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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仇和的提升是江苏省领导机关对宿迁的超常规发展方式的认可。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或许这样做是对他的政绩的肯定，但也可以看作是江苏省领导机关对地方领导干部执政方式的某种调整。
1月20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江苏省宿迁市原市委书记仇和被提升为江苏省副省长。这一消息引起了舆论的很大反响。这是因为，仇和不只是仇和，而是一个代表，一个象征；讨论他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讨论党的领导干部的问题，至少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问题。
仇和的“成名”，源于2004年2月5日《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题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报道。当时我也参与了几乎是热火朝天的评论，并著《有缺点的英雄仇和》一文发表在人民网上。我认为，虽然仇和是有缺点的，他领导下的宿迁市曾经三次上了“焦点访谈”的批评榜，但是，仇和却代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一种历史主动精神，他是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共产党人的代表。仇和说：“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加快发展，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这种宏伟的抱负和气魄，体现了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精神和胸怀。事实上，在仇和的领导下，宿迁市的发展是加速度的。2005年7月份我去宿迁市调研，直接了解到了宿迁市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听到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对仇和的肯定和赞扬。
在《有缺点的英雄仇和》一文中，我明确地原谅了他的“缺点”，但是，在他被提升为副省长的时候，我认为他的缺点已经不能继续原谅了。
首先，我国社会已经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仇和应该“求和”了。仇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听起来是“求和”，看上去却是与“和”“有仇”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干部，他求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作为一个铁腕式的领导干部，他的手段难免是强硬的。这种强硬虽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程度上是必须的，其出发点也是正确的，但并不以人为本，难免会损害群众的利益、伤害群众的感情，群众往往只能被动服从，在执政方式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不能带来“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虽然追求加快发展仍然应当是第一位的，但绝不能再以失“和”为代价。
其次，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质量，仇和应该“求和”了。既然要加快发展，难免要透支发展资源和环境容量。仅仅从2005年的“历史”来看，接二连三的矿难，来自于中国发展对于能源的巨大需求，而不顾矿工的死活，则反映的是对资源的索取无度和野蛮性，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某种不可持续性。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特别是要在‘多予’上下功夫。”而像仇和这样的地方领导，过去却更多地体现了“多取”。
再次，为了转变执政方式，做到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仇和应该“求和”了。仇和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现行政治体制优势的充分利用。他说：“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加快发展，政治优势很重要，权力相对集中，可以采取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他的意思是，虽然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治国方略，但是，人治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但是，仇和的“压缩饼干式”的人治方式，是失“和”的，不可持续的。扬弃这种执政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有人认为，仇和的提升是江苏省领导机关对宿迁的超常规发展方式的认可。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或许这样做是对他的政绩的肯定，但也可以看作是江苏省领导机关对地方领导干部执政方式的某种调整：像仇和这样的领导干部，只有在“一把手”的位置上，才可能“仇”和的，而在副职的岗位上，在仇和赴任履新的时候，不“求和”已经不现实了。
1月20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江苏省宿迁市原市委书记仇和被提升为江苏省副省长。这一消息引起了舆论的很大反响。这是因为，仇和不只是仇和，而是一个代表，一个象征；讨论他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讨论党的领导干部的问题，至少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问题。
仇和的“成名”，源于2004年2月5日《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题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报道。当时我也参与了几乎是热火朝天的评论，并著《有缺点的英雄仇和》一文发表在人民网上。我认为，虽然仇和是有缺点的，他领导下的宿迁市曾经三次上了“焦点访谈”的批评榜，但是，仇和却代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一种历史主动精神，他是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共产党人的代表。仇和说：“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加快发展，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这种宏伟的抱负和气魄，体现了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精神和胸怀。事实上，在仇和的领导下，宿迁市的发展是加速度的。2005年7月份我去宿迁市调研，直接了解到了宿迁市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听到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对仇和的肯定和赞扬。
在《有缺点的英雄仇和》一文中，我明确地原谅了他的“缺点”，但是，在他被提升为副省长的时候，我认为他的缺点已经不能继续原谅了。
首先，我国社会已经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仇和应该“求和”了。仇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听起来是“求和”，看上去却是与“和”“有仇”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干部，他求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作为一个铁腕式的领导干部，他的手段难免是强硬的。这种强硬虽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程度上是必须的，其出发点也是正确的，但并不以人为本，难免会损害群众的利益、伤害群众的感情，群众往往只能被动服从，在执政方式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不能带来“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虽然追求加快发展仍然应当是第一位的，但绝不能再以失“和”为代价。
其次，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质量，仇和应该“求和”了。既然要加快发展，难免要透支发展资源和环境容量。仅仅从2005年的“历史”来看，接二连三的矿难，来自于中国发展对于能源的巨大需求，而不顾矿工的死活，则反映的是对资源的索取无度和野蛮性，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某种不可持续性。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特别是要在‘多予’上下功夫。”而像仇和这样的地方领导，过去却更多地体现了“多取”。
再次，为了转变执政方式，做到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仇和应该“求和”了。仇和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现行政治体制优势的充分利用。他说：“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加快发展，政治优势很重要，权力相对集中，可以采取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他的意思是，虽然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治国方略，但是，人治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但是，仇和的“压缩饼干式”的人治方式，是失“和”的，不可持续的。扬弃这种执政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有人认为，仇和的提升是江苏省领导机关对宿迁的超常规发展方式的认可。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或许这样做是对他的政绩的肯定，但也可以看作是江苏省领导机关对地方领导干部执政方式的某种调整：像仇和这样的领导干部，只有在“一把手”的位置上，才可能“仇”和的，而在副职的岗位上，在仇和赴任履新的时候，不“求和”已经不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