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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随着内地推行改革开放，香港大众得以再次循正常途径往返内地，基于实际的生活需要、对内地发展的好奇，以及对中华文化和身份的認同;加上交通相对便捷、旅费相对廉宜等客观条件，促成了大量港人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地往返内地探亲、旅游、公干和进行文化交流。
在这些人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正值青壮年、属于战后成长一代的年轻作者。他们大多在香港出生，或自小就移居香港，在香港接受教育，并在心态上有别于上一代，不再以香港为寄居地或中转站，而是以香港为家，对香港怀有深厚的归属感。与此同时，他们在成长过程里，又于日常生活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学校接触到大量中华文化知识，并受到70年代一系列重要事件影响，包括保钓运动和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等，从而对中华文化怀有相当的认同与向往。
受惠于70年代末香港与内地的新通关条件，这些年轻作者就通过各种机会，到内地游历，寻访向往已久的山水名胜，对照所学，并寻访仰慕已久的作家，包括沈从文和无名氏等人，为他们在香港的文艺刊物制作专辑。这些年轻作者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近至广东，远至东北三省、西南云贵、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他们既会作为数几天的短途旅程①，但亦有许多人一连穿越数个省市，进行盘桓数月的壮游②，并以旅途见闻撰写游记。这些游记记录了内地改革开放之初此一重要历史转折点的种种观察，既有宏观的社会记录，又包含了微观的民生素描，建构出一个丰富多样的中华形象，为香港文学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这些游记的首要特点是，作者的观察既能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同时又能通过略带距离的港人目光，解读内地风土民情，为各地的山川名胜，赋予有别于传统的意义。七八十年代，正是香港文学的自我觉醒期，一些具有浓厚香港本地色彩的经典作品，例如西西的《我城》（1979）、也斯的香港街道诗，都创作于此一时期。至于孕育了当时一代年轻作家的纯文学杂志，如《大拇指周报》（1976）以及《素叶文学》（1980）亦于此一时期创刊。此外，由陈冠中、丘世文、邓小宇、胡君毅等人创办，风靡一代香港青年的时尚刊物《号外》，也在同一时期——1976年诞生。尽管这一代人，都拥有鲜明的港人身份自觉，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文艺风格内敛清新的纯文学作者，抑或拥有强烈香港本地色彩的时尚刊物作家，特别是企图推广一套由规范汉语书面语、粤语口语，再加上英语相夹杂的“号外体”来奠定香港书写特色的《号外》作者群，他们的内地游记，均能够立足于香港人的抽离身份，同时又采取一种亲近的平等视角，去看待在内地的所见所闻，成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所定义的“漫游者”（Fl?neur）。
法国现代哲学家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 L’Invention du Quotidien）③曾指出，人在现代都市往往会服膺于“空间”（L’Espace）的既定内涵、秩序和权力，然而人却能通过“散步”颠覆这种秩序、摆脱“空间”的预设内涵，并通过想象，将他们所遇到的“空间”，转化为个人的诗意“空间”，而这正是“漫游者”的特点。当七八十年代，香港作者于内地穿州过省，观察内地风土民情、游历山川名胜的时候，正是一个不断为内地风物释出崭新意义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作家的这种经验，跟外国游客以异国情调的目光，来审视中国社会的解读大相径庭。因为香港作家对当时内地风物的解读，虽带距离感，但却包含了对中华文化的扎实认识和感情。正如《素叶文学》的代表作家何福仁在游桂林，下榻榕湖饭店，得悉饭店曾经是白崇禧的别墅时，虽坦言“我对白崇禧没有甚（什）么认识”④，但这并非意味，何氏对桂林缺乏文化认同，或对榕湖的山水掌故全然无知、漠不关心。在《榕湖》这篇游记里，何福仁从文化角度，着录了榕湖一带的许多风物，包括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刻有郭沫若题字的“古南门”，以及在电影《刘三姐》中出现过的大榕树。而在介绍另一株盘根于古城门的榕树时，何氏还能道出历代造访过榕湖的骚人墨客——“那榕树……自宋代以来，黄庭坚、范成大、颜延之、徐霞客、康有为等人都看过，看过了而不自觉吧，然后是白先勇。”⑤足见这位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向往，只是他同时作为来自外地的“漫游者”，在这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前，不会轻易滑进一般抒情感伤的思想定势而已。
