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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资本理论合理地解释了公共治理领域的问题，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我国正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时期，由于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很大程度就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作者试图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农村社会结构在现阶段所出现的问题，通过投资社会资本使农村社会形成以信任为基础的网络结构和互利的多元社会结构，进而使农村人民过上有组织的生活。社会资本的投资需要稳定的人口结构作为前提，通过民主决策、民主问责、民主參与为农村的社会资本运行提供活力；通过制度设计为农村社会资本的稳定运行提供长效机制；通过内聚型的文化建设为农村社会资本的运行提供广泛的认同。同时法制化和制度化是社会资本的必然归宿。
[关键词]投资；社会资本；农村治理；现代化；社会结构
[DOI]1013939/jcnkizgsc201911065
1社会资本的引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社会资本理论的本质是在一定区域内充分发挥网络关系的优势，通过信任和这种网络关系内在的沟通实现高度的自治。这种自治是在分权的逻辑下进行的，从而使每个人都过上有组织的生活，每个组织又能够发挥其职能的优势。在《独自打保龄》中，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了美国人为什么逐渐倾向于过一种没有组织的生活并不愿意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现象在我国也有着明显的体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引入在观念上其实是自由主义的获胜。之前我们在大规模地搞群众运动，人们习惯于用集体的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虽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个悖论，但集体行动的逻辑不能解释在高度政治热情下的群众参与行为。所以以一种案例式的视角来看待我国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带有政治热情驱使的非理性因素，这种非理性因素一旦丢失，集体的行动就会回归到理性选择的逻辑内。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广泛的参与历程，按着路径依赖的理论，又很容易会组织起来人民过上有组织的生活，进而实现互利互惠的自治模式。所以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性问题凸显的重要节点，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来解释农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农民过上多元组织的生活，建立密切的关系网络，并通过民主化进程、内聚型文化建设、分权制改革等制度供给实现农村治理的现代化。
2从农村社会治理现象审视社会资本的投资欠缺
农村人口外移导致农村社会资本流失：城乡差别的存在和近年差别的扩大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有体制因素，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等； 又有政策因素， 如投资、财政、金融和流通政策的不协调等； 也有发展方面的因素， 如农村的教育、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滞后等。其中立法和政策是主要的原因。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几乎成为中国城乡分离的有力证明，一般认为自由市场加上理性人等于公共选择的悲剧，而大规模人口流动加之法制不健全等于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关系，基于这种关系达到互助共赢的自治状态。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导致农村社会结构的空心化，而空心化恰恰是社会资本流失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农村人口经历了从“不离土不离乡”到“离土不离乡”，再到“离土又离乡”的阶段，社会资本的评估几乎是以人口的状况为参照标准，而人口状态是政策导向的集中体现。
农村社会资本由于人口流动和土地使用固化而流失，而人口规模没有能控制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规模的人口频繁流动主要是因为农村社会缺少创造财富的机会，或者是人口过多地堆积在土地上所造成的农民贫困化构成了社会不安定之源。正是基于对农村贫困化的考察，有学者便将农村流动视作农村革命的替代品，是因为人口的外流缓解了农村由于贫困而埋下的秩序混乱的隐患。
3问题导向下的农村社会资本投资的模式选择
31基层民主是社会资本运行的背景
民主化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资本的理论产生可以说是与民主化并驾齐驱的。社会资本呼唤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与人与人的彼此信任，这种环境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民主来实现。民主的价值内核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让决策在人民的参与下进行，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主实现的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存在、市民社会的形成、自由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教育的普及。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有着内在的逻辑和外在的制度体现，首先民主的逻辑一般遵循从选举民主到监督民主再到决策民主。我国农村的民主建设也基本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实现的。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我国农村地区建立了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定位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一切事务由村民自己管理，要充分体现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功能。村民在法律上拥有了话语权和自主权。所以民主化是现代农村治理的先导，也是农村现代化的背景，这是投资社会资本的有效土壤。我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起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而这一制度的确立来源于农民长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之所以能够全面推广就在于政策导向的根本转变与农民的现实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生产有了自主权，政治参与有了话语权，社会资本的运行与进一步投资才具备前提。生产合作与经济效益挂钩，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农民的自身利益挂钩，逐渐就形成了具有紧密联系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是在民主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同时也是社会资本投资的成功体现，所以基层民主是社会资本运行的背景。
