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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父亲在县城的学堂念高中,他是一心要考大学的。但是,家乡的一场大水,淹没了乡下祖父的田产也淹没了父亲的大学梦。父亲凄凄惶惶地离开了城里的课堂,当了一名乡村教师,在江汉平原一间用土坯垒成的教室里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
60年后,女儿在大洋彼岸一个叫“伊萨卡”的小镇念金融工程的研究生,她是一心想赚大钱的。虽说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让我和我太太都为她的“钱”(前)途捏一把汗,但她自己似乎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她这个项目,最后半年是到华尔街实习。女儿兴高采烈地离开康奈尔大学的课堂,走进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此时此刻,她的职业生涯其实已经开始。
60年间,我这个乡村教师的儿子兼华尔街准交易员的父亲,在中国的课堂上度过近半个世纪的人生:从念小学到念博士,花去近20年;从教小学到教博士,花去近30年。前20年,我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父亲是我的小学数学老师);后30年,我曾经是我女儿的老师(女儿念大二时选修了我主讲的《中国文化概论》)。
60年,三代人的课堂。
一
父亲虽然是数学老师,但他有很好的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功底。记得我上大一的那年,回家过春节,创作了一幅春联贴在家里的门框上,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父亲看过,说是音律不协,平仄也不对。他们那一代人,无论是读私塾还是进学堂,也无论是习文史还是学理工,都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教育。我记得父亲不光是《四书》背得熟,《诗经》和《楚辞》也是张口就来的,不像我们这一代人,记《老三篇》胜过记《唐诗三百首》;也不像我女儿那一代人,虽然对世界名著与世界名模有相同的兴趣,但不太可能会对清代诗文与清代旗袍有相似的热情。
更为重要的是,父亲这一代人,对课堂(学校教育)有着宗教般的信任和热情。父亲这一生,最热衷的事,就是尽力帮助自己和别人的孩子念书,念中学,念大学,念硕士,念博士。父亲在“念书”这件事上的热情与执着,可谓几十年如一日,屡经挫折而不衰。
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文革”爆发,全国停课闹革命。父亲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也是这所小学唯一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先是被揪斗,后是被打倒,最后被撵进牛棚。在全家人与牛共舞的日子,在全中国大学停办、中学停课的年代,父亲居然很严肃地对我说:考中学乃至考大学的时代还是会到来的,你现在就要作准备。父亲说这话的时间是1966年。12年后(1978年),当我把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递给父亲时,父亲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激动,因为这个结果是在他预料之中的,他早在12年前就预料到了。与其说父亲是天才的预言家,不如说他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徒。什么“道”?夫子之道,杏坛之道。
在父亲被关进牛棚的时候,父亲早年的一个学生,调到湖区当区长,他设法将父亲借调到湖区,为湖区筹办一个初中班。那年月,造反有理,读书无用,谁还愿意读书?父亲挨家挨户地去动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从牛背上、从秧田中、从农家的灶台旁,把学生“劝请”到学校。几经周折,父亲终于办起了一个有21名学生的初中班,使湖区人解放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学。
可是,造反派并不放过父亲,三天两头地将他揪到县城去批斗。每次“参加”完批斗会,不管天有多晚,父亲总是要步行80多里地,赶回湖区,第二天照常给初中班上课。两年后,来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父亲又一次被从课堂上“清理”出来,他历经艰辛办起来的初中班也随之夭折。多少年后,父亲谈起此事,仍神色黯然。
“文革”虽成为历史,但“读书无用”的幽灵仍在游荡。父亲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不用心念书的学生和不支持孩子念书的家长。父亲的一个远房侄子,对自己孩子的学习漠不关心,致使孩子的成绩每况愈下。父亲先是把不称职的家长训斥一顿,然后安排时间为孩子补课。每年的寒暑假,父亲的客厅里总是坐满补课的学生,有亲戚朋友的孩子,有邻居或同事的孩子。听母亲说,父亲从不收补课费,对远道而来的补习生,还得“倒贴”食宿。父亲退休后,“客厅补习班”仍然继续。
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父亲是忧道者。
二
