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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明枪，明枪易躲；上有政策、下有顺策是暗箭，暗箭难防。后者隐蔽性强、技术含量高、成功概率大，但造成的危害潜伏期长，到了发作的时候，救都来不及。
清朝有个叫曹振镛的牛人，在中央工作54年，官拜大学士，历三朝、相二帝，一路春风。
当他归天的噩耗传来，道光皇帝难过得茶饭不思。当场把曹振镛的二公子提拔到副部级，给曹本人加谥号“文正”。
其实，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曹振镛都是公认的庸才。《清史稿》中“曹振镛传”仅有700余字，与其政治地位很不匹配。但作者也没办法，传主确实没什么功绩可写。
关于曹振镛的“成功之道”，有个年轻干部曾请教过他本人，当时老曹是这样回答的：“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多磕头、少说话。”但实际上，他做的远不止这些。
三次跟牌：—边顺从，—边借刀杀人
曹上台后，一开始就保持低调，闭嘴、磕头、旁观。等摸清了道光帝的底牌，便循着领导思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若无其事地跟了三张牌，马上就获得了新君的信任。
第一张牌是“照猫画虎”。有一天早会，道光帝看到曹振镛的裤子打了补丁，打趣道：“堂堂宰相也穿破裤子？”曹振镛从容作答：“做条新裤子太贵了，旧裤子打上补丁跟新的一样，何必浪费呢？”道光帝频频点头。
那段时间，曹下班后就往前门外跑，去酒馆饭庄菜市场打听物价，第二天一早给皇帝送经济情报，顺便再提一两条有关厉行节约的工作建议。宰相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皇帝自然满意，每天两人什么重要事情都一起商量。
由于曹大人和同事们推波助澜，京城出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怪现象：破衣烂衫的价格一路飙升，品相稍好的比新的还要贵。有些穷官买不起，就自己把袍子弄旧弄破，再让老婆在醒目处打块大补丁。眼见新政开花结果，皇帝对老曹更是离不开。
在曹大人看来，“顺势而为”并非仅仅磕头点赞，还可以借刀杀人。这也是他打出的第二张牌。云贵总督阮元是唯一同曹振镛资历相当的三朝元老，人品、文才俱佳，政绩斐然，曹对其颇为嫉恨。
有一天，皇上跟曹振镛讨论干部问题，皇上说：“时光如梭，阮元任地方主要领导快30年了。你熟悉干部情况，这个人怎么样？”
曹振镛说：“我了解他，才华横溢，工作能力超强，我没法比。”
他具体介绍道：“云贵地区山高路远，经济落后，自古多事，件件涉及边疆稳定。在那里当一把手，一般人不说出政绩，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都忙不过来。可阮大人能应付裕如。”
道光皇帝直点头。曹振镛话锋一转：“这还不算，还能空出时间吟诗论文、作画弹琴，这几年光诗文集就出了好几种呢，水准很高，洛阳纸贵。”
道光皇帝听着，脸色大变：“要是做诗能把国家做好，那我天天做诗！”
不久，一纸调令把阮元召回北京，闲职安置直到退休。
第三张牌是斩草除根。道光初年，一些大臣受新政鼓舞，苦心研究国家大事，提出改革建议，一时间请示报告纷至沓来。道光帝每天批阅材料到深夜，时间一长，身体吃不消了，他心里左右为难，却又不好说出口。
等皇帝累病了，曹振镛又来暖心窝子：“现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令人高兴。就怕有的人提建议不是为工作，只是为了哄领导开心，好升官发财。”
道光帝深有感触：“那有什么办法呢，要是大家都出于公心就好了！”
曹振镛笑道：“我倒有个想法。您不用全看，每天随机抽阅几份材料看看，找出错字、别字、漏字等，用朱笔点出，进行批评。您想，您连书写错误都能发现，下边谁还敢造次？这样注水文件就少了。”
此法果然灵验，皇上省力省心，大家却毫无发觉。不过大臣从此“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这张牌顺水推舟，众人噤若寒蝉，而曹振镛则权势大涨。
“伪装者”欺上又瞒下
事实上，曹振镛的三张牌都用了一个所谓“技巧”：上有政策，下有“顺策”。其操作规程并不复杂：先琢磨清楚主要领导的基本思路，再顺着其心思紧跟，只要跟得到位，甚至超过预期，就可以等着领赏了。
