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深度调整期，“一带一路”战略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转型抓手之一。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中国需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要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和投资布局，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金融支持是“一带一路”战略驱动的血液，政策性与开发性金融又是重中之重。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正处在改制关键期，一边须快速调整内部结构，加大对国家战略的支持;一边须调和各种矛盾，接受自营性和政策性业务分账等要求。如何通过改革强化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要求，又面临哪些问题和难点？对此，《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董事长李若谷。
李若谷：“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发展重点更加突出。
适应性调整
《财经国家周刊》：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至今，进出口银行有针对性地做了哪些工作？制定并实施了哪些规划？落实情况如何？
李若谷：过去十年，进出口行已经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做了许多工作。截至2015年9月末，进出口行支持“一带一路”相关项目2057多个，覆盖沿线49个国家，贷款余额超过4693亿元。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发展重点更加突出。目前，已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立足政策性职能定位，制定了《中国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落实方案》。
未来，将紧扣“一带一路”重点方向和重点国别，着力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产业投资、产能、能源资源合作、海上合作、跨境人民币业务、企业“走出去”等领域，为密切中国与沿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
为更好落实相关政策和规划，首先要做好相关项目储备。为此，须将“一带一路”区域发展规划与沿线沿路国家的具体需要相结合，确定重点项目清单，并根据“一带一路”的市场特点创新产品和服务，配备一支熟悉“一带一路”市场、具有丰富国际实践经验的人才队伍。
其次，要做好每年的工作安排，包括确定阶段性目标和工作计划，分阶段完成任务。通过制定具体化措施、细化时间表、明确责任分工、设置专项考核指标等，确保相关政策和规划的有效落实。
进出口银行先后投入并运营了11支股权投资基金。其中，涉及“一带一路”的基金有三支，分别是东盟基金、欧亚基金和中东欧基金。
《财经国家周刊》：在您看来，针对“一带一路”，政策性银行在产品设计、融资模式和范围、服务对象等方面应有哪些具体变化？整个产品设计体系会否产生适应性改变？
李若谷：“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大部分为处于正在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正努力实现经济复苏的发达国家。尽管各国国情不同，发展中国家普遍需要提高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能力，公路、铁路、港口和电力等基础设施薄弱;而发达国家面临基础设施老化、再工业化、创新不足等现实困难。
我国的金融机构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时，不论是产品体系、融资模式，还是服务领域，都应充分结合区域现实需求，立足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助力发达国家改造和更新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同时，由于“一带一路”区域之广、国家之多、情况之复杂可谓空前，不可能实行统一的信贷政策或运用相同的产品设计原则。
必须因地制宜、“一国一策”，针对各国及项目具体特点开发不同产品，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担保条件、服务模式上灵活掌握，确保提供与当地经济产业政策、规划、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金融服务。
《财经国家周刊》：进出口银行旗下拥有十多支产业基金，运作模式和现状如何？将怎样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接下来会否加大布局力度？
李若谷：为更好地支持产业发展和中外合作，进出口银行先后投入并運营了11支股权投资基金。其中，涉及“一带一路”的基金有三支，分别是东盟基金、欧亚基金和中东欧基金。
东盟基金已结束了一期投资，投资了8个东盟国家若干基础设施、资源能源项目，目前正在筹备基金二期。欧亚基金即将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已储备一批项目。中东欧基金也已签约和跟踪了一批项目。
同时，进出口行还参与设立了丝路基金，将得到上述这些基金的密切配合，如中东欧基金就已向丝路基金推荐了若干项目。
此外，进出口银行还通过机制创新，以投贷结合、混合贷款等方式支持“一带一路”项目。随着合作的扩大，项目的成熟，成果的实现，这些基金的规模是有可能扩大的，但目前主要是在现有规模下做好每一个项目。
《财经国家周刊》：与商业基金相比，这11支基金在模式和收益上有何异同？
李若谷：要经营好这些直接融资工具，实现基金的高效运营，在资金、人才等要素运作方式上可以依照商业模式，但资金来源上不能完全使用商业性资金。
商业性资金具有回报率要求较高的特点，而沿线沿路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处在发展初期，许多项目的回报率无法与商业基金回报率看齐，资金的来源要多元化，尽量降低筹资的成本。 未来，这11支基金将继续强化市场化机制建设，围绕“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制造业2025”等重大战略，合理扩大规模和支持覆盖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助力。