父亲这一辈人,忧道不忧贫;我们这一辈人,忧贫亦忧道,或者说因为忧贫而要忧道。即便是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天,中国已经富裕得能够借钱给美国了,但中国的教育投资依然是排在全球末尾的。而我念大学的20世纪80年代,教育乃至知识分子的贫穷就可想而知了。学校穷,教师穷,学生更穷。图书馆没有图书,教室没有电扇,食堂的饭菜没有营养,锅炉房的开水永远不开……记得大二的下学期,中文系一位才华横溢、在全国学术界知名度颇高的副教授给我们上课,穿一件破旧的棉袄,两个袖口破得已经露出棉花。有同学在下面嘀咕:中国大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启蒙而是脱贫。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高校内外还流传着一个段子两句顺口溜。段子说某车匪洗劫列车上的乘客,在一位乘客身上只搜出十元钱,车匪问:“你是干什么的”,乘客答:“大学教授”,车匪说:“我送你50元,你下去吧。”顺口溜更直白: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
为了脱贫,我去读博士;可是读了博士,不能做别的,只能做教授。我的大学本科同学和研究生同学都说我傻。博士毕业那年,正赶上来势凶猛的“文人下海”潮。一位在武汉做钢材生意的大学同学拉我做经纪人,说是你只要做成一笔钢材或汽车或水泥或别的什么生意,赚到的钱,就等于你这大学教师几年的工资。又有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研究生同学拉我编畅销书,说是你将稿子卖给书商,一千字少说也有四、五十元,比你写那些不仅没有稿酬反倒要贴钱的学术著作强多了。一位在海口做房地产生意的同学更干脆,要我辞职南下,到正宗的商海里去打拼,说是你看看大学里我们当年的老师,他们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
十多年过去了。说来惭愧,自己没有做成生意没有编成畅销书也没有下成那个正宗的海。是自己没有脱贫的欲望,没有下海的胆量,抑或没有经商的本领?似乎都不是。潜意识中大概是难以割舍大学校园那份特有的平淡和虚静。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学,没有各种各样的评估,没有“211”“985”或“863”,没有那些没完没了的申报、检查、考核、结项。我住在市内,每周到郊外的学校上一天课,其余六天全部由我自己支配,看我想看的书,写我想写的文章,去我想去的地方,见我想见的朋友……如果有一座兰亭或一片竹林,我就是魏晋名士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21世纪的中国大学,教授已经不穷,博士已经不傻。可是,我依然怀恋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怀恋那份平淡和虚静,怀恋那种从时间、空间到心灵的自由。21世纪的大学校园,教授很忙,博士也很忙。忙什么?写书写论文。一位在读博士一年发八九篇论文,一位教授一年出版四五本书,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可是,翻开各种各样的学术期刊,走进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书店,我们能读到多少真正有思想有创见有学术生命力的文章和著作?世间没有王国维,没有陈寅恪,没有钱钟书,连李泽厚也没有了,只剩下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各种各样的“大师”头衔和“雷人”称谓。
贫不可忧,可忧的是道。父亲是对的。
三
当女儿决定放弃国内的研究生教育而到美国重读研究生时,我说不出来是忧愁还是欣慰。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课堂是千姿百态甚至千奇百怪,而女儿这一代人的课堂却是千篇一律,是公式化的。从幼儿园小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要上各种各样的艺术班,学钢琴学舞蹈学书法学绘画,学一切可以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一到五年级,所有的“艺术”都要给“初考”(小学考初中)让位,课外的培训班还是要上,但与艺术无关,而是数学奥赛、英语或者是作文之类。而一旦进入初中,“中考”(初中考高中)就成了头等大事,白天在学校应对课堂教学和考试,晚上在家里应对堆积如山的家庭作业。
但是,女儿天生有一种叛逆性格,从幼儿园时代就抵制公式化的课堂。要她去弹琴,她说指甲疼;要她去跳舞,她说脚趾痛;要她去画画,她说眼珠疼……当然,她的抵制是无效的,在家长软硬兼施的攻势下,她很快就缴械投降。女儿最喜爱做的事是读书,读小说。上初中之前,她已经将我书架上的中外名著全部读过。不仅读,还写,就在“初考”的前几天,她还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写“中篇小说”。作为大学文学系的教授,我当然很高兴,我的事业后继有。;至少,我这满屋子的书有了继承者。可是我没有想到,女儿刚上初中一年级,她的语文老师的一篇作文评语,扼杀了一位少年作家,也扼杀了我“父业女传”的美梦。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女儿应该当作家,应该以写小说为业。她有极好的文学感觉,有极好的情感记忆,有极好的文字天赋——这三条,是成为一名好作家的必备条件。念小学的时候,她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还得过奖。刚上初中,第一次作文课是写记叙文,她用狄更斯式的幽默和张爱玲式的嘲讽叙述一件真实的事情,并借题发挥,发挥出来的当然是不合时宜的思想。语文老师在评语中严厉地批评了她,大意是说她思想灰暗情绪消极等等。我仔细读了女儿的作文和老师的评语,我发现这位老师要么是文学观念过于陈旧,要么是没有读出文章的言外之意。
尽管我在女儿和她的初中语文老师之间作了不少的疏通工作,但是,女儿的文学风格和她老师的文学观念都是我无法改变的。女儿开始逃课,只要是语文课,她就跑出去看录像(谢天谢地,那个时候还没有网吧),开始是一个人去,后来还带几个闺中密友同去。更为严重的是,女儿在家里郑重宣布:她以后绝不学文学,不学文科。进高中后,女儿遇到一位才华横溢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大段大段地背诵《离骚》,激越而悲慨;而且,这位高中语文老师很快就发现了我女儿的文学才能。但是,一切都太晚了,死灰怎能复燃?
