。绑架在那里只是纯粹的生意。“他们很清楚，会有人向他们支付赎金，”所以绑架顾问几乎从不在电话里面和绑匪们讨价还价，他们会在综合各种因素后，设计出一个合适的谈判方法。这些因素包括，人质身上是否有在某个公司工作的证明？绑匪们是老手吗？以前当地支付赎金的数额是多少？赎金谈判的技巧性远远大于科学性。
“如果支付赎金过快，绑匪们就认为你筹钱很容易；但支付太迟，人质就有可能遇到危险。” 麦克唐纳说，“作为顾问，你应该把自己的委托人当成商品。”
绑架这门生意越来越成熟了。
抽文
2012年墨西哥有24150人被绑架，比2011年增加了35%，平均每天51人。需要指出的是，向当局正式报案的案件数量只是实际绑架案件的1/10，因此实际上被绑架的人要多得多。
从墨西哥城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绑架案在全球范围内频频发生，被绑架的人数不断增加，被绑架的不仅包括当地居民，也包括他国政府官员、驻外公司员工和游客。绑架目的也由过去几十年的以政治目的为主，渐渐向商业化发展。
这是21世纪一个最不愿被人们所接受的事实，绑架人质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年产值超过150亿元人民币。
绑架产业远比我们想象得庞大
一直以来，在尼日利亚投资的外国商人都认为在该国的利润超过要承担的风险和麻烦。但如今，当地社会治安局势紧张，再加上不断有外国公司员工遭到绑架，投资商们在投资该国北部地区时不得不三思而行。
实际上，早在2009年4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一个安全会议上，国家警察总监察长迈克就公布了一项数据：仅从2006年到2008年，在尼日利亚支付的绑架赎金就已经超过l亿美元（1美元约合6.2元人民币）。尼日利亚也开始成为世界上绑架事件频发的危险地点。
不过同墨西哥比起来，尼日利亚的“绑架产业”规模还不够大。
据来自墨西哥城的非政府组织法律和人权理事会统计，2012年这个国家有24150人被绑架，比2011年的17889人增加了35%，平均每天51人遭到绑架。该机构的负责人路易斯称，需要指出的是，向当局正式报案的案件数量只是实际绑架案件的1/10，因此实际上被绑架的人要多得多。上述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快速”绑架，即扣押人质几个小时就释放的案件，这在首都墨西哥城每天发生几百起，多数情况有出租汽车司机的合谋。
墨西哥破案率极低，而且没有死刑，“警匪一家”的情况屡见不鲜，绑匪作案的“风险成本”很低，因此，他们在手头吃紧时就上街抢劫或绑架勒索。绑架的“目标”随意性很大，一些无辜百姓只是因为戴了块好表或者用的手机看上去比较高档，就会遭绑架，有媒体报道说，绑匪甚至连在菜市场卖水果的小贩也不放过。
迪克森是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市一名亿万富翁，早年曾被绑架，支付了巨额赎金才被释放。从此他出门都要备好几辆外观相同的车，临上车时才决定坐其中哪一辆，并要求其他车的司机也同时把车开出大门外，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开。他曾无奈地说：“墨西哥的穷人活得苦，富人活得累。”
什么样的人质最值钱？
绑匪勒索得到的赎金金额巨大，并且还在不断增长，这是支持该产业链不断扩展的根本原因。
一名德国银行家妻子的赎金为55万美元，一名中国普通石油工人的赎金为30万美元，一名商店老板儿子的赎金为1万美元。对于绑匪来说，2012年是财源滚滚的一年。曾经有一段时间，绑架人质多是出于政治目的，绑架者多为叛乱分子或游击队，他们大都为了表明政治观点或者获得谈判筹码。但现在，绑架事件逐步趋向商业化。大多数绑架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索要赎金。