调和矛盾，统筹改制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进出口银行外设机构的发展状况如何？据悉，一些金融机构还未针对“一带一路”建立牵头部门和负责机制，诸多部门和分支行对业务皆有涉及，权责难清。您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进行机构和资源的整合？
李若谷：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已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目前已在海外设立了巴黎分行，以及东南非、圣彼得堡、西北非3家海外代表处。但应看到，与庞大的海外业务体量相比，进出口行的海外机构数量还远远不够。
海外机构少，意味着金融服务不能很好地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带一路”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其原因之一，是进出口银行在此问题上没有自主权。
希望通过本次政策性银行改革，能够在海外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给予进出口银行更大灵活度。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了解到，我国的金融机构常在境外项目上无序竞争，即我国的资本“走出去”缺乏顶层设计，对此您怎么看？
李若谷：搞“一带一路”不要一哄而上，千军万马一起来，而要根据国别以及具体项目的情况成熟一个做一个，不能搞恶性竞争。
沿线沿路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最初的一段时间应该以优惠资金和投资为主。
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前，进出口银行就已在沿线国家做了大量工作，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高效的业务推进机制。战略提出之后，进出口银行设立了工作领导小组、优化评审流程、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实施信贷规模倾斜、设置专项考核指标等，鼓励经营单位开展“一带一路”项目。
除此之外，国家层面的政策安排亦不可缺少。应当对“一带一路”融资机制有统筹安排。
比如，属于政府行为的对外援助性贷款业务不应多头对外，这也是国际惯例。而商业业务，由于自身必须具备盈利性，可以交给市场进行配置。
《财经国家周刊》：当下是三家政策性银行改制的关键时期，这对“一带一路”有何具体影响？改制方案提出了资本充足率等约束条件以及政策性和自营性业务分账等具体要求，这将如何体现在“一带一路”战略之中？又如何平衡政治账和经济账？
李若谷：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是为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增强其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改革方案中对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要求，从根本上看是有助于提高银行服务“一带一路”能力的。建立资本约束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银行的精细化管理能力、风险控制水平、产品定价水平，提高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政策性银行也需要实现保本微利、自负盈亏的目标，否则难以为继。
但在改革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政策性业务特点，在财税支持、审慎性监管、风险补偿方面予以差异化政策。同时，要抓紧推进政策性银行立法，制定专门的政策性银行监管标准。
必须在商业化运作、战略考虑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寻求平衡，不可能全部要求最优。一些业务即使不能获得很高的资金回报，但是我们的产品、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了，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了，就是值得的。
如果能够通过实实在在的海外投资和对外援助项目，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的关系继续稳固50年，这将成为比经济收益更为宝贵的战略资源。
具体业务开展中，一定要找平衡点，即战略意义较大的项目，经济利益可少一些;其他项目也要尽量体现亲、诚、惠、容的精神。
建好项目库，培育耐心、信心
《财经国家周刊》：据悉，国开行已建立了超过900个项目、规模8000多亿元的项目库。您对于金融机构“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的建设有何建议？如何避免一哄而上，做到有的放矢？
李若谷：建好项目储备库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工作，固然重要，但如何筛选、运作、落实项目才是重中之重。
在项目筛选方面，其一是以东道国为主，采取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重原则，要与东道国的发展规划相结合，使项目的建成真正造福当地人民。
其二，要以重点领域关键节点项目为抓手。优先选择符合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六大路网建设方向，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区域经济融合，辐射效应大、带动作用强的项目。
其三，要以能发挥我国资金、产品、技术和工程建设能力等综合优势为依托，使我们的优势与当地的优势相结合，从而聚合更大优势。
具体到项目运作和落实方面，关键需要加强统筹协调，尤其是大型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国家多，情况各异且復杂，因此如何在宏观和总体上进行协调，发挥现有平台和机制的优势，尽快解决“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困难，把项目做成，这是最关键的。
要使“一带一路”战略能让沿线沿路国家和人民真正了解，从各国具体国情出发进行对接，推动实施方案细化、技术标准统一，以促进关键节点项目尽快落地。