“漫游者”的优势，正是他们能够不落俗套，以有别于当地人的视点去赋予事物新的价值，挖掘当地人容易忽略的意义，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民生观察。《榕湖》里，就描写了改革开放之初，年轻男女比较公开，但同时又多有矜持的约会情景：“不知道从哪里来了许多的自行车队，趁踏着月色，此上彼落，通常都出双入对，而且都是男和女;开初仿佛互不相识，甚或互不相让，你追我赶，绕湖一周，最后停车在湖畔比较少人的地方，居然喁喁细说起来。”⑥除此之外，何福仁还从景点附近的农家生活片断，发现了都市文化与乡土生活的角力拉扯：“树身如今钉上了保护的告示，不许攀爬放肆，不许放鸡等。”⑦其他作家，诸如俞风、夏婕等人的游记里，也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量民生片断，尤其是崭露头角的个体户和民间小生意──在郑州火车站摆下水盆供旅客洗脸的、在石家庄火车站蹲在一字排开长溜柳条篮后卖红莓的;此外还有不少对外地人而言相当新鲜的经验，包括招待所、华侨宾馆、外汇规管、粮票布票，以及作为游客被围观的种种经验。这些民生观察，对当时的内地百姓而言，或许寻常得不值一提，但而今时过境迁，它们却见证了七八十年代内地的许多民生细节，以及渐遭年轻一代所遗忘的时代记忆。
除了以独特视点记录时代，香港作家的内地游记，也对游记这种非虚构写作的本质，作了深入的反思，其中贡献最突出的，当数本名梁秉钧的作家也斯。也斯生于广东，未及周岁即随家人移居香港，于香港成长、接受教育。1978年，也斯赴美留学，1984年完成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于翌年在香港大学任教，并不时通过学术交流机会造访内地，而这些看似寻常的经历，却正是驱策也斯对于游记此一非虚构文体的本质，作出异于他人省思的关键因素。由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不少香港作家率先造访和书写内地，再加上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的学术背景，令也斯既难以、也无意像其他中文系出身，或受过系统传统文化训练的作者那样去书写内地经验。因此，有别于那些千里迢迢跑去历史名胜景仰一番的游客，也斯更乐于在旅途寻求物与我的直观关系。他以近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反思名胜如何作为“能指”，从而激发出游者某种既定想象和情怀——亦即“所指”的关系，一如他在《如何测量陵墓的中心》所说：“堂皇的陵墓的全景似乎已经不能感动我们，那些积习的文字已经不能发生作用，除非我们可以挑选不同的角度，或者把固定的东西拆碎重组。比起汉武帝的茂陵来，我们更欣赏的是霍去病墓前的石刻。但我们的欣赏已经离开了至高的安排者的原意和比喻：不是赞叹霍去病的英年早逝、战败匈奴的功绩、不会看到一个象征祁连山、凶猛的野兽如何为杰出的将军所驯服。我们滑离了中心的观点，去欣赏那些磨砂石的质地，那些无名匠人顺应自然石形而体现出的妙手灵心。”⑧ 除此之外，也斯通过内地游记的经验，还思考了客观写实的记录功能，与主观艺术提炼在游记这种非虚构写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
所谓游记的作法云云，其实也不外是作者性情的流露。……每个人拿捏的分寸，表现的浓淡，还是关乎性情，当然更牵涉视野，容许活泼多样的个性，才可以有各类不同的散文。⑨
也斯这种强调性情的美学，可说传承自中国古典游记的精神，但也斯对山川名胜的文化省思，也同时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跟不少香港作家一样，也斯的内地游记，往往都以一种消解历史重量的策略去书写名胜。这除了基于香港作家在审视内地山川风物时，带着“漫游者”的距离，同时也跟他们接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观，特别是强调“边缘”“去中心化”的文化观念，以及讲求“轻盈”的文学主张有关。
然而，并非所有香港作家，都以消解历史重量的方式，去书写自己的内地经验，部分作家如黄国彬，都极力在旅途上追寻各地名胜的历史文化重量，而他们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向往，有时甚至令当时的内地百姓感到费解。
