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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祥林嫂”与“春桃”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极为经典的两个人物形象，面对相似的社会背景两人却做出不同的选择，也有了完全迥异的结局。通过对两者简单的对比不难发现，女性只有人格独立，经济独立，才有机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关键词： 祥林嫂 《春桃》 《祝福》 女权解放从鲁迅许地山先生的时代已历经近百年变迁，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女权主义也得以发展，但和日新月异的生活巨变相比，女权主义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时代，时至今日如“春桃”那般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仍被不少人误解为时代异类，“祥林嫂”的悲剧依旧会在这个社会上演。因此，《祝福》与《春桃》的研究和对比在当今社会有了极为现实的意义。
女性要独立，女权要发展；女性如何独立？女权如何发展？通过对两篇文章的简单对比我们得出一些思考。
一、经济独立是女性独立的决定因素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1]。与丈夫失散的春桃，独自一人流浪北京，成为北漂，当过洋人的“阿妈”，也在平常人家打过杂，最后谋得一份捡烂字纸换灯儿的营生。不管职业如何，她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自己，甚至养活了和自己同居无业的刘向高，生活中她完全占据主动，刘向高也对她言听计从。反观祥林嫂就要悲惨得多，“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2]。对于她来说，物质资料的满足已是最高的追求，只要工作的地方有吃有喝，物质与金钱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正是这种不太成熟的想法导致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在中国古代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礼教压抑，女性地位普遍低下，甚至被当做生育工具或者奴隶，但这种地位差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受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维影响，大多数女性较少甚至不能参加社会劳动，不能取得经济独立养活自己，失去独立的人格。
二、人格独立是女性独立的重要条件
“所谓人格独立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中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3]。暂且不谈人格独立中的政治诉求，单就追求真理，祥林嫂与春桃就有巨大差异。《祝福》文本中，“我”与祥林嫂的第一次对话就是祥林嫂追问灵魂的有无，此时祥林嫂是无助的，别人说有便是有说无便是无，没有独立判断能力，其后被强行带走、被迫改嫁、听柳妈的话，认为自己死后真会下地狱、到庙上捐门槛等一系列可怜又可气的举动也都做了有力印证。《春桃》中，刘向高多次直呼春桃“媳妇儿”，可春桃明确表示她并非他的“媳妇儿”，还让他不要乱叫，之后再遇失散多年的丈夫李茂，春桃不顾他人看法亦然决定照顾李茂，可李茂却嫌春桃与刘向高同居，怕让别人知道，会看他笑话。春桃斩钉截铁地回应：“现在，我是我自己，我做的事，绝不会玷着你。”[4]当李茂和刘向高商量如何解决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时，春桃明确说：“我不能由你们派。”[5]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春桃尊重自己的人格，勇敢追求真理，最终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得到了自由与自主。通过对两位近乎相同困境的女主人公对比，两人的行为处事产生巨大差异，结局亦让人唏嘘。
三、社会发展是女性独立的必要保障
祥林嫂的悲剧更像是一场慢性自杀，纵使被大多数人奚落嘲笑，鲁镇上的居民也不会恶毒到想让祥林嫂死掉，但祥林嫂确乎是死了。她的死看似和任何人无关，却可以说鲁镇上的每一个人都算帮凶，柳妈卫老婆子的嘲笑、鲁四爷的嫌弃厌恶、“我”的回避闪躲代表三种对待“祥林嫂”的典型态度，亦是千千万万国人对待与祥林嫂一般有类似悲惨遭遇的女性最普遍的三种态度，显而易见这三种态度对困境的解决并无任何益处。李茂和刘向高对“春桃”的安排多次疑惑顾虑的原因大多因此。人言可畏。社会压力舆论的导向，通常都不幸的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由此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如若“祥林嫂”与“春桃”都是以男性角色出现，则故事定会大不相同。对于“祥林叔”来说，断弦续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的妻子说不定就是柳妈介绍，身为主人的鲁四老爷还会讨上两杯喜酒。“春桃哥”和两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不过是中国古代千千万万个家庭里最平凡的故事，很难写成一本精彩且深刻的小说。在社会发展繁荣的今天，“春桃”的行为依旧不能让人接受，但反观如若出现“祥林叔”的行径于德于法也都是不容。这能否算是社会发展对女性权利的公平一种变相进步？
因为社会发展程度不同，集体生活环境素质不同，个人的处境是大为不同的。无论是“祥林嫂”的悲愤离去还是“春桃”最后的平凡生活，其背后所指的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千千万妇女相似而又不同的命运，她们需要赢得社会的关怀，为自由与权利得到努力并付出认同。“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因此如果有一个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训好的社会公民的”[6]。拥有宽松的社会环境，对女性持更加平等尊重的态度，女性争取自身权益的路途总归会走得更平坦些。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著.张仲实，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0.
[2]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04
[3]许地山.春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07.