从高中到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女儿一如既往地叛逆和异端。她生在大学校园,长在大学校园,可是她与大学校园却格格不入,她最好的朋友都不是那些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孩子。她逃避那些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特征的活动,逃避那些索然无味的必修课,逃避那些她认为必须逃避的东西。
与她的爷爷和父亲相比,她的课堂是富裕的,因此她不用忧贫;她的课堂虽然千篇一律但并不缺乏开放和自由,她不必为自己的异端和叛逆付出代价,因此她也不必忧道。最为重要的是,她可以选择课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天性也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课堂。于是, 她选择了“伊萨卡”。
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自己的“伊萨卡”?
60年,三代人的课堂。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附注:
“伊萨卡”本来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一个虚构的地名,是神话英雄俄底修斯的故乡,象征着历经艰险而终于回到故乡。康奈尔大学(长春藤盟校之一)创建之初,就将自己的所在地命名为“伊萨卡”。20世纪初叶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在《伊萨卡》诗中写道:当你踏上伊萨卡之旅期待漫长的旅程吧它充满着冒险还有发现……
60年后,女儿在大洋彼岸一个叫“伊萨卡”的小镇念金融工程的研究生,她是一心想赚大钱的。虽说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让我和我太太都为她的“钱”(前)途捏一把汗,但她自己似乎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她这个项目,最后半年是到华尔街实习。女儿兴高采烈地离开康奈尔大学的课堂,走进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此时此刻,她的职业生涯其实已经开始。
60年间,我这个乡村教师的儿子兼华尔街准交易员的父亲,在中国的课堂上度过近半个世纪的人生:从念小学到念博士,花去近20年;从教小学到教博士,花去近30年。前20年,我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父亲是我的小学数学老师);后30年,我曾经是我女儿的老师(女儿念大二时选修了我主讲的《中国文化概论》)。
60年,三代人的课堂。
一
父亲虽然是数学老师,但他有很好的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功底。记得我上大一的那年,回家过春节,创作了一幅春联贴在家里的门框上,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父亲看过,说是音律不协,平仄也不对。他们那一代人,无论是读私塾还是进学堂,也无论是习文史还是学理工,都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教育。我记得父亲不光是《四书》背得熟,《诗经》和《楚辞》也是张口就来的,不像我们这一代人,记《老三篇》胜过记《唐诗三百首》;也不像我女儿那一代人,虽然对世界名著与世界名模有相同的兴趣,但不太可能会对清代诗文与清代旗袍有相似的热情。
更为重要的是,父亲这一代人,对课堂(学校教育)有着宗教般的信任和热情。父亲这一生,最热衷的事,就是尽力帮助自己和别人的孩子念书,念中学,念大学,念硕士,念博士。父亲在“念书”这件事上的热情与执着,可谓几十年如一日,屡经挫折而不衰。
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文革”爆发,全国停课闹革命。父亲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也是这所小学唯一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先是被揪斗,后是被打倒,最后被撵进牛棚。在全家人与牛共舞的日子,在全中国大学停办、中学停课的年代,父亲居然很严肃地对我说:考中学乃至考大学的时代还是会到来的,你现在就要作准备。父亲说这话的时间是1966年。12年后(1978年),当我把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递给父亲时,父亲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激动,因为这个结果是在他预料之中的,他早在12年前就预料到了。与其说父亲是天才的预言家,不如说他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徒。什么“道”?夫子之道,杏坛之道。