交通、能源、农业、矿产等，将以各国情况来因地制宜地布局，且这些部门均为发展中国家所急需的，都是我们支持的重点。
《财经国家周刊》：具体到项目甄选，存量项目与新增项目的规模、程序以及负责机制等，您有何建议？在甄选项目上，国开行拥有信贷评审委员会这一特色的审贷机制，进出口银行的特点及优势是什么？
2015年10月7日，由中国港湾工程公司承建的阿比让港口扩建项目开工仪式当日在阿比让港举行。该项目合同金额9.334亿美元，85%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买方信贷，项目预计将于2019年7月完工。
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尽早培训国内外的人员。
首先，要对使领馆的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真正了解“一带一路”战略及规划，由他们与驻在国政府和各界人士沟通，求得共识。其次，要培训东道国的人员，让他们也了解“一带一路”战略，并提出如何把“一带一路”战略与他们各自国家的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制订具体的项目规划。
我们在与沿线沿路国家的合作中，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工作机制、与各国政府良好的工作关系及充足的项目库，这些都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落实。
《财经国家周刊》：“一带一路”的金融体系构建是个漫长过程，不但巨量资金需求和政策性金融的经营压力有矛盾，“一带一路”战略本身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耐心和信心。为此，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李若谷：在“一带一路”合作中，资金始终是最重要，没有资金不可能实现“一带一路”的构想。
首先，要加大中国自己的投入，特别要适当加大“两优”贷款的数量，发挥好政策性资金的杠杆作用，使之成为推动“一带一路”的“敲门砖”和“助推器”。
其次，要动员沿线沿路国家加大投入。“一带一路”建设资金缺口规模之大，凭中国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的，因此，必须动员沿线沿路国家都积极参与，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第三，积极探索创新融资模式，动员发达国家政府、多边机构、企业和民间资金积极投入具体项目，这是实现“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
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决定了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敢于支持一些资金投入大、风险高、运作周期长，但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或社会效益的项目，承担资金先期投入的职责，发揮引导和示范作用。对于开展这类政策性业务所造成的亏损，我认为可由国家贴息、减免税或者银行的非政策性业务的盈利来弥补，以保证银行的可持续运营。
为了吸引和鼓励国内企业到这些国家、地区投资创业，应尽快设立海外投资保险机构。
政府层面，前期还要利用优惠资金和投资来建基础设施，为吸引投资、完善市场打基础。对于金融机构，应鼓励创新，对失败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对于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银行，则应有优惠政策。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中国需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要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和投资布局，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金融支持是“一带一路”战略驱动的血液，政策性与开发性金融又是重中之重。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正处在改制关键期，一边须快速调整内部结构，加大对国家战略的支持;一边须调和各种矛盾，接受自营性和政策性业务分账等要求。如何通过改革强化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要求，又面临哪些问题和难点？对此，《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董事长李若谷。
适应性调整
《财经国家周刊》：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至今，进出口银行有针对性地做了哪些工作？制定并实施了哪些规划？落实情况如何？
李若谷：过去十年，进出口行已经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做了许多工作。截至2015年9月末，进出口行支持“一带一路”相关项目2057多个，覆盖沿线49个国家，贷款余额超过4693亿元。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发展重点更加突出。目前，已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立足政策性职能定位，制定了《中国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落实方案》。
未来，将紧扣“一带一路”重点方向和重点国别，着力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产业投资、产能、能源资源合作、海上合作、跨境人民币业务、企业“走出去”等领域，为密切中国与沿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
为更好落实相关政策和规划，首先要做好相关项目储备。为此，须将“一带一路”区域发展规划与沿线沿路国家的具体需要相结合，确定重点项目清单，并根据“一带一路”的市场特点创新产品和服务，配备一支熟悉“一带一路”市场、具有丰富国际实践经验的人才队伍。
其次，要做好每年的工作安排，包括确定阶段性目标和工作计划，分阶段完成任务。通过制定具体化措施、细化时间表、明确责任分工、设置专项考核指标等，确保相关政策和规划的有效落实。
《财经国家周刊》：在您看来，针对“一带一路”，政策性银行在产品设计、融资模式和范围、服务对象等方面应有哪些具体变化？整个产品设计体系会否产生适应性改变？