[4][英]弗兰西斯·培根，著.何新，译.人性的探索培根随笔全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02.
指导老师：李仲凡
关键词： 祥林嫂 《春桃》 《祝福》 女权解放从鲁迅许地山先生的时代已历经近百年变迁，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女权主义也得以发展，但和日新月异的生活巨变相比，女权主义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时代，时至今日如“春桃”那般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仍被不少人误解为时代异类，“祥林嫂”的悲剧依旧会在这个社会上演。因此，《祝福》与《春桃》的研究和对比在当今社会有了极为现实的意义。
女性要独立，女权要发展；女性如何独立？女权如何发展？通过对两篇文章的简单对比我们得出一些思考。
一、经济独立是女性独立的决定因素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1]。与丈夫失散的春桃，独自一人流浪北京，成为北漂，当过洋人的“阿妈”，也在平常人家打过杂，最后谋得一份捡烂字纸换灯儿的营生。不管职业如何，她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自己，甚至养活了和自己同居无业的刘向高，生活中她完全占据主动，刘向高也对她言听计从。反观祥林嫂就要悲惨得多，“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2]。对于她来说，物质资料的满足已是最高的追求，只要工作的地方有吃有喝，物质与金钱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正是这种不太成熟的想法导致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在中国古代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礼教压抑，女性地位普遍低下，甚至被当做生育工具或者奴隶，但这种地位差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受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维影响，大多数女性较少甚至不能参加社会劳动，不能取得经济独立养活自己，失去独立的人格。
二、人格独立是女性独立的重要条件
“所谓人格独立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中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3]。暂且不谈人格独立中的政治诉求，单就追求真理，祥林嫂与春桃就有巨大差异。《祝福》文本中，“我”与祥林嫂的第一次对话就是祥林嫂追问灵魂的有无，此时祥林嫂是无助的，别人说有便是有说无便是无，没有独立判断能力，其后被强行带走、被迫改嫁、听柳妈的话，认为自己死后真会下地狱、到庙上捐门槛等一系列可怜又可气的举动也都做了有力印证。《春桃》中，刘向高多次直呼春桃“媳妇儿”，可春桃明确表示她并非他的“媳妇儿”，还让他不要乱叫，之后再遇失散多年的丈夫李茂，春桃不顾他人看法亦然决定照顾李茂，可李茂却嫌春桃与刘向高同居，怕让别人知道，会看他笑话。春桃斩钉截铁地回应：“现在，我是我自己，我做的事，绝不会玷着你。”[4]当李茂和刘向高商量如何解决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时，春桃明确说：“我不能由你们派。”[5]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春桃尊重自己的人格，勇敢追求真理，最终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得到了自由与自主。通过对两位近乎相同困境的女主人公对比，两人的行为处事产生巨大差异，结局亦让人唏嘘。
三、社会发展是女性独立的必要保障
祥林嫂的悲剧更像是一场慢性自杀，纵使被大多数人奚落嘲笑，鲁镇上的居民也不会恶毒到想让祥林嫂死掉，但祥林嫂确乎是死了。她的死看似和任何人无关，却可以说鲁镇上的每一个人都算帮凶，柳妈卫老婆子的嘲笑、鲁四爷的嫌弃厌恶、“我”的回避闪躲代表三种对待“祥林嫂”的典型态度，亦是千千万万国人对待与祥林嫂一般有类似悲惨遭遇的女性最普遍的三种态度，显而易见这三种态度对困境的解决并无任何益处。李茂和刘向高对“春桃”的安排多次疑惑顾虑的原因大多因此。人言可畏。社会压力舆论的导向，通常都不幸的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由此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如若“祥林嫂”与“春桃”都是以男性角色出现，则故事定会大不相同。对于“祥林叔”来说，断弦续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的妻子说不定就是柳妈介绍，身为主人的鲁四老爷还会讨上两杯喜酒。“春桃哥”和两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不过是中国古代千千万万个家庭里最平凡的故事，很难写成一本精彩且深刻的小说。在社会发展繁荣的今天，“春桃”的行为依旧不能让人接受，但反观如若出现“祥林叔”的行径于德于法也都是不容。这能否算是社会发展对女性权利的公平一种变相进步？
因为社会发展程度不同，集体生活环境素质不同，个人的处境是大为不同的。无论是“祥林嫂”的悲愤离去还是“春桃”最后的平凡生活，其背后所指的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千千万妇女相似而又不同的命运，她们需要赢得社会的关怀，为自由与权利得到努力并付出认同。“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因此如果有一个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训好的社会公民的”[6]。拥有宽松的社会环境，对女性持更加平等尊重的态度，女性争取自身权益的路途总归会走得更平坦些。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著.张仲实，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0.
[2]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04
[3]许地山.春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07.
[4][英]弗兰西斯·培根，著.何新，译.人性的探索培根随笔全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02.
指导老师：李仲凡