在父亲被关进牛棚的时候,父亲早年的一个学生,调到湖区当区长,他设法将父亲借调到湖区,为湖区筹办一个初中班。那年月,造反有理,读书无用,谁还愿意读书?父亲挨家挨户地去动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从牛背上、从秧田中、从农家的灶台旁,把学生“劝请”到学校。几经周折,父亲终于办起了一个有21名学生的初中班,使湖区人解放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学。
可是,造反派并不放过父亲,三天两头地将他揪到县城去批斗。每次“参加”完批斗会,不管天有多晚,父亲总是要步行80多里地,赶回湖区,第二天照常给初中班上课。两年后,来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父亲又一次被从课堂上“清理”出来,他历经艰辛办起来的初中班也随之夭折。多少年后,父亲谈起此事,仍神色黯然。
“文革”虽成为历史,但“读书无用”的幽灵仍在游荡。父亲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不用心念书的学生和不支持孩子念书的家长。父亲的一个远房侄子,对自己孩子的学习漠不关心,致使孩子的成绩每况愈下。父亲先是把不称职的家长训斥一顿,然后安排时间为孩子补课。每年的寒暑假,父亲的客厅里总是坐满补课的学生,有亲戚朋友的孩子,有邻居或同事的孩子。听母亲说,父亲从不收补课费,对远道而来的补习生,还得“倒贴”食宿。父亲退休后,“客厅补习班”仍然继续。
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父亲是忧道者。
二
父亲这一辈人,忧道不忧贫;我们这一辈人,忧贫亦忧道,或者说因为忧贫而要忧道。即便是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天,中国已经富裕得能够借钱给美国了,但中国的教育投资依然是排在全球末尾的。而我念大学的20世纪80年代,教育乃至知识分子的贫穷就可想而知了。学校穷,教师穷,学生更穷。图书馆没有图书,教室没有电扇,食堂的饭菜没有营养,锅炉房的开水永远不开……记得大二的下学期,中文系一位才华横溢、在全国学术界知名度颇高的副教授给我们上课,穿一件破旧的棉袄,两个袖口破得已经露出棉花。有同学在下面嘀咕:中国大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启蒙而是脱贫。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高校内外还流传着一个段子两句顺口溜。段子说某车匪洗劫列车上的乘客,在一位乘客身上只搜出十元钱,车匪问:“你是干什么的”,乘客答:“大学教授”,车匪说:“我送你50元,你下去吧。”顺口溜更直白: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
为了脱贫,我去读博士;可是读了博士,不能做别的,只能做教授。我的大学本科同学和研究生同学都说我傻。博士毕业那年,正赶上来势凶猛的“文人下海”潮。一位在武汉做钢材生意的大学同学拉我做经纪人,说是你只要做成一笔钢材或汽车或水泥或别的什么生意,赚到的钱,就等于你这大学教师几年的工资。又有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研究生同学拉我编畅销书,说是你将稿子卖给书商,一千字少说也有四、五十元,比你写那些不仅没有稿酬反倒要贴钱的学术著作强多了。一位在海口做房地产生意的同学更干脆,要我辞职南下,到正宗的商海里去打拼,说是你看看大学里我们当年的老师,他们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
十多年过去了。说来惭愧,自己没有做成生意没有编成畅销书也没有下成那个正宗的海。是自己没有脱贫的欲望,没有下海的胆量,抑或没有经商的本领?似乎都不是。潜意识中大概是难以割舍大学校园那份特有的平淡和虚静。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学,没有各种各样的评估,没有“211”“985”或“863”,没有那些没完没了的申报、检查、考核、结项。我住在市内,每周到郊外的学校上一天课,其余六天全部由我自己支配,看我想看的书,写我想写的文章,去我想去的地方,见我想见的朋友……如果有一座兰亭或一片竹林,我就是魏晋名士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21世纪的中国大学,教授已经不穷,博士已经不傻。可是,我依然怀恋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怀恋那份平淡和虚静,怀恋那种从时间、空间到心灵的自由。21世纪的大学校园,教授很忙,博士也很忙。忙什么?写书写论文。一位在读博士一年发八九篇论文,一位教授一年出版四五本书,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可是,翻开各种各样的学术期刊,走进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书店,我们能读到多少真正有思想有创见有学术生命力的文章和著作?世间没有王国维,没有陈寅恪,没有钱钟书,连李泽厚也没有了,只剩下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各种各样的“大师”头衔和“雷人”称谓。