李若谷：“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大部分为处于正在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正努力实现经济复苏的发达国家。尽管各国国情不同，发展中国家普遍需要提高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能力，公路、铁路、港口和电力等基础设施薄弱;而发达国家面临基础设施老化、再工业化、创新不足等现实困难。
我国的金融机构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时，不论是产品体系、融资模式，还是服务领域，都应充分结合区域现实需求，立足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助力发达国家改造和更新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同时，由于“一带一路”区域之广、国家之多、情况之复杂可谓空前，不可能实行统一的信贷政策或运用相同的产品设计原则。
必须因地制宜、“一国一策”，针对各国及项目具体特点开发不同产品，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担保条件、服务模式上灵活掌握，确保提供与当地经济产业政策、规划、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金融服务。
《财经国家周刊》：进出口银行旗下拥有十多支产业基金，运作模式和现状如何？将怎样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接下来会否加大布局力度？
李若谷：为更好地支持产业发展和中外合作，进出口银行先后投入并運营了11支股权投资基金。其中，涉及“一带一路”的基金有三支，分别是东盟基金、欧亚基金和中东欧基金。
东盟基金已结束了一期投资，投资了8个东盟国家若干基础设施、资源能源项目，目前正在筹备基金二期。欧亚基金即将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已储备一批项目。中东欧基金也已签约和跟踪了一批项目。
同时，进出口行还参与设立了丝路基金，将得到上述这些基金的密切配合，如中东欧基金就已向丝路基金推荐了若干项目。
此外，进出口银行还通过机制创新，以投贷结合、混合贷款等方式支持“一带一路”项目。随着合作的扩大，项目的成熟，成果的实现，这些基金的规模是有可能扩大的，但目前主要是在现有规模下做好每一个项目。
《财经国家周刊》：与商业基金相比，这11支基金在模式和收益上有何异同？
李若谷：要经营好这些直接融资工具，实现基金的高效运营，在资金、人才等要素运作方式上可以依照商业模式，但资金来源上不能完全使用商业性资金。
商业性资金具有回报率要求较高的特点，而沿线沿路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处在发展初期，许多项目的回报率无法与商业基金回报率看齐，资金的来源要多元化，尽量降低筹资的成本。 未来，这11支基金将继续强化市场化机制建设，围绕“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制造业2025”等重大战略，合理扩大规模和支持覆盖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助力。
调和矛盾，统筹改制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进出口银行外设机构的发展状况如何？据悉，一些金融机构还未针对“一带一路”建立牵头部门和负责机制，诸多部门和分支行对业务皆有涉及，权责难清。您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进行机构和资源的整合？
李若谷：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已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目前已在海外设立了巴黎分行，以及东南非、圣彼得堡、西北非3家海外代表处。但应看到，与庞大的海外业务体量相比，进出口行的海外机构数量还远远不够。
海外机构少，意味着金融服务不能很好地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带一路”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其原因之一，是进出口银行在此问题上没有自主权。
希望通过本次政策性银行改革，能够在海外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给予进出口银行更大灵活度。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了解到，我国的金融机构常在境外项目上无序竞争，即我国的资本“走出去”缺乏顶层设计，对此您怎么看？
李若谷：搞“一带一路”不要一哄而上，千军万马一起来，而要根据国别以及具体项目的情况成熟一个做一个，不能搞恶性竞争。
沿线沿路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最初的一段时间应该以优惠资金和投资为主。
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前，进出口银行就已在沿线国家做了大量工作，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高效的业务推进机制。战略提出之后，进出口银行设立了工作领导小组、优化评审流程、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实施信贷规模倾斜、设置专项考核指标等，鼓励经营单位开展“一带一路”项目。
除此之外，国家层面的政策安排亦不可缺少。应当对“一带一路”融资机制有统筹安排。
比如，属于政府行为的对外援助性贷款业务不应多头对外，这也是国际惯例。而商业业务，由于自身必须具备盈利性，可以交给市场进行配置。
《财经国家周刊》：当下是三家政策性银行改制的关键时期，这对“一带一路”有何具体影响？改制方案提出了资本充足率等约束条件以及政策性和自营性业务分账等具体要求，这将如何体现在“一带一路”战略之中？又如何平衡政治账和经济账？
李若谷：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是为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增强其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改革方案中对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要求，从根本上看是有助于提高银行服务“一带一路”能力的。建立资本约束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银行的精细化管理能力、风险控制水平、产品定价水平，提高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政策性银行也需要实现保本微利、自负盈亏的目标，否则难以为继。