黄国彬相信是最早一位于1970年代中港两地推行新通关政策时，申请回内地旅游的香港作家;他同时也是最早一位结集出版内地游记的香港作家⑩。黃国彬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系，返回内地旅游之时，正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是一位深谙西方文学、文化及语言的学者和作家11。然而深厚的西方文化素养，却无碍他对华夏山水和中华文化的热情。1978年当他获准造访内地时，获批目的地是上海，但当火车途经杭州之时，黄国彬却联想到杭州的历史文化，结果竟擅自下车，游览杭州，这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游客尚有极大管制的时代而言，可说是极具风险。不过这趟得来不易的杭州之旅，也为黄国彬的内地游记，留下了一段可堪文艺心理学者玩味的描写。
就在黄国彬游览杭州的翌日，他叫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计划去看大运河的起点，但听到这要求的司机却困惑地说：“那里没有甚（什）么好看，现在只有个鱼市场。”但黄国彬对此却十分费解：“甚（什）么？大运河很少游客去？阖闾的堰渎、夫差的邗沟……民夫数十万在呻吟……”12直到抵达目的地时，黄国彬才明白司机所言非虚，“河面上，一些木船正载着货物缓缓向北漂荡。几个小孩，正赤裸着上身在水里游泳”13。
何福仁、也斯和黄国彬书写山川名胜的差异，似乎仅源于作家的不同才情，实则不尽然。香港战后成长一代作家造访内地之时，正是他们文艺生涯的发轫期，思考与创作俱渐成熟，而在此之前，他们已接触了不同的文艺观念，并形成不同的文艺圈子，创办了推崇不同文艺宗旨的刊物。黄国彬是70年代诗风社的创社成员，该社于1972年创办《诗风》诗刊。《诗风》的创办宗旨是“兼收并蓄，让现代诗和旧诗互相冲击，希望冲击出真正具有新面目的中国现代诗来”，而且刊物除了刊登现代诗创作，亦会刊登“西洋诗的翻译与介绍”“中国旧诗的创作”和“中国旧诗的批评”，具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取向;而也斯的美学观，则建基于欧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观，以及比较文学理论;至于何福仁和其他《素叶文学》作家，在吸收欧美最新文艺理论的同时，也特别重视扎根香港本土生活经验的书写。因此当不同香港作家在七八十年代游历内地时，他们观看与书写内地的方式，均受到既有文艺观念指导，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往往并非只是对景物的客观描摹，而是折射和探索文艺观念的媒介。
过去由于较少论者以现象的角度，去探讨七八十年代香港作家内地游记与作家文艺主张的关系，但随着文艺刊物逐步获数字化和着录到数据库，今日的论者得以更便捷地从宏观的文艺现象角度，去研究这些作品的价值，特别是他们作为非虚构写作予人的启示。通过观照不同文艺观背景作家和他们书写内地山川名胜的方式，将有助我们梳理清楚一些研究非虚构写作的问题。写实与艺术提炼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艺术提炼并不止虚构一途，而联想并不必然是虚构。与此同时，非虚构写作中的写实，也不必然等于客观的叙述，因为正如我们在不同游记中所见到，作者在启程之初，就已经怀着各自的文艺观去“寻找”书写的对象，“观看”本身，就已充满主观性，而如何观看、诠释就更不在话下。“漫游者”虽然能够超然于当地人对当地事物的观察与诠释，但他们的视觉只是另一种主观的视觉，而非客观。■
【注释】
①如西西等一众《素叶文学》作家同游东北。
②如黄国彬沿三峡上游一直往下游游历，以及女作家夏婕孤身赴内蒙古、西藏等地。
③英译书名为：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1984）。
④⑤⑥⑦何福仁：《榕湖》，载《书面旅游》，允晨文化，1990，第105、107、106、108页。
⑧也斯：《如何测量陵墓的中心？》，载《昆明的红嘴鸥》，香港突破出版社，1991，第107-108页。
⑨也斯：《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青文书屋，1996，第81-82页。
⑩黄国彬首本内地游记《华山夏水》于1979年出版。
11除了擅长中文创作，黄国彬还深谙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香港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加拿大约克大学语言文学系、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此外，他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进修意大利文及研究但丁，并以二十多年时间，根据《神曲》原诗的押韵法：三韵体（terza rima）译成《神曲》的三韵体中文全译本。