32制度供给是社会资本运行的保障
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是大陆法系法制精神的集中体现，制度主义是政治学研究在行为主义革命前的主流范式，制度主义重视对制度的研究和阐释，进而通过制度设计将有效合理的制度在政治体系及组织中运行。新制度主义的回归再次把分析的视角聚焦在制度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传统制度主义的命题被非正式制度取替。新制度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开始于经济学领域，这一范式的回归及时地关注了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制度在现实社会的需求，我们认为新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向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过渡。新制度主义的回归也可以认为是市民社会兴起的理论回应，社会资本理论所关注的正是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新型社会区域，市民社会的兴起为民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同时市民社会是矛盾冲突的缓冲地带，为协同发展、互利互惠提供了空间。因此社会资本的运行需要用民主做基础，需要市民社会做依托，需要制度供给做保障。 农村发展建设很多时候都是以政策为指挥棒，而政策不具有长效性，因此需要不同层级的制度进行规定。社会资本的运行与投资同样呼唤制度的关注，同时制度为社会资本的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制度建设应根据地方特点和历史需要而有所差异，但制度建设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什么样的制度算作好的制度，应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把握，这样制度建设本身也就有了长效的机制，至少不会出现制度脱离实际、制度过于刻板等问题。首先，制度建设应该秉持混合原则，波力比阿就认为古希腊的政治成功归结于当时的混合政体，亚里士多德也称赞混合的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有效运行的保障。混合型制度的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能够足够地包容现实中的变量和不确定因素，进而使制度能够发挥长久的作用。其次，制度建设应该是动态平衡的，动态体现的是制度的多向运转，有足够的空间保障信息的有效沟通，这在农村发展中非常必要。再次，制度建设要保证精英和大众的共同参与，农村地区长期存在一言堂式官僚主义作风。只有将利益群体真正纳入决策轨道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有效。制度建设是社会资本运行的保障体现在社会资本作为无形的资源需要有形存在的制度规制和调整。
33文化建设是社会资本运行的基础
公民文化的视角为民主的测量提供相对科学的依据，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成顺从型、地域型和参与型。顺从型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闭塞和信息的流通不畅导致人们仍然处于服从和顺从于当地政治精英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显然缺少民主成分和现代性的成分。地域型也是相对传统的政治文化类型，民主化程度更为局限。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则体现了公民愿意在共同体内广泛地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组织人员的变更。阿尔蒙德很清楚这种理论的划分不具有现实性，因此他说单独的某一种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现实中大多是这三种的混合模式，这种混合模式就是参与型占主要地位的公民文化。这种理论为农村的社会资本投资提供了一种方向，就是要广泛地动员村民和鼓励村民参与到公共决策的制定程序中来。政治参与是形成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从中国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文化对社会资本的投资的价值和作用是另一个维度。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形成了带有中国文化符号的文明体系。用文明的概念来替代文化的概念更能够体现一个民族或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厚重感，在《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再次站在世界格局的变迁角度把世界文明分成了七个主要类型，中华文明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一文明中的思想硕果是否能够为社会资本的投资提供理论支撑，抑或说是否影响着中国社会结构向自治和民主现代的方向发展。刘泽华教授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传统中不蕴含现代性，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王权统治，王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不会产生民主和自治的萌芽。也有学者认为“皇权不下县”的制度传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广阔的自治空间，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鎮理论都论证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甚至有着更为悠久的自治传统。从政治思想本身看，自董仲舒开始把儒学视为官方正学，中国文化的走向始终在儒学思想的正统下与其他思想进行着交流和影响。儒家学说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随着儒学的发展民本思想经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理论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民本思想的确不同于民主思想，但这充分说明中国政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重视人民自主行为的内容。同时“大同思想”和“大一统思想”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指导和支配着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桃花源”。
4结论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执政的科学化，并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农村治理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主化释放农村社会的政治压力，把广大农民的参与诉求转变为决策程序的必经过程。以制度化推动农村社会的法治进程，农村的法制建设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广泛的社会自治是让农村的发展更具活力和能动，而法制建设是为社会自治设防。因此农村社会资本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最终归宿。参考文献：
[1]黎玉琴公共权力——法治与社会资本的积累[J].现代哲学，2009（2）.