但在改革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政策性业务特点，在财税支持、审慎性监管、风险补偿方面予以差异化政策。同时，要抓紧推进政策性银行立法，制定专门的政策性银行监管标准。
必须在商业化运作、战略考虑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寻求平衡，不可能全部要求最优。一些业务即使不能获得很高的资金回报，但是我们的产品、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了，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了，就是值得的。
如果能够通过实实在在的海外投资和对外援助项目，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的关系继续稳固50年，这将成为比经济收益更为宝贵的战略资源。
具体业务开展中，一定要找平衡点，即战略意义较大的项目，经济利益可少一些;其他项目也要尽量体现亲、诚、惠、容的精神。
建好项目库，培育耐心、信心
《财经国家周刊》：据悉，国开行已建立了超过900个项目、规模8000多亿元的项目库。您对于金融机构“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的建设有何建议？如何避免一哄而上，做到有的放矢？
李若谷：建好项目储备库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工作，固然重要，但如何筛选、运作、落实项目才是重中之重。
在项目筛选方面，其一是以东道国为主，采取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重原则，要与东道国的发展规划相结合，使项目的建成真正造福当地人民。
其二，要以重点领域关键节点项目为抓手。优先选择符合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六大路网建设方向，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区域经济融合，辐射效应大、带动作用强的项目。
其三，要以能发挥我国资金、产品、技术和工程建设能力等综合优势为依托，使我们的优势与当地的优势相结合，从而聚合更大优势。
具体到项目运作和落实方面，关键需要加强统筹协调，尤其是大型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国家多，情况各异且復杂，因此如何在宏观和总体上进行协调，发挥现有平台和机制的优势，尽快解决“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困难，把项目做成，这是最关键的。
要使“一带一路”战略能让沿线沿路国家和人民真正了解，从各国具体国情出发进行对接，推动实施方案细化、技术标准统一，以促进关键节点项目尽快落地。
交通、能源、农业、矿产等，将以各国情况来因地制宜地布局，且这些部门均为发展中国家所急需的，都是我们支持的重点。
《财经国家周刊》：具体到项目甄选，存量项目与新增项目的规模、程序以及负责机制等，您有何建议？在甄选项目上，国开行拥有信贷评审委员会这一特色的审贷机制，进出口银行的特点及优势是什么？
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尽早培训国内外的人员。
首先，要对使领馆的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真正了解“一带一路”战略及规划，由他们与驻在国政府和各界人士沟通，求得共识。其次，要培训东道国的人员，让他们也了解“一带一路”战略，并提出如何把“一带一路”战略与他们各自国家的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制订具体的项目规划。
我们在与沿线沿路国家的合作中，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工作机制、与各国政府良好的工作关系及充足的项目库，这些都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落实。
《财经国家周刊》：“一带一路”的金融体系构建是个漫长过程，不但巨量资金需求和政策性金融的经营压力有矛盾，“一带一路”战略本身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耐心和信心。为此，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李若谷：在“一带一路”合作中，资金始终是最重要，没有资金不可能实现“一带一路”的构想。
首先，要加大中国自己的投入，特别要适当加大“两优”贷款的数量，发挥好政策性资金的杠杆作用，使之成为推动“一带一路”的“敲门砖”和“助推器”。
其次，要动员沿线沿路国家加大投入。“一带一路”建设资金缺口规模之大，凭中国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的，因此，必须动员沿线沿路国家都积极参与，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第三，积极探索创新融资模式，动员发达国家政府、多边机构、企业和民间资金积极投入具体项目，这是实现“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
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决定了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敢于支持一些资金投入大、风险高、运作周期长，但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或社会效益的项目，承担资金先期投入的职责，发揮引导和示范作用。对于开展这类政策性业务所造成的亏损，我认为可由国家贴息、减免税或者银行的非政策性业务的盈利来弥补，以保证银行的可持续运营。
为了吸引和鼓励国内企业到这些国家、地区投资创业，应尽快设立海外投资保险机构。
政府层面，前期还要利用优惠资金和投资来建基础设施，为吸引投资、完善市场打基础。对于金融机构，应鼓励创新，对失败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对于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银行，则应有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