古人有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以“对策”对付政策，明显是对着干，风险大，成功率低，是下级与上级博弈的低级形式，易被破解。相比之下，上有政策、下有顺策隐蔽性强、技术含量高、成功概率大，基本属于稳赚不赔的买卖，是下级对付上级的高端而有效的“技艺”。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不动声色地包装自己，打造完美形象。曹振镛正是如此。有一次，有人举报曹家有人利用其职务影响力，没上交几个钱就获得了食盐专卖权，长期大发横财。曹振镛立即要求家属：统统退出商界，回家种地。
家属很不理解：“别人家能干，咱宰相家还不能干？”
曹振镛回答：“宰相家人不经商，难道会饿死吗？”
故事传出来之后，曹振镛赢得了廉洁自律的好名声，皇上还以此教育大家。事实上，曹家从赚足了钱的食盐领域退出，是因为曹更在意保住个人政治地位。与经济腐败相比，这种政治上的贪婪和不作为，性质同样恶劣，后果亦是致命的。
曹振镛的“下有顺策”，逐渐消解了干部队伍对国家的信心。官场中人也开始苦心钻研，如何应付皇帝、让领导高兴，对自己没好处的事，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逐渐造就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偶尔出现好干部，也无出头之日。龚自珍就是个难得的人才，却遭到嫉恨，48岁就下岗回乡，不到一年郁郁而终。
老干部王鼎看不下去，又使不上劲，干脆留下遗书，用自杀劝谏皇上。结果，曹振镛的党羽集体欺骗皇帝，控制了王鼎的家属和同党，烧了王的遗书，最后给皇帝打报告说，老王年纪大了，家里遇到不顺心的事，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皇帝被蒙在鼓里。此后，清王朝一蹶不振。曹死后5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
如果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明枪，明枪易躲；那么，上有政策、下有顺策就是暗箭，暗箭难防。顺策造成的危害潜伏期长，到了发作的时候，救都来不及。要警惕和防范，还需下属谨守本分，领导敢于担当，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摘自《廉政瞭望》）
清朝有个叫曹振镛的牛人，在中央工作54年，官拜大学士，历三朝、相二帝，一路春风。
当他归天的噩耗传来，道光皇帝难过得茶饭不思。当场把曹振镛的二公子提拔到副部级，给曹本人加谥号“文正”。
其实，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曹振镛都是公认的庸才。《清史稿》中“曹振镛传”仅有700余字，与其政治地位很不匹配。但作者也没办法，传主确实没什么功绩可写。
关于曹振镛的“成功之道”，有个年轻干部曾请教过他本人，当时老曹是这样回答的：“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多磕头、少说话。”但实际上，他做的远不止这些。
三次跟牌：—边顺从，—边借刀杀人
曹上台后，一开始就保持低调，闭嘴、磕头、旁观。等摸清了道光帝的底牌，便循着领导思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若无其事地跟了三张牌，马上就获得了新君的信任。
第一张牌是“照猫画虎”。有一天早会，道光帝看到曹振镛的裤子打了补丁，打趣道：“堂堂宰相也穿破裤子？”曹振镛从容作答：“做条新裤子太贵了，旧裤子打上补丁跟新的一样，何必浪费呢？”道光帝频频点头。
那段时间，曹下班后就往前门外跑，去酒馆饭庄菜市场打听物价，第二天一早给皇帝送经济情报，顺便再提一两条有关厉行节约的工作建议。宰相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皇帝自然满意，每天两人什么重要事情都一起商量。
由于曹大人和同事们推波助澜，京城出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怪现象：破衣烂衫的价格一路飙升，品相稍好的比新的还要贵。有些穷官买不起，就自己把袍子弄旧弄破，再让老婆在醒目处打块大补丁。眼见新政开花结果，皇帝对老曹更是离不开。
在曹大人看来，“顺势而为”并非仅仅磕头点赞，还可以借刀杀人。这也是他打出的第二张牌。云贵总督阮元是唯一同曹振镛资历相当的三朝元老，人品、文才俱佳，政绩斐然，曹对其颇为嫉恨。