[2]何君安，梁忠民论社会资本与政治系统的关系[J].政治学研究，2006（3）.
[3]黄其松社会资本：科尔曼与帕特南的比较[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6）.
[4]邹宜斌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评论，2005（6）.
[关键词]投资；社会资本；农村治理；现代化；社会结构
[DOI]1013939/jcnkizgsc201911065
1社会资本的引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社会资本理论的本质是在一定区域内充分发挥网络关系的优势，通过信任和这种网络关系内在的沟通实现高度的自治。这种自治是在分权的逻辑下进行的，从而使每个人都过上有组织的生活，每个组织又能够发挥其职能的优势。在《独自打保龄》中，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了美国人为什么逐渐倾向于过一种没有组织的生活并不愿意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现象在我国也有着明显的体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引入在观念上其实是自由主义的获胜。之前我们在大规模地搞群众运动，人们习惯于用集体的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虽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个悖论，但集体行动的逻辑不能解释在高度政治热情下的群众参与行为。所以以一种案例式的视角来看待我国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带有政治热情驱使的非理性因素，这种非理性因素一旦丢失，集体的行动就会回归到理性选择的逻辑内。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广泛的参与历程，按着路径依赖的理论，又很容易会组织起来人民过上有组织的生活，进而实现互利互惠的自治模式。所以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性问题凸显的重要节点，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来解释农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农民过上多元组织的生活，建立密切的关系网络，并通过民主化进程、内聚型文化建设、分权制改革等制度供给实现农村治理的现代化。
2从农村社会治理现象审视社会资本的投资欠缺
农村人口外移导致农村社会资本流失：城乡差别的存在和近年差别的扩大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有体制因素，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等； 又有政策因素， 如投资、财政、金融和流通政策的不协调等； 也有发展方面的因素， 如农村的教育、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滞后等。其中立法和政策是主要的原因。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几乎成为中国城乡分离的有力证明，一般认为自由市场加上理性人等于公共选择的悲剧，而大规模人口流动加之法制不健全等于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关系，基于这种关系达到互助共赢的自治状态。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导致农村社会结构的空心化，而空心化恰恰是社会资本流失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农村人口经历了从“不离土不离乡”到“离土不离乡”，再到“离土又离乡”的阶段，社会资本的评估几乎是以人口的状况为参照标准，而人口状态是政策导向的集中体现。
农村社会资本由于人口流动和土地使用固化而流失，而人口规模没有能控制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规模的人口频繁流动主要是因为农村社会缺少创造财富的机会，或者是人口过多地堆积在土地上所造成的农民贫困化构成了社会不安定之源。正是基于对农村贫困化的考察，有学者便将农村流动视作农村革命的替代品，是因为人口的外流缓解了农村由于贫困而埋下的秩序混乱的隐患。
3问题导向下的农村社会资本投资的模式选择
31基层民主是社会资本运行的背景
民主化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资本的理论产生可以说是与民主化并驾齐驱的。社会资本呼唤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与人与人的彼此信任，这种环境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民主来实现。民主的价值内核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让决策在人民的参与下进行，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主实现的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存在、市民社会的形成、自由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教育的普及。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有着内在的逻辑和外在的制度体现，首先民主的逻辑一般遵循从选举民主到监督民主再到决策民主。我国农村的民主建设也基本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实现的。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我国农村地区建立了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定位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一切事务由村民自己管理，要充分体现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功能。村民在法律上拥有了话语权和自主权。所以民主化是现代农村治理的先导，也是农村现代化的背景，这是投资社会资本的有效土壤。我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起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而这一制度的确立来源于农民长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之所以能够全面推广就在于政策导向的根本转变与农民的现实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生产有了自主权，政治参与有了话语权，社会资本的运行与进一步投资才具备前提。生产合作与经济效益挂钩，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农民的自身利益挂钩，逐渐就形成了具有紧密联系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是在民主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同时也是社会资本投资的成功体现，所以基层民主是社会资本运行的背景。
32制度供给是社会资本运行的保障