1213黄国彬：《杭州第二天》，载《华山夏水》，学津书店，1979，第54、54-55页。
（唐睿，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
在这些人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正值青壮年、属于战后成长一代的年轻作者。他们大多在香港出生，或自小就移居香港，在香港接受教育，并在心态上有别于上一代，不再以香港为寄居地或中转站，而是以香港为家，对香港怀有深厚的归属感。与此同时，他们在成长过程里，又于日常生活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学校接触到大量中华文化知识，并受到70年代一系列重要事件影响，包括保钓运动和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等，从而对中华文化怀有相当的认同与向往。
受惠于70年代末香港与内地的新通关条件，这些年轻作者就通过各种机会，到内地游历，寻访向往已久的山水名胜，对照所学，并寻访仰慕已久的作家，包括沈从文和无名氏等人，为他们在香港的文艺刊物制作专辑。这些年轻作者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近至广东，远至东北三省、西南云贵、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他们既会作为数几天的短途旅程①，但亦有许多人一连穿越数个省市，进行盘桓数月的壮游②，并以旅途见闻撰写游记。这些游记记录了内地改革开放之初此一重要历史转折点的种种观察，既有宏观的社会记录，又包含了微观的民生素描，建构出一个丰富多样的中华形象，为香港文学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这些游记的首要特点是，作者的观察既能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同时又能通过略带距离的港人目光，解读内地风土民情，为各地的山川名胜，赋予有别于传统的意义。七八十年代，正是香港文学的自我觉醒期，一些具有浓厚香港本地色彩的经典作品，例如西西的《我城》（1979）、也斯的香港街道诗，都创作于此一时期。至于孕育了当时一代年轻作家的纯文学杂志，如《大拇指周报》（1976）以及《素叶文学》（1980）亦于此一时期创刊。此外，由陈冠中、丘世文、邓小宇、胡君毅等人创办，风靡一代香港青年的时尚刊物《号外》，也在同一时期——1976年诞生。尽管这一代人，都拥有鲜明的港人身份自觉，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文艺风格内敛清新的纯文学作者，抑或拥有强烈香港本地色彩的时尚刊物作家，特别是企图推广一套由规范汉语书面语、粤语口语，再加上英语相夹杂的“号外体”来奠定香港书写特色的《号外》作者群，他们的内地游记，均能够立足于香港人的抽离身份，同时又采取一种亲近的平等视角，去看待在内地的所见所闻，成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所定义的“漫游者”（Fl?neur）。
法国现代哲学家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 L’Invention du Quotidien）③曾指出，人在现代都市往往会服膺于“空间”（L’Espace）的既定内涵、秩序和权力，然而人却能通过“散步”颠覆这种秩序、摆脱“空间”的预设内涵，并通过想象，将他们所遇到的“空间”，转化为个人的诗意“空间”，而这正是“漫游者”的特点。当七八十年代，香港作者于内地穿州过省，观察内地风土民情、游历山川名胜的时候，正是一个不断为内地风物释出崭新意义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作家的这种经验，跟外国游客以异国情调的目光，来审视中国社会的解读大相径庭。因为香港作家对当时内地风物的解读，虽带距离感，但却包含了对中华文化的扎实认识和感情。正如《素叶文学》的代表作家何福仁在游桂林，下榻榕湖饭店，得悉饭店曾经是白崇禧的别墅时，虽坦言“我对白崇禧没有甚（什）么认识”④，但这并非意味，何氏对桂林缺乏文化认同，或对榕湖的山水掌故全然无知、漠不关心。在《榕湖》这篇游记里，何福仁从文化角度，着录了榕湖一带的许多风物，包括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刻有郭沫若题字的“古南门”，以及在电影《刘三姐》中出现过的大榕树。而在介绍另一株盘根于古城门的榕树时，何氏还能道出历代造访过榕湖的骚人墨客——“那榕树……自宋代以来，黄庭坚、范成大、颜延之、徐霞客、康有为等人都看过，看过了而不自觉吧，然后是白先勇。”⑤足见这位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向往，只是他同时作为来自外地的“漫游者”，在这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前，不会轻易滑进一般抒情感伤的思想定势而已。