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推动的一项调查揭开了“绑架人质行业”庞大的规模：“绑架人质行业”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是当时哥伦比亚和整个拉丁美洲绑架案件泛滥的结果。此后的25年间，全球多数绑架案件都发生在拉丁美洲。
随着政治和经济运动的发展，绑架案件热点地区的地图也开始重新绘制。非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新兴市场，从2004年和2008年，这两个地区报告的绑架案件所占比例几乎翻了两番。与此同时，索马里海盗在非洲之角海域上劫持了大量船只。而这些船只大多投过保险，海盗索要的赎金也不断地增加。在战后的伊拉克，犯罪分子往往通过绑架募集资金，基地组织也利用绑架和砍头来制造恐怖气氛。同样，塔利班把实施绑架也作为筹集资金的途径。
据美国官方统计，被穆斯林激进分子劫持的西方人最值钱，2011年伊斯兰北非盖达组织平均能从每个人质中得到540万美元的赎金。其他绑匪得到的赎金只有几百或几千美元，但这也足以让绑架变得有利可图。
绑架人质行业中的雇员不仅包括十几岁的流氓，也包括位于伦敦办公室的统计人员。前者徘徊在苏丹或西非，时刻准备绑架商人的子女或者美国石油工人，然后将他们卖给经验更为丰富的绑架团伙。而后者负责跟踪人质安全返回所需赎金的变动情况，从而精确计算最低赎金的数额。这个行业的原材料就是未受保护的人，这些人被绑架者称为“行走中的黄金”。
绑架事件的商业化也催生了一个对抗犯罪分子的行业。这个行业中成员不仅包括提供绑架勒索保险的公司，也包括收取高额费用的谈判人员、律师和保安人员。
美国邱博保险集团专门负责处理绑架业务的经理格雷戈里·班恩斯称，过去三年，越来越多公司要求提供绑架赎金保险业务。目前，绑架赎金保险业务主要由美国国际集团，伦敦劳合社以及美国邱博保险集团三大保险公司主导，全球此类保单价值接近3亿美元。
什么时候支付赎金最合适？
受害人的家属越来越少向政府求助，这可能跟国家强硬的官方态度有关。1987年到1991年，英国传教士泰瑞·怀特在中东被绑架，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以该事件为事例，对外宣称坚决不会支付赎金向绑匪妥协。
澳大利亚摄影记者奈杰尔·布伦南在2009年被索马里激进分子绑架，澳大利亚政府告知布伦南先生的家人：如果向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支付赎金，他们可能会被判刑。有些国家在处理绑架问题的规定更为严厉，1991年，意大利政府颁布法规，不仅将支付赎金列为非法行为，还禁止人们与绑匪有任何形式的协商。
如何处理绑架案件其实十分微妙。美国前间谍现安全公司NIA的主管道格拉斯·麦克唐纳提到，由于很多政府军队没有经过良好的培训，更多的家庭向安全公司求助。数月协商未果后，布伦南的家人就雇佣了一家专门应对绑架勒索的公司。经过4个月的讨价还价，他们把300万美元的赎金砍到65万。
“方法并不一定是赎金，还需要很好的谈判及应变能力，并非付钱越多、越快就对企业的声誉越好。”麦克唐纳说。如果说在尼日利亚被绑架后，还有一点值得安慰的，那就是绑匪很少会使用暴力。绑架在那里只是纯粹的生意。“他们很清楚，会有人向他们支付赎金，”所以绑架顾问几乎从不在电话里面和绑匪们讨价还价，他们会在综合各种因素后，设计出一个合适的谈判方法。这些因素包括，人质身上是否有在某个公司工作的证明？绑匪们是老手吗？以前当地支付赎金的数额是多少？赎金谈判的技巧性远远大于科学性。
“如果支付赎金过快，绑匪们就认为你筹钱很容易；但支付太迟，人质就有可能遇到危险。” 麦克唐纳说，“作为顾问，你应该把自己的委托人当成商品。”
绑架这门生意越来越成熟了。
抽文
2012年墨西哥有24150人被绑架，比2011年增加了35%，平均每天51人。需要指出的是，向当局正式报案的案件数量只是实际绑架案件的1/10，因此实际上被绑架的人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