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是大陆法系法制精神的集中体现，制度主义是政治学研究在行为主义革命前的主流范式，制度主义重视对制度的研究和阐释，进而通过制度设计将有效合理的制度在政治体系及组织中运行。新制度主义的回归再次把分析的视角聚焦在制度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传统制度主义的命题被非正式制度取替。新制度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开始于经济学领域，这一范式的回归及时地关注了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制度在现实社会的需求，我们认为新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向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过渡。新制度主义的回归也可以认为是市民社会兴起的理论回应，社会资本理论所关注的正是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新型社会区域，市民社会的兴起为民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同时市民社会是矛盾冲突的缓冲地带，为协同发展、互利互惠提供了空间。因此社会资本的运行需要用民主做基础，需要市民社会做依托，需要制度供给做保障。 农村发展建设很多时候都是以政策为指挥棒，而政策不具有长效性，因此需要不同层级的制度进行规定。社会资本的运行与投资同样呼唤制度的关注，同时制度为社会资本的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制度建设应根据地方特点和历史需要而有所差异，但制度建设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什么样的制度算作好的制度，应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把握，这样制度建设本身也就有了长效的机制，至少不会出现制度脱离实际、制度过于刻板等问题。首先，制度建设应该秉持混合原则，波力比阿就认为古希腊的政治成功归结于当时的混合政体，亚里士多德也称赞混合的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有效运行的保障。混合型制度的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能够足够地包容现实中的变量和不确定因素，进而使制度能够发挥长久的作用。其次，制度建设应该是动态平衡的，动态体现的是制度的多向运转，有足够的空间保障信息的有效沟通，这在农村发展中非常必要。再次，制度建设要保证精英和大众的共同参与，农村地区长期存在一言堂式官僚主义作风。只有将利益群体真正纳入决策轨道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有效。制度建设是社会资本运行的保障体现在社会资本作为无形的资源需要有形存在的制度规制和调整。
33文化建设是社会资本运行的基础
公民文化的视角为民主的测量提供相对科学的依据，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成顺从型、地域型和参与型。顺从型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闭塞和信息的流通不畅导致人们仍然处于服从和顺从于当地政治精英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显然缺少民主成分和现代性的成分。地域型也是相对传统的政治文化类型，民主化程度更为局限。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则体现了公民愿意在共同体内广泛地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组织人员的变更。阿尔蒙德很清楚这种理论的划分不具有现实性，因此他说单独的某一种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现实中大多是这三种的混合模式，这种混合模式就是参与型占主要地位的公民文化。这种理论为农村的社会资本投资提供了一种方向，就是要广泛地动员村民和鼓励村民参与到公共决策的制定程序中来。政治参与是形成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从中国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文化对社会资本的投资的价值和作用是另一个维度。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形成了带有中国文化符号的文明体系。用文明的概念来替代文化的概念更能够体现一个民族或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厚重感，在《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再次站在世界格局的变迁角度把世界文明分成了七个主要类型，中华文明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一文明中的思想硕果是否能够为社会资本的投资提供理论支撑，抑或说是否影响着中国社会结构向自治和民主现代的方向发展。刘泽华教授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传统中不蕴含现代性，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王权统治，王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不会产生民主和自治的萌芽。也有学者认为“皇权不下县”的制度传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广阔的自治空间，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鎮理论都论证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甚至有着更为悠久的自治传统。从政治思想本身看，自董仲舒开始把儒学视为官方正学，中国文化的走向始终在儒学思想的正统下与其他思想进行着交流和影响。儒家学说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随着儒学的发展民本思想经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理论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民本思想的确不同于民主思想，但这充分说明中国政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重视人民自主行为的内容。同时“大同思想”和“大一统思想”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指导和支配着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桃花源”。
4结论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执政的科学化，并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农村治理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主化释放农村社会的政治压力，把广大农民的参与诉求转变为决策程序的必经过程。以制度化推动农村社会的法治进程，农村的法制建设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广泛的社会自治是让农村的发展更具活力和能动，而法制建设是为社会自治设防。因此农村社会资本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最终归宿。参考文献：
[1]黎玉琴公共权力——法治与社会资本的积累[J].现代哲学，2009（2）.
[2]何君安，梁忠民论社会资本与政治系统的关系[J].政治学研究，2006（3）.
[3]黄其松社会资本：科尔曼与帕特南的比较[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6）.
[4]邹宜斌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评论，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