贫不可忧,可忧的是道。父亲是对的。
三
当女儿决定放弃国内的研究生教育而到美国重读研究生时,我说不出来是忧愁还是欣慰。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课堂是千姿百态甚至千奇百怪,而女儿这一代人的课堂却是千篇一律,是公式化的。从幼儿园小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要上各种各样的艺术班,学钢琴学舞蹈学书法学绘画,学一切可以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一到五年级,所有的“艺术”都要给“初考”(小学考初中)让位,课外的培训班还是要上,但与艺术无关,而是数学奥赛、英语或者是作文之类。而一旦进入初中,“中考”(初中考高中)就成了头等大事,白天在学校应对课堂教学和考试,晚上在家里应对堆积如山的家庭作业。
但是,女儿天生有一种叛逆性格,从幼儿园时代就抵制公式化的课堂。要她去弹琴,她说指甲疼;要她去跳舞,她说脚趾痛;要她去画画,她说眼珠疼……当然,她的抵制是无效的,在家长软硬兼施的攻势下,她很快就缴械投降。女儿最喜爱做的事是读书,读小说。上初中之前,她已经将我书架上的中外名著全部读过。不仅读,还写,就在“初考”的前几天,她还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写“中篇小说”。作为大学文学系的教授,我当然很高兴,我的事业后继有。;至少,我这满屋子的书有了继承者。可是我没有想到,女儿刚上初中一年级,她的语文老师的一篇作文评语,扼杀了一位少年作家,也扼杀了我“父业女传”的美梦。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女儿应该当作家,应该以写小说为业。她有极好的文学感觉,有极好的情感记忆,有极好的文字天赋——这三条,是成为一名好作家的必备条件。念小学的时候,她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还得过奖。刚上初中,第一次作文课是写记叙文,她用狄更斯式的幽默和张爱玲式的嘲讽叙述一件真实的事情,并借题发挥,发挥出来的当然是不合时宜的思想。语文老师在评语中严厉地批评了她,大意是说她思想灰暗情绪消极等等。我仔细读了女儿的作文和老师的评语,我发现这位老师要么是文学观念过于陈旧,要么是没有读出文章的言外之意。
尽管我在女儿和她的初中语文老师之间作了不少的疏通工作,但是,女儿的文学风格和她老师的文学观念都是我无法改变的。女儿开始逃课,只要是语文课,她就跑出去看录像(谢天谢地,那个时候还没有网吧),开始是一个人去,后来还带几个闺中密友同去。更为严重的是,女儿在家里郑重宣布:她以后绝不学文学,不学文科。进高中后,女儿遇到一位才华横溢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大段大段地背诵《离骚》,激越而悲慨;而且,这位高中语文老师很快就发现了我女儿的文学才能。但是,一切都太晚了,死灰怎能复燃?
从高中到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女儿一如既往地叛逆和异端。她生在大学校园,长在大学校园,可是她与大学校园却格格不入,她最好的朋友都不是那些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孩子。她逃避那些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特征的活动,逃避那些索然无味的必修课,逃避那些她认为必须逃避的东西。
与她的爷爷和父亲相比,她的课堂是富裕的,因此她不用忧贫;她的课堂虽然千篇一律但并不缺乏开放和自由,她不必为自己的异端和叛逆付出代价,因此她也不必忧道。最为重要的是,她可以选择课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天性也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课堂。于是, 她选择了“伊萨卡”。
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自己的“伊萨卡”?
60年,三代人的课堂。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附注:
“伊萨卡”本来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一个虚构的地名,是神话英雄俄底修斯的故乡,象征着历经艰险而终于回到故乡。康奈尔大学(长春藤盟校之一)创建之初,就将自己的所在地命名为“伊萨卡”。20世纪初叶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在《伊萨卡》诗中写道:当你踏上伊萨卡之旅期待漫长的旅程吧它充满着冒险还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