“漫游者”的优势，正是他们能够不落俗套，以有别于当地人的视点去赋予事物新的价值，挖掘当地人容易忽略的意义，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民生观察。《榕湖》里，就描写了改革开放之初，年轻男女比较公开，但同时又多有矜持的约会情景：“不知道从哪里来了许多的自行车队，趁踏着月色，此上彼落，通常都出双入对，而且都是男和女;开初仿佛互不相识，甚或互不相让，你追我赶，绕湖一周，最后停车在湖畔比较少人的地方，居然喁喁细说起来。”⑥除此之外，何福仁还从景点附近的农家生活片断，发现了都市文化与乡土生活的角力拉扯：“树身如今钉上了保护的告示，不许攀爬放肆，不许放鸡等。”⑦其他作家，诸如俞风、夏婕等人的游记里，也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量民生片断，尤其是崭露头角的个体户和民间小生意──在郑州火车站摆下水盆供旅客洗脸的、在石家庄火车站蹲在一字排开长溜柳条篮后卖红莓的;此外还有不少对外地人而言相当新鲜的经验，包括招待所、华侨宾馆、外汇规管、粮票布票，以及作为游客被围观的种种经验。这些民生观察，对当时的内地百姓而言，或许寻常得不值一提，但而今时过境迁，它们却见证了七八十年代内地的许多民生细节，以及渐遭年轻一代所遗忘的时代记忆。
除了以独特视点记录时代，香港作家的内地游记，也对游记这种非虚构写作的本质，作了深入的反思，其中贡献最突出的，当数本名梁秉钧的作家也斯。也斯生于广东，未及周岁即随家人移居香港，于香港成长、接受教育。1978年，也斯赴美留学，1984年完成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于翌年在香港大学任教，并不时通过学术交流机会造访内地，而这些看似寻常的经历，却正是驱策也斯对于游记此一非虚构文体的本质，作出异于他人省思的关键因素。由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不少香港作家率先造访和书写内地，再加上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的学术背景，令也斯既难以、也无意像其他中文系出身，或受过系统传统文化训练的作者那样去书写内地经验。因此，有别于那些千里迢迢跑去历史名胜景仰一番的游客，也斯更乐于在旅途寻求物与我的直观关系。他以近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反思名胜如何作为“能指”，从而激发出游者某种既定想象和情怀——亦即“所指”的关系，一如他在《如何测量陵墓的中心》所说：“堂皇的陵墓的全景似乎已经不能感动我们，那些积习的文字已经不能发生作用，除非我们可以挑选不同的角度，或者把固定的东西拆碎重组。比起汉武帝的茂陵来，我们更欣赏的是霍去病墓前的石刻。但我们的欣赏已经离开了至高的安排者的原意和比喻：不是赞叹霍去病的英年早逝、战败匈奴的功绩、不会看到一个象征祁连山、凶猛的野兽如何为杰出的将军所驯服。我们滑离了中心的观点，去欣赏那些磨砂石的质地，那些无名匠人顺应自然石形而体现出的妙手灵心。”⑧ 除此之外，也斯通过内地游记的经验，还思考了客观写实的记录功能，与主观艺术提炼在游记这种非虚构写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
所谓游记的作法云云，其实也不外是作者性情的流露。……每个人拿捏的分寸，表现的浓淡，还是关乎性情，当然更牵涉视野，容许活泼多样的个性，才可以有各类不同的散文。⑨
也斯这种强调性情的美学，可说传承自中国古典游记的精神，但也斯对山川名胜的文化省思，也同时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跟不少香港作家一样，也斯的内地游记，往往都以一种消解历史重量的策略去书写名胜。这除了基于香港作家在审视内地山川风物时，带着“漫游者”的距离，同时也跟他们接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观，特别是强调“边缘”“去中心化”的文化观念，以及讲求“轻盈”的文学主张有关。
然而，并非所有香港作家，都以消解历史重量的方式，去书写自己的内地经验，部分作家如黄国彬，都极力在旅途上追寻各地名胜的历史文化重量，而他们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向往，有时甚至令当时的内地百姓感到费解。