有一天，皇上跟曹振镛讨论干部问题，皇上说：“时光如梭，阮元任地方主要领导快30年了。你熟悉干部情况，这个人怎么样？”
曹振镛说：“我了解他，才华横溢，工作能力超强，我没法比。”
他具体介绍道：“云贵地区山高路远，经济落后，自古多事，件件涉及边疆稳定。在那里当一把手，一般人不说出政绩，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都忙不过来。可阮大人能应付裕如。”
道光皇帝直点头。曹振镛话锋一转：“这还不算，还能空出时间吟诗论文、作画弹琴，这几年光诗文集就出了好几种呢，水准很高，洛阳纸贵。”
道光皇帝听着，脸色大变：“要是做诗能把国家做好，那我天天做诗！”
不久，一纸调令把阮元召回北京，闲职安置直到退休。
第三张牌是斩草除根。道光初年，一些大臣受新政鼓舞，苦心研究国家大事，提出改革建议，一时间请示报告纷至沓来。道光帝每天批阅材料到深夜，时间一长，身体吃不消了，他心里左右为难，却又不好说出口。
等皇帝累病了，曹振镛又来暖心窝子：“现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令人高兴。就怕有的人提建议不是为工作，只是为了哄领导开心，好升官发财。”
道光帝深有感触：“那有什么办法呢，要是大家都出于公心就好了！”
曹振镛笑道：“我倒有个想法。您不用全看，每天随机抽阅几份材料看看，找出错字、别字、漏字等，用朱笔点出，进行批评。您想，您连书写错误都能发现，下边谁还敢造次？这样注水文件就少了。”
此法果然灵验，皇上省力省心，大家却毫无发觉。不过大臣从此“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这张牌顺水推舟，众人噤若寒蝉，而曹振镛则权势大涨。
“伪装者”欺上又瞒下
事实上，曹振镛的三张牌都用了一个所谓“技巧”：上有政策，下有“顺策”。其操作规程并不复杂：先琢磨清楚主要领导的基本思路，再顺着其心思紧跟，只要跟得到位，甚至超过预期，就可以等着领赏了。
古人有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以“对策”对付政策，明显是对着干，风险大，成功率低，是下级与上级博弈的低级形式，易被破解。相比之下，上有政策、下有顺策隐蔽性强、技术含量高、成功概率大，基本属于稳赚不赔的买卖，是下级对付上级的高端而有效的“技艺”。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不动声色地包装自己，打造完美形象。曹振镛正是如此。有一次，有人举报曹家有人利用其职务影响力，没上交几个钱就获得了食盐专卖权，长期大发横财。曹振镛立即要求家属：统统退出商界，回家种地。
家属很不理解：“别人家能干，咱宰相家还不能干？”
曹振镛回答：“宰相家人不经商，难道会饿死吗？”
故事传出来之后，曹振镛赢得了廉洁自律的好名声，皇上还以此教育大家。事实上，曹家从赚足了钱的食盐领域退出，是因为曹更在意保住个人政治地位。与经济腐败相比，这种政治上的贪婪和不作为，性质同样恶劣，后果亦是致命的。
曹振镛的“下有顺策”，逐渐消解了干部队伍对国家的信心。官场中人也开始苦心钻研，如何应付皇帝、让领导高兴，对自己没好处的事，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逐渐造就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偶尔出现好干部，也无出头之日。龚自珍就是个难得的人才，却遭到嫉恨，48岁就下岗回乡，不到一年郁郁而终。
老干部王鼎看不下去，又使不上劲，干脆留下遗书，用自杀劝谏皇上。结果，曹振镛的党羽集体欺骗皇帝，控制了王鼎的家属和同党，烧了王的遗书，最后给皇帝打报告说，老王年纪大了，家里遇到不顺心的事，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皇帝被蒙在鼓里。此后，清王朝一蹶不振。曹死后5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
如果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明枪，明枪易躲；那么，上有政策、下有顺策就是暗箭，暗箭难防。顺策造成的危害潜伏期长，到了发作的时候，救都来不及。要警惕和防范，还需下属谨守本分，领导敢于担当，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