黄国彬相信是最早一位于1970年代中港两地推行新通关政策时，申请回内地旅游的香港作家;他同时也是最早一位结集出版内地游记的香港作家⑩。黃国彬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系，返回内地旅游之时，正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是一位深谙西方文学、文化及语言的学者和作家11。然而深厚的西方文化素养，却无碍他对华夏山水和中华文化的热情。1978年当他获准造访内地时，获批目的地是上海，但当火车途经杭州之时，黄国彬却联想到杭州的历史文化，结果竟擅自下车，游览杭州，这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游客尚有极大管制的时代而言，可说是极具风险。不过这趟得来不易的杭州之旅，也为黄国彬的内地游记，留下了一段可堪文艺心理学者玩味的描写。
就在黄国彬游览杭州的翌日，他叫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计划去看大运河的起点，但听到这要求的司机却困惑地说：“那里没有甚（什）么好看，现在只有个鱼市场。”但黄国彬对此却十分费解：“甚（什）么？大运河很少游客去？阖闾的堰渎、夫差的邗沟……民夫数十万在呻吟……”12直到抵达目的地时，黄国彬才明白司机所言非虚，“河面上，一些木船正载着货物缓缓向北漂荡。几个小孩，正赤裸着上身在水里游泳”13。
何福仁、也斯和黄国彬书写山川名胜的差异，似乎仅源于作家的不同才情，实则不尽然。香港战后成长一代作家造访内地之时，正是他们文艺生涯的发轫期，思考与创作俱渐成熟，而在此之前，他们已接触了不同的文艺观念，并形成不同的文艺圈子，创办了推崇不同文艺宗旨的刊物。黄国彬是70年代诗风社的创社成员，该社于1972年创办《诗风》诗刊。《诗风》的创办宗旨是“兼收并蓄，让现代诗和旧诗互相冲击，希望冲击出真正具有新面目的中国现代诗来”，而且刊物除了刊登现代诗创作，亦会刊登“西洋诗的翻译与介绍”“中国旧诗的创作”和“中国旧诗的批评”，具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取向;而也斯的美学观，则建基于欧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观，以及比较文学理论;至于何福仁和其他《素叶文学》作家，在吸收欧美最新文艺理论的同时，也特别重视扎根香港本土生活经验的书写。因此当不同香港作家在七八十年代游历内地时，他们观看与书写内地的方式，均受到既有文艺观念指导，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往往并非只是对景物的客观描摹，而是折射和探索文艺观念的媒介。
过去由于较少论者以现象的角度，去探讨七八十年代香港作家内地游记与作家文艺主张的关系，但随着文艺刊物逐步获数字化和着录到数据库，今日的论者得以更便捷地从宏观的文艺现象角度，去研究这些作品的价值，特别是他们作为非虚构写作予人的启示。通过观照不同文艺观背景作家和他们书写内地山川名胜的方式，将有助我们梳理清楚一些研究非虚构写作的问题。写实与艺术提炼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艺术提炼并不止虚构一途，而联想并不必然是虚构。与此同时，非虚构写作中的写实，也不必然等于客观的叙述，因为正如我们在不同游记中所见到，作者在启程之初，就已经怀着各自的文艺观去“寻找”书写的对象，“观看”本身，就已充满主观性，而如何观看、诠释就更不在话下。“漫游者”虽然能够超然于当地人对当地事物的观察与诠释，但他们的视觉只是另一种主观的视觉，而非客观。■
【注释】
①如西西等一众《素叶文学》作家同游东北。
②如黄国彬沿三峡上游一直往下游游历，以及女作家夏婕孤身赴内蒙古、西藏等地。
③英译书名为：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1984）。
④⑤⑥⑦何福仁：《榕湖》，载《书面旅游》，允晨文化，1990，第105、107、106、108页。
⑧也斯：《如何测量陵墓的中心？》，载《昆明的红嘴鸥》，香港突破出版社，1991，第107-108页。
⑨也斯：《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青文书屋，1996，第81-82页。
⑩黄国彬首本内地游记《华山夏水》于1979年出版。
11除了擅长中文创作，黄国彬还深谙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香港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加拿大约克大学语言文学系、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此外，他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进修意大利文及研究但丁，并以二十多年时间，根据《神曲》原诗的押韵法：三韵体（terza rima）译成《神曲》的三韵体中文全译本。
1213黄国彬：《杭州第二天》，载《华山夏水》，学津书店，1979，第54、54-55页。
（